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魏玛共和国哲学家斯宾格勒挑战了黑格尔和马克思乐观的历史进步史观。斯宾格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的1918年出版了他的著作《西方世界的衰落》。Oswald 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John Farrenkopf， “Spenglers Pessimism and the Tragedy of Our Age，” Theory and Society， June 1993， p.399.他的主要论点如下：第一，他认为每个文明都是一个有机体，类似于一种动植物，它们相对独立，并且相互竞争，也就是说，他不认可西方中心论，而认可文化多元论。他认为每一个文明都有自己的特性。西方文明的特性是对空间的无止境追求，他用浮士德式精神来形容西方文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及之后西方人对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的探索和控制，对天空和海洋的开发利用，都体现了这种浮士德精神。第二，他不接受黑格尔和马克思乐观的历史哲学，即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进步历史。斯宾格勒认为人类的文明是一个循环的历史，每一个文明都有自己的发展周期，都经历着产生、成长、成熟和衰落。
虽然斯宾格勒的理论有不少缺点，比如强调历史决定论和必然性而忽视人类的自主性，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绝对对立而否认不同文明之间的融合会通。他预言德国在欧战中胜出也被证明是错误的，他没有估计到美国最终代表西方文明建立全球霸权。但是斯宾格勒的其他预言却受到了现代西方学者的重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明显地受到斯宾格勒的很大影响。有关斯宾格勒对亨廷顿的影响，参见Robert W. Merry， “Spenglers Ominous Prophecy，” National Interest， January/February 2013， p.20.冷战之后，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认为未来的国际关系将体现为文明之间的竞争与冲突。亨廷顿强调文明的差异是不同民族之间最本质的差异，因为文明关乎着人类最基本的信仰和价值如宗教与伦理规范等，所以最难妥协和改变。
与斯宾格勒同时期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基本接受了斯宾格勒的东西方文明差异论，但他不接受斯宾格勒的西方文明衰落论。韦伯在深入比较了基督教和儒家思想之后提出了下列著名的观点：基督教（特别是加尔文新教）是理性化的宗教，强调人与神对紧张和对立关系和上帝预选论，使得新教教徒将自己全心全意地奉献给上帝，将勤奋工作看作全心全意地奉献上帝，等待上帝审判和召唤的唯一方式，所以他们努力工作，为上帝改造世界，让世界变得更加理性和完美，这些独特的新教精神催生了现代资本主义。也就是说，新教精神是现代性产生的最重要原因。而儒家思想不能摆脱巫术的影响，没有人与神的紧张和对立关系，强调人与神在同一世界和谐同存，所以儒家思想没有催生出现代资本主义。有关韦伯的理论，见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Norton & Company， 2008； The Religion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London： M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51。
现代德国哲学史学家雅斯贝尔斯则从另外一个视角来回应斯宾格勒和韦伯。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和目的》一书中写道，人类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在亚洲、近东和欧洲同时提出很相似的哲学观，如中国的孔子、老子、列子，伊朗的佐拉苏斯特拉（Zarathustra），希腊的荷马、巴门尼德、柏拉图等。他们思想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开始强调人类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他们相信人类有绝对的自我意识（absoluteness of selfhood）和清晰可见的超验世界（lucidity of transcendence）。他们的宗教都拥有共同的一些重要特征：相信有一个超验的绝对者或主宰者世界，相信自我意识来自绝对者，分有着绝对者的神性（也就是灵魂不灭），并且感受到自我的有限性与绝对者的无限性之间的强烈的张力和冲突。雅斯贝尔斯认为这些中西文明的相通性和相容性表明，中西历史只是在近代才开始分道扬镳，才呈现出巨大分歧。所以他认为中西文明在未来有不少合作的潜能和空间，依靠人类的意志和智慧，中西文明有可能形成一个统一共同体，而不至于陷入无休止的文明大冲突。Karl Jaspers， 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2-4， 225-251.
这些德国哲人是在德意志民族被卷入现代化的剧变进程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大动荡之中提出的这些问题，与我们只相距一两百年，与我们所处的时代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些问题不仅没有过时，而且依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现在，也会继续深刻地影响我们的未来。西方文明与儒家文明有哪些本质上的异同?现代西方文明与西方古典哲学和基督教有怎样的关系?西方古典自由主义与先秦儒家政治是否有相通性和相容性？儒家文明应该如何与西方文明对话和会通才能合作共赢？儒家文明的复兴可以从西方文明借鉴怎样的经验和教训？这些是本书探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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