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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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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张宗友教授近十余年来研习古典目录学的论文选集。共选文十四篇，涉及《别录》、《七略》、《晋中经簿》、《七录》、《七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代表性书目，以及刘向、刘歆、荀勖、王俭、阮孝绪、朱彝尊、纪昀及王重民等著名目录学家。古典目录学兼具学术史性质，关涉古典学术之各个层面；虽是入门之学，但在学术史、文化史、思想史等不同视角之观照下，可以深入讨论的问题极多，本书研究深入，多有创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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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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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友，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安徽金寨人。致力于经学文献学、古典目录学、朱彝尊及清代学术史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百层次”项目等各类课题多项。主编《清代学术史研究丛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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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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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圖表索引一
叙録一
卷一
壹領校群書，略序洪烈:論劉向、歆父子與文獻傳承
貳《晋中經簿》解題考
叁《七志》提要體例考
肆《七録》分卷考
伍《七録》小序考
陸《古今書最》發微
柒《隋書·經籍志》總序釋評辨正
卷二
捌傳承與開新:朱彝尊《經義考》的文獻典範意義
玖回顧與前瞻:朱彝尊目録學研究的現狀與取徑
拾論《四庫全書總目》的稱名問題
拾壹《四庫全書總目》易類提要辨正
拾貳《四庫全書總目》儒家類存目書提要辨正
——兼論存目書提要與著録書提要之差异
拾叁《四庫全書總目》研究之省思
——基於《春秋地名考略提要》的學術史考察
拾肆論王重民先生的四庫學成就
徵引書目
後記
人名索引一
圖表索引
圖表索引
表一《别録》（《七略》《漢志》）分類表（頁一四）
表二一《隋志》分卷著録表（頁四五）
表二二《束皙傳》所載汲冢竹書信息（頁六六）
表四一阮氏著述簡目三本异同表（頁一〇一）
表四二阮氏著述簡目（汪刻本）分項表（頁一〇二）
表四三阮氏著述簡目分項表（頁一〇五）
表四四《七録》著録統計表（頁一〇九）
表四五《七録·經典録》（汪刻本）著録統計表（頁一一二）
圖四《七録目録·經典録·易部》文字异同示意圖（頁一一三）
表四六《七録·佛法録》（汪刻本）著録統計表（頁一一四）
表四七《七録》著録比較表（頁一一五）
表四八《七録》著録分項統計表（頁一一六）
表四九《隋志》著録總數表（頁一二〇）
表四一〇《七録》各録平均每種、每帙卷數表（頁一二一）
表四一一《七録》分卷擬測表（頁一二七）
表五《七録》《隋志》尚書類小序對照表（頁一五〇）
表六一《古今書最》統計表（頁一六一）
表六二梁代官書藏地及官目表（頁一八三）
表六三《古今書最》所載《七録》著録表（頁一八七）
表六四《七録目録》統計表（頁一八八）
表六五《七録序録》著録數字比較表（頁一八九）
表八《經義考》内容與體制結構示意圖（頁二一九）
表九一《清代目録提要》著録朱彝尊書目一覽（頁二三七）
表九二《全唐詩未備書目》題解比較（頁二四三）
表一〇“四庫提要”之能指（頁二八五）
表一三朱彝尊序文對照表（頁三三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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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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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書緣起
先秦學術，掌於王官，司理典籍，當有目録，官法治要，學問存焉。故目録之學，所起甚遠，《詩》《書》之序，稱名喻類，標揭指趣，即其萌芽。迨至向、歆父子，領校群籍，撰成《别録》《七略》，分爲六略三十八種，小序作述群書源流，書録撮舉各著大旨，體例云備，斯學告成。自兹以降，類略有四分、七分、十二分之别，而經、史、子、集四部奠定於中古;解題則由叙録而傳録、輯録，乃至題跋記、藏書志，諸體大盛於清代。言其類别，或分官簿、史志、私目，鼎足而三;或曰綜合、專科、特種，畛域分明。撰者繼起，信校讎之總匯;代有佳構，實學術之淵棷。
昔阮士宗創“簿録”之部，隸次群目;鄭漁仲設“校讎”一略，縱論得失。晁氏書志，收藏家用求崖略;直齋解題，治學者藉覈异同。王應麟匯集藝文，考證《漢志》;馬端臨通録經籍，裁取衆説。精研流别，澹生堂首倡“通”“互”;遠承儉《志》，紅雨樓以傳述學。遵王敏求，究圖書之遞藏，辨别尤精;竹垞博綜，考經學之統緒，條析甚明。天禄琳琅，載板本之承傳;《總目》欽定，集目録之大成。讎校佞宋，題識盛於蕘圃;考索書目，佚籍備於山房。若實齋通義，深明道術精微;而文史考鏡，最重學術源流。西莊商榷乙部，揭橥讀書之門徑;文襄作育人材，推美治學之良師。任公西學，納諸史表;太炎好古，徵彼闕文。孫德謙由委溯源，舉例纂微;陳援庵沿波挹流，四庫探勝。開示方法，汪辟疆講論於南雍;燭照幽微，余嘉錫授學於京師。治者日衆，成果益豐。姚名達撰就學史，規模甚至;項士元通考簿録，多聞守約。或廣校讎，勒爲專著;或抒己見，單篇别行。千帆競秀，騰蛟起鳳;學脉承紹，踵美繼興。
方今東西會同，學術昌明，斯編蔚起，欣逢其盛。守正出新，冀發未盡之覆;薈粹群言，庶臻益進之境。大雅君子，幸屬意焉。
金寨張宗友，壬寅冬寫於南大啓園
壹領校群書，略序洪烈:論劉向、歆父子與文獻傳承
漢代劉向（字子政。前七九—前八。彭城人）、劉歆（字子駿。前五〇—二三）父子領校群書，是中國學術文化史上的一大盛舉，其意義，可能僅次於孔子對《六經》之整理與傳授。當孔子之世，周室衰微，舊王官之學逐漸瓦解，《六經》不再爲王官所獨專，孔子遂能以之作育人才，並且有教無類，開創私學傳統。時百家蠭出並作，盛况空前。至秦漢之世，以周天子爲共主的封建制帝國，一舉變爲以皇帝爲元首的郡縣制中央集權帝國，而迄至成帝世，與西漢一代政治體制、意識形態相適應的文獻體系却没能建構起來。這正是劉向、歆父子校書的歷史使命所在。
長期以來，關於劉向、歆父子領校群書這一重大文化事件，學術界以《漢書》（《楚元王傳》《藝文志》等篇）及《新序》《説苑》等文獻爲依據，分别從校勘學、目録學、政治學、思想史等層面進行了縝密的研究，取得了諸如《劉向歆父子年譜》（錢穆著，見《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劉向評傳》（徐興無著）等爲代表的學術成果，堪稱豐碩。近年來，從文獻文化史的角度來發掘重大文化事件的文獻傳承價值關於文獻文化史的理論建構與學術意義，詳程章燦《“文獻文化史”主持人語》（《南京大學學報》，二〇一三年第三期，頁一一〇）、《書籍史研究的回望與前瞻》（《文獻》，二〇二〇年第四期，頁四—一五），趙益《從文獻史、書籍史到文獻文化史》（《南京大學學報》，二〇一三年第三期，頁一一〇—一二一）、《論中國古代文獻傳統的歷史獨特性:基於中西比較視野的思考》（《文史哲》，二〇二〇年第一期，頁一二三—一三二）等文之討論。，成爲重新思考、發現歷史真實及其意義的重要視角。準乎此，以下試從三個方面討論劉向、歆父子在文獻傳承上的重大貢獻。
一、 校理典籍，形成傳世文獻的官方定本
上古之世，知識壟斷於巫、史之手，文化典籍由周天子任命的官員掌握，文獻傳承即依賴於官守相繼、師弟傳授。關於王官之職掌與先秦典籍之興起、學術之發生，章學誠在《校讎通義·原道第一》中表述得最爲精要:
古無文字。結繩之治，易之書契，聖人明其用曰:“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爲治爲察，所以宣幽隱而達形名，蓋不得已而爲之，其用足以若是焉斯已矣。理大物博，不可殫也，聖人爲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亦從而紀焉。有官斯有法，故法具於官;有法斯有書，故官守其書;有書斯有學，故師傳其學;有學斯有業，故弟子習其業。官守學業皆出於一，而天下以同文爲治，故私門無著述文字。私門無著述文字，則官守之分職，即群書之部次，不復别有著録之法也。章學誠《校讎通義》卷一，載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頁九五一。
“私門無著述文字”的狀况按:羅根澤先生“遍考周秦古書，參以後人議論，知離事言理之私家著作始於戰國，前此無有也”。因撰《戰國前無私家著作説》一文:上篇“實證”，包括“戰國著録書無戰國前私家著作”“漢志所載戰國前私家著作皆屬僞托”“左國公穀及他戰國初年書不引戰國前私家著作”“春秋時所用以教學者無私家著作”等四節;下篇“原因”，包括“孔子以前書在官府”“戰國前無産生各家學説之必要”“僞托古人以堅人之信”等三節（載氏著《諸子考索》，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頁一三—六二）。徵引繁富，立論堅確，將章學誠“私門無著述文字”之説實證化、具體化。，到了春秋時期得以打破，因爲王室衰微帶來的一大後果就是王官之學開始失散，流播民間，王官對於文獻傳承的壟斷權開始分散，向民間下沉;諸子之學應運而生，王官之學的核心文獻——《六經》，就成爲諸子的學術淵藪。諸子百家根源於但又不拘泥於王官之學，各騁其説，以取合諸侯，而儒、墨二家尤稱顯學。各家學説通過師弟、父子相傳，學派精神或核心文獻往往經過數代人之手，呈現出一種層累式增益的生成特點。這種生成特點，决定了某一學派的核心文獻往往處在不斷增益以及流動的過程之中——其起點當然要追溯到春秋時期。只有當社會的進程發生劇烈改變，某一學説及其核心文獻失去了繼續增益的可能性時，該學派的代表性著述纔有可能最終凝固下來余嘉錫《古書單篇别行之例》:“古之諸子，即後世之文集……既是因事爲文，則其書不作於一時，其先後亦都無次第。隨時所作，即以行世。論政之文，則藏之於故府;論學之文，則爲學者所傳録。迨及暮年或其身後，乃聚而編次之。”（載氏著《古書通例》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頁九三）李零《從簡帛古書看古書的經典化》:“除了經歷史淘汰，剩下來的古書，還有我們從垃圾箱裏撿回來的古書，就是我們講的簡帛古書。……比如上海博物館收藏的楚國竹簡，我能分出來的種類至少有一百種。當然，這一百多種，全都是單篇。”（載氏著《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修訂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二〇〇八年，頁四七一）。通過《漢志·諸子略》可以看到，雖然某一學術流派的文獻通常以該派核心人物命名，但並不意味著該文獻僅僅反映核心人物的思想;事實上，它是一個學派精神創造的集合體，而且還經過了劉向、歆父子校書群體嚴密的校勘與精心的取捨。
時代巨變意味著既有權威的消解，失去禁忌與封鎖的知識群體必然帶來思想學術的繁榮，各種新文獻因此不斷産生。秦始皇統一六國，使諸子學説得以繼續存在與發展的慣性被打破。始皇三十四年（前二一三）推行的焚書政策，使六國文獻與諸子學説遭受巨大劫難，大批文獻被焚，或隱伏民間，不得行世。這種局面直到漢惠帝四年（前一九一）廢除挾書之律後纔得以改觀。經過漢初數代的徵求遺書、建策置官，存世文獻纔又大量集中、充盈於官府。
劉向、歆父子領校群書，對存世典籍進行了全面的校理，使先秦以來的傳世文獻，首次有了官方定本。這是劉向、歆父子在文獻傳承方面最大的學術貢獻。
劉氏父子所撰《别録》《七略》，後來亡佚，所校文獻總量，只能依據班固《漢志》的記載:
大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引按:班氏自注云:“入三家，五十篇，省兵十家。”）班固《漢書》卷三〇，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頁一七八一。
由於班固《藝文志》是在《别録》《七略》基礎上删省移增而成的按:“删”指删去各書之書録，而僅保留簡略之題注;“省”指“省兵十家”，即省去《兵書略》中的十家;“移”指散《輯略》之小序於各略、各類之後;“增”指“入三家，五十篇”。清代學者姚振宗俱有考證，如指出所入三家爲劉向、揚雄、杜林等。（參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條理》卷六，見王承略、劉心明主編《二十五史藝文經籍志考補萃編》第三卷，清華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一年，頁四五三），所以，劉氏父子所校文獻總量，當據班氏自注加以推算，而實際上應該是:六略，三十八種，六百零三家，一万三千二百一十九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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