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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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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轴线史话》的出版是对北京市中轴线申遗工程的响应与助力，本书集纳了10位有关中轴线历史文化的专家，他们在各自领域深耕多年，有很多人更是相关领域的权威，比如阎崇年、谭烈飞、郭豹、徐志长、郑毅等人。他们从中轴线上的建筑讲起，用专业知识，为建筑立传，以深厚的文化积淀，讲述北京历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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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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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稿是一本有关北京中轴线建筑历史的通俗读物。本书稿先从整体上介绍了北京中轴线的缘起、演进以及文化渊源，后选取了中轴线上的先农坛公园、天坛公园、天桥、前门、天安门广场、故宫、钟鼓楼七个大景观进行了详细介绍。其中不仅介绍了这七个大景观的发展、演变足迹，还介绍了其中一些重要建筑的发展轨迹以及流传在民间的历史故事。本书稿作者团队包括朱祖希、董绍鹏、徐志长、赵兴力、郭豹、谭烈飞、阎崇年、郑毅等人，他们都曾在前文中提到的公园、博物馆等机构任职多年，是研究北京中轴线建筑、文化的专家。本书稿文笔流畅、史料丰富，有利于读者了解北京中轴线的历史文化，有利于民族文化的发展传承，进而增强本民族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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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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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史地民俗学会是北京市民政局社团办直接导的社会团体，充分发挥首都优势和史地民俗特色，紧密团结和依靠首都广大历史、地理、民俗研究者和爱好者，努力创新工作思路，各项工作全面开展、稳步推进。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是北京东城区文旅局下属的文化单位，不仅为民众提供阅读空间和图书资源，还不定时举行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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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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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轴线文化渊源（朱祖希? 北京地理学会原副理事长）
先农坛史话（董绍鹏? 先农坛古代建筑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天坛史话（徐志长? 北京天坛公园原总工）
天桥史话（赵兴力? 天桥民俗文化保护办公室主任）
前门史话（郭豹? 北京正阳门文物管理处主任）
天安门广场史话（谭烈飞? 北京地方志办公室原副主任）
故宫史话（阎崇年? 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
钟鼓楼史话（郑毅? 北京钟鼓楼文物保管所原所长）
中轴线遗闻逸事（勾超? 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秘书长）
番外：在后海过慢时光（郭宗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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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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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象征，既是某一地域各文化圈文化能量的集结地，同时也是该地域文化能量的辐射中心。而作为城市最高形式的都城，更是一个国家文化网络的中心。
北京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几个朝代的首都所在地，无论是其宫殿建筑还是山川园林都展现着中华文化的魂魄，流淌着时代特有的神韵，而北京城中轴线
就是其集大成者。
当我们在阳光明媚、碧空如洗的日子里，登上景山之巅，站在万春亭中极目四顾的时候，都会看见一幅波澜壮阔、至为壮丽的图景：金光闪烁的紫禁城，在难以胜数的略呈灰暗、低矮的四合院和苍翠树荫的衬托下，构成了一幅华美雄浑的图案。
平面外形呈“凸”字形的北京城，是由北半部的内城和南半部的外城组合而成的。故宫是内城的核心。整个北京城就是围绕着这个中心来部署的——紫禁城、皇城、内城、外城，形
成层层拱卫的“回”字形格局。而由南而北贯通全城的便是一条长达 7.8 千米的轴线。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形环境和建筑物的空间分配，都是以这条中轴线为基准展开的。
北京天坛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最后的一处郊坛建筑，它吸收和继承了五千年中华文化和历代祭坛建设的成果，满足了祀天礼仪形式细腻烦琐的需求。天坛面积 273 公顷，是紫禁城的 4 倍、英国白金汉宫的 40 倍。其内容、设施、总体规划、建筑设计以及建筑技术、艺术均属历代祭坛之最。
明朝永乐皇帝初建北京宫殿城池时，这里只是京城南郊偏东的地段。地面上有少量树木，几处建筑残址，地表多有起伏，有着自然的沟渠和沼泽地，有分散的农户房舍和几片坟丘，这里原是元大都南郊燕下乡海王村和高义村的地界，四周一片郊野景象。
永乐皇帝却选定了这个位置建造天地坛，要在这里行大祀天地之礼（古代大祀是国家最重要的礼仪活动）。究竟朱棣是别出心裁还是随意为之呢，或者是确有古法所依如法炮制的呢？远古早期的祭祀活动的地点，只强调要求在“郊”。选择城郊祀天的两个理由，是洁净和广阔。《礼记》有“兆于南郊，就阳位也”的说法。依阴阳五行之说东方为阳，西为阴；南为阳，北为阴。都城的南郊，属正阳之位，选南郊设坛祭天是最合适的选择。事实上古代“十里为郊”，南郊建坛，距都城、宫城都不会太远，既脱凡俗之界，又省跋涉之劳。真是又方便又安全的好主意。对此后世帝王都乐于接受，并一直沿用。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病故，建文帝继位。封地在北平（今北京）的燕王朱棣，手握重兵，才能过人，以“清君侧”为名发动了“靖难之役”。夺权即位登上皇帝宝座，年号永乐。
朱棣登基后就开始做政治中心北移的部署。永乐元年（1403）升其旧封地北平为北京。永乐十五年（1417）六月将北京原南城垣南移二里，以南垣中门为基准确定北京城的中轴线
和“天地坛”坛位。自此，天地坛和北京宫殿城池坛庙工程，大规模开工。
明代永乐年间所建的北京城池，在京城的南城墙设有城门三座，中间一门为丽正门（正阳门）也就是“国门”。明初正阳门外均属于京城南郊，天地坛位居南大道道东，中心建筑大祀殿（今祈年殿），与“国门”直线距离恰为五里。因此天地坛选址是完全遵照古代定制，精细测量定位的，并未受原地地貌和原地自然景观的影响，当然更不是朱棣别出心裁或随意为之的。
永乐十八年（1420）十二月癸亥（二十九），“天地坛”和宫殿城池同期竣工。北京天地坛以洪武所定“合祀天地为永制”为据，只建了南郊天地坛未建北郊方泽坛。明永乐十九年（1421），明朝正式迁都北京。正月甲子（初一）永乐皇帝命太子到天地坛奉安昊天上帝和后土皇帝神主。正月乙丑（初二）永乐皇帝到天地坛，行告祀之仪（迁都）。正月甲戌（十一）永乐皇帝在天地坛举行合祀天地大典。
十天内就在天地坛连续举行了三次典礼，从此明朝开始了在北京依洪武祖制，每岁孟春在大祀殿行天地合祀之礼的惯例。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和嘉靖前期，共九帝十朝前后 110 年均在天地坛行合祀天地之礼。
明初所建的北京天地坛，中心是大祀殿，占地面积较小，只有“周九里三十步”，约为 1800 市亩（合 119 公顷）。天地坛是明清北京天坛的最初形式。明嘉靖朝（1522— 1566）初期，仍行天地合祀于大祀殿。
嘉靖九年（1530）更变礼制，恢复洪武初期所行天地分祀之制。这就需增建圜丘坛专以祭天，设方泽坛以祭地。于是选位于天地坛大祀殿之南建圜丘。直至清末，这里仍是专以祭天的祭坛。同期北郊建方泽坛以祭地，东郊建朝日坛以祭日，西郊建夕月坛以祭月，次年工成。
嘉靖十一年（1532）春，皇帝于大祀殿举行祈谷礼。这是首创的祀典，前历朝历代均所未有。嘉靖十三年（1534）二月，皇帝诏令定名南郊祭坛为“天坛”，天坛名称才正式出现。天坛坛域，总面积 2750 亩，平面形状仍保持北圆南方。
嘉靖十七年（1538）将圜丘正位所供奉“昊天上帝”，改为“皇天上帝”。改圜丘坛天库正殿泰神殿为圆形重檐，同时更名为“皇穹宇”。殿匾为嘉靖皇帝御笔，同年还诏令撤大祀殿，在原址仿明堂制建“大享殿”，拟行“大享礼”。
嘉靖十九年（1540）十月大享殿兴工，次年四月因太庙失火大享殿停工，后又开工。
嘉靖二十四年（1545）八月大享殿告竣。大享殿从建成至清顺治二年（1645）期间一直闲置，竟达百年之久。清代定都北京后，沿明制。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例行圜丘祭天，并在大享殿祈谷。但草创初期，未形成严格的典章制度，直至乾隆皇帝弘历登基后，才表现出对祭天礼制突出的兴趣和重视。这时已进入康乾盛世，经济能力十分强大。乾隆首先完善了祭天典章制度，随即对天坛做了全面的改建扩建。
乾隆七年（1742）诏令修缮斋宫。乾隆八年（1743）整顿神乐观，更名为“神乐所”。乾隆十四年（1749）开始改建圜丘。乾隆十九年（1754）整顿神乐所，更名为“神乐署”。总之，明代天坛的六大建筑群，无一不被他细心推敲改进、改建或拆除。天坛形成了一条轴线、三道坛墙、五组建筑、七星镇石、九座坛门的天坛鼎盛格局与风貌。乾隆本人，恭虔敬
天，身体力行，在位 60 年在天坛圜丘行祭天礼 59 次；行常雩礼 38 次，诣祈谷坛行祈谷礼 58 次，创历代帝王祀天之最。经清乾隆时期的改建、扩建和精减，天坛祈年殿更加宏伟
壮丽、圜丘更加圣洁。建筑轴线上祭祀建筑屋面统一为天青色，既突出了“天”的主题，也更加庄重、协调、简洁。天坛经明永乐年间初建，嘉靖年间增建，清乾隆年间扩建、改建，历经近 400 年，形成最终格局，并走向了鼎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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