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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一、赵逵夫先生所作《序言》和作者所作《前言》，对《尉缭子》的作者、篇卷、成书过程、历代注本、版本系统等读者普遍关心的问题，做了极具说服力的考证、阐述，可以称得上是打开《尉缭子》这本书的钥匙。
二、作者选用的底本是《续古逸丛书》影印的宋《武经七书》本，校本用了14种之多，其中包括了银雀山汉简等出土资料，可以说，对《尉缭子》文本做了非常全面的校勘。
三、本书吸收的古今注释20家，《武经七书》系统内的各类注释，几乎全部做了梳理。在广搜博采的同时，作者又非常重视判断前人注释的是非，避免读者因各类歧见而滋生困扰。
四、本书附录包括《银雀山简本尉缭子释文》《尉缭生平事迹》《历代官私书志著录》《尉缭子书目》《历代序跋》《历代评论》《尉缭子韵读》，史料价值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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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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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缭子》为战国后期的一部军事著作，是“武经七书”中的一种，现存24篇，主要内容是坚持法制，严明赏罚；讲求谋略，举贤任能；崇尚耕战，安抚民众；最终目标是实现富国强兵。其中既有对用兵作战的论述，又保存了较多军事条令，对我们深入了解古代军事思想和军事理论很有帮助。此次推出的《尉缭子校注》，是对《尉缭子》一书的全面、系统的整理和注释，所用底本为 《续古逸丛书》所收影印宋《武经七书》本，参校本有14种，吸收的前人注释主要有20种，文末有7种附录，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史料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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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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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富宏，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先秦文学与文献研究。着有《鬼谷子研究》《鬼谷子集校集注》《慎子集校集注》等20种。江苏省中青年科学技术带头人，兼任中国先秦史学会鬼谷子研究分会副会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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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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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前言
例言
尉缭子卷第一
天官第一
兵谈第二
制谈第三
战威第四
尉缭子卷第二
攻权第五
守权第六
十二陵第七
武议第八
将理第九
尉缭子卷第三
原官第十
治本第十一
战权第十二
重刑令第十三
伍制令第十四
分塞令第十五
尉缭子卷第四
束伍令第十六
经卒令第十七
勒卒令第十八
将令第十九
踵军令第二十
尉缭子卷第五
兵教上第二十一
兵教下第二十二
兵令上第二十三
兵令下第二十四
附录一 银雀山简本尉缭子释文
附录二 尉缭生平事迹
附录三 历代官私书志著录
附录四 尉缭子书目
附录五 历代序跋
附录六 历代评论
附录七 尉缭子韵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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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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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赵逵夫
从汉代至二十世纪末以至本世纪初，关于尉缭其人与《尉缭子》其书，各种文献中记载歧异，学者们的看法分歧之大，在先秦诸子之中无有过之者。首先，关于尉缭是什么时候的人，是战国中期的还是战国之末的；是哪一国人，以及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是否如有的学者所说为司马错，或宋钘，或尹文，或尹文弟子；他的生平大体怎样，这些都有种种说法。其次，关于其书，是一部书还是两部书；今存《尉缭子》究竟是《汉书·艺文志》中所说兵书，还是杂家之书，还是“合编本”；如是两部，为一个人所著，还是分别为两个人所著，所有这些，均无定论。对其人最突出的怀疑说法，是本无其人；对其书最突出的怀疑说法，是后人拟作的伪书。
一九七二年山东银雀山西汉初年墓中出土了《尉缭子》的残简六篇，伪书说销声匿迹了，被一些人疑为虚无的尉缭其人也复活了，只是关于作者生活年代及生平方面仍不清楚，关于其人、其书看法上的不少分歧还在。
然而，当我们对有关材料进行认真研究，对相关历史文献进行彻底地清理比较，将从古到近代并不矛盾的说法联系起来作整体分析，就会发现：尉缭这个人是六国末一位有思想、有政治远见的杰出人物，他本名顿缭，为西周时封国顿国旧贵族之后。顿国于春秋末年（周敬王十四年，前四九六）为楚所灭，除王族被迫南迁外，其他同姓旁族成为魏人，以“顿”为氏。顿缭生活于魏昭王、安釐王、景愍王（即秦王政前期）时代。其晚年入秦以后，秦始皇任命为国尉，后人遂称之为“尉缭”。《尉缭子》一书是尉缭不同时期著作的结集。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始皇十年免吕不韦相国之职以后说：
大索，逐客。李斯上书说，乃止逐客令。……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曰：“以秦之强，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从，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愍王之所亡也。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秦王从其计。见尉缭亢礼，衣服食饮与缭同。缭曰：“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乃亡去。秦王觉，固止，以为秦国尉，卒用其计策，而李斯用事。
我以为《尉缭子》一书的作者即此尉缭，六国之末人。
同时，我以为尉缭即战国策中说的顿弱。《战国策·秦策四》秦王欲见顿弱云：
秦王欲见顿弱，顿弱曰：“臣之义不参拜，王能使臣无拜，即可矣。不，即不见也。”秦王许之。于是顿子曰……秦王悖然而怒。
顿弱曰：“山东战国有六，威不掩于山东，而掩于母，臣窃为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东之战国可兼与？”顿子曰：“韩，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王资臣万金而游，听之韩、魏，入其社稷之臣于秦，即韩、魏从。韩、魏从，而天下可图也。”秦王曰：“寡人之国贫，恐不能给也。”顿子曰：“天下未尝无事也，非从即横也。横成，则秦帝；从成，即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养；楚王，即王虽有万金，弗得私也。”秦王曰：“善。”乃资万金，使东游韩、魏，入其将相。北游于燕、赵，而杀李牧。齐王入朝，四国必从，顿子之说也。
读之，即知两书所记为同一事。
第一，《战国策》中所记顿弱要求见秦王时不参拜，秦王许之，正是《秦始皇本纪》中所写秦王“见尉缭亢礼，衣服饮食与缭同”的根源，也因此才有尉缭怕被杀而逃走之事。
第二，两书所载向秦王陈辞，虽详略不同，但可看出其相同点：《秦始皇本纪》言“愿大王毋爱其财”，“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秦策》中言“资臣万金而游，听之韩、魏，入其社稷之臣于秦”。两篇之异只在详略不同、各有侧重而已。
第三，顿弱同尉缭之别，“顿”为姓氏，“尉”为官名。因秦以其为国尉，是顿缭最后之职务，故秦人称之为尉缭，汉以后亦因之而称之为“尉缭”，犹卫鞅之称作商鞅（秦封之为商君）。
第四，“缭”字在先秦之时与“弱”音相近，故有的文献中写作“弱”。二字在先秦古韵中均属宵部。其声母“缭”在来母，“弱”在日母，来母之字与日母之字通借之例古多有之。如《山海经·海外北经》“柔利国”，一云“留利之国”；《尚书·盘庚上》“无弱孤有幼”；汉石经“弱”作“流”；《战国策·魏策三》“秦绕舞阳之北”，汉帛书本“绕”作“缭”。“流”、“留”、“缭”与“弱”、“柔”、“绕”通借，说明当时某些方音中“缭”与“弱”同音，则顿弱即顿缭。
我们弄清楚了尉缭在上古文献中的另一写法，将他见于先秦史料的时间提前，而且对他生平的考察可以有更宽的范围，对他的身世可以有更多的了解，而且进一步证明：尉缭是六国末年人。其实清代学者沈钦韩在其《汉书疏证》中已言：“顿弱与尉缭乃一人，记异耳。”唯缺乏严密的论证而已。
《尉缭子》第一篇《天官》开头即为梁王问尉缭子，“尉缭子对曰”之语，《史记·秦始皇本纪》也明言“大梁人尉缭”，其为魏人无疑。《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秋，楚得臣帅师伐陈，遂取焦夷，城顿而还。”又《春秋·僖公二十五年》：“秋，楚人围陈，纳顿子于顿。”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引或曰：“顿国本在今县北三十里，顿子迫于陈而奔楚，自顿南徙，故曰南顿。”顿国之地本在今河南省东北部，当濮阳以北。《诗经·卫风·氓》：“送子涉淇，至于顿丘。”顿丘即顿国所在地。因黄河下游常有水患，城邑多建于山丘，如商丘、帝丘等名皆由此而来。
顿缭之生，上据顿国之亡不足二百年。从家庭传统来说，他具有回顾历史，从政治、军事等方面考虑如何强国的意识与条件，这同其关注政治、研究军事、成就了一部在思想上超越前代的军事著作的经历相符。
战国之时一般游说之士也有出身低微者，但究心于兵法者多为旧贵族出身。因为无论怎样，旧贵族总希望自己的国家长存，祖宗之禋祀不绝，形成了一种传统的观念。《史记》中载：“司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子也。”即其例。
因尉缭之“尉”为秦官名，本名缭，其姓氏被淡忘，故早期文献中有作“缭子”者，又同音误为“料子”。《尸子·广泽篇》说：“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囿”通“宥”，宽也，引申为宽泛无别。“别宥”即言要明确地区分辨别事情的各方面，要有正误、善恶、是非及其程度之分。《吕氏春秋·去宥篇》云：“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昼为昏，以白为黑，以尧为桀。宥之为败亦大矣……故凡人必别宥然后知，别宥则能全其天矣。”此“宥”即指不辨昼夜，颠倒黑白，不分善恶，混淆是非。这是从哲学、逻辑学的角度提出的一种政治观念，体现出法治、礼制思想。“料子”即“缭子”，也即尉缭子。梁启超疑料子即尹文或其弟子，顾实以为是宋钘，均非是。杨树达《汉书管窥》引梁玉绳之说：“尉缭子即《尸子》所谓‘料子贵别’者也。”“贵别”、“贵别囿”意思相同，都体现着法家思想，这与《尉缭子》的思想一致。
由上文的论述已知尉缭为战国末年人。史书中言“六国时人”，实指战国之末，因为至战国中期大小诸侯国尚有十多个，且秦灭六国也用了十个年头，而将最后一国——齐灭后十五年，秦也就亡了，故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即包括秦在内。
我考证尉缭生于魏襄王十八年（前三〇一）前后，卒于秦王政十三年（前二三四）以后的数年间，大约就在魏景愍王去世（前二二八）前后。因为尉缭在秦王政十年入秦，得为国尉，此后几年中秦魏间无事，秦王政十二年秦还助魏攻楚。但至秦王政十六年（前二三一）魏向秦献丽邑，韩向秦献南阳，似尉缭已不能完全保护魏国的利益。不过，此后五年秦亦未攻魏，而至秦王政二十二年（前二二五），王贲攻大梁，决河水灌大梁城，魏王假出降，魏亡。此时尉缭可能已卒。
关于学者们都提到的《尉缭子》一书开头“梁惠王问尉缭”一句的问题。全书提到“梁惠王”只此一处，我以为原文本作“梁王”，是后人误加了“惠”字。
首先，古代文献在印刷术发明之前长期传抄，误增“惠”字的可能性很大。《孟子》为儒家重要的经典，人皆熟读之，其第一篇开头即作“孟子见梁惠王，王曰”云云，《尉缭子》开头的行文方式与此完全一样，而且《孟子》中此篇的篇名也叫“梁惠王”，分两卷：“梁惠王上”，“梁惠王下”。人们常读、常说“梁惠王”，无形中抄为“梁惠王”的可能性存在；或者有人以为魏国只有梁惠王亲近文士，文人多向他进言，以为原文缺“惠”字而补上的可能性也有。
其次，《战国策》中只有魏惠王称作“梁王”，也可能是有的学者依《战国策》之例补“惠”字。但并没有注意到，《史记》中只有魏安釐王才称“梁王”，其他如魏惠王作“梁惠王”，魏襄王作“梁襄王”，谥号是不省的。《尉缭子》一书之编定应在西汉时，其义例应与《史记》相同，“梁王”是指梁安釐王。这里当是有自认为博学者依《战国策》之例而妄加了“惠”字。
再次，从社会环境方面来说，尉缭也不可能是魏惠王之时人。魏惠王雄才大略，是魏国在魏文侯之后最有作为的君主。魏惠王在魏文侯之后进一步实行改革，国力也进一步强大。杨宽《战国史》列出其重要举措：（一）兴修水利，开发川泽；（二）开创选拔“武卒制度”；（三）加强防备和控制交通。魏国都城原在安邑，地处河东，受秦、赵、韩三国包围，只有上党山区有一线地可以和河内交通，如果赵、韩联合切断上党的交通线，加上秦的进攻，形势就岌岌可危。魏惠王继位之第九年将都城由安邑迁于大梁，又与韩、赵二国调整交换土地，使魏在中原的土地连成一块，造成有利的形势。惠王在位三十六年，只有两次战败。鲁、宋、卫、韩之国君都曾入魏朝见魏惠王，魏惠王也曾分别同韩、赵、齐、宋、燕、秦之君相会。如果尉缭生活于惠王之时，不至于不被重用、很少见于史书记载；只因生活于昭王之后，当魏之晚期，才未能充分发挥其才略。
总之，《尉缭子》开头本作“梁王”，尉缭子非梁惠王时人。很多学者只纠结于这一个字，或坚持为“魏惠王时人”、“战国中期人”，或言有两个尉缭，都是胶柱鼓瑟。由于一个字，在尉缭和尉缭子一书的研究中形成如此多的混乱，一两千年中无法解脱，真是令人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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