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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中国出版政府奖” “中国好书”获奖作者、经济学家蔡昉解析当前社会经济热点话题
人口负增长时代下的政府政策、企业抉择和个人机会
解读如何转危为机，人口红利消失的挑战恰恰带来改革红利应运而生的机遇
深刻认识人口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相比于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和变量，人口是一个更为综合、全方位且纲举目张的变化因素。抓住人口变化就可以获得主动权，在微观上把握先机，在宏观上下好先手棋。
解读发展阶段变化中的中国经济，前瞻经济发展的机遇 ：
认识到新的挑战所在并给予足够的重视，同时看到这些新挑战各自蕴含的新机遇，找准应对挑战的适当政策工具及实现新突破的关键抓手，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本前提之一。
掌握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问题，把握正在发生的大趋势：
政府的职能在于营造必要环境、基础信号和适当激励，使经济发展方向与大趋势保持一致；企业则需要把变化的趋势转化为投资方向、赢利机会和发展方式；至于家庭和个人，则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借助这个发展大势，提高劳动收入、扩大财富积累、增强社会流动和实现个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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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学部委员，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长期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人口和劳动经济学、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减贫等。
著有《读懂未来中国经济》《双循环论纲》《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界意义》《成长的烦恼：中国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的挑战及应对》等。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中国发展百人奖、中华人口奖、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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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学部委员，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长期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人口和劳动经济学、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减贫等。
著有《读懂未来中国经济》《双循环论纲》《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界意义》《成长的烦恼：中国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的挑战及应对》等。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中国发展百人奖、中华人口奖、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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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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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VII
第一部分中国经济的新起点和新挑战
第一章｜从警钟长鸣到紧迫挑战 ·003
人口趋势：普查、预测和现实
失去第一人口大国的头衔意味着什么
人口问题的错置、忽略和再发现
经济增长的舵和锚
第二章｜认识外部发展环境的变化 ·025
全球老龄化：是通货膨胀，还是长期停滞如何重塑经济全球化引领全球化新格局的战略博弈
第三章｜发展阶段变化中的中国经济 ·043
跨越中等收入阶段
发展阶段变化提出的新课题
从三个维度认识宏观经济
第四章｜定义发展阶段的人口转折点 ·059
两个人口转折点及之后
从“生之者众”到“生之者寡”
从“食之者众”到“食之者寡”
人口负增长的国际经验
第五章｜更严峻的供给侧增长挑战 ·083
影响潜在增长率的新因素
预测的启示：取乎其上，得乎其中
积极就业政策的更高版本
制造业早熟的代价
在结构转变中创造经济增量
第六章｜需求侧制约的新常态 ·109
需求“三驾马车”的变化方向
高质量发展与比较优势转换
发展阶段变化与投资回报率
影响居民消费的经济社会因素
第七章｜发展模式转变与认识范式转换 ·131
防止未富先老变为慢富快老需求视角：增长理论的范式转变从索洛悖论到凯恩斯悖论破解数字经济的“双刃剑效应”认识地区差距的新致因政策选择：是“取其轻”，还是“取其重”
第二部分三个分配领域的改革红利
第八章｜消除城乡二元结构 ·163
抓住消除差距的窗口期
乡村振兴的产业抓手
存在“城市化陷阱”吗
农业农村的要素供给和配置
真实的需求侧改革红利
第九章｜提高社会流动性 ·189
橄榄型社会结构为什么重要
人口老龄化与社会流动性
拓宽家庭预算曲线：职业与照料
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力内卷
阻断贫富分化的代际传递
第十章｜再分配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213
实现共同富裕的终极手段
以人类发展破解“生育率悖论”
人力资本积累的机会窗口
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的社会保障
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
第十一章｜创新向善的民生效应 ·239
如何实现创新与共享的统一
改变企业发展的目标函数
数字化、算法与向善
理念红利与善意助推
第三部分建设中国式福利国家
第十二章｜发展阶段与社会福利水平 ·261
人口冲击是福利国家催化剂
“老人之老”和“幼人之幼”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的统一社会福利支出恒等式
第十三章｜“瓦格纳加速期”：规律与机遇 ·281
打破“弗里德曼周期律”国家竞争力的新制高点中国语境中的瓦格纳法则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买单公共财政的可持续保障
第四部分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发展机遇
第十四章｜更高发展阶段的政府作用 ·305
经济社会发展的更高水平均衡
发展内涵转变：超越 GDP
从“做大蛋糕”到“分好蛋糕”
如何兼顾“创造”与“破坏”
第十五章｜把握正在发生的大趋势 ·323
认识、适应和引领发展阶段
不确定性的经济学
政府政策、企业抉择和个人机会
短期与长期对接：如何回归常态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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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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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从警钟长鸣到紧迫挑战
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人口发展正在经历一个关键的转折，即人口总量达到峰值，随后常态化地转入负增长。人口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层面，对经济增长来说，人口增长既是舵也是锚。说它是舵，是因为在特定的人口转变阶段，人口的动态和结构为经济增长的方向设定了既定的路径，只要把体制和激励搞对，经济增长终究可以在这个路径上推进。说它是锚，是因为人口增长为宏观经济确定了基准，即使宏观经济遭遇周期性波动，因一时的扰动处于下行态势，经济增长也尚有机会回归既往的轨道。
然而，一旦人口转变进入一个不同的阶段，特别是发生了重大的转折，经济增长路径就可能改变，短期的扰动也可能成为新常态。例如，人口总体或者特定年龄组的变化趋势—从增长变为缩减，就意味着人口总体或局部的增长率发生符号从正数到零及至负数的变化。相应地，经济发展阶段也必然转向另一种格局，
经济增长的稳态也将发生变化。本章将描述中国人口的转折性变化，阐释其背后的政策含义。
人口趋势：普查、预测和现实
近年来，人口问题始终是中国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大众对人口的认知也因披露和更新的有关人口发展数据而不断刷新。2007年，权威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提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 1.8左右，按照这个生育率水平来预测，中国人口总量将在 2033年前后达到峰值，届时人口总量为 15亿左右。 联合国于 2019年主要依据中国官方提供的数据和参数，根据 1.6～1.7的总和生育率假设进行了一次预测，把中国人口总量达到峰值的年份提前到 2025—2030年期间。
简单来说，一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是指妇女在适龄阶段平均生育的孩子数量。不难理解，在一位女性或一对夫妻至少生育两个孩子的情况下，人口才能保持增长。因此，考虑一些统计因素后，人口学家把 2.1这个水平设定为更替水平的总和生育率。既然我在前面提到的人口预测所依据的总和生育率显著低于更替水平，那么经过一个增长的惯性期后，人口总量必然达到峰值，进 而转为负增长。可见，一个国家的人口总量什么时候达到峰值，关键在于对总和生育率的估算和判定。
早在 20世纪 90年代初，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即降低到 2.1以下。在学术界和政策研究领域，人们对此均没有什么争议。对于那以后总和生育率的变化，则既没有正式发布的信息，在理论和政策讨论中也缺乏共识。尤其是对于进入 21世纪以来的总和生育率究竟处在什么水平，人们常常做出大相径庭的判断。根据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的数据，计算得出的总和生育率为 1.22；根据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的数据，计算得出的总和生育率为 1.19。很多学者在对普查统计的数据进行一定的误差修正后，计算得出的总和生育率为 1.4～1.5。但是，正如《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和联合国预测的依据所表明的，官方认可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停滞在 1.6～1.8的范围内。
正是由于对总和生育率的莫衷一是，当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总和生育率仅为 1.3时，人们颇感震惊，原因之一是这是一个极低的生育率水平。人口学家通常认为，总和生育率低于 2.1这个更替水平便属于低生育率，低于 1.5为很低生育率，低于 1.3则为极低生育率。从国际比较来看， 2020年联合国把各国分成“最不发达国家”、“不含最不发达国家的欠发达国家”和“较发达国家”三组，从平均数来看，总和生育率分别为 4.02、 2.16和 1.51。根据该口径，中国 2020年的总和生育率低于任何一个国家分组的平均水平。
另一个让人对总和生育率 1.3感到震惊的原因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此低的总和生育率绝非一朝一夕达到的，也就意味着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多年来一直处于很低的水平，而一些研究者做出总和生育率早已降到 1.4～1.5的估计无疑是可靠的。由此推论，中国人口总量达到峰值已近在咫尺。不出所料，国家统计
局发布的 2021年的数据显示，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 0.34‰。在统计意义上，可以说人口增长已经极不显著，由此人们有理由做出 2022年或 2023年人口达峰的判断。
人口数据出乎人们的意料，还在于实际发布的情况与联合国的预测差异颇大。联合国下设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专门负责对各国进行人口预测，根据其于 2019年预测的结果， 2020年中国的人口总量为 14.4亿，而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中国的实际人口总量仅为 14.12亿。此外，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2021年人口数据中的人口老龄化水平高于联合国当时的预测，并且可以预期的人口总量达峰时间也早于联合国当时的预测。
2022年，联合国适时地更新了对各国人口的预测，其中正合时宜且与时俱进的部分无疑是对中国人口进行的最新预测，增强了其关于中国的人口预测数据与实际数据之间的一致性。换句话说，这两套数据之间的差异已经细微到可以忽略不计。用联合国的最新预测数据和中国已发布的截止到 2021年的人口数据相互印证，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人口总量在 2022年达到峰值，从 2023年便开始统计意义上的负增长。换句话说，从此中国将不可逆转地在人口负增长条件下发展。与历史上因天灾人祸或疆域变化引起的人口减少不同，这是中国在正常发展的条件下因人口转变阶段变化而形成的人口负增长。所以，这一转变既是水到渠成的，也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按照国际惯例，一个国家的人口老龄化率一旦超过 7%，就标志着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超过 14%标志着进入老龄社会，超过 21%则标志着进入高度老龄化社会。根据中国的实际人口数据，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即老龄化率）在 2000年就达到 7%，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 2021年已经达到 14.2%，进入老龄社会。根据 2021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判断， 2022年或 2023年人口总量将毫无悬念地达到峰值。人口负增长必然进一步加快老龄化，预计 2030年中国的老龄化率将达到 21%，进入高度老龄化社会。
失去第一人口大国的头衔意味着什么
至少在过去的 300多年时间里，印度作为世界上的第二号人口大国，在人口总量上一直紧追中国，因此，中国人口总量达峰和负增长的必然结果便是几乎没有丝毫时间迟滞地把“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头衔拱手让给印度。联合国最新的人口预测的确显示，这个变化的发生只在转瞬之间—2023年（见图 1—1）。“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这个头衔并不重要，对中国的发展前景进行展望的恰当参照系也不是印度。不过有比较才有鉴别，把中国的人口转变及受其影响的经济增长表现置于与印度的比较中来认识也是有意义的，更有助于理解中国自身发展阶段的变化及相关挑战。
其实，中国并不是自古以来就拥有“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称号。根据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 ·麦迪森整理的历史数据，从公元元年至 1500年，印度的人口规模都大于中国；直到 1600年，中国才取得了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地位。虽然此后也有一段时期，两个国家在人口规模上交替领跑，但是至少自 1700年起，中国
便牢牢地占据着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位置。
例如，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早在 1991年就降到更替水平之下，当年为 1.93，而印度的总和生育率直到 2020年才降到更替水平之下，这一年为 2.05。且不说在两国的总和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之下后继续下降的相对速度存在怎样的差异，仅从总和生育率首次降到更替水平之下的时间来看，两国的人口转变过程之间就有
至少 30年的时间差。
中印两国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也是有目共睹的。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按 2015年不变美元计算， 2021年印度的人均 GDP（国内生产总值）为 1 961美元，仅相当于中国 1998年的水平。事实上，总和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之下的时点在中国和印度之 间有长达 29年的时间差，这期间两国的经济发展表现迥然不同。按照可比口径， 1991年中国的人均 GDP是印度的 1.8倍，2020年升至 5.7倍。
与包括印度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高速增长时期的经验表明，不管人口格局是怎样的（譬如潜在地有利于或不利于经济增长），无论是收获人口红利还是克服人口阻力，都需要依靠一系列其他条件，包括经济体制的激励水平、劳动力整体受教育水平、配置资源的市场化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及经济发展的分享水平等。如果不具备这些发展的必要条件，人口只能成为一种负担，而不会被转化为加速经济增长的红利。
从早期中国和印度人口总量交替领先的漫长历史也可以看到，“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这个头衔与发展绩效和发展水平并无直接关联。例如，麦迪森整理的历史数据显示，从公元元年起，至今两千余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在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人均 GDP衡量的发展水平并无实质性差异 a，真正显著拉开两国之间发展差距的是中国 20世纪 70年代末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 40余年的改革开放效果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以往的全部历史。
不过话说回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时间段（ 1980—2010年）确实是与有利的人口转变阶段相交汇，高速经济发展的确得益于人口红利，并且 2010年以来，中国人口红利加速消失，经济增长速度也确实从高速转变为中高速。例如，中国的实际 GDP年均增长率在 1980—2010年这个典型的人口机会窗口期高达 10.1%，在 2010—2021年人口红利加速消失的阶段则显著降低至 6.9%。
由此我们应该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增长表现会受人口转变因素的影响，或正面或负面，然而人口发展趋势的变化并不是宿命或极限，不应该成为经济增长的终极决定因素。任何国家，无论人口转变处于哪个阶段，在既定的内外部经济环境中，只要具备恰当的经济体制和机制，足以充分动员资源和要素，并对资源和要素进行有效的配置，就能够克服不利的人口因素干扰，实现良好的经济增长表现。至此，我们可以转换一个比较对象，即从同印度比较转向同美国比较，加深对人口作为重要因素但不是宿命这个论断的理解。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以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擘画了 2025年和 2035年的经济发展目标。从定性的角度，该目标被分别表述为“十四五”期末中国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之际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从定量的角度，实现这两个目标要求从“十四五”期间开始， GDP年平均增长 5%左右。按照这个增长速度，预计在 2030年前后，中国经济总量将赶超美国。从事预测的学者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可行的增长速度，相应地，中国于 2030年前后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预期也是合理的。
现在来看，这个预测是科学且客观的，本身并无瑕疵。应该有信心的是，人口负增长的事实也不会改变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预期。然而，也需要指出，学者们预测未来经济增长速度时，隐含的假设是中国人口总量将在 2030年达到峰值。换句话说，当时的预期是在中国人口总量达峰之时，经济总量超越美国，即两个重要的转折预计同时到来。
这种同步预期也不无道理。我们不妨回想一下， 2010年，正是在中国 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达到峰值时，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取得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更有意思的是，这一年也恰好是日本的人口总量达峰之年，随后的人口负增长在日本触发了严重的经济衰退。这似乎表明，在人口转折点与经济转折点之间存在统计上的相关关系，虽然背后的逻辑比表面看上去更复杂，有待深入探讨，但可以确定的是两者之间绝非无关。
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中以适当的篇幅讨论这种关系。这里，我们先来注意一个已经显现的事实，即中国人口总量达峰的时间先于经济总量超越美国的时间。 2021年，中国 GDP为 17.73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规模的 18.5%，同年美国 GDP为 23.00万亿美元，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为 23.9%。美国的经济体量仍比中国高出 29.7%。
这是中国特有的“未富先老”特征的一种表现。以往我们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这个独特表现的认识，仅限于把老龄化程度与经济发展阶段进行比较。例如，我们往往观察到，在相同的人均收入水平上，中国比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老龄化率更高、总和生育率更低、人口增长速度更缓慢等。由此揭示出的很多信息，对于我
们认识中国的新国情无疑大有裨益。
然而，如今出现的这个新的事实，即中国人口转变的速度具有不断超出预期的性质，应该帮助我们认识到“未富先老”这个特征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变化的，在一定条件下具有与日俱增的性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常常超出预期。这说明需要及时且准确地把握不断变化的人口数据及其揭示的发展趋势，遮遮掩掩或判断失准都可能误导宏观决策。更进一步，无论数据揭示出怎样的趋势，决策者和研究者还是需要有超前的思维，不仅密切注意“灰犀牛事件”的动态趋势，还要足够警惕“黑天鹅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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