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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听觉的历史被作为一种营销工具加以研究，并用来揭露人类“去身体化”的地位，直至眼下我们越来越被机器训练得像机器一样。克拉里随后借鉴了马丁·布伯（Martin Buber）的思想，布伯认为脸是非常重要的，构成人类相遇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脸部表情是当事人决定是否交谈（或避免交谈）的一个关键，而生活的核心就在于引发对话或提出对话可能性的会面。这即是布伯所说的“身处鲜活世界”的生命。 随着新的数字通信平台（Zoom、Twitter、Facebook等）的兴起，很难否认克拉里的说法，即我们正在看到“情感的逐步机械化”，这种情况正在侵蚀身体相见的真实性和不可预测性。随着越来越多的平台采用语音技术，人类的语音被处理成行为信息，而机器人的声音被用来模拟与用户的情感互动，同时不断升级，听起来更讨人喜欢和值得信赖。然而，无论如何升级，模拟声音也是毫无生机的，只是我们越发失去了辨别模拟声音与真人发声的敏感性。 而在网络文化广泛传播之前，阿甘本（Giorgio Agamben）便撰文指出，破坏和掏空语言的社会效能的一种方式，就是贬低面部的价值。而现在，借助数字技术的力量，将人们的目光、声音和面部从社会空间和人际交往中剥离出来，已经不存在任何限制。所有这一切都成了监控和分析的对象，虽然目的和用途各异，但重要的目标是将人类更加平顺地纳入机器系统和机器操作之中。 这一部分还探讨了“视觉无知”(visual illiteracy）的概念。克拉里宣称， 我们24小时不间断地消费来自电视屏幕、智能手机和大众媒体的数字图像，再加上日益城市化的生活方式，使人类失去了感知大自然创造的微妙色彩的能力。我们几乎变成了色盲。在视觉上成为文盲的结果，是对我们身处的自然环境的集体漠不关心和冷漠。也因此，克拉里认为，我们与自然色彩来源的分离推动我们消费更多的人造色彩，此种产业的兴旺正在对全世界的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正如他提醒我们的那样，今天生产的大部分合成颜色来自塑料和其他有害物质，这些物质继续大量地污染环境。 总体而言，《焦土故事》为围绕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有益性而产生的越来越多的不满增添了一个亟需的批评声音，这些不满情绪正日益深入我们的日常生活。然而，通往与地球上脆弱的生态系统相协调的新的可持续生存模式的道路，不会是一条容易走的路。正如作者所说，“我们可能会抽象地对资本主义使数以百万计的生命和物种变得可有可无或对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遭到破坏表示遗憾，但我们仍然坚持那些去身体化的常规，并且抱有一种幻觉，认为互联网复合体在某种程度上并非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果真如此，那么问题来了，什么能让我们从这些根深蒂固的习惯中动摇，并促使我们不仅承担个人责任，而且采取集体行动，以避免生活的世界成为永久的焦土？ 克拉里没有为上述问题提供任何规定性的解决方案，这削弱了他对“无增长资本主义”的呼吁。在这本精炼的小书里，尽管新见迭出，不无启发，但作者没有指出技术官僚文化的参与者应该如何“从根本上拒绝”这类社会控制机制，来重新获得真实的自我意识。 由于涉及如此广泛的主题和思想，阅读时感觉克拉里的分析和观点有时进展太快，难以形成充分论证。此外，章节标题、引言或总结性论点的遗漏，也使确定本书的中心理论主题成为问题。尽管如此，《焦土故事》仍然是一部引人入胜的著作，为我们的技术官僚数字文化中的生活、工作和消费，带来了新鲜和富有想象力的视角。 第一部分： 当前，我们正在经历资本主义最后的阶段——焦土阶段（scorched earth phase）。这个术语在军事上的意思是破坏维系生命的基本资源，使其无法为被征服者或敌军所用。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焦土之地是指一个富有生机的地方退回到贫瘠的状态，同时丧失了复苏的能力。这是一片十分干旱的土地，土壤受到化学农业的破坏，没有水源，它的河流和含水层被毒素污染，空气也被污染。焦土资本主义极具破坏力，使任何群体或社区无法再去追求自给自足、自治或相互支持的生活模式。 从词源上看，“scorch”（焦）一词潜藏的意思可以追溯到古法语中的“escorchier”（扒皮），意思是剥去或撕掉身体的表皮，使肉体暴露在外。用来孕育生命、保护生命的地球保护层一直都在耗损。烧毁亚马孙森林、珊瑚礁白化、在大河上修建水电站大坝，以及温带草原大规模的水土流失等，都在加速地球保护层的耗损。 英语动词“scorch”一直有焚烧表面直至物体颜色和质地达到焦煳、干瘪的含义。这就是我们人类现在的居所——一个凄凉荒芜的世界，几乎失去了色彩，失去了那无形但又生动的独特性，失去了赋予我们生活意义的独特性。色彩，具有无法量化的质感，代表了我们的爱和希望，代表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人类与地球之间的联系。 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如果还会有一个适合人类共同生活的未来，那么它应该是一个“线下”（offline）的未来。这个未来必须摆脱那些正在荼毒世界的各种系统，以及7乘24小时全天候运作的资本主义。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世界里能够存续的东西有很多，但网络必将成为一片废墟的破碎的角落。在这片废墟之上，则可能会出现新型的社区和人际关系。如果我们是幸运的，当前这个数字时代会是短命的，并会被一种多元物质文化取代。这种文化融合了新旧两种生活方式，以及人们彼此依赖、相互合作的观念。 当前，随着环境和社会状况的日益恶化，人们逐渐意识到，互联网复合体（the internet complex）给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蒙上了一层阴影，它的毒害已经达到了势不可当的地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一点，也感受到了这一点，同时在默默地承受着它破坏性的后果。全世界的人都在使用数码产品、享受数字服务，而真正掌控它们的则是那些跨国公司、情报机构、犯罪集团和反社会的亿万富翁。对于大众而言，互联网复合体像一个无情的引擎，不断地造成上瘾、孤独、妄想、残忍、精神错乱、负债累累、挥霍浪费、记忆衰退和社会解体等一系列问题。它那些被吹捧出来的优势，在这些个人问题和社会危害面前，显得不值一提。 第二部分： 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黑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详细阐述了技术科学崛起的一些历史条件。他指出，在19世纪，曾经公认的科学在本质上发生了改变。当时人们认为，科学研究要想有意义或有价值，它就必须具有制造某种应用、产品或实用技术的潜力。“19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他犀利地写道，“是发明方法的发明。科学不是通过原则来定义自己，而是通过结果来定义。科学已经成为一个各种实用主义的点子仓库”，实用主义指向非常明确，就是那些商业的、能够挣钱的应用。怀特黑德注意到，19世纪后期科学家们已经能够将抽象的知识、技术和源源不断的创新结合在一起。 现代国家资本主义（state-capitalism）对科学的要求（怀特黑德、马克斯·韦伯、赫尔穆特·普勒斯纳等人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做出界定），和一波又一波的“应用”潮，已经把我们带到了灾难的边缘。目前，对“科学”进行歌颂，就是一种混淆视听的手段。目的是不让人认识到，西方科学和资本主义是紧密结合的。这是一种灾难性的结合，同时给人们一种错觉：“科学”将把我们从“科学”自己制造的灾难性成就中拯救出来，当前不断瓦解的地球系统就是它突出的灾难性成就。 第三部分： 眼球追踪的实际工作原理和它的名字一样，就像猎人和猎物之间的关系。正如“夺人眼球”这个成语所讲的那样，这是一种以捕捉为目标的跟踪技术。随着新一代数字显示器的出现，眼睛不受控制或不受干扰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一些特定的功能也进一步提升了眼球追踪与狩猎活动之间的相似度。LED投射到瞳孔和虹膜上的光束，瞄准的正是眼睛的径向结构，其由多个同心圆组成，是真正意义上的靶标。与许多新型火器和其他武器一样，眼球追踪以红外线（IR）来瞄准观察者。人类的眼睛看不到红外线波长，因此身体不能像对强烈的白光或阳光那样，通过闭上眼睑或把头转开来保护自己。它不会引起“厌恶”反应，也不会导致瞳孔收缩——这有利于数据的收集。红外线不仅是看不见的光，而且其产生的热也是感觉不到的。红外线会提高眼睛的内部温度，实际上是在“烘烤”眼睛，损害里面的组织。医学研究表明，接触红外线可导致白内障、角膜溃疡和视网膜烧伤。毫不意外，眼球追踪的这一特征与所谓的定向能量武器的特征相符，定向能量武器正是利用光谱中选定的波长对目标进行打击或摧毁。 眼下，焦土资本主义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稀缺性，正危及着地球上数十亿人和其他形式生命的生存。极端的社会不平衡、残酷的掠夺、对生命赖以生存的栖息地的破坏，都是萨特所说的“另外那些人类的实践”导致的后果。但他坚信，那些设法重建（哪怕是暂时的）人类关系中受损的基础部分的群体和共同体的“共同行动”，可以作为对这种暴力的回应。被孤立起来的人终究会发现，“共同行动才是实现共同目标的唯一途径”。 尽管全球资本主义已经千疮百孔，难以补救，但它仍然被一些人所维系，他们坚持自己的独立性、隐私权、远离“他人”的自由，以及对任何公有化的警惕。互联网复合体持续批量生产孤立的个体，阻止人们相互合作、相互关联，扼杀互惠和集体责任出现的可能性。 后资本主义世界的门槛离我们已经不远了，最多也就是几十年的事情。但是，除非积极预设新的共同体和平等主义自治的建设能力，共享所有权，并照顾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否则后资本主义只会孕育新的暴虐、区域专制，在更糟糕的情况下，稀缺性的面貌会变得难以想象的野蛮。萨特认为，新出现的不服从行动具有一种独特的能力，可以摆脱对“反社会机器”的顺从，将被动和孤立转变为新的团结。他说，革命性的团体在应对紧急状态时，可以定义自己的时间性，并决定“未来到来的速度”。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生机世界正在遭受焚烧掳掠，想要为地球上的生命和我们彼此开创一个新的未来，留给人类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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