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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这部随笔集写作风格较为独特,在纪实基础上,通过散文风格和随笔腔调,以“夹叙夹议”的方式,轻松自然地介绍作家性格与作品特点,为普通读者和文学爱好者深入阅读他们的作品,同时了解文坛状况,提供一种文学内外的新颖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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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这是武歆的一部随笔集,通过“印象”与“阅读笔记”的方式,介绍了张楚、张莉、戴来、徐则臣、梁鸿、郭艳、乔叶、弋舟、朱山坡、付秀莹、曹霞、黄咏梅、哲贵、江子、房伟、周晓枫、宗利华、李舫、朱文颖这二十位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及70年代的著名作家的生活、创作的某个历史片断,从而让读者找到了解这些作家作品与个人历史的某个微小“切口”。这些作家正处在创作黄金期,其中多人获得“茅奖”与“鲁奖”,多人为“茅奖”与“鲁奖”评委,他们的作品不同程度地引起全国文坛关注,他们已经成为中国文坛的前沿力量。随笔集的绝大部分篇章在《文学自由谈》刊发,影响广泛,并受到作家本人的真诚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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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武歆,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归故乡》《密语者》《陕北红事》《延安爱情》《重庆爱情》《四人行》等,长篇随笔《三条石》,另有小说集、散文集、长篇报告文学,作品被改编成电视剧、广播剧。中短篇小说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新华文摘》《名作欣赏》《中华文学选刊》《作品与争鸣》等转载,小说和散文曾经入选多种年度文学选本。现天津作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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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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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楚以及诸多话题
1
想到张楚的时候,我首先想到郑珍。
郑珍,也叫郑子尹,一位出生于嘉庆十一年、偏隅西南边陲的读书人,这位自署“子午山孩”的贵州人,满腹经纶却又不事声张,一生都在寂寞地读书,安静地写作。有一本介绍郑珍的书,叫《子午山孩》,前年夏季我看了一遍,后便放在床头边上,每次翻看,总会长久感慨。
进入2015年,我在阅读《小说月报》上张楚的一篇小说时,极为自然地想到了郑子尹。把张楚与郑珍相比,我觉得并不突兀,一个在遥远的大西南的贵州,一个在去省城石家庄需要九个小时路程的滦南,两个人无论从地理位置的偏僻、交通不太便捷上近似之外,还有性格上的接近。至于二人相隔了二百年,那又怎样?
我与张楚本不熟悉,要不是今年年初中国作协在天津有一个“京津冀”的文学活动,我与他朝夕相处三天,其实之前我与他仅见过两次面。第一次是2011年第八届全国作代会。因为地域缘故,天津代表团和河北代表团座位相邻,我座位的侧后方是张楚,当时他和坐在我左前方的北京代表团的刘震云合影,请我帮忙照相,后又与我互留电话,然后声音不大地对我说“武哥,谢谢你”。第二次和张楚见面,是去年八月份,中国作协召开“关于核心价值观”座谈会,恰好也是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召开期间,因为河北省是“图博会”中国作家馆主宾省,所以很多河北作家云集北京。那天开完会,我转身走时,正好看见张楚,我向他祝贺获得“鲁奖”,他红着脸,没有接我祝贺的话题,依旧低声说“武哥,我手机里有你的电话”。这是我与张楚两次见面的“现场实录”,只有几分钟,也没有说上几句话,但这并不妨碍我对他以及他小说的喜爱,也不妨碍我在心里早就把这个说话声音不大的人视为朋友,就像遥远的二百年前的郑珍,对他“展诵四五卷,炉火余温黁,缓步肆闲散,披衣坐篱根,不觉花上露,盈盈浩已繁”的寂寞山中读书生活的向往与尊崇。
就像郑珍的诗文曾经感动、击穿我一样,“来自遥远的滦南”的张楚,在2015年不再寒冷、缺少白雪的冬季,通过一篇小说《野草在歌唱》,同样把我彻底洞穿。那天我抑制不住内心的疼痛、感伤,给天津的批评家黄桂元、张莉,还有《小说月报》执行主编徐晨亮分别发去了“颠三倒四”的短信,我想事后他们一定以为我中了魔,我竟然说了那么多“不着边际”的沉郁伤感的话语,通过声音他们也能想象出来我当时颓丧疲惫的样子。
为一篇小说感伤、流泪,可以追溯到我青年时代的阅读。1980年某一天的中午,我倚着车间里的绿色铁皮工具箱,坐在一条木板长凳上,穿着一件油渍麻花的工作服,在看完《红与黑》最后一页时,把包着书皮、已经卷了边的书,拥抱在我的胸口上,我能感到双肩在抖动,泪水哗哗哗流……很多年都没有这样的阅读情境了。那个法国底层青年于连也是“野草”,但与张楚小说里的“野草”——“我”,却有着截然相反的人生“手段”,他们都在幻想成为大树的征途上使尽了自己的力气,但于连用了“夫人”这个武器,而张楚则是手持“文学”这根藤杖。我分不清《红与黑》中的于连和《野草在歌唱》中的“我”,他们到底是文学中的人,还是生活中的人?将小说里的人与生活中的人完全混淆,这足以证明一部小说的成功,许多喜爱读书的人都曾有过这样的“病症”。用文学评论家、在文学圈内被众多作家昵称“老孟”的孟繁华的话说,“张楚是一个写短篇小说的圣手”。确实如此,《野草在歌唱》冲破了所有语言的桎梏,所有的小说技艺已经后退,后退到了接近消失的程度,完全变成了人间的真情实感——就仿佛深夜里倾听肖斯塔科维奇的乐曲,哪里会想到这是个随时有可能被克格勃带走的人——这是一篇许多年不曾遇见的撕心裂肺的情感真挚的作品,张楚在不动声色的阔大隐忍的讲述中,让阅读者始终无法走出他用真情实感营造的动人情境。
2
张楚的小说曾被铁凝、苏童、阿来等人高声赞誉,他为人处世的态度同样得到礼赞,有才华、有性情却又谦逊、平实、礼貌,接触时间长了,让人感到很舒服。年纪不大,却是一个活“明白”的作家。一个作家是否“明白”生活原理,与年龄没有关系,许多一把年纪、写过所谓“有影响作品”的人,其实还在糊涂之中,他们待人处世傲慢无礼、自以为是,像那脚踩风火轮的哪吒,总是喜欢飞在人们的头顶上;那些自以为是的人,无论有没有正当理由,去外地开什么会,总要晚来一两天,然后再提前离开一两天,在会议期间还要搞出各种名堂,似乎只有给主办单位找麻烦,才能显示出来自己“才高八斗”,技高一筹。我相信十几年以后乃至几十年以后的张楚,即使名震海外,也不会成为那种人。因为张楚喜爱左拉的《小酒馆》,他自己也喜欢在小酒馆喝酒,并且“越来越喜欢自己变得丑陋平庸,被这世俗的庸常生活感动”;另外在这部带有自传体意味的《野草在歌唱》小说里,我看到了张楚柔软、爱怜的内心,作品中的“我”(我认定就是张楚,后来张楚坦诚表明写的就是自己)——那个爱好文学、酷爱写作的税务所的小干部——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河北滦南一个叫“倴城”的小城里,在改变自己命运、追求明亮生活的狭窄逼仄的生活空间里,与那么多热爱生活、爱好文学的人之间的感人交往。无论是那个喜欢酒后表演魔术的税务所副所长,还是到处寻找“交谈对手”的热爱文学的L,亦或是那个开着广告公司、说出“诗人就是上帝的舌头”的留着小胡子的老周……在倴城这个“小地方”,“我”仿佛就是那个哈代《苔丝》笔下的乡下小贩德比,这一群可亲可爱的“县城小人物”,是那样动人心魄、真诚无比,所以我丝毫不怀疑张楚的“小说基因”,在那样有温度有情感的生活氛围里,低矮、柔弱的野草茁壮成长,即使变成另外一种植物,也不会发生恐怖的变异,不会改变的,只能变成拥有“野草基因”但又拥有生命高度的“钻天杨”。
一个小说家,通常都有两个出发地,一个来自肉身,一个来自精神。滦南小城里普通人的真诚和善良,构筑了张楚的精神高地。张楚敢于将自己的命运放到文学作品里展览、抒写,如此胆量,首先需要的就是内心的真诚。
在阅读《野草在歌唱》的那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感慨激动的心情难以平复,忍不住给张楚发去短信,我说这部小说是我近几年读到的最为感情真挚的小说,好作品的标准,就是读罢之后总想遥望远方。张楚坦诚地告诉我,《野草在歌唱》写完后,他心里也很难受,因为都是真实的往事。他坦言当时痛彻心扉,尽管现在有些麻木,但唯一不变的是人的灵魂里对美与善的固守。张楚把那么多“野草样的小人物”的内心抒发得淋漓尽致、感人至深,这个喝酒频率比说话频率要快上好几倍的面容羞涩的人,将那个滦南小城描述得那样令人向往,就像郑珍诗句后面的贵州山乡。
我也见过不少成名之后的年轻作家,与成名之前判若两人,他们语言和肢体动作变得舒展,变得行云流水,少了过去可爱的拘谨,他们开始喜欢大庭广众之下以自我为中心,谈话主题也不再顾及别人,随意将话题按照自己意志转移。张楚不,依旧那样腼腆,依旧说话低声,他喜欢倾听,很少打断别人的话题,从不另立话题山头。能喝酒但不借酒闹事、借酒伤人。
张楚在一篇文章里,这样描述自己:“我本质上是个胆怯的人,跟仰慕的前辈或个性张扬的人相处,总会无端地紧张”。我从心底喜欢在众人面前讲话时稍微有点紧张的人,那种紧张也是一种谦逊,带有一种顾及别人感觉的心理。
与张楚在天津相处的那三天里,有天晚上我、他还有荆永鸣谈兴颇浓,于是喝酒聊天直到半夜。因为那会儿我正在写作这篇文章,所以我总是情不自禁地说到“张楚”,可我只要说到“张楚”,张楚就会巧妙地把话题移开。酒醒后想起来这个微妙的细节,让我对他更是增添好感。
张楚在一篇读书笔记里说,早年他喜欢杜鲁门·卡波蒂,但因为这个美国作家在生活中极度自恋、自以为是,他就把卡波蒂的《别的房间,别的声音》和《蒂凡尼的早餐》随手扔在一边,可见张楚也是“有脾气”的,而且“爱憎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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