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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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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为核心议题，通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总结了20世纪不同时期文学史写作实践中可资借鉴的经验，并以“文学史书写”为切口，展现了当代文学史的建构脉络；在梳理学术史的基础上，归纳探讨了当代文学史写作中存在的如时空范围、主体意识、理论资源等共性问题，并针对文学史写作的瓶颈，提出了富有启示性的学术路径。
|
| 關於作者： |
|
王晴飞（著），1980 年生，江苏泗洪人。南京大学理学学士、文学博士，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著有《望桐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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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
绪 论
/
001
第一编 制度与人事
第一章 研究型与书院气
/
013
第一节 “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
/
013
第二节 “创造性文化生活”的营造
/
023
第二章 从“桐城派”到“新青年”
/
038
第一节 “桐城派”与“太炎学说派”
/
038
第二节 陈独秀与“新青年”作者群
/
043
第三章 “英美派”与“法日派”的形成
/
055
第一节 汤尔和的谋划与陈独秀的出走
/
055
第二节 评议会中的“英美派”与“法日派”
/
059
第三节 1925年北大脱离事件
/
068
第四章 “北大中兴”与“除恶务尽”
/
080
第一节 评议会与校务会议
/
081
第二节 除旧布新
/
085
001
目 录第三节 林损离职与学风转移
/
096
第二编 学术与风气
第五章 从词章到考据：以胡适为中心
/
107
第一节 现代大学从业者的学者化、专家化
/
108
第二节 胡适与文学研究的考据化倾向
/
113
第六章 新与旧，文与学
———大学文学教育中的新文学运动与旧学术结构
/
121
第一节 “向不肖处寻正统”：胡适的文学演进观
/
126
第二节 新文学“补丁”与旧学术结构
/
134
第三节 创造适应时代的新文学
/
138
第七章 知能之辨与诗有别材：大学中文系与文学教育
———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国文月刊》的争论为例
/
147
第一节 知能之辨：大学中文系中的考据与词章
/
148
第二节 诗有别材：作家的“造成”与“养成”
/
155
第三编 “聚会” 与媒介
第八章 《新潮》社与《新青年》作者群
/
163
第一节 “谈”出来的《新潮》
/
165
第二节 配合与补充
/
171
第三节 《新潮》危机与结束
/
179
002
中国现代大学与现代文学第九章 以《大公报·文艺》为中心的文人群体
/
186
第一节 成员与刊物
/
186
第二节 三个聚集空间
/
191
第十章 新文化运动与商务印书馆
/
200
第一节 商务印书馆的色彩
/
200
第二节 商务印书馆的危机
/
203
第三节 被选择的胡适与胡适的选择
/
205
附 录
胡适进宫与溥仪的形象
/
213
溥仪出宫与北京知识界：以胡适为中心
/
225
主要参考文献
/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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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
绪 论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与现代大学、学术制度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
系，本书即试图探究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后者对于前者的作用包括现代
大学本身的 “研究”性质尤其是作为学科建构和学院设置的 “文学”对
于作为创作的 “现代文学”的影响，也包括以大学为中心的一系列现代
学术制度，如社团、出版传媒等对于文学的作用。而就另一面而言，中
国现代文学对于大学的现代化也起到重要作用。在中国现代学术兴起之
初，蔡元培等人正是借助现代文学的力量，来扫除大学中的旧风气。从
学术建构的角度来看，新文学运动对于传统学术结构造成巨大冲击，直
接影响了现代学术制度的形成，这包括现代大学中文系研究范围 (“新”
与 “旧”比例的变化)、研究方式 (传统义理、考据、词章之学与西方
“科学”方法的对接)、价值判断及培养目标 (学者/作家)的转换。
值得注意的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思想各方面，虽然号称面临
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现代与传统之间有着巨大的断裂，但二者也并非截
然两分，尤其是学术风气的变换，时代因素 (外界环境)固然会对其造
成影响，但是学术自身逻辑 (余英时所谓的内在学术理路)也一直在顽
强地起着作用。传统以一种潜在的方式制约着现代学术的走向，在断裂
之中保持着延续。现代文学研究者如胡适、郑振铎等人治文学的方法，
皆与清代朴学有直接的承继关系。
研究现状述评
尽管学术分门自古已有，如中国先秦时即有 “孔门四科”，西方在
中世纪也有所谓的 “文科七艺”，但 “学科”这一概念在中国是晚清现
001
绪 论代学制改革时方才引入，即便在西方，也是随着学术现代化进程方才出
现。据沙姆韦 (David
R.
Shunway)和梅瑟—达维多 (Ellen
Messe-Dav
idow)《学科规训制度导论》一文，古拉丁文中的disdiplina一词已兼有
知识 (知识体系)及权力 (孩童纪律、军纪)之义，而用discipline (学
科/规训) “来描述基于经验方法和诉诸客观性的新学科”，即隐含有
“其权威性并非源自一人或一派之义，而是基于普遍接受的方法和真理”
之义。Discipline (规条)又指寺院的规矩，进而引申为军队和学校的训
练方法。这两重意义的综合，“显示在一门知识中受教，即是受规训而
最终具有纪律 (discipline)，亦即是拥有能够自主自持 (self-mastery)
的素质”。尤其是到了十七、十八世纪， “新科学”出现， “分清了自然
知识跟其他知识的界限”，“确立了日后专门化的可能性”。具有排他性
的学会 “充当了知识把门人的角色”，并发展出一系列 “规范组织知识
所需的技术和策略”，如 “以出版作为认可新知识的基本途径”等，学
术期刊面向的读者群也由更为普遍的大众变为更专业化的科学家同行。
十九世纪的 “第二次科学革命”出现，一般性的博学学会为新兴教育机
构和新教育形式所取代，学术研究更加专门化，尤其是德国的研究大学
(research
university)和法国的大院校 (Grandes
Ecoles)鼓励科学家们
“以自己的专业而不是以整个科学家群体来互相认同”， “研究大学一方
面使知识生产专业化，另一方面又要依赖各种形式的专业组织来连结地
域上各自分散的学者”。① 在 “学科化”的大潮中，文学学科也分门划
界，将自身与其他学科分离，对于从业人员的资格和研究方法都有严格
的规定，迥异于传统文学门类的注重贯通和 “非科学”的文学感受。
中国的现代学科建制始于二十世纪初张百熙、张之洞等人为京师大
学堂设定的壬寅癸卯学制，作为一门学科的 “文学”开始出现在大学
002
中国现代大学与现代文学
年，第13—24页。中，① 而现代文学的发源地也正是大学校园，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
来，许多文学史研究者注意到两者之间的关系，开始从新教育入手研究
新文学的发生、发展与传播。
陈平原从学术史、大学史的角度研究新文学与新文化的发生，其研
究成果有 《中国大学十讲》、《大学何为》、《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
太炎、胡适之为中心》等。他在 《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
北京大学》一文中考察了新文学与新教育的关系:“‘文学教育’作为一
种知识生产途径，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一时代的文学走向。教育理念
变了，知识体系不能不变;知识体系变了，文学史图景也不可能依然故
我。大学里的课堂讲授，与社会上的文学潮流，并非互不相干;对文学
史的叙述与建构，往往直接介入当下的文学创造。”②
沈卫威长期致力于大学研究，尤其是对于南高师—东南大学—中央
大学的学术传统和学术风气有细致的考察。其 《“学衡派”谱系:历史
与叙事》一书，通过对 “学衡派”成员的学术活动、所在大学的课程设
置、学科建设的研究，考察大学、学术与教育之间的互动关系。其 《大
学场域》一卷，主要考察南、北两所高校 (以北京大学、东南大学为
主，顺及清华大学及金陵大学)的大学理念、学术分野以及与之相关的
学术机构、刊物倾向等，分析南北两地以大学为中心的学术场域之
异同。
钱理群主持的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大学文化”系列丛书，对于大
学的文化氛围、校园生活与现代文学的关系多有阐述。其中黄延复的
《水木清华: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一书介绍了作为源头的清华文
化精神与鲜活的文化氛围;姚丹的 《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
通过对于史料的发掘和还原，细致深入地描述了西南联大时期大学校园
生活和文人活动。
。王彬彬主编的 《中国现代大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强调了现代文学
与现代大学的 “相互哺育”关系，注意发掘大学师生的现代文学创作对
于大学精神气质、文化氛围的影响。叶文心的 《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
化》，分析民国时期京、沪两地大学不同的办学风格、校园文化，及其
与经济、政治、教育政策的关系。张玲霞的 《清华校园文学论稿》、《南
开话剧运动史料 (1909—1922)》分别考察了清华校园文学活动和南开
话剧运动。陈以爱的 《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一书，以北京大
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考察学术研究在被纳入现代化的学术机构之后
所发生的变化。苏云峰的 《清华国学研究院述略》一文则对清华国学研
究院的背景、制度以及师生研究交往情况有详尽的分析。徐雁平的 《胡
适与整理国故考论》一书，以胡适的整理国故和文学史研究为中心，考
察其治学方法的形成、转变及其与传统学术之间既连续又断裂的关系。
一些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也曾经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与此相关的
问题。其中，陈思和、丁帆主编的 “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研究书系”，
侧重于人事研究，对以 《新青年》、 《语丝》、 《现代》为中心的作家群
体，及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文学社团的研究，也都对校园写作在现代
文学格局中的地位及影响有所涉及。又如高恒文的 《京派文人:学院派
的风采》，从京派文人集团的形成及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影响方
面描述了校园内外的作家、学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此外，对活跃于
北方文坛的一些作家个案的研究，也都难免涉及校园写作与文学发展之
间的关系，对大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有所描述。
目前已经出版的学人回忆、年谱、日记、大学校史、系史、校园刊
物、当年大学教师的讲义、关于出版传媒机构的研究专著等等，均有助
于解读文学与学术、制度之间的关系。
但是，到目前为止，相关资料的收集、编撰多以某一学校、某一出
版机构、某一文人集团或者某一具体作家为中心，少有对历史横截面中
的多种校园文化的比较研究，对现代文学的发展和大学教育、现代学术
制度之间关系的研究不够深入。而在已有的另外一些研究中，不少著述
或着力于大学师生日常生活的描述，或偏重于创作实绩的介绍，其优点
004
中国现代大学与现代文学是可以使我们 “回到历史现场”，然亦容易流于现象罗列。此外，目前
的研究多半已注意到大学对于文学的影响，而对于现代文学对大学品格
的塑造和学术结构的冲击方面则注意得不够。
三重关系与三个面向
本书以现代文学与现代大学的关系为中心，在比较现代大学与传统
书院异同的基础上考察其现代特质，从大学文科 (主要是中文系)人事
变迁、学风转变和校园文学氛围入手，考察文学学科建制和文学研究与
文学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这包括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以及后者对前者学
术格局的冲击。具体而言，现代文学史上文学与制度的关系涉及两重关
系:一是新与旧，一是文 (学)与学 (术)。就新与旧一面而言，理论
上胡适等人持进化论式文学演进观， “向不肖处寻正统”;教育实践方
面，胡适与蔡元培、陈独秀等人，将白话小说、戏曲等 “卑体”作为大
学学术研究对象，提高其文体地位，作为文体示范。不过这种 “打补
丁”式的努力，并不足以打破大学中学术结构的稳定性。就文与学一面
而言，杨振声与朱自清的规划，要贯通新旧与中外，以此创造适应现时
代的新文学。一般来说，新文学进入大学都会遭遇学术体制带来的这两
种障碍。相较而言，新学术进入旧体制比较容易，文学创作进入学术制
度则比较困难，这是由大学自身的学术属性决定的。
由这两重关系，又引发第三重关系，即虚与实的关系，也是文学风
气与文学制度的关系。风气入人至深，但也需要制度的固化，将其落到
实处，赋予其确定的形态。五四以后，新文学逐渐在社会上形成风气，
不过风气总是 “虚”的，身处其中的人有切肤之感，无处不在，与之不
处于同一时代的人则无从感受，需要借助风气所附丽的实体。如钱钟书
所说，“风气是创作里的潜势力，是作品的背景，而从作品本身不一定
看得清楚”，所以要阅读当事人所信奉的理论，看他们对具体作品的褒
贬好恶等以了解作者周遭的风气， “好比从飞沙、麦浪、波纹里看出了
005
绪 论风的姿态。”① 文学理论和时人评论，仿佛是历史的化石、琥珀，后人
可以从中想见风气瞬间的流动。文学教育和学术研究在内的文学制度亦
是 “化石”之一种，是文学风气占据一定势力之后的固化形态，而一种
文学风气也只有 “制度化”之后，才算是真正站稳了脚跟。
空间上，本书以北京地区的大学为中心，重点为北京大学和清华大
学，也旁及与之相关的青岛大学 (山东大学)。时间上，以1917年至
1937年为主，在论述具体问题时，也上溯至晚清京师大学堂时期和下
延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西南联大时期。由于现代大学的知识生产和现
代文学的传播都与出版传媒机构关系紧密，也附带考察现代出版传媒机
构 (以商务印书馆和亚东图书馆为例)与新文学、新学术的互动关系。
在制度与人事方面，中国现代大学有一个 “新人”取代 “旧人”的
过程。“新人”与 “旧人”的区别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文学与学术，一
是所受教育的新与旧。在中国现代大学创办之初，大学并不排斥文学创
作，而随着大学制度的逐渐完善， “研究化”与 “学术化”带来专业化
和学者化倾向，现代大学在知识层面的研究上日益精深，文学创作逐渐
被排除出大学教育之外。而从大学教师的学历变化来看，则是受新式教
育者逐渐占据主流。在 “新人”中又是留学 “英美派”学者逐渐取代留
学 “法日派”学者。
在学术风气上，虽然整体倾向是趋新，但是 “新”中亦有不同。这
也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说。一是新与旧之间并非截然两断，而是在断裂中
有潜在的联系。就文学研究而言，胡适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将西方的
科学与传统考证方法结合起来，成为所谓 “新汉学”，在学界具有很大
的影响，形成舆论气候，但其 “科学方法”与传统治学方法却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其实是披着科学外衣的考据之学。
五四以后发展起来的文学研究考据化倾向，以清人治经学的方法研
究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一方面固然有利于提高白话文学的地位，但
另一面也将研究对象 “化石”化，使之与当下的文学创作隔开。这一风
006
中国现代大学与现代文学
① 钱钟书:《中国诗与中国画》，《七缀集 (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页。气在大学中文系和文学研究者中造成的影响即是重考据而轻欣赏、批
评，重新史料的发现而轻旧知识的理解、贯通，重作者身世、题材演变
的考察而轻审美层面的体味、涵咏，重外部研究而轻内部研究，使得文
学研究支离破碎，难免买椟还珠之讥。所以程会昌 (千帆)认为，当时
的大学中文系教学有两种偏蔽，其中之一便是 “不知考据与词章之非一
途，性质各有所重，而持考据之法以治词章”。在传统的义理、考据、
词章三者之中，“义理期于力行，词章即是习作，自近人眼光视之，皆
不足语于研究之列。则考据一项，自是研究之殊称”。在新式 “科学精
神”的潮流下，作为传统旧学的 “考据”不仅未受压抑，反借势兴起，
压倒义理和词章之学，“于所谓科学方法一名词下，延续其生命”。①
大学中文系授课内容的考据化、破碎化倾向，不仅在文学研究方面
造成偏颇，对于文学创作的发展更是不利。作为白话文倡导者和新学术
范式开创者的胡适对此亦有所反思，认为大学中国文学系应当兼顾三个
方面:历史的、欣赏与批评的、创作的。②
这就涉及到 “新”之矛盾的另一层面，即大学中的 “新”偏重在新
学术，而非新文学。现代大学对于现代文学的沾溉作用并不体现在创作
技法的直接传授，尤其是在学术制度相对森严的大学课堂，文学创作在
很大程度上反而遭到排斥。无论是学者，还是作家，大多认为文学 (或
者说作家)不是教出来的。文学创作上虽然可能存在师承关系，但这种
关系却很少也很难经由大学课堂这一现代教学空间建立，而且随着大学
教育制度的现代化、学科的专门化，大学中文系的培养目标也逐步转向
文学研究者，而放弃了培养作家、训练写作技能的责任。
不过，尽管现代大学的性质决定了其文学教育主要侧重于知识的考
古而往往忽略了文学的创造和鉴赏，新文学作家、作品进入大学课堂的
意义也主要体现在提升新文学的地位，确认其合法性，在大学课堂上，
学生文学兴趣的启发和文学实践的引导常常也只能通过作为教师的新文
年，第325页。学作家的言外之意领略一二，但在课堂之外，由于蔡元培等现代大学的
主政者鼓励学生自治，加上新文化运动的作用，大学生热衷于组织团
体，创办刊物，大量学生社团和校园刊物涌现。同时在新文化运动前
后，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思潮的价值和新文化知识分子的力量
为社会所认可，不少报纸改用白话，并纷纷开辟专栏邀请大学生编辑、
撰稿。(如孙伏园在五四以后先后进入 《国民公报》、 《晨报》担任副刊
编辑和记者，1921年大学毕业后，正式进入 《晨报》主持副刊编辑。
1920年五四一周年时，《晨报》亦邀请罗家伦编辑五四纪念专刊。)而在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京津文坛则先后出现不少以大学师生为中心的文
学社团和沙龙，比较著名的如二十年代闻一多西单辟才胡同沙龙，三十
年代杨振声、沈从文、萧乾主持 《大公报》文学副刊时定期举行的作者
聚会，林徽 因 的 “太 太 客 厅”及 朱 光 潜 居 住 的 慈 慧 殿 三 号 “读 诗
会”等。
现代大学师生之间通过授课和交往，形成一种新文学创作、研讨的
氛围，一种文学空气，或者用时新的理论话语说，是一种 “场域”。正
是这种氛围以及在此氛围中的活动，构成了新文学的基础。这种师生之
间 “交往”所形成的大学精神、校园氛围和学术空气，看不见摸不着，
却又无所不在，具体可感。张中行在回忆北大的文章中，曾说北大的学
生进门以后，虽则学校管理宽松，但学生实在没有很多混混过去的自
由，“因为有无形又不成文的大法管辖着，这就是学术空气。说是空气，
无声无臭，却很厉害”。①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现代大学中，
这种空气主要体现在以大学师生为中心组织的沙龙、社团和杂志中。
曾长期担任清华校长的梅贻琦批评现代大学师生关系如同 “奏技者
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他理想中的师生 “从游”则
是 “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
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
008
中国现代大学与现代文学
① 张中行:《红楼点滴一》，《负暄琐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5页。成”。① 而以沙龙、社团和杂志为中心的文人聚合，具有大学课堂难以
取代的文学教育和文学组织功能，对师生间的文学交往、营造新文学创
作的氛围和促进新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更为直接的作用。由于成员涉及校
园内外、师生之间，这些文学团体之间的定期交流，有助于沟通大学与
社会传媒，化 “实”为 “虚”，使学生在新教育、新学术的濡染中创造
出新文学，也打破了学校之间、专业之间的界限，部分弥补了现代大学
课堂上师生之间 “从游”的缺失和现代大学分科形成的偏蔽。而以大学
师生为中心的文学交往与文学实践，也整体呈现出不同于官方和商业文
学的学院派文学风格和文化氛围。
009
绪 论
① 梅贻琦:《大学一解》，见杨东平主编:《大学精神》，辽海出版社，2000年，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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