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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这是一本关于“人”的书：20余位学人的精神遗产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自创生之日起便与20世纪中国历史、政治与社会变革有着深刻关系，置身其中的现代文学学人的求索与命运也成为大时代的有机组成部分。
钱理群以一位历史的“在场”者视角，书写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20余位学人，再现了几代学人的困惑、挣扎与坚守，也烛照出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血肉与精神。是一份世纪记录，也是一份精神遗产。
★这是一本关于“学”的书：现代文学学科的百年风雨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大致由五代学人构成。钱理群是承前启后的第三代学人的重要代表，是重要的推动者和亲历者。他不仅与几代学人保持了密切的精神交往与知识友谊，还高度自觉地从思想史与知识分子精神史的角度审视他们的经验与遗憾。
钱理群着重评述了最初三代学人筚路蓝缕的探索史，反思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近百年的薪火庚续之路，有充沛的情感，更有大胆的抒发，借由一门“学科”反映了时代风潮下知识分子的命运与人类共同的精神命题。
★这是一本关于“情”的书：这样一群纯粹的、可爱的人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钱理群素以严肃学术闻名于世，这次他一改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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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有承担的学术》是学者钱理群知人论世的有情之作，集中书写了二十余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z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人学者。钱理群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学人”的影响比“学问”的传授更重要，更根本，更带基础性。
全书分五辑，从“史家的风范”“人的标尺”“传统的构建”“同时代人”“怀念、回忆与祝福”等不同角度立意，评述、回忆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中王瑶、林庚、贾植芳、钱谷融等第一代学人，严家炎、樊骏、孙玉石等第二代学人，以及王富仁、赵园等与钱理群同时代的学人，其中既有对学人行谊的追述，又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立源头直述至今，兼有文学史、心灵史的意义。这些越经磨难越显纯真的学人使我们看到，在这“喧闹的世界”里，依然存在着“生命的、学术的沉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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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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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中国著名人文学者。主要从事现代文学史研究，鲁迅、周作人研究，以及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代表作有《心灵的探寻》《周作人传》《1948：天地玄黄》《与鲁迅相遇》等。他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与社会的持续关注，特别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深度考察，在学界与读者中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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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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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辑一 史家的风范
“寻找你自己”
——王瑶先生的鲁迅研究 3
史家的风范
—— 王瑶先生的研究个性、学术贡献与历史地位 15
一代学者的历史困惑
—— 王瑶先生和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命运 25
我理解的王瑶传统 45
辑二 人的标尺
高举“鲁迅‘五四’”旗帜的学者
—— 李何林先生的学术贡献 61
有承担的一代学人，有承担的学术
—— 纪念田仲济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81
任访秋先生对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贡献 94
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
—— 林庚先生对我的影响 107
一个“人”的标尺
—— 从小说创作看贾植芳先生 113
读钱谷融先生 135
辑三 传统的构建
樊骏参与建构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 165
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对当下现代文学研究的启示 210
“如一箭之入大海”
——王得后《鲁迅研究笔记》评点 227
刘增杰和河南大学文学院学术团队与传统 258
用个性化方式响应时代对这一代学者的要求
—— 支克坚先生学术思想和贡献初议 265
漫说孙玉石先生的学术、人生境界 274
读洪子诚先生二题 280
辑四 同时代人
学术生态的建设及其他
—— 读王富仁《“新国学”论纲》 295
“将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
—— 赵园《艰难的选择》导读 314
同代人的观察与理解
—— 读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 327
是集大成，又是新的开拓
—— 读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 332
商金林学术研究的“现代中国人文史”视野
—— 读《中国现代作家的读解与欣赏》有感 341
关于“同时代人”的两点随想
—— 在“同时代人的文学与批评”对话会上的发言 349
谈谈赵园和我们“这四家人” 355
辑五 回忆、祝福与怀念
一个老学生的回忆与祝福
—— 为乐黛云老师九十大寿而作 377
“三宽之人”谢冕 385
我的感激和感想
—— 在“严家炎学术思想暨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 座谈会上的讲话 389
“古板和梗顽”的鲁迅守望者
—— 王得后《鲁迅研究笔记》前言 392
王信走了，那样的“纯粹的人”不会再有了 398
“知我者”走了，我还活着
—— 悼念富仁 402
这一代人中的一位远行了
—— 送别老吴 413
后记 我的文学史家的追求与努力 433
附录 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研究文章存目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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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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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
——赵园《艰难的选择》导读
一本产生于八十年代的学术著作，得以于九十年代末重版，对于作者或许是一种慰藉，至少表明未因时间的流逝而被遗忘。而对于读者，特别是我这样的同代人，却是提供了一个“反顾当年”的机会。黄子平在 1985 年为该书所写的“小引”里，就已经预言，“研究者对 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加以探讨”，“（而）研究者自身也是知识分子。检查‘镜子’者亦照入镜中，我们看到了双重的映像。以后又会有人来考察这一考察，多半又会映入其中。于是我们获得一种叠印的丰富性。这是一代代的知识分子执着而又真挚的自我反省积累起来的丰富性”。正是在这“作者（研究者）—研究对象—（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连续不断的反省中，学术的生命得到了延伸与升华。因此，当我应作者所嘱为该书的再版写序时，确实怀着巨大的参与的热情；我就像是重读自己的著作一样，读完了该书，然后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想说的话实在太多，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而作者告诉我，为该书的预期读者——九十年代的年轻一代着想，似乎应该先介绍写作背景。那么，我就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的时间的落差中来讲述这个发生在八十年代的学术故事吧。——这倒不失为一个较好的叙述框架与角度。
这是一个作者自己回忆、而让我感到震动的历史细节：在七十年代“文革”期间，“为防梦话，我曾在临睡前将小手绢衔在口中——虽然我实在并无反动思想”。作者因此问道：“未来年代的人们还能否想象我们所经验过的恐怖？还能否由这一代人的文字间，读出那恐怖岁月的阴影？”（《再致友人》）如果不能体察这一代人这种刻骨铭心的恐怖记忆，大概很难理解他们的学术。正是在经历了禁止一切独立的思考，扼杀个体生命的自由意识，以消灭知识与知识分子为目的的“思想改造”，并且把外在的禁令化作了自我内心的“需求”（这才是真正令人恐怖之处），亦即知识分子自身的奴化，从而推向了绝望的极端以后，这一代人在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通过痛苦的反思，获得了一次真正的觉醒；同时又在历史提供的特殊机遇中，与直接承续了五四精神的老一辈学者相遇，不仅接受了较为严格的学术训练，而且在精神谱系上与新文化传统相联结，并进而把自我的新觉醒转化成了新的学术。于是有了对研究对象（中国现代文学及其创造者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发现，同时又是真实的自我的发现与展示。我曾这样描述自己第一本学术著作《心灵的探寻》：“这是我的《狂人日 记》：第一次发现‘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第一次明白：数十年‘时时吃人的地方’，‘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我也未必在无意之中没有吃过人！于是有了我的第一次‘反戈一击’：面对几十年形成的，几乎渗入灵魂、血肉的观念、准则、理想、信仰，第一次发问：‘从来如此，便对么？’同时有了我的第一次‘挣扎’，第一次灵魂的呼号：‘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这里说的不只是我自己，或许也包括赵园在内的我的许多同代人，以及《艰难的选择》这样的一大批起步之作。而且这样地与鲁迅相类比，也并非想攀附前贤，不过是强调这一代人从以对人的奴役为主要特征的极“左”文化束缚中解放出来，与五四那一代挣脱不把人当作人的“封建文化”的束缚是同样“艰难”与伟大的。这时间上至少间隔了两三代的两代人也因此而结下精神上的不解之“缘”。这一代人学术的最初形态与特点，都应该从这样的思想的挣扎与解放、觉醒中得到描述与说明。
比如，正是因为有了那个知识分子被视为“臭老九”，而被剥夺了存在权利的时代，这才有了这一声“认识你自己”的呐喊。这本是五四先驱对希腊哲人遥远的呼应，现在又被赵园郑重其事地当作自己著作的题词；有了以“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作为自己的持续（甚至终生的）研究对象与课题的学术选择，并爆发出如此巨大的讲述热情：就这本《艰难的选择》而言，不仅有了“上篇”“下篇”，还要将“不能或未及写入本书‘正文’的缺乏连贯性的思想和印象”写成“余论”，并且宣称“打算继续写下去，直到无可再写为止”，于是又有了“附录”“附录一”“附录二”，以至“附录三”。自己写不够，还要朋友也“海阔天空”地“写一点”，子平兄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大篇，似乎还不过瘾……这本身已经构成了一种典型的学术现象：子平当时即已意识到：“仿佛不是我们选择了题目，而是题目选择了我们。我们被纠缠上了，命中注定的，要与它撕扯不开。”这在后人（比如九十年代的学人？）看来，或许是幼稚与可笑的吧；但我们这辈人却从此再也摆脱不了“无休止地反省自己”的宿命，而那毫无顾忌的热情是再也不会重复了。借用曹禺剧本中一个人物的说法，“叫你想想忍不住要哭，想想又忍不住要笑啊！”这不可重复的欲求与热情同时也是那个时代（八十年代）的读者的。只要想想这个事实就足以使后代人瞠目结舌：仅这部《艰难的选择》印刷总数即达万余册。据作者说，类似的“严肃的学术著作”还有“印至一二十万册之多”的（《十年回首》）。作者这样不知疲倦地述说，读者也这般如痴如醉地倾听，这样的知识饥渴，对知识者如此的关注，对学术著作这般的青睐，就是在五四时期也是未曾有过的。这里或许也存在着某种误解（例如有些人还分不清“文学”与“学术”），免不了幼稚之嫌，但其中的真诚与纯洁却是无可怀疑，并让人永远怀想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一代学人的学术选择。一切出于这样的一种学术冲动（推动力），如赵园所说，“在我，最猛烈的渴望是认识这个世界，同时在对象世界中体验自己的生命”。因此，这样的学术必然是主体投入的（作者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这样写道：“曾经有过一个时期，人们几乎闻‘主观’而发抖，他们恨不能把自己的灵魂整个儿地藏起来。……我们现在终于有可能随随便便地谈论‘主观’了”，这主体意识的恢复与强化本身即是一种解放），既是“自我表达乃至宣泄的欲望”的满足，又是自我的反省与反思，因而不免是“今是而昨非”的不断质疑与否定，更是在自我（思想力、想象力与表现力）的挑战中寻求生命的扩展与升华，学术在这里不过是生命的实现方式，是对“人”（自我）的生命深度与力度的永远的追求。这样的学术同时又是“介入”式的，它的“问题意识”产生于现实，它的思考却是有距离的，更带专业性、学理性的，是更根本、也是更超越的，学术的价值正是实现于“现实性”与“超越性”的张力之中，这一代人是既向往“连带着生活的、文学的感性血肉，充溢着、喷发着人生气息的”研究境界，又“追求理论发现，追求对对象、对自我超越的姿态”的。这样的学术选择本身，即包含着对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现代作家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种理解与把握方式，一种发现与叙述方式：把现代文学史视为“现代知识者的精神产品”，“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历史的一种表现形态”；“试图由心灵的创造物去接近创造者的心灵，由这些心灵去亲近那整个文学时代；试图凭借历史知识、艺术理论和个人经验（包括审美经验）探寻这艺术世界的深层结构，同时由这特殊世界去‘复原’那个时代的感性面貌”（参看本书上篇第三章第二节与“余论”的有关论述）。这样的“对现代文学作 品的思想史的兴趣”与选择，同时也意味着对学术风格的一种选择：充满了诗的激情，同时又是冷静的反思。王晓明因此在关于本书的一篇评论中，提到了赵园的矛盾：“我不怀疑赵园是想当一回冷静的研究者，可到头来她还是更像一个热烈的抒情者”；既渴望着自由地袒露自己，却由于积习，更因为经常提及的内在的恐惧，又使她提笔时不免有意无意地曲折掩映，她不满意于此，一再称之为“病态”，却又不能摆脱，这挣扎（不仅是思想的，更是文字表达的）之苦，也同样属于这一代学人。但正如王晓明所说，“也唯其如此，赵园的情感表现自有一种深沉的意味。一旦她的深埋的激情穿过各种思考与表达的障碍，迂回而出，那种独特的深厚和凝重感，那种饱满的力度，就远非一般的抒情议论所可比拟”。不可否认，以上的学术选择，也是自觉的“扬长避短”：既是一种智慧，也包含着无奈。这一代人被称为“学者”，其实是有几分尴尬的：他（她）们是在“批判封、资、修”的文化国策中成长起来的，无论于“中”（特别是古代传统）、于“外”两方面的文化修养都是先天不足的；比如说吧，在这次重读中，我就注意到，赵园的这本专著很少引述，所引的也大都是马克思的著作、鲁迅的著作、还有部分的俄国思想家、文学家的论述，这其实就是我们这一代学人的学术的“根底”（记得一位友人在读我的《心灵的探寻》时，也有类似的发现，曾对我当面谈过），这自然是既狭隘又可怜的。更为尴尬的是，我们有机会闯入（或者说是误入）学术界时，都已是“高龄青年”（这是一个有几分可笑，又令人心酸的称谓），全面更新知识结构已无可能，我们也试图做些弥补，却都收效甚微。于是我们只能避开纯学术的研究，发挥自己人生经验，以及内心体验都比较丰富的优势，以一个觉醒者的眼光，反戈一击，做一点历史的反省、反思的工作，用我近年爱用的说法，即是通过我们的学术研究，“将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为后代人真正的学术创造提供一些基础性的事实材料与历史当事人的总结。命中注定的，这只能是过渡的一代学人。赵园说：“我们参与着‘积累’。我们的成绩将沉积在土层中，成为对‘天才’的滋养。”这正是一种难得的清醒；她接着又反问道：“这难道不是值得欣悦的？”这真诚同样令人感动。
但似乎也没有必要妄自菲薄。尽管也有人曾在这些显而易见的弱点（包括知识结构的缺陷）上大做文章，试图从根本上否认这一代学人的存在价值，但他们也都报以苦笑而置之不理，依然走自己的路。这种自信、自尊与自重是建立在这样的自觉意识上的：尽管具体的学术选择必然地存在着时代与历史的局限，但在其背后，却存在着也许是更为根本的知识分子立场的选择，而这显然是有着更为长远的意义的。在我看来，这或许可以概括为“独立、自由、批判与创造”的立场。这样的知识分子立场在中国现代本来是五四那一代人所开创的；我们通常讲“北大精神”，按我的理解，就是指蔡元培领导下的北大所建立的这样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范式。问题是，以后这样的精神却逐渐失落，以致鲁迅有“五四失精神”之说。而到了五六十年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当知识分子成为被改造，以至被专政的对象时，这样的“独立、自由、批判与创造”的立场也就丧失殆尽。如前文所说，赵园这一代学人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以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上的地位与意义，正在于对这样的中断了的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与学术）传统的恢复与承接。因此，当赵园（及她的同代学人）宣布，“我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以‘学术’为业的人”，追求“人生意境与学术境界的合致”（《邂逅“学术”》）时，实际上就是在要求知识分子人格的独立与思想的自由，以及学术摆脱任何（政治的与商业的，等等）依附关系的独立与自由；而赵园这一代学人学术上的强烈的自省性，则更是鲁迅批判传统的直接继承，怀疑与否定不仅指向外部的一切奴役体制、观念，更指向自身的奴性，这正是显示了批判的彻底性的；在该书中，赵园以“寻梦人”概括中国知识分子（以及自身），表示更“关心作为创造者的知识者的心灵状态”，为 中国知识分子缺乏“天马行空般的狂想，放纵的艺术想象”，中国现代文学“缺少一个真正瑰丽动人的‘童心世界’”而感到遗憾，以至于沮丧，正是表明了这一代学人是怎样地期待着被长期压抑的学术的创造力的大释放，向慕着为人与治学的大人格、大境界啊！在我看来，正是这样的“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精神构成了八十年代中国学术（而中国现代文学正是八十年代中国学术的前沿）的核心与精髓，它的具体学术成果（包括本书在内），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但它为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学术精神范式的重建，所奠定的大格局与基础，却是弥足珍贵，并具有长远的生命力的。
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是偏于对赵园这一代学人的总体学术选择与风格的讨论，而较少涉及赵园的研究个性，而赵园又恰恰是以个性的鲜明著称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但我们也要坦率地指出，《艰难的选择》并非真正体现赵园研究风格之作，尽管她的独特性已经处处显露，比如同样是对现代文学作品思想史式的关注，赵园仍处处抓住文学的形式、审美这一中介环节，显示了极好的，并且是十分独到的艺术感觉与思想穿透力；但她在写作本书时，也许是更注重与同代人整体风格的靠拢与和谐的。这本身即是一个饶有兴味的学术现象：这一代学人本来是以个性的张扬为主要追求的；但他们却又有很强的群体意识（这或许也是过渡的一代的特点？），并且首先表现出一种“代”的特征，据我的观察，这一代学人各自学术个性的明晰化与分离，恐怕要到八十年代末与九十年代初。同样有意思的是，赵园本人也十分重视她与同代学人之间深刻的精神联系，在好几篇文章中都谈到八十年代外部学术环境（特别是她具体生存于其中的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学术小环境）对她的思想形成与成长的意义，她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我相信我及我的同代人所做的，只是在‘总体估量’中才有意义”（《邂逅“学术”》）。理解与运用这个判断当然要加以一定的限制，但它的提醒仍是重要的：在我们考察赵园的学术时，在瞩目于她的鲜明的学术个性的同时，不可忽略她是出现于八十年代的中国学者：这个时代培育了她，她也参与了八十年代学术精神传统的创造，而时代学术的正面与负面都深刻地影响着她的治学之道与成长之路。但赵园之为赵园，还在于她在努力认同于同代人的选择的同时，更是顽强地维护自己“这一个”的思想与学术上的独立性，以及个体生命的不可侵犯性。在一篇文章里，她谈到了在一次演讲之后，“突然怀疑自己被讲台所操纵”，“被操纵于听众的情绪”，于是，“对讲台感到了厌倦”，进而做出了反省：“交流的渴望，是极其正常而不可抗拒的诱惑”，但在演讲中却不可避免地变成了“表演”；她质问自己：“你为了‘交流’而牺牲了真诚。这代价是否值得？”（《十年回首》）而这样的“演讲”所显示的学者的存在方式，作者与读者（听众）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学术思维与表达上的“演讲风”，与此相应的心态，等等，正是八十年代中国学术潮流的重要表征。赵园恰恰是在对之产生的厌倦中，更清醒地认识了真实的自我实在需要、适合什么，于是她郑重地、 并且不失时机地自动地“由八十年代的氛围中脱出，与某些联系脱榫，回到更宜于我的‘独处’与‘自语’状态”，“回到我的性情，我本有的态度、方式”（《〈自选集〉自序》《十年回首》）。赵园的这一“脱出”发生在八十年代末与九十年代初。我自己几乎在同时也产生过这样的对“表演”的厌倦感，也有过脱出的念头（参看拙作《自说自话：我的选择》）。但我终于没有做到，这也是由我的性情所决定的。在我看来，无论是赵园的脱出，还是我的在困惑与矛盾中的坚守，都是对自我个性的追寻与坚持；因此，从表面上看，九十年代以后，我们的人生、学术之道都显示出不同的风貌，但在内在精神上却依然相通——对于这一点，我是从不怀疑的；因为所变化的仅是具体的生存方式、学术道路的选择，而根本的知识分子的立场的选择是没有，也不能变的。于是，赵园在“确认书斋之为我的‘生活方式’”以后，“在日复一日的读与写中”，又“体验着自己的被制作，被写作这行为制作，被那一套‘学术话语’制作，被学术方式制作”，她发现“学术已压杀了我们的有关能力——像张爱玲那样活跃的语言感觉，那样富于灵性的想象与联想”，于是终于有了赵园式的一声呼叫：“这‘职业化’的娴熟令我恐惧！”（《代价》）。这呼叫出现于学院派学术成为九十年代的学术潮流时，实在是意义重大的。赵园十分清楚，学术“这份职业是适合我的”，她对命运的这一安排甚至“怀着感激”，她恐怕永远要在书斋里生存下去，那几乎是唯一的她的去处，她不可能反对学院派的学术，但赵园之为赵园，或者说她的难得之处，正在于她“依赖书斋环境， 同时知道其代价”，敢于正视与揭示 学院学术的负面，所存在的学术“陷阱”，“保有了这一份自省、自审的能力（也无论这能力是否有妨生存）”（《代价》）。赵园从八十年代学术氛围中的自动脱出，对九十年代学院派学术（以至学术自身）的质疑，充分地表明了她的拒绝进入一切潮流的独立立场：她既不奢望影响潮流，更无论领导潮流，同时警惕着潮流对自我人生与学术的个人性的侵犯与压抑。她更警觉于来自自我的侵犯与压抑：她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自己每走进书店，想到我的书就要和那些乏人问津的书们挤在一起，先就有了一点失落之感；但她又立刻作出了反省：“写到这里，又暗自惊诧于对‘行情’的关心，写作学术论文时，是从不在意有几个读者的，这里岂不正有对某种角色、位置的确认？”（《〈独语〉自序》）我们自然也可以把这些看作赵园的内在矛盾与选择的艰难：既渴望又拒绝某种（社会）角色与位置；既选择了学术，又抗拒着学术的束缚；既向往非学术的写作，又清醒其必有的弊端。但我却从这挣扎的背后，看到了对维护个体人格独立与精神自由的高度自觉；这种自觉有的时候甚至成为一种不无病态的过敏：是那样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仅属于自己的那一个小角落（赵园因此给自己创造了“窗下”的意象）的安宁与自由，而时刻惊惧于来自任何方面的干扰与侵犯，这不禁使人想到，或许那“在梦中也衔着小手绢”的恐怖记忆仍然时刻威胁着这位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极端敏感的学人？……
另一方面，赵园也在时刻紧张地反省着自己。因此，对于第一本试笔之作，首先作出“再思考”的正是作者本人，这是再自然也不过的了。而且就在本书出版三个月之后，读者似乎还来不及做出反应，作者就已经在疾呼“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贫困’，渴望着补充，渴望着校正，渴望着更新”了。甚至不让自己有一点自我陶醉（喘息）的机会，这是典型的赵园风格。而且这检讨又是极认真的，主要有二。一是发现了自己的研究视野中的许多盲点：在反思五十、六十、七十年代被弄得混乱不清的“知识者的个性发展与社会责任”“知识者与政治”“知识者与人民”等的关系时，必然更关注于激进知识分子的选择，而把同时存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选择“轻易地绕过了”；在强调与突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的“乡土中国”的那一重联系的时候，却将“异于传统文化的都市文化与都市性格”这一种研究中的“艰难”回避了；在对文学史材料的思想史的运用中，往往偏于抽取文学作品的经验内容而相对忽略了形式，等等。赵园又进一步追问产生以上研究盲点的内在原因，她发现了“为了统一性而忽略多样性，为了概念牺牲事实”这样的文学史研究思维与方法上的问题。而在我看来，这背后或许还有一个文学史观的问题，弈即历史决定论、历史进化论的影响，使得我们这些学人也许是过分热衷于将纷繁复杂的历史纳入沿着既定目标不断前进的秩序之中，从而使自己陷入了顾此失彼的尴尬境地。赵园在以后所写的《〈自选集〉自序》等文里，更是发现了自己的研究的“致命缺陷”：对于自己的研究课题以及论述“据以展开的前提缺乏反省”——在未对“知识者”的概念进行界定，“在未审查所论时期知识者所使用的‘人民’这一概念、也未清理由五四到当代（也即论者使用这一概念之时）语义衍变的情况下，‘关系’的历史就付诸了论述”。而在赵园看来，这一缺陷甚至带有某种不可克服性，因为自己（这一代人）“并非没有反省的愿望，而是缺乏反省能力”。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未免过于悲观，但非但其真诚性无可怀疑，而那种渴望突破自己、却已无能为力，即所谓“明白了，却已经晚了”的悲哀，也是一杯真实的苦酒，并且也只能由这一代人自己吞下。赵园在近年所写的好些文章中反复述说的“老态”，我理解其所倾诉的，也正是这样的情怀。
但这一代学人也并非无事可做，面对各方的挤压，他们也有自己的必须坚守的东西。当有人把对八十年代的学术进行的反省推向另一个极端，例如，把五四先驱者描绘成历史文化的“罪人”，漠视或根本否认五四新文化传统；例如，重又不加分析、毫无保留地肯定一种选择（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的选择），而鄙薄另一种选择（激进 主义的、 革命的选择），学术界很多人却对此保持可疑的沉默，又是赵园著文公开表示：“厌恶于（这类）随时准备着将鼻梁涂白的‘反思’，厌恶于那永不吝于‘向过去告别’的轻浮，尤其不能忍受对‘历史’对前辈选择的轻薄的嘲弄。在我看来，那是对生命的亵渎，对他人生命的轻薄。那一代人毕竟经由‘革命’， 寻找过人生之‘重’。即使在理念的外壳被抛弃之后，甚至在‘污秽与血’毕现之后，仍有这‘重’在。”（《乡土之二》）赵园在这里所要维护的，依然是人的生命选择的尊严与自由。是的，在“独立、自由、批判、创造”这一知识分子的基本立场上，是不能作出任何让步的。几代人（连同我们自 己）的充满血和泪的经验教训已经证明，这是一条“底线”，往后退一步，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就由“人”变成“奴”，由“知识者”变成“帮忙与帮闲”了，所谓“学术”也会被“奴化”了。在反思历史，包括对八十年代的中国学术进行历史的总结时，我们要敢于正视与校正曾经有过的失误，同时也应警惕：我们是否放弃得太多了？这样想，如此提出问题，大概不是无的放矢吧？就要结束这篇或许过长的序言时， 我又看到了一位九十年代的北大研究生的一段话：“我向往八十年代，我最大的遗憾便是没有搭上八十年代的末班车。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有三个可贵的特点：一是单纯明朗的理想主义，二是不屈不挠地参与历史的热情，三是对‘知识分子’身份的空前自觉。”不知道这位青年学生的意见 在他的同代人中间有多大的代表性，但至少证明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还是给后代人提供了某些可供怀想的东西，作为这一代人中的一个成员，我是因此而感到了某种欣慰的，不知道赵园以为如何。当然，我也想告诉这位年轻的朋友：不要将八十年代过于理想化，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价值，也存在着自己的问题；即使是你所看到、并且十分向往的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的这些特点，在有着确实可贵的价值的同时，也存在着负面的因素。后来者应该站得更高，在继承、坚持的同时，也要对之进行质疑。我们并不迷信进化论，后人不是注定了必然超过前人，但作为过来人却又是真诚地期待着新的一代能够超越于自己。当然，我们这一代的路还没有走完，不过，也只是沿着已经选定了的人生与学术之路，走到底就是了。
赵园，你说呢？
1998年6月3日写毕于燕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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