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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著名学者哈贝马斯、阿拉斯泰尔?汉内、陈嘉映亲自撰文，高度评价。
2.哲学史、思想史和大学通识教育读本。本书原版于1972年推出，以后基本上每四年修订一次，其作为教材和参考读物的使用价值已经得到了数十年时间近十个语种的检验。上海译文出版社于2016年最大幅修订出版。
3.当代北欧著名哲学家、挪威科学院院士希尔贝克倾力之作。叙述离我们*远又*近的哲学史，浓缩对世界和人自身的认识与洞见，展现理性论辩与多元智慧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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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奎纳尔·希尔贝克、尼尔斯·吉列尔所著的《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到当下修订版)》是一部经典长销、影响深远的哲学思想史作品。初版于1972年，以后屡次修订、充实。除了两个挪威语版本(尼诺斯克语和博克马尔语)、三个北欧其他语言的版本(瑞典语、丹麦语、冰岛语)之外，还相继被译成德语、俄语、英语、乌兹别克语、汉语、塔吉克语、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法语、阿拉伯语，*近还推出了波斯语和阿尔巴尼亚语的版本。作为教材和参考读物，本书已得到数十年间近二十个语种的检验。
本书作者是当代北欧哲学家，在哲学史和哲学理论两方面皆有深厚造诣，其运思以融会分析哲学传统和大陆哲学传统为特征。本书通过对诸多哲学传统的比较来展现西方哲学的概貌，通过对哲学历史的叙述来揭示哲学思维的特点，通过结合社会政治和科学人文的背景来勾画各哲学流派的发展脉络。全书围绕哲学核心问题，不仅着眼于历史语境，与过去的哲学家展开对话，而且将视线延至当下，与罗尔斯、罗蒂和哈贝马斯等当代哲学家进行对话。
本书的中译本(2004，2012)根据2001年劳特利奇出版社的英译本A Histry of WesternThought：From Anclent Greece to theTwentieth Century译出，并根据作者建议，把2000年挪威语版所收原著的中译附在各章末尾。201 5年作者对原书有关章节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和补充，译者也梳理了读者对前两版中译本的反馈意见，对有关译文作了仔细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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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奎纳尔·希尔贝克，1937年出生，当代北欧重要的哲学家之一。20世纪60年代曾担任著名哲学家赫尔伯特?马尔库塞的助教，现为挪威卑尔根大学荣休教授、挪威科学院院士、德国柏林大学和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客座教授。从《虚无主义》到《现代性的实践学》，再到近期出版的《时代之思》、《多元现代性：一个斯堪的纳维亚经验的故事》等，希尔贝克已经用挪威语、德语、英语和法语出版了十几部著作。
尼尔斯·吉列尔，1947年出生，挪威卑尔根大学荣休教授，著作有《巫师与人文主义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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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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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章 前苏格拉底哲学，附带浏览古代印度思想和古代中国思想
节 古希腊城邦——共同体中的人
泰勒斯
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米尼
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和芝诺
居间的立场：恩培多克勒和阿那克萨戈拉
德谟克利特
毕达哥拉斯学派
第二节 古代印度思想和古代中国思想之一瞥
印度哲学的背景
《奥义书》
佛教哲学
《薄伽梵歌》
孔子
道家哲学
思考题
进一步阅读的建议
原始文献
二手文献
原著选读
注释
第二章 智者派和苏格拉底
节 智者派
高尔吉亚
色拉叙马霍斯
普罗泰哥拉
第二节 苏格拉底
思考题
进一步阅读的建议
原始文献
二手文献
注释
第三章 柏拉图——理念论和理想国
节 知识和存在
理念和知识
理念和善
爱和教育
对理念论的一些批评
理念和整体
几个类比
理念论和人的角色
第二节 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善
教育和社会分层
权力和能力
男子和妇女
第三节 艺术的伦理责任
思考题
进一步阅读的建议
原始文献
二手文献
原著选读
注释
……
第四章 亚里士多德——自然秩序和作为“政治动物”的人
第五章 后期古典时期
第六章 中世纪
第七章 自然科学的兴起
第八章 文艺复兴与现实政治——马基雅佛利和霍布斯
第九章 怀疑和信念——处于中心的人
第十章 作为一个体系的唯理论
第十一章 洛克——启蒙和平等
第十二章 经验主义与知识批评
第十三章 启蒙运动、自由主义和功力主义
第十四章 康德——哲学中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第十五章 人文学科的兴起
第十六章 黑格尔——历史和辩证法
第十七章 马克思——生产力和阶级斗争
第十八章 克尔凯郭尔——生存和反讽
第十九章 关于我们对人的看法的争论
第二十章 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第二十一章 社会科学的兴起
第二十二章 自然科学的新进展
第二十三章 当代哲学概观
第二十四章 现代性和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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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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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研究哲学？一个简单的回答是：我们之所以研究哲学，是因为在我们随身携带的精神行装中，就已经包括了哲学——不管我们是不是已经知道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好还是对它多一些了解！
为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用下面这个悖论作为例子。有些人相信他们不应该夺取人类性命。但同时他们又相信他们应当保卫他们的国家。那么当战争爆发时，他们该做什么呢？如果参军，他们将与“不得杀害他人”的规则发生冲突。这个悖论有没有一个解答？比方说，是不是其中一个规则比另一个规则更基本——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为什么？这些人还必须问，特定情境下的军事行动在多大程度上将拯救生命；他们必须对自己的各种规则作彻底检验。对这些问题，我们追究得越深入，我们的工作就越富有哲学意味。
以这种问题和回答的形式出现的种种哲学预设，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而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它们的存在。领悟这些预设，借助于这些预设而进行思维，这不仅涉及某种个人性质的东西（我们设法使自己变得更好），而且涉及某种普遍的东西——我们是在尽可能寻求一些称得上真理的洞见。如果我们这样行事，我们就是以哲学的方式行事了。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从别人已经想过的东西、已经做过的事情那里获得教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研习哲学”。
我们还可以问：哲学可以教给我们什么？今天，凡我们能认识的东西，难道不都是由科学教给我们的吗？即使科学无法为规范和价值提供理由，我们也可以通过诉诸法律来解决这些规范性问题。比方说，我们的社会已经取缔了种族歧视——这样的话，还有什么留给哲学来做呢？
但假如有一个社会还把种族歧视当作合法的事情，假如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我们是不是还必须尊重这样的歧视呢？如果我们不愿意这样做，我们或许可以诉诸禁止种族歧视的国际人权决议。但我们如何来说服那些拒绝人权决议的人呢？我们或许还可以在寻求辩护的道路上再往前走一步：我们可以诉诸宗教信念，或者一些我们认为不言自明的基本的正义原则。但我们如何才能说服那些具有不同宗教信念的人，或那些把其他原则当作不言自明的人呢？
为寻找一个可能的答案，我们可以先做以下的反思。知道什么和相信自己知道什么，这两者是不同的；它们之间的区别，相当于这样两种情况的区别：一是拥有充足的理由去主张某事是真的、对的，一是并没有这样的理由来做这样的主张。这样，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知道某些规范是具有普遍约束力这个问题，就成了我们是否拥有充分理由来主张这些规范之普遍性的问题。但这样一些理由并不是单属个人的：一个理由假如是有效的，那就是对每个人都有效的，而且不管它是由谁来表述的，都具有同等的效力。一个使我们有权利声称拥有知识的理由，因而就是一个在批判性检验和相反论据面前站得稳的理由。只有那些经受住持有不同观点的人的自由而公开检验的主张，才称得上是有效的主张。“一个合理的主张会是什么”，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个看法，我们由此可以得到一点了解了；在这个看法中，就可能包括着一些哲学的（伦理的）问题。
人们通常把“是什么”的问题和“应当如何”的问题区别开来，并且说科学是对“是什么”的描述和说明，但它无法解释为什么“应当如此”。这个区别听起来好像满有道理：科学（比方说）可以描述我们是如何学习的，但不告诉我们为什么应当学习。也就是说，科学可以向我们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想要达到一个特定目标（比方说，以尽可能好的成绩通过考试），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一些东西。我们还可以解释，为什么如果想要得到某份工作，我们就应当参加那场考试。但是，这些“应当”的问题包含着一些相对的目标，这些目标对于其他目标来说是手段；而我们为什么应该选择这个手段——目标系列中的那个终目标，却无法由科学来提供答案。
但是，通过澄清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也就是说，通过说明推动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们的行动的后果是什么、存在着哪些可以选择的方案，科学仍然可以对我们的态度和行动产生重要影响。而且，科学可以搞清楚，人们通过他们的言行表明他们相信什么是对的、好的，因而揭示规范在社会中是怎样发生作用的。但从所有这些有关规范的事实，并不能推出结论说某些规范就是具有普遍的约束力的。
因此，当（比方说）人类学家在描述一个社会中的规范的时候，他们的意思是这些规范在这个社会中是“有约束力”的。但这并不是说这些规范对于我们是有约束力的，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同的社会中；这也不是说，这些规范就因为生活在那个社会中的人们相信是有约束力的而真的就是有正当理由的（比方说，用人作为求雨的祭品）。举个例子说，有一个社会实行将生理或心理不健全的婴儿遗弃的做法，我们可以对这个社会的规范作出理解，但不认可这些规范是正当有效的。承认某些规范在发生作用，就好像它们具有约束力一样，与认可这些规范是普遍有效的，不是同一回事。
我们将不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讨论，否则我们就是在导论中写整部教科书了。我们只希望表明这样一点：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规范性问题，可以把我们引向各个不同学科部门，也可以把我们引向哲学。这样做的目的，是表明从事哲学的研习是有意义的。
关于科学和哲学的关系这个复杂的问题，我们想补充一个简短的评论：科学的成果，是由构成有关科学项目之基础的种种概念预设和方法论预设所共同决定的。为说明这一点的实际意义，我们可以来看一个具体问题，比方说建造一个水电站；这个问题既可以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也可以从生态的角度来分析；既可以从技术的角度来分析，也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或者，也可以从不同的群体的角度来分析。这些不同的角度照亮了所研究问题的不同方面，就此而言，单单一个角度是无法告诉我们有关那个问题的全部真相的。要理解“实际情况究竟如何”，不管是建造一个水电站，还是对学校系统作集中管理，我们都必须熟悉有关问题的不同角度。如果我们把这种对不同角度的分析称作一种哲学反思，我们就可以说，当我们面对不同学科提出的问题的时候，这样的哲学反思是恰当的——在一个因为专业化而原子化的文明中，它有助于我们维持某种总体视野。
上面我们设法表明哲学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当我们在这个导论中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是受了我们自己对哲学中心问题之特点的理解的引导。其他作者可能会强调其他一些问题、其他一些思维方式。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本书的框架就是由我们前面所指出的东西所构成的：本书是一本强调自然权利的问题、强调科学和科学合理性的扩展的欧洲哲学史概论。这张地毯上有许多丝线，但这两条是迄今为止长、重要的。
与其他哲学史介绍相比，我们设法避免一些众所周知的陷阱。一部哲学史著作总是带着作者的学术视角、背景知识、研究领域和文化取向的印迹。因此，每一种历史叙述都代表了先前思想的一个视角。不可避免地，人们会强调历史的多样性当中自己觉得相关的、重要的东西。没有人有能力通过中立的眼镜来阅读马基雅弗利、马克思和海德格尔。作者如果认为自己能够从一种永恒的视角出发或者从上帝的眼光出发写一部哲学史或任何其他历史叙述，那是一种幻想。这是哲学史家的命运，不管他们愿意还是不愿意。历史学家不是吹牛大王，不可能把自己拉出自己的学术和文化环境之外。
以往的哲学家们也声称自己说出了真理。他们不仅对他们自己的时代、也对我们的时代提出了挑战。要重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我们就必须对他们所说的东西采取一个立场。这样做的前提，是我们有能力建立一种使我们有可能把自己的观点与他们的观点相对质的对话。一种从事哲学思考的哲学史之所以不同于一种对过去思想的二手重构，其缘由就在这里。
在建立与过去哲学家对话的同时，我们还设法在他们自己预设的基础上对他们进行理解。对于所说出的那些话，我们既希望去倾听，也希望去回应。
但在有些领域中，本书区别于现行的一些哲学通史。人们通常都承认，现代开端之际的科学革命对通行的世界观形成了挑战，提出了新的认识论问题和伦理学问题。因此在所有哲学通史书中我们都看到对哥白尼、开普勒和牛顿的讨论。我们同意这种观点。但我们也认为，人文科学的兴起和社会科学当中的革命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传统教科书一般仅限于讨论古典自然科学对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人类观的影响，本书则再往前走一步。与达尔文、弗洛伊德、涂尔干和韦伯的名字相联系的那些科学，都提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哲学挑战。因此，在本书中，读者将发现我们对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心理分析作了相当详细的讨论。
对一个哲学文本，你是可以用不同方式来阅读的。在阅读本书之前，记住这一点是很有帮助的，不管你决定是从一开始就阅读哲学文本，还是等读完了本书再读哲学文本。这些方式包括：
1.首先，设法理解所说的内容。这里有必要强调原始文本的重要性。但为了把握哲学问题，阅读教科书的评论常常会有所帮助。在阅读原始文本时，重要的是要把任何原始文本都看作是它所从属的文本整体的一部分，并且从来自思想史的一个较广视角出发来看待这个文本。
2.但是这个文本也来自一个社会，这个社会既对这个文本产生影响，或许也受到该文本的影响。因此在一个历史语境中看待这个文本是有好处的。这也可以包括社会学分析和心理学分析。比方说，研究家庭背景、社会地位或政治利益可能如何下意识地影响了作者及其同时代人。
3.但是一份哲学文本的主要目的是表达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为真的某种东西。要把握住这些文本中的这个哲学核心，就必须追问在多大程度上事情确实就如它们所说的那样。这要求与文本进行某种形式的对话：你提出自己的观点，与文本中的观点和论据进行对质。在这种对话中，被承认有分量的，只是好的论据。哲学家们不满足于发现黑格尔说了什么，也不满足于设法发现黑格尔的思想是如何受到他那个时代的社会的影响的；哲学家们还希望知道，他的思想是不是有效、在多大程度上有效。
哲学的主要任务是提问，这件事情必须靠我们自己来做，但别人可以在我们提问的过程中提供一些帮助。在一本书的末尾——甚至在一本书的开头——找到那种“终极”回答，这种可能是不存在的。但是，正如老子曾经说过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第二节 马丁?海德格尔——经由诗艺
对海德格尔来说，西方的历史决不是向着光明和幸福的一次胜利进军。相反，这历史弥漫着一种根本性的衰落，从前苏格拉底时期一直到我们的时代。人们越是强烈地想用理论概念和技术成就去把握各类本质，就越是会遗忘根本的东西。因此，历史就是一个命中注定的衰落过程，从根本的东西堕落到对非根本的东西——不管它是理论洞见、技术力量还是生活方式——的无力的探寻。
柏拉图标志着这个方向上的较早一步。他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存在都置于理念的套索之下。后来，哲学和理论科学，以日益增长的力量和扩张趋势，进一步发展了这个倾向，直到理念的套索把所有现象一网打尽。类似的，技术发展在实践上的发展和理论发展相平行。任何事物都要置于理性的控制之下： 自然、社会甚至人。但是，谁控制谁呢？是思想还是缺乏思想？这些到底是明智行动，还是对新事物(但本质上还是旧东西)的阻挡不住、只顾眼前的追逐？
一方面，海德格尔是一个存在主义者(参见第二十三章)。他关注本真的和非本真的存在、关注我们独一无二的意识、我们的选择以及“非我莫属”的死亡。他可以说是一个现象学家，在他的著作《存在与时间》(1927)中，他对人的存在的基本特征作了描述： 我们基于我们的“筹划”来理解世界。没有这种塑造性的筹划，我们是无法理解世界的，现象总是按照每个特定的筹划而显现为自身的。包含在这样一个筹划中的洞见，既可以用陈述来表达，也可以一直隐而不显，就像存在于我们对锤子和锯子的熟悉把握中的“默会知识”那样。
我们的理解是可以发展和深化的。这总是发生在某种我们自认为已经知道的东西的背景上。我们根据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来看待新事物。因此，我们从来不是没有预设的。但是对我们迄今为止所具有的那些预设，我们可以进行调和和重塑。因此，我们的洞见是会改变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在改变着我们自己——我们在自我塑造，因为我们(可以说)不仅遵循着明确的假设，而且遵循着那些“我们所是”的、我们常常并不意识到的基本的内在预设。这样，诠释学过程之发生的层次深深切入个人，比起那种把明确表达的假说付诸检验的假说演绎研究来，要更深一层。但是，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诠释学主要不是诸种方法当中的一种方法。诠释学是人类认知的基本模式。我们在已知的和未知的、部分和整体之间来回摇摆，所以在我们的探索中我们会发现新的侧面，也许会认识得更好，更真切——但总是作为会犯错误的造物。
从文化政治的视角(这并非他的视角)来看，海德格尔好像是一位物化和历史意识之丧失的批判者——与存在主义对大众社会的批判(克尔恺郭尔、雅斯贝斯、马塞尔)相一致。但是，在这背后的是海德格尔的全盘批判： 那些人试图“照亮”这阴沉的发展，而海德格尔与他们这种虚幻的努力毫不妥协！生活在技术的统治之下，是我们的命运；如果采取肤浅的解决办法，我们只会跌回它的罗网。危机笼罩着整个欧洲历史，科学理性和技术是这种危机的主要例证。因此，必须在深的层次上，在遮蔽着被遗忘的、根本的东西的地方，寻求一种转变。
那么，什么是根本的东西？它不是“本质”。它既不是一个神，也不是一条原则。根本的东西是靠我们很近，但我们却对之感到陌生。但是，我们可以回到柏拉图思想占优先地位之前的时代，通过那个时代的哲学家来重新发现根本的东西。海德格尔认为，它就是“在者之在”，一种对于现代人来说依然是谜一样的东西。我们必须学会倾听语言，这样，根本的东西就会对我们言说。语言是一种敞开，特别是诗性语言，它对难以传达的东西特别敏感。真正的艺术之所以重要，是出于同样的理由。语言就是言语。我们通过言语来传达我们自己。通过表达我们自己，我们传达我们的所是。因此，我们不仅谈论某物，而且通过言语，我们传达我们自己。通过言语我们表达我们的当下状态。我们的处境得到了传达。我们传达我们的情绪，作为对世界和对我们自己的一种揭示性关系。这就是它一直所采取的方式。但是，这种对我们是谁、我们如何存在以及对我们的情绪的传达，从科学语言到诗歌具有不同的形态。在诗歌中，我们所说的东西较不重要。关键是对一种特别的情绪的传达，作为对通向存在的某种在的方式的揭示。因此，诗歌在确立意义、开启世界方面是积极有为的。通过阅读一个民族的诗歌，我们可以了解他们的存在样式和心态。用这种方式，我们也可以更容易地发现我们自己。海德格尔很看重诗歌、语言。语言是人的居所。诗歌是我们的创造性地再创作和现实化。语言的贫乏化，通过空谈、陈词滥调、闲谈而出现的语言的贫乏化，是人的本质的贫乏化。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是诗人，而不是科学家或政治家，才是先锋。诗人和诗性哲学家们是揭示人的被遮蔽本质的先锋。理性的讨论，不管发生在城邦中、课堂里还是在实验室内，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都不占显著位置。这样的讨论，尽管它有不少成就，并不是真正根本性的东西。
海德格尔，这位诗性哲学家，不是一位普通的历史哲学家。在反思历史的时候，他看到的是泰初有言[道]。作为现代性及其根源的一位非政治批判者，他是一以贯之的“家居思想家”(oikologist)： 对海德格尔来说，由乡村生活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农民和手艺人的日常生活，与异化和无根的都市生活相比，是不那么堕落而更为本真的。他是一位田园思想者，觉得田园生活比都市生活更有乐趣。以其非凡的“双重反思”方式，海德格尔是一个“家园思想家”： 人类诗意地生活在大地上，他们以审慎的思想(logos)关切他们的家政(oikos)。在本土的、特产的东西中，他看到某种不失为本真——同时也普遍的东西。对这个观点，他并不进行论证——就论证这个词的通常意义而言。要论证的话，语言是(尚)不充分的。但是，他试图诗意地传达根本的东西。他对现代性及其根源的批判，是经由诗艺而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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