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不管是前辈、祖先还是远房表亲，所有其他人的想象产物，不论对于我们的道德生活有什么用处，都不可能是把道德生活简化。拿过往的（或原始的、或古典的、或异国情调的）意象当作矫治智慧的一种来源，用来给残缺的精神生活加上义肢（这种意象一直支配着众多的人文主义思想和教育实践），这是种贻害无穷的想45法，因为它引领我们去期盼“经由接触依循与我们不同的思路而建构起的思想世界，可以减小我们的不确定性”，然而事实上它们却扩大了我们的不确定性。荷姆斯从巴厘岛学到的，以及我们再从荷姆斯那里学到的，其实是一个有力的感性从与另一个同样有力（甚至更为有力）的感性的一次遭遇中，得到了视野的扩展，但代价却是其内心自在的失落。
之前被我称为“道德想象的社会史”，并宣称为“特里林之辈的批评家以及与我本人同列的人类学家共同事业”的那种工作，与我们学科里的某些流行观点所认定的相较起来，显得比较不那么单纯直接。文学意图的重现（“奥斯汀所想要传达的”），或是文学反应的隔离（“哥伦比亚的学生所想要从她的作品中看到的”）；文化内在意义的重构（“巴厘岛人的火葬仪式作为种姓制度的剧场”），或是跨文化的一致性之确立（“葬礼之火的神灵显化象征”）本身，都不能将此种事业导向正途。奥斯汀关于女性荣誉的严谨观点，或者现代主义者对于她的反身虚构性（reflexive fictionality）的爱好；巴厘岛人所抱持的“除了这个世界所能汇聚出的雄浑的衡平之力以外，位阶秩序不可能被打破”的观念，以及“君王之死自古以来皆重于泰山”的观念：这些东西都不过是这样一种历史的粗原料罢了。它的主旨应是关于“那些得到其中某些人向往倾慕的精神状态（mentalities），构成了另外一些人所向往倾慕的精神状态。”
无论是为了巴厘岛或是为了欧美，也不管是以一名批评家还是一名民族志学家的身份，就这个主题写东西或者去教授这个主题，就等于是尝试去或多或少地穿透这个由诠释学的涉入（her-meneutical involvement）所构成的纠葛，具一定精确度地安顿它所衍生的思维与情感的不确定性，并将这些不确定性安置在一组社会框架之中。这样一项工作几乎没有解开上述纠葛或排除不确定性，事实上如我前文所述，它反而是更恼人地使这些症结引人注目。但这么做，至少（或说可以）将上述纠葛和不确定性摆在一组可以理解的语境中，而且等到某些计量史学家（cliometrician）、社会生物学家或者深层语言学家真的意图奋力去解开斯芬克司（Sphinx）之谜时，这个工作必将是不可回避的。
若要找一个文学上的范例，以与我发展中的人类学上的范例并行、互动，以说明这种分析将具体呈现为何种样态，并使读者了然于这种分析所要求的心智运动之类同性（不论你处理的是你自己的文化或是别人的文化、文本或是事件、诗或是仪式、个人的回忆或是集体的幻梦），比较好的做法是去看一下保罗?福塞尔（Paul Fussell）的近著《大战与现代的记忆》（The Great War and Modern Memory）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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