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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从现代国家与其边缘的互动关系出发,从地理政治、空间格局、经济发展、市政建设、社会心态等方面对1872~1949年的兰州城市发展进行了深入考察。近代兰州从“秦西极边郡”到“中国中心”的转变,鲜活展现了边缘社会参与和推动现代国家构建的历史实态,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自在向自觉转变的集中体现。“兰州中心说”也是对中国广大西部疆域价值的“发现”和“创造”。回顾这段历史,对于扩展中国发展的战略回旋空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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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邵彦涛,河南郑州人,博士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现为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等,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十多篇,参与多项国家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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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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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1
第一章地理、文化与政治:近代兰州城市发展之背景32
第一节自然地理空间下的兰州城33
第二节以兰州为中心的西北内陆秩序的形成45
第三节辛亥一役与西北内陆秩序的崩坏57
第四节国民政府与兰州中心地位的重建72
小结从“外边缘”到“内边缘”81
第二章边缘最“中国”:近代兰州城市空间格局的形成和发展83
第一节典型的城市形态:城墙与城池83
第二节内部空间格局的形成和演变91
第三节人口结构与空间分层120
小结边缘最“中国”的成因144
第三章边缘发展的动因:近代兰州经济成长的脉络146
第一节长途贩运贸易与交通发展146
第二节“早起步”:清末民初兰州工业的发展169
第三节“晚发展”:战时兰州工业的突飞猛进180
第四节战时工业的发展动因:以毛纺织业为例193
小结边缘发展的困境210
第四章反序的边缘:近代兰州市政建设的开展213
第一节“国家”的在场与缺席:清末以来的市政建设214
第二节市政与国政:兰州市制的三立三废224
第三节市政与寺庙:城市现代化的空间征服237
第四节市政与林政:城市现代化的蹊径249
小结边缘的反序性262
第五章反抗边缘化:“兰州中心说”与近代兰州的社会心态265
第一节发现“新兰州”:从西北边疆到中国中心266
第二节“兰州中心说”的理想与现实279
第三节主客矛盾:籍贯问题与群体冲突287
第四节反抗边缘化:教育界的籍贯问题313
小结现代国家构建中的边缘心态328
结语现代国家构建中的“中心”与“边缘”329
参考文献341
附录各历史时期的兰州城图365
后记380
图表目录
表1-11873~1928年甘肃省历案换发茶票数目51
表2-11909年皋兰县内外城人口与寺庙调查情况104
表2-21941年兰州市政筹备处寺庙房产调查105
表2-3兰州城图中的寺庙与官署对比110
表2-41909年至1949年6月部分年份兰州人口数据统计122
表2-51939~1947年部分年份兰州市人口职业调查127
表2-61947年7市人口职业分布129
表2-71909年皋兰县城内人口地理调查情况131
表3-1各时期兰州商店数较多的行业一览153
表3-21935年兰州市过载行(即行栈业)情况一览155
表3-3近代兰州市进出口商品名目一览156
表3-4彭英甲所办实业一览174
表3-51935年兰州市各工厂情况178
表3-6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兰州所办企事业情况182
表3-7截至1943年12月四联总处在兰州核定放款案件数额183
表3-81943年兰州市产业初步调查统计187
表3-9兰州市各种机制工业演进趋势概况188
表3-101942年10月和1944年6月兰州市各种机制工业资本额比较189
表3-111944年6月兰州市机制工业资金状况190
表3-121944年6月兰州市棉毛纺织工厂情况调查192
表3-13西北毛纺厂发起人情况207
表3-141946年、1947年西北毛纺厂产量比较209
表4-1兰州市区辖境内可资利用的寺庙调查240
表4-21943~1945年甘肃省会造林委员会造林或指导造林数目259
表4-31926~1947年兰州市历次植树情况不完全统计259
表5-11941年兰州市居民籍贯统计289
表5-21912~1932年甘肃督军(都督、将军、督办、宣慰使)一览299
表5-31912~1949年甘肃省长(布政使、民政长、巡按使、主席)一览299
表5-41913~1949年甘肃省政府各部门行政长官一览301
表5-51932年与1937年甘肃省政府职员比较305
图2-1乾隆时期兰州城内行政建筑方位模拟97
图2-2光绪时期兰州城内行政建筑方位模拟98
图2-31924年兰州城内行政建筑方位模拟99
图2-41947年兰州城内行政建筑方位模拟100
图2-5光绪年间兰州街道模拟117
图2-61947年兰州内城街道模拟118
图2-71909年至1949年6月部分年份兰州城市人口增长示意124
图2-8近代兰州城市人口分层结构135
图3-11941~1949年部分年份兰州全市商店家数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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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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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国家与其边缘视域下的兰州城市史研究
彭南生
历史上的兰州,既平常,又特别!说它平常,是基于它具有所有城市的共同特点,地处要冲,黄河穿城而过,人口集聚,贸易虽说不上发达,但在西北内陆地区亦可谓为茶马贸易之枢纽。说它特别,则缘于它距离中原太过遥远,尤其是在交通工具非常落后的古代,用“远在天边”来形容它,一点也不过分。但在王朝政治边界的变动中,兰州却被赋予了“治边重镇”的特殊地位。它看似边缘,但在更加边远的西北内陆地区却俨如中心,清朝将陕甘总督的治所设于兰州,便是它地处西北内陆秩序中心并发挥战略作用的明证。尤其是进入近代,在“海防”与“塞防”的争论中,兰州的地位更显突出。左宗棠入甘,不仅开启了兰州城市近代化的序幕,而且再次表明了清政府对兰州在固疆治边中的战略地位的认可。抗战时期,西北又被赋予了抗战救国的历史重任。九一八事变后,“开发西北”的呼声不绝于耳,有识之士纷纷远赴西北考察,无不看重西北对挽救民族危亡乃至对民族复兴的重要性,爱国侨胞林鹏侠自述其考察西北的动机时说:“彰往察来,深信吾中华民族必可复兴,西北又适为复兴之根据地。”著名记者陈赓雅也说:“自‘九一八事变‘爆发,日人强占我东北四省以来,国人感于民族前途危机之日迫,始高瞻远瞩,转移目光于边疆方面,于是‘开发西北’呼声,洋溢云表。”在民族存亡的危难时刻,西北的重要性再次展现在人们面前,处于西北内陆中心的兰州,在挽救民族危机、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中再次扮演了重要角色。抗战胜利后,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重要的复兴机遇,国人纷纷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体系下探讨如何构建政治民主、市场统一、文化多元的民族国家。一时之间,关于兰州,出现了“兰州中心”“兰州重心”“祖国的心脏”“百年前的芝加哥”等美誉,甚至出现了“建都兰州论”等主张。缘何一个传统疆域观念下的边陲城市能够受到国人的垂青?这一主张的背后究竟蕴含着什么观念?
带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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