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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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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满蒙权贵与20世纪初的政治生态研究书系之一种，有非常强的资料性，作者引用了大量未刊史料，如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奏折、电文等，还有清末学人日记及清末报刊杂志，尤其是附录部分的文献，非常宝贵，可以用作清末制度史研究的工具书。另外，清末政治史近些年渐成热点，本套丛书能够从更加专业和权威的角度，为大家关注清史、研究清史提供更好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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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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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是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一个领域，随着相关研究的日趋深入，满蒙权贵在清末新政与时代变局中的作用及价值得到重新审视。本书以端方在清末变局中的改革举措为考察对象，是对既往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作者将端方置于清末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中审视，以其生平为经，思想为纬，力求从政治变革、实业创新、教育革新等方面考察其在清末变局中的作用，努力呈现清末政局的变与不变、新与旧、革新与传统，展现满蒙权贵应对清末变局的政治策略，丰富和充实了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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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闫长丽，1983 年生，山东菏泽人。2004
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获得
历史学学士学位；2004—2010 年就读于北京
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先后获得历史学硕士、
博士学位。2010 年至今，就职于北京交通大
学，现任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中共党史研
究，先后主持北京市省级课题多项，入选北
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特级教师，在《治理
研究》《思想理论教育导刊》《满族研究》
等刊物发表文章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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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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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1 绪 论
16 第一章 端方与大时代
16 第一节 甲午战后的中国社会
19 第二节 满人才子
21 第三节 戊戌维新的“得益者”
27 第四节 襄赞立宪的封疆大吏
38 第五节 葬身革命
44 小 结
46 第二章 端方与政治变革
46 第一节 明臣与能吏
57 第二节 军事改革实践
69 第三节 支持预备立宪
83 小 结
86 第三章 端方与实业创新
86 第一节 广兴实业、振兴工商
97 第二节 “路经官办，利权在我”——筹建现代交通
105 第三节 端方与南洋劝业会
121 小 结
123 第四章 端方与教育变革
123 第一节 “兴学以启民智”——倡新式教育
129 第二节 “教育系侨情”——开拓华侨教育
132 第三节 广游学，收“百闻不如一见”之利
140 第四节 兴女子教育
146 小 结
147 余 论
154 结 论
158 附录一 端方生平大事记
160 附录二 《端方档案》述略
164 附录三 端方传记
167 附录四 《端忠敏公奏稿》目录
187 参考文献
201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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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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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端方（1861— 1911），字午桥，号匋斋（亦作“陶斋”），托忒克氏，满洲正白旗人，与那桐、荣庆被时人并称为“北京旗下三才子”。端方自幼被过继给伯父桂清为子，桂清是同治帝的老师，并曾先后任内阁学士、工部侍郎和内务府大臣，故年少时期的端方便生活在满族权贵之家。光绪五年（1879），端方的养父桂清去世后，端方以荫生资格保捐，被分至工部，于满洲候补员外上学习行走。光绪八年（1882），端方中举，时年二十一岁，“入赀员外郎”，准备在仕途上大展宏图。然而事与愿违，因生父母相继去世，端方丁忧在家。直至光绪十五年（1889），他方才受命筹办光绪帝婚事，因办事干练，受到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赏识褒奖，加四品衔，就职于工部。之后的十年中，端方的仕途较为顺利，先后任职张家口关税监督、工部郎中、直隶霸昌道等。但戊戌变法之前他所办事务多为皇宫内廷事务，对宫廷之外的事务接触较少。因职务与个人际遇所囿，百日维新之前，端方大多数时间在为个人的仕途打拼，尚未对时局和西学提出明确的主张。
端方在清末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始于百日维新，他被任命为农工商总局督办，虽仅任职短短一月，却尽职尽责，屡上奏折筹办总局事务，主张农工商三者协调发展，是戊戌维新的积极支持者。戊戌政变后端方被革职，因“巧于仕宦”并进呈歌功颂德的《劝善歌》，旋被任命为陕西按察使，后历任陕西巡抚、湖北巡抚、湖广总督、江苏巡抚、湖南巡抚等职，积极推行新政，致力于任职省份的政治、经济、教育改革，推动了地方现代化的进程。光绪三十一年（1905），端方作为清廷委任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之一，赴欧美十四国、历时七个多月考察各国政治。端方首次迈出国门，亲受欧风美雨的洗礼，长期禁锢的头脑为之开化，其思想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盛赞欧美之政治文化。回国后，端方即四处为立宪运动奔走呼号，倡导推行君主立宪制度。光绪三十二年（1906），端方赴任两江总督，继续在地方推行各项新政举措。宣统元年（1909），因其任内两江政绩突出、“考察优评”，“蒙恩擢授”直隶总督。之后，端方在筹办慈禧“梓宫移葬山陵”之事时，以“大不敬”之罪名被罢免。然而，轰轰烈烈的保路风潮将其推到风口浪尖，清廷委任端方为督办川粤汉铁路大臣赴川镇压保路运动，结果端方却因部下哗变，客死他乡。
端方一生历仕南北，在清末政坛显赫一时，是清末满族权贵中较有才干的封疆大吏，其任职地方大员时所致力的各项实践活动，推动了清末的政治、经济、教育及社会风俗改革。此外，作为清末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之一，端方在中国宪政史和中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本书试图将端方放入清末多维的社会网络体系中进行审视评价，不仅可以纵览其一生，而且可以透过他窥见清末风起云涌的政坛；同时通过端方所致力的诸如抨击科举制度、创办新式学堂、举办商品博览会等改革实践活动，来透视其思想文化及心态的变化过程，从而展示风云变幻的清末时期满族权贵的心态变化，进而探讨清末满族群体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对端方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其一，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文化、社会史研究逐渐兴起，涌现出大量研究论著，而学界对清末政治的关注则有所减少，对清末统治阶级的研究也相对薄弱。就清末封疆大吏、朝廷要员的研究而言，学界对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汉族实力派的研究有所偏重，而对于清末时期有作为的满族权贵、王公大臣的研究总体上相对滞后。风雨飘摇的清末时期，虽然曾经叱咤风云的满族人已日暮西山，渐失强权，但仍占据着清廷要员的半壁江山。而学界多倾向于关注汉族官员的救世济民之道，较少关注满族官员应对急剧变幻局势的救亡图存之策。因此，我们有必要加强对于清末满族上层社会的研究，改变历史研究中不平衡的状况。
其二，学界对于端方的研究仍较为薄弱，与同时代地方大员的研究相比，尚处于起步阶段，一些领域乏人问津，研究空间仍需进一步拓展。故此，本文以端方为中心，对清末时期发生的历史事件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从多维度了解端方的政治生涯、文化思想及社会关系，从而为研究满族上层社会开拓一定的空间，同时兼及端方与清末宫廷关系的研究，期望为清末满学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其三，端方作为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之一，远赴欧美各国，亲身体验西方国家的政土风情，西学对他亦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及心理影响。本书力图关注端方乃至满族权贵在清末社会变迁中心态的变化，分析清末时期社会地位、生活状况的变化对此群体情感及价值观等精神层面的影响。此外，作为近代颇为著名的收藏家，端方不遗余力地收藏金石书画，刊行多种收藏目录，对近代文化传承贡献颇大，推动了近代学术文化事业的发展。因此，本文尝试对端方进行系统而深入细致的研究，期望为中国近代人物研究献绵薄之力。
从目前的研究情况看，20 世纪以来，学界对端方并未予以充分关注。20世纪 80 年代后，随着学术风气的转变，端方研究逐渐受到重视。端方幕府是清末时期幕主为满族人的较重要幕府。因端方“敬礼文士”，延揽了众多幕宾。端方的幕僚劳乃宣曾对其赞赏不已：“昼则接宾客，见僚属；夕则治文书。其治事也，幕僚数人执案牍以次进，旋阅旋判，有疑义随考核加咨诹焉。谋虑即得，当机立断，未尝见其有所濡滞，亦未闻其事之有遗误也。”邵镜人亦认为端方办事机敏老练，“尤有政治才，在满人中亦不多见”。端方一生仕途中的辉煌时期是出任地方督抚，推行各项革新措施。对此，严复称其为“近时之贤督抚”。赵尔巽在《清史稿》中称赞其“性通脱，不拘小节。笃嗜金石书画，尤好客，建节江、鄂，燕集无虚日，一时文采几上希毕、阮（指毕沅、阮元）云”。“三十二年，移督两江，设学堂，办警察，造兵舰，练陆军，定长江巡缉章程，声闻益著。”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将端方视为支持维新的“志士”，称其“新授三品卿衔，督办农工商局新政。今销衔撤差，后以他故，复升任陕西按察使”。与此同时，郑孝胥曾评论清末时人“岑春煊不学无术，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端方有学有术”，但曾与端方任职于同城的张之洞对其则颇有些许微词。张之洞指出：“至谓端有学有术，则未免阿其所好，学问之道无穷，谈何容易，彼不过搜罗假碑版、假字画、假铜器，谬附风雅，此乌足于言学耶？”费行简也认为，端方“佻薄奸险，以新政涂饰朝野而已，乘间取贿，所藏金石书画值三百万”。19 世纪末至 20世纪初，学人对端方的关注，多为时人的评价，尚不属于严格的学术研究。民国时期，学人对端方鲜有研究与评论。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对端方的研究仍十分薄弱。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研究端方的论著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通论研究、改革实践研究、文化研究、社会关系研究等。
关于端方的通论研究。张海林教授的《端方与清末新政》一书是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该书详细考察了端方在清末新政时期的改革实践活动，从“初任方面大员”“署理苏抚”“实任湘抚”， 至“出任两江总督”， 最终“客死资州”，全面展示了端方“绚丽而悲壮”的一生。论著评述了端方出任两江总督时期在政治、经济及文化事业上的建树，着重阐述他在清末新政时期锐意革新的改革实践，而对其文化思想、心态、与同时代人物的对比以及人脉关系的关注相对较少。如在“出洋考察宪政”一章，作者更多地着眼于叙述端方考察途中的所见所闻，而对西学对久处闭塞之境的满族权贵思想的影响论述相对较少。张海林认为端方“是一个坚定的改革论者。他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推崇一点也不比当时的资产阶级人物来得逊色”，并称赞其“是一个带有中庸精神的稳健主义者，坚持一种折中中外、综观古今、务求至当的路线”。笔者认为，如果从各个方面对端方进行深入细致系统的研究，或许能做出更加立体的历史定位。季鹏、戴迎华在《回归历史的真实——读张海林教授新著〈端方与清末新政〉》一文中对此书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从端方的历史地位、端方在清末新政时期的改革实践活动、端方与中国社会诸群体的关系、保路运动与端方之死以及端方淡出史家视野的原因五个方面论述了该书的学术价值，指出张海林对端方是一位“渐进主义改革者”的历史定位，澄清了人们对于端方的错误认识，为研究清末新政提供了新的角度与视野。同时，指出该书应强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回顾，对端方改革的局限性及其与近代各群体的关系都有待继续深入透析。张建斌的《端方档案阅读与研究》，充分运用端方档案，选取他为政期间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将其置于晚清变革的背景下考察，对推进端方及清末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范铁权、潘崇在《端方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一文中对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至 2004 年期间的端方研究做了较为详备的评述，主要从端方与晚清文化教育、端方与晚清政治两个方面进行梳理，指出学界逐渐开始关注相对薄弱的端方研究，但尚处于起步阶段，仍有一些领域，如端方的历史定位、端方的社会关系、端方与文物收藏等乏人问津，研究空间需进一步拓展延伸。何永忠从端方的政治面貌、经济思想及其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建树三个方面，论证了久被误解的端方并非“一无是处”，肯定了他在维新运动和清末新政中的变革思想。阿雅在《褒贬端方》一文中主要颂扬了端方在中国宪政史上的重要作用，并提及他与其所收藏的文物毛公鼎的故事。
关于端方的改革实践研究。首先是关于端方的教育改革实践研究。端方在文化教育事业方面建树颇多，大多论者认为其对推动中国教育近代化做出了贡献。夏泉从端方的主要教育活动、教育思想、奏请废除科举、积极倡办新式教育、派遣留学生等五个方面论述了端方对中国教育近代化所做的贡献，并指出端方虽身为“旧教育的改革者”与“近代新式教育的倡导者与实践者”，但其教育思想仍局限于“中体西用”的范畴。夏泉还撰文探讨了端方对创办暨南大学所做的贡献。文章指出，在 20 世纪兴学热潮兴起及海外华侨求知心切等背景下，端方积极奏办暨南学堂，并积极探索适合华侨子弟的教育管理方法。作为暨南学堂的创办者，端方在学校校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是中国华侨事业的开拓者。刘高葆、李小蓉从创建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等方面考察了端方在近代文化教育事业上的建树，认为端方作为中国近代教育的积极倡办者，不能因其“政治上与革命为敌”而抹杀其在文化教育事业方面的成就。王建华、翟海涛在《端方与清末教育现代化》一文中，通过对端方在两江总督任内积极主张废科举、改革教育行政体系，重视学堂教育、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论述，肯定了端方作为教育改革的热心支持者，在清末教育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但端方在选派留学生时并没有一定的政策和规划，“仅凭一时意兴”，致使留学生所学科目并不均衡，重“师范和军事”，轻“工科和金融”，其教育思想受到阶级的局限而体现出“新旧杂陈，且不成体系”的特点。程新国在《端方“西天取经”办教育》一文中主要对端方所致力的留学生教育、庶民教育及文教建设给予了赞赏。
董宝良、熊贤君提出张之洞主政湖北期间兴办学堂，与端方、蔡锡勇、黄绍箕、梁鼎芬等人的支持是分不开的，端方等一大批清末官吏作为侧重推行的“内圈实力派”，与张之洞默契配合，与湖北教育近代化事业的铺陈与展开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该书着重阐述了端方在普及教育、派遣留学生、开办图书馆等方面的思想与实践。江庆柏撰文指出，社会的发展进步、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出国考察的经历，使端方逐渐认识到私人藏书楼的缺点，开始筹建江南图书馆。该文从端方考察欧美诸国图书馆，聘请缪荃孙、陈庆年等担任图书馆负责人，申请经费支持图书馆筹建，从理论上阐明图书馆的重要意义，购买私人藏书楼等方面探讨了端方在江南图书馆建设事业中的积极作用。同样以江南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付金柱认为端方创建江南图书馆的意义，不仅在于图书馆本身所具有的价值，还在于他开创了地方督抚创办图书馆的风气，称其“可为我国近代图书馆建设事业的开风气者和发起人”。
其次是关于端方的经济改革实践研究。朱英探讨了端方在创办第一次南洋劝业会的过程中，从支持商家、奏准召开并积极宣传、组织直至劝业会开办的所作所为，认为南洋劝业会得以举行并产生令人瞩目的社会影响，与端方的几番努力密不可分。 张海林从支持工商企业、筹建现代交通通讯、筹办南洋劝业会和提倡农工商协调发展四个方面论述了端方在两江地区的经济举措，他的一系列市政建设措施，使得“两江的综合经济实力提高到一个新的层级”。崔志海以 1901 年底至 1902 年初茂生洋行与元昌钱庄的业主端方之间的经济官司为切入点，通过论述因美国官方的不支持，茂生洋行未能将端方诉诸公堂这一事实，揭示了庚子之役后，美国政府与清廷之间的微妙关系。
第三是关于端方与清末地方现代化的研究。翟海涛的硕士论文以端方为例论述了地方督抚在早期现代化中的作用，主要从端方与时人之关系、教育现代化、经济思想及政治变革四方面进行论证分析，指出在早期现代化中督抚的两难处境，即“领导着将会终结他们统治的改革”。张海林在《端方与早期湖南现代化》一文中指出端方在湘开办新式学堂、发展地方矿业、开埠通商、建立现代军队等，是湖南早期现代化成功的关键人物，推动了湖南的现代化。同时，他肯定了端方在江苏的改革实践，指出端方任职江苏的四年是江苏现代政治、经济、教育全面启动、全面发展的四年，而且“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方针国策”与“长江流域现代化的运动实践”，都系着浓重的“端方情结”，深受端方思想的影响。该文认为“兴学以启民智”是端方在江苏的施政重点，集中体现了其改革的渐进主义思想。
第四是关于端方的宪政思想研究。端方作为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之一，最引人注目之处莫过于其积极倡导立宪。侯宜杰在《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一书中提及，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中只有李盛铎思想比较先进，其余四人皆未出过国门。端方最初曾是立宪派拉拢的对象，积极倡导宪政。然而在得悉留日学生要求归政、立宪时，却电告日本出使大臣“密加防范，勿为所惑”，其对立宪的态度不免令人生疑。此外，因五大臣在各国家所逗留时间均较短，所以对国家宪政考察得并不详备透彻，较多地是从表象上感受，但他们“长期禁锢的头脑为之开化，认识空前提高”，回国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立宪运动的发展。韦庆远、高放等《清末宪政史》一书探讨了端方被选为考察宪政大臣核心的原因。该著认为，端方出洋考察宪政捞到了熟悉外情的政治资本，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闻，其改革主张无疑会影响清朝最高统治集团的决策，为他们考虑大政方针提供思路。
刘高葆总结了端方立宪思想的三个来源：在戊戌变法期间，督办农工商局的经历；与梁启超、张謇、郑孝胥等人交往甚密；考察宪政的经历使其政治眼界大开。该文还分析了端方对于宪政所包含的君权、民权、内阁和议会的理解，指出端方立宪思想的核心是“在中国建立与当时德、日类似的二元君主制的立宪政体”，目的在于维护君权，这是其立宪观的局限所在。但文章同时认为端方鼓吹立宪并非仅为消弭革命，而是顺应了中国政治近代化运动的趋向，而且端方和其他新派人物积极活动于立宪运动的舞台，站在了有利于革命的一方，对中国最终埋葬封建制度有掘墓之功。迟云飞探讨了以端方为代表的立宪派官员对宪政的体认，他们认识到专制体制是造成中国求强求富不成的原因，专制因君主裁决无法可依，而立宪国则认法不认人。“专制常造成国家的动乱，立宪则可以保证国家的稳定”，中国除立宪外别无他途。端方等主张立宪的官员希望通过立宪这一体制，使国家从政治危机转趋稳定和平衡，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同时，他在《端方与清末宪政》一文中指出端方是清廷立宪派的代表人物，积极倡导立宪运动。但其宪法与三权分立的二元君主制立宪政体思想，带有浓厚的中国传统观念和注重现实政治的色彩，端方倡导立宪的动机在于强国御侮与消弭革命。该文还简单考察了端方与立宪派的关系，并将其放入清末政争中评述。该文最后将端方定位为一个“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官僚”，但因现实未给予其从容演变的时间，在他未完成转化之时，清王朝便在革命浪潮中被击垮了。
关于端方的文化研究。就笔者目前所搜集的资料，尚未见专门研究端方文化思想的论著，但有些学者开始关注端方作为收藏家的地位。作为一位金石书画收藏家，他珍藏了大量文物，为近代文化的传承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民国政府成立后，政府曾经发公文收购端方所藏文物，“前清端忠愍（即端方）所藏古石甚多”，“此项石刻国粹攸关”，应“估价购收”，其作为收藏家的地位可见一斑。赵瑞云、赵晓荣指出，端方是三秦度政实物收藏第一人，他热爱传统文化、建立藏书馆等，为弘扬华夏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铁波乐、张大川主要以轶闻趣事的形式讲述了端方所搜集的金石、藏品。陈秀则专门撰文详细介绍了《陶斋评权图》，照片摄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月六日，是端方与好友一起品评秦权时的留影，作者指出端方享有精于鉴别金石书画之盛名。张建斌在《端方收藏与晚清士风》中提到，端方嗜好金石字画，藏品丰富并常赠予友人，文章还论及晚清收藏风气的演变。
关于端方的社会关系研究。尚小明的《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一书选择清代的幕府做个案研究，以学术活动为主线对端方幕府进行了论述。该书指出，端方在政治上是“比较开明的”，“重视发展学术文化事业，敬礼文士，在当时学界有很高的威望”，对中国的近代化有一定贡献。该书认为端方对金石、书画的搜集不遗余力，“寄情金石，用意颇深。观其一生所为，文事、政事两不废”。正因为其个人的威望，端方能够延揽到大批幕宾。在幕宾的帮助下，端方收集到大量的古物，并刊行了数种收藏目录，对近代文化传承贡献尤大。作者指出“政与学的结合成为清末幕府的主要特点”，相对于同时期的其他幕府，端方幕府在学术上的影响要大一些。张海林主要论述了端方与近代商绅、留学生、在华外籍人士维持着融洽的关系，从而肯定了作为趋新求变的改革进步之士，端方理应受到重视。潘崇在《日常生活视域下政治人物的人际关系——端方收藏及其与文化界的交往》一文中，阐述了端方收藏的概况，论述了端方与文化界以收藏为中心的交往，并指出文化界对端方多有褒扬，但官场对端方收藏的评价不佳，这直接影响了端方政治形象的构建。作者指出，对端方进行批评的言论，多建立在对满族官吏普遍贪鄙的刻板认知基础之上，而端方与文化界人士合作收藏，为保护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积极贡献。文章从端方日常生活的角度分析端方的人际交往，有助于全面深入认识政治人物，对于推进端方及其所在时代的研究具有创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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