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关于艺术与金钱的书。我将讨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是如何变化进而改变了艺术。我会在这本书中，向你讲述在21世纪的经济环境下，艺术家们（包括音乐人、作家、视觉艺术家、电影电视制片人）谋生与奋斗的故事。
请看一些小片段：
马修·罗斯（Matthue Roth）身兼数职。他是哈西德派犹太教（Hasidic Jewish）教徒、回忆录作家，也是年轻的成人小说作家、儿童读物作家、短篇小说写手、擂台诗（slam poet）诗人、电子游戏设计师、博客作者、小众杂志编辑、专栏作家和编剧。他曾交往过一位非犹太裔的性工作者，上过百老汇的《诗歌果酱》（Def Poetry Jam）。他是“Spit姐妹”（Sister Spit）中唯一的男性成员，他在这个位于旧金山的女权口语表演团体中，为“暴女”们（riot grrrls）制作安息日晚餐。他写过的书包括《摇摆赎罪日》（Yom Kippur a Go-Go）、《没关系，戈德堡》（Never Mind the Goldbergs），以及儿童读物《我的第一部卡夫卡》（My First Kafka）。罗斯为人亲切，又有些天真，与妻子和四个孩子一起住在布鲁克林。他每天往返于曼哈顿和布鲁克林，在长达一个小时的通勤时间里，时常会在自己的小本子上进行创作。不过，若是在犹太教安息日当天有了什么灵感（当然，他随时都有灵感），他也只能等到天黑之后，才有时间把它们写下来。
罗斯所做的这些却只换来了有限的报酬，有时甚至连一分钱都拿不到。2004年，在他的第一部小说卖出了1万美元之后，当年他的总收入才比前一年大约翻了一番。2016年，罗斯接连为一家犹太人网站制作了视频，为一家科技教育公司设计了电子游戏，还为芝麻街工作室撰写了科学短剧。后来，发布在纽约地区游戏作者脸书（Facebook）群内的一条匿名帖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实际上是谷歌公司（Google）的招聘帖，他们正在寻找创意写作的作者。罗斯成了谷歌助理（Google Assistant）“个性团队”中的一员，这是他在谷歌的第一份工作。他为谷歌助理撰写对话，设计 “复活节彩蛋”（Easter eggs），也就是网站上那些各种意外惊喜和笑话。
罗斯告诉我： “当我得到这份工作之后，也就是我被谷歌录用后大概一个半星期，很多朋友都说，‘你今后可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吧。’”但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一份合同工，没有任何福利：这对罗斯那些年轻的单身同事来说确实是一笔不错的收入，而对像他这样每年要在全家医疗保险上花3万美元的人来说，这些钱就显得有些杯水车薪了。这份工作每次可以续约3到6个月，但限于州法规定，工作时间最多也不能超过两年。我采访他时，他已经为谷歌工作了一年半。罗斯还面临着另一个年限。当我问及他的年龄时，他说： “我快三十九岁半了，每天都在变老。”罗斯说自己就像是“点子海”（Ocean of Notions），那个萨尔曼·鲁西迪（Salman Rushdie）笔下的儿童故事《哈伦与故事之海》（Haroun and the Sea of Stories）中的说书人，他“装满点子的水龙头总有一天会干涸”。他说很怕自己有一天脑子就不灵光了，或者因为自己太害怕这样，而不再能想出新鲜又有趣的东西来。因为这样，临近中年的他可能就再也找不到创意相关的工作了。
以任何合理的标准来看，莉莉·科罗德尼（Lily Kolodny）（化名）都算得上是成功的插画师。她的画风充满童趣，她也因此获得了企鹅兰登书屋 (Penguin Random House)、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Harper Collins)、《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纽约客》（New Yorker）等多家知名出版社和报纸杂志的青睐。她告诉我：“我的朋友总说‘你真幸运啊，找到了你想做的事’。我确实发现了自己身上的才能，但我也意识到自己是在随波逐流。就像是我知道要怎么做。或者说，我就应该做这份工作。”
与此同时，科罗德尼也正为她的经济状况发愁。她说：“我赚的钱只够糊口。说真的，我没什么存款。”我问她觉得自己每年需要多少钱才能过活，她说：“我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但这是因为我总是拖着不愿意去想。对我来说，要去想象未来的样子，实在很难。”我采访她时，她的情况刚刚好转了些。过去几个月，她曾数次“不管不顾就外出就餐”或是“买这买那”。她不再时不时检查自己的存款，以确保租金是否能全部交清。当时，她也正在与一位出版社经纪人合作，着手一个关于 “印象风、半虚构的插画回忆录”项目，她希望能以此为契机让自己的事业再上一层楼。她说：“我还想着，这能让我很快就变有钱，可一切还是事与愿违。”
科罗德尼表示：“对我来说，那就是颗金蛋。如果它破了、烧了，我就必须重新考虑所有东西。”她究竟要如何重新考虑？她还能做什么？如果可以，她的次选计划是教书，最好是教艺术，不过有需要的话，其他科目也行。再不济的话，任何工作都可以。她说：“在我认识的人中，如果他们不是朝九晚五，或者不是有钱人，那他们要么是瑜伽老师、优步司机，要么就是保姆。”过了这些年，她要是还想“转行去做这些离自己本职相去甚远的工作”，就会变得相当困难。我采访科罗德尼时，她已经34岁了。她很清楚自己必须做出决定。在她看来，她现在的处境“可能也无法维持太久，尤其一旦自己要生孩子的话”。当然，这是在说如果她想生个孩子的情况，而她自己也确实想生。
29岁时，马丁·布拉德斯特利特（Martin Bradstreet）终于实现了他的音乐梦想。布拉德斯特利特出生于澳大利亚，目前定居蒙特利尔。他是摇滚乐队Alexei Martov的创始人。（这支乐队的音乐特色用一个词就能很好地描述出来，那就是“大声”。）这支乐队在蒙特利尔有一批忠实粉丝。他们会在当地举行表演，通过脸书进行宣传。当时，也就是2015年，布拉德斯特利特决定举办巡回演出。如他所言，对于像他这样的音乐人来说，“坐着大篷车到处表演，和朋友一起唱自己的歌”，向陌生人传达一些有意义的东西，这样的巡演标志着事业上的成功。
布拉德斯特利特上网搜索了数百个与Alexei Martov相似的乐队，参考他们的巡演行程，找出他们的演出场地。然后，他通过场地数据库Indie on the Move获取这些场地的联系方式。他表示，如果你能给主办方一个完整的演出节目单（也就是你的乐队加上一些当地乐队的表演），那么他们就会更容易主动来与你合作。因此，比如说，他会在路易斯维尔找出80支乐队，在听了他们的作品后，去联系其中最合适的几支。他说：“你必须学会如何在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场地，和一些陌生的乐队一起宣传你们的演出。”他有时会向这些场地要各家媒体的联系方式，这样他就能直接找到他们。
的确，布拉德斯特利特也觉得这么做劳心劳力。不过多亏了互联网，办巡演做这些就够了。他说，一开始你会亏钱，但他觉得钱并不重要。（布拉德斯特利特靠着他玩网络扑克赚来的钱为生，用他的话来说，这算是“另类投资”。）他想过要再向前一步，做一名公关、经纪人或是唱片销售，但是他说：“世界上比我有才的人多了去了。”我采访他时，布拉德斯特利特已经转行，他若有所思地表示：“靠玩音乐为生可能确实不错，只是在这样的现代社会中，年纪越大，还能让一切完美，这太难了。”不过，他并不后悔。他说，他一共举行过约50场巡演，“其中有半数都可以算入我这辈子最棒的100个夜晚”。
麦卡·凡·霍夫（Micah Van Hove）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奥海镇（Ojai），这位独立电影人靠自学成才。凡·霍夫没读过电影学院，甚至连大学也没上过。他告诉我，他有如今的成就，“都是互联网的功劳”，他从网上学会了各种相关的知识技能。对他来说，如果电视可以比作小说，那么电影就是诗歌。他说： “拍一部电影，你就得在最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与观众交流。生活中，总有那么一些瞬间仿佛包罗万象，而一些微不足道的事物却暗含了无限的人生经验。因为它们总是在最奇妙、最不经意时发生，所以我一直对这些瞬间非常感兴趣。”
他告诉我，他都是“先一头钻进去”、先实践起来而积累的经验。他在拍摄第一支短片的第一天，买来了相机却忘了带镜头。他花了五年时间，才在名为Kickstarter的众筹网站上筹到了自己首部故事片的“微预算”，总计约4万美元。凡·霍夫的家里没有什么钱，在过去的十年里，他总是借宿在朋友家。我采访他时，他还经常在朋友家打地铺。他也许愿意和母亲住在一起，但她的经济状况显然更加糟糕。他说，“这取决于你能牺牲什么。我能牺牲挡风遮雨的屋顶。然而大多数人都做不到，因为这会让他们很痛苦。”
我采访他时，凡·霍夫刚制作完他的第二部故事片。前一晚，他还一直熬夜剪辑到了凌晨5点。他计划在自己能承担的入场费范围内，把这部影片投给尽可能多的电影节，可能有10到20个左右。他表示： “我就像在悬崖边上，我倒要看看自己学到的这一切是不是有用。”不过他已经准备好走下一步了，他打算写一个扎实的剧本，以此获得50万美元的融资。“人们能感觉得到你什么时候算是准备好了。”是什么让他坚持下来的？我这样问道。他说： “我快30岁了。9年前，我就下定决心要拍一辈子电影。我曾投入过全部，现在也还是如此。”现在他是时候去找出自己要做出哪些贡献了。他说： “因为我确实认为电影有自己的脉络。我们通过观察前人的作品，再按照自己的方式把它们融合进我们的作品里，以此来谈论这个世界，也改变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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