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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对日战争总检讨,研究中日战争不可不读!唐德刚抗战研究系列长文在大陆初次结集出版!五十年中日荣辱易位,聚焦历史深处的反思!硝烟散尽七十年,两国心结依旧未解,血的教训警示两国未来!
◇中国现代史丰富的宝库,海内外史学界公认的“民国史长城”——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珍藏内容大陆完整呈现!
◇唐德刚经典系列作品《从晚清到民国》《从甲午到抗战》《书缘与人缘》《史学与红学》同步重磅上市!
◇对日战争总检讨,研究中日战争不可不读之作!
◇唐德刚抗战研究、尤其是“汪精卫投敌始末”的系列长文在大陆初次结集出版!
◇除唐德刚外,本书还辑录了吴相湘、黎东方等台湾近现代史研究大家的相关文章,堪称台湾中日战争研究经典之书!
◇从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中日两国五十年荣辱易位。到今天我们回头看,历史深处值得反思。
◇两次中日战争硝烟虽已散尽七十余年,但两国心结依旧未解,血的教训警示我们正视历史,面向和平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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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自1894 年始,中国与日本发生了两次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惨败,日本崛起为帝国主义强国;1937—1945 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浴血奋战,取得全胜之局,自此中日荣辱易位。这两次战争的原因、进行的经过、*后的结果,以及它们对亚洲和世界全局所产生的影响都完全不同。
本书辑录了唐德刚、吴相湘等史学大家关于两次中日战争的重要文章,其中唐德刚关于“汪精卫投敌始末”的系列长文首度在大陆结集出版,带读者在历史深处反思两次中日战争中中国之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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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唐德刚(1920—2009),安徽合肥人。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历史系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硕士、博士。曾先后任职于省立安徽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长期从事历史研究与教学工作。著有《从晚清到民国》《袁氏当国》《段祺瑞政权》《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五十年代的尘埃》《战争与爱情》等,作品包括历史、政论、文艺小说多种,以及诗歌、杂文数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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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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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对日战争反思
杨元忠 唐德刚:中日黄海血战中国海军大败的讨论
唐德刚:台儿庄大捷的历史意义
唐德刚:纪念抗战 对日索赔
唐德刚:八年抗战史新解杂录
黎东方: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初步总结
吴相湘:从屈辱的马关条约到日本无条件投降
第二编 汪精卫投敌始末
唐德刚:高宗武探路、汪精卫投敌始末(一)
唐德刚:走火入魔的日本现代文明
——“高宗武探路、汪精卫投敌始末”之二
唐德刚:使中国全土“满洲化”的和战经纬
——“汪精卫投敌始末”之三
唐德刚:从通敌到出走的曲曲折折(上)
——“汪精卫投敌始末”之四
唐德刚:从通敌到出走的曲曲折折(下)
——“清精卫投敌始末”之五
唐德刚:从高宗武之死,谈到抗战初期几件重要史料
第三编 日本侵华罪行再探讨
吴天威:日本向袁世凯所提“二十一条”与新发现的孙中山“日中盟约”
——为纪念“五九国耻纪念日”七十七周年
梁敬:“九一八”事变的内幕——并论日本篡改教科书之可悲
姜国镇著 唐德刚序:南京大屠杀与日本从军慰安妇
吴天威: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五十三周年
——国人亟应注意日本否认侵华、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的阴谋
李恩涵: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岂容抹杀
——驳日本众议员石原慎太郎之两度狂言
沈云龙:论设立“国耻纪念馆”的重要性
——为纪念“九一八”事变五十一周年而作
吴相湘:日本篡改教科书的对策
——用真材实料来争一时和千秋
吴天威:凭吊日本侵华细菌战大本营原址
平涛编著 李立德提供:日本“慰安妇”事实俱在
——从其曝光经过与深入搜集探索
沈云龙:惊闻胜利泪沾巾
——谨以个人辛酸回忆纪念抗战胜利三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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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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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书社依据台湾的《传记文学》,分类编纂,陆续出版“传记文学”书系,这是两岸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大事、喜事。
1962年2月5日,时值春节,曾在北大读书的刘绍唐向当年的校长胡适拜年,谈起胡适长期提倡传记文学,而始终未见实行,向老师透露,自己正准备创办《传记文学》月刊。胡适虽肯定其志,却以为其事甚难,办月刊,哪里去找这么多“信而有征”的文字,因此不大赞成。不料当年6月1日,绍唐先生主编的《传记文学》竟在台北出刊了。自此,直到2000年2月10日,绍唐先生因病在台北去世,历时38年,共出版453期。每期约30万字,453期就是约13590万字。此外,传记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传记文学丛书”和“传记文学丛刊”,其中包括《民国人物小传》《民国大事日志》等许多民国历史方面的著作。
尽人皆知,绍唐先生没有任何背景,不接受任何政治集团、经济集团的支持,只身奋斗,孤军一人,却做出了台湾官方做不出的成绩,创造了中国出版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因此,绍唐先生被尊为“以一人而敌一国”,戴上了“野史馆馆长”的桂冠。
我在大学学习中国文学,毕业后业余研究中国哲学,1978年4月,调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参加《中华民国史》的编写,自此,即与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在众多历史刊物中,《传记文学》为我所关注。但是,我和绍唐先生相识则较晚,记得是在1995年9月,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当时,台湾史学界在台北召开学术讨论会,我和其他大陆学者31人组团越海参加。这是海峡两岸学者之间交流的起始阶段,有如此众多的大陆学者同时赴会,堪称前所未有的盛事。我向会议提交的论文《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根据毛思诚所藏《蒋介石日记类抄》未刊稿本写成。当时,蒋介石日记存世一事,还不为世人所知,绍唐先生很快通知我,《传记文学》将发表该文。9月3日,闭幕式晚宴,由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出版社招待。各方学者,各界嘉宾,济济一堂。我因事略为晚到,不料竟被引到主桌,和绍唐先生同席。那次席上,绍唐先生给我的印象是热情、好客、豪饮。次年,我应“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陈三井教授之邀访问该所,在台北有较多停留时间。其间,我曾应绍唐先生之邀,到传记文学出版社参观。上得楼来,只见层层叠叠,满室皆书,却不见编辑一人。绍唐先生与我长谈,详细介绍《传记文学》创刊的过程及个人办刊的种种艰辛。绍唐先生特别谈到,办刊者必须具备的“眼力”“耐力”“定力”等条件,可惜,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未能将绍唐先生所谈追记下来,至今引为憾事。绍唐先生交游广阔,文友众多,因此宴集也多。每有宴集,绍唐先生必招我参加,我也欣然从远在郊区的南港住所赴会。许多朋友,例如旅美华人史学家唐德刚等都是在这样的场合下认识的。在台期间,台北史学界为纪念北伐战争70周年,召开北伐及北伐史料讨论会,我根据原藏俄罗斯等处的档案,撰写《1923年蒋介石的苏联之行及其军事计划》一文参加,绍唐先生不仅到会,而且当场确定《传记文学》将发表拙文。我离开台北前,绍唐先生再次将我引到他的藏书室,告诉我,凡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喜欢什么就拿什么。我因为“近史所”已赠我大量出版物,又不好意思,只挑选了《陈济棠自传稿》《傅孟真先生年谱》《朱家骅年谱》和李济的《感旧录》等有限几种,回想起来,至今仍觉遗憾。
绍唐先生自述,他有感于两岸的文士因为历史原因等种种关系,“许多史实难免歪曲”,因此,创办此刊,以便“为史家找材料,为文学开生面”。我觉得,绍唐先生的这两个目的,比较成功地达到了。政治对学术,特别是对历史学的干预,古已有之,但是,学术特别是以真实为追求目标的历史学,又忌政治和权力的干预。绍唐先生在台湾的白色恐怖余波犹在的年代,能够不怕“因稿贾祸”,创办刊物,发行丛书,保存大量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民国史资料,供千秋万代的史家和史学爱好者采用,这是功德无量的盛事、盛业。刊物虽标明“文学”,但是,取文、选文却始终恪守历史学的原则,排斥任何虚构和想象,这也是值得今之史家和文家们借鉴和注重的。
绍唐先生去世后,《传记文学》由中国新闻界的前辈成舍我先生的后裔续办,至今仍是华人世界中的著名历史刊物,衷心希望绍唐先生的事业和精神能长期传承,永放光彩,衷心希望“传记文学”书系的出版,能得到读者的喜欢,助益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
杨天石
2015年5月于北城之书满为患斋
九月来临,秋高气爽,正是郊游好时光——却也有人说:秋风秋雨,愁煞人。
不论如何:九月、九月,在百余年中日两国关系史上,确实是特具历史意义的一月。以往五十几年中,华夏子孙每逢这“九月”都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一八九四年“九一七”以后,是愤慨痛恨的“苦”涩味。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后,是忍辱负重咬牙切齿声。
一九四五年“九九”:接受日本投降,后胜利终属于我中国,是喜形于色“甜”在心头的欢呼快乐声。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幼,经过半个世纪的艰苦奋斗,终于反败为胜,洗雪了马关春帆楼的耻辱。
如今大局底定,二十一世纪、亚洲太平洋新岁月即将来临。何况自古智慧圣人都出生于亚洲:孔子、释迦牟尼、耶稣基督、穆罕默德,多少年来接受全球千千万万人的顶礼膜拜。
今后,我们黄色皮肤的儿女们,实更应和白、黑、棕诸色人种紧密携手,共同努力为全球人类谋幸福、开万世太平。
远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前,即距今约一百四十年以前,扶桑三岛就有人狂热地鼓吹侵略中国。吉田松阴(一八三○— 一八五九)即其中著名的一人。当时,日本同中国一样,遭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吉田松阴没有倡导东亚被侵略国家相互支持,共同为摆脱屈辱地位而奋斗,却积极主张侵略周围国家。尤其所著《幽囚录》,其中有云:“今宜急修武备……谕琉球朝贡,会同各诸侯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攻之势……。”“割取朝鲜、满洲,并吞中国,所失于俄美者,可取偿于朝鲜满洲之地。”同时,桥本左内(一八三四—一八五九)也著论认为如不兼并中国、朝鲜的领土,“日本就难以独立”。
吉田和桥本都是幕政改革派,吉田是著名思想家,明治维新的先驱者。日本著名政治元勋山县有朋、木户孝允、伊藤博文、井上馨等都是他的门徒,深受他的教诲。后来,伊藤博文为吉田松阴所讲学的“松下村塾”题诗,表达对吉田的敬意,诗曰:“道德文章叙彝伦,精忠大节感神明。如今廊庙栋梁器,多是松门受教人。”足见吉田对当时日本影响的深巨。而这批门徒秉承师训,一八九四年(甲午)发动对中国侵略战。一九一○年,吞并朝鲜,将其做“渡满之桥”,进一步向我东三省侵略;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企图一举沦中国为其“保护国”;一九一八年,迫使中国签订“共同防敌军事协定”防俄,巴黎和会上日本要取得德国在山东的特权,激起“五四爱国运动”。中国人的民族意识逐渐增加强固。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先后发生,海内外炎黄子孙不甘心做亡国奴,一致奋起对日抗战,志愿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决心在“以空间换取时间”总体战略指导原则下,尽全国力量从事持久消耗战,争取后胜利。经过八年苦战,终于实现“紫金山下受降台,青天白日压太阳”。又一次以事实证明中华民族是经得起严酷考验的。
笔者撰《第二次中日战争史》自序即指称,这样才显示日本侵略中国的由来久远,结果侵略必败。而国人所称“甲午战争”——这一名称显示不出中日关系升沉演变的历史意义,故应改作次中日战争。
近一百年来,中国与日本发生两次战争,这两次战争的原因、进行的经过、后的结果,以及它们对于亚洲和世界全局所产生的影响都完全不同。但古今中外战史上一项重要原则,不仅没有因此需要修正改变,并且又一次获得证明——这就是在任何战争中哪一方能取得胜利取决于哪一方的错误比较少。
九十几年前,梁启超评论次中日(甲午)战争时指陈:这只是李鸿章和日本作战,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没有参与这一战争,是中国所以失败的主因。二十几年前日本藤原彰教授对于梁氏这一论点加以引伸:当时日本已演进为近代国家,中国还在封建君主统治之下,没有国家军队,只有李鸿章个人的淮军云云。但相湘肯定:他们所指陈的只是中国失败原因之一二。主要原因是当时清朝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光绪帝欲有所作为,慈禧却不给予权力,文武百僚一切都必须揣摩迎合慈禧旨意。更加重要的是中国地理形势,处于日本与俄国两恶邻的夹攻中,五十几年前,蒋廷黻教授形容“钳形夹”里,更是一般人所说:不是前门拒狼,就是后门进虎。
一八四一年,中英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被贬谪到新疆伊犁实地观察,比证他在广东对英人的认识,提示警语:“百年后为中国患者,其唯俄罗斯乎!”对于中国人尤其三湘人士大有影响。光绪初,俄国侵占伊犁要地,曾纪泽(国藩长子)以出使英法大臣奉命赴圣彼得堡交涉,终于保全若干领土主权。左宗棠更以必死必胜信心命人抬棺同行,率领湘军西征。当时人有诗记之:“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对日抗战胜利后,相湘乘车经西安兰州间,目睹左公柳尚存)卒以平定阿古柏叛乱,慑服俄人。新疆从此新建行省,与内地各省一律。一百余年,汉人移居新疆日多。如今甘肃省兰州至新疆省边境与俄国铁轨接通。由江苏连云港经陇海铁路、兰新铁路到俄境直达通车已远至荷兰阿姆斯特丹,是欧亚内陆第二交通要线,沿途所经比西伯利亚铁路人口物产繁盛。
左宗棠不仅谨记林则徐的警语,且认识到海疆的重要,福建省福州马尾造船厂,就是他主持营建的。不幸于一八八四年中法战争中被法国舰队击毁。
当中法战争时,香港码头的华工爱国心殷,不惜损失工资不为法国商轮装卸货物。孙逸仙先生时在香港求学,阅报知这些事情后,“革命思想油然而生”,且拟投效海军,未能如愿,乃决心先医人救人再医国救国。十年以后,中日黄海海战不利消息传出,再也忍无可忍,就到檀香山联合华侨创立“兴中会”。
李鸿章在一八六○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以后,就认识这是“中国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自古外寇都是来自西北、东北陆地,其文化水准远低于中国;如今外夷却是挟坚船利炮侵我海疆。与往昔情形完全不同。中国近代史研究先驱蒋廷黻教授曾撰专题论文刊载《清华学报》,说明李鸿章这一卓识。同时他主编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一书中也有专章论述《海防与塞防之争》,因为这是清朝朝野关系国家存亡的主要论题。这一辩论结论是塞防海防同等重要,也就是防俄御日两个国防大计不可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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