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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性命古训辨证》与《先秦天道观之进展》均用最新的方法，以甲骨文金文典籍为材料，而叙述先秦时代的中国哲学。二书取径全同，其成就可谓突过前人。
——顾颉刚
傅的研究则是以新近发现的甲骨文为依据。他的《性命古训辨证》是公认当时那十年以来很杰出的汉学作品。……傅的诠释是相当可信的，因为他同时拥有文学的证据与历史的事实。
——陈荣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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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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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傅斯年先生在阮元《性命古训》一书的基础上，重新将商周甲骨文、金文及先秦遗典中的“生”“性”“命”“令”诸字一-整理解读，通过语言学的方法还“性”“命”诸字之原，用思想史的方法梳理儒家“性命说”思想的演变与传承。全书分三卷，一卷“字”篇，对先秦传世典籍中“性”“命”诸字进行训诂；二卷“义”篇，梳理先秦儒家各派“性命说”观点，演其流变；三卷“绪”篇，分析汉代以来儒家各派“性命说”观点，彰显宋儒“性命说”地位。此书从训诂学、考据学、语言学方法人手，以具象字形字义解释抽象思想史，鲜明地体现了傅氏“用语言学的观点解决思想史问题”的治学思想和严谨的学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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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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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 1896-1950 ），字孟真，山东聊城人。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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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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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语/1
上卷释字
第一章提纲/9
第二章周代金文中“生”“令”“命”三字之统计及其字义/11
第三章《周诰》中之“性”“命”字/32
一论《周诰》中本无“性”字/33
二统计《周诰》十二篇之命字/34
第四章《诗经》 中之“性”“命”字/41
一论《诗经》中本无“性”字/41
二《诗经》中之“令”“命”字/42
第五章《左传》 《国语》中之“性”“命”字/49
第六章《论语》 中之“性”“命”字/56
第七章论《告子》盲“性”实言“生”兼论《孟子》——书之“性”字在原本当作“生”字/59
一论《告子》言“性”皆就“生”字之本义立说/59
二论《孟子》书之“性”字在原本当作“生”字/62
第八章论《荀子·性恶》《正名》诸篇中之“性”字在原本当作“生”字/65
第九章论《吕氏春秋》中“性”字在原本当作“生”字/69
第十章“生\ 与“性”、“令”与“命”之语言学的关系/72
一字形/72
二字音/74
三字义/80
中卷释义
第一章周初人之“帝”“天”/85
第二章周初之“天命无常”论/96
一《周诰》《大雅》之坠命受命论及其民监说人道主义之黎明/96
二敬畏上帝之证据/107
三本章结语/113
第三章诸子天人论导源/114
第四章自类别的人性观至普遍的人性观/121
第五章总叙以下数章/127
论儒墨法道四派，分起于鲁宋晋齐，因社会的政治的环境不同，而各异其天人论/128
第六章春秋时代之矛盾性与孔子/135
孔子/138
第七章墨子之非命论/ 144
第八章孟子之性善论及其性命一贯之见解/153
孟子之性命一贯见解/159
第九章荀子之性恶论及其天道观/163
荀子之天道观/170
第十章本卷结语/173
下卷释绪
第一章汉代性之二元说/179
第二章理学之地位/190
附:论李习之在儒家性论发展中之地位/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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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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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国学丛书》总序
刘东
在我看来，不管多变的时局到底怎么演变，以及两岸历史的舞台场景如何转换，都不会妨碍海峡对岸的国学研究，总要构成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事实上，无论是就其时间上的起源而言，还是就其空间上的分布而言，这个幅员如此辽阔的文明，都既曾呈现出“满天星斗”似的散落，也曾表现出“多元一体”式的聚集，这既表征着发展步调与观念传播上的落差，也表征着从地理到政治、从风俗到方言上的区隔。也正因为这样，越是到了晚近这段时间，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学界来看，也都越发重视起儒学乃至国学的地域性问题。
可无论如何，既然“国学”正如我给出的定义那样，乃属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总称，那么在这样的总称之下，任何地域性的儒学流派乃至国学分支，毕竟都并非只属于某种“地方性文化”。也就是说，一旦换从另一方面来看，尤其是，换从全球性的宏观对比来看，那么，无论是何种地域的国学流派，都显然在共享着同一批来自先秦的典籍，乃至负载着这些典籍的同一书写系统，以及隐含在这些典籍中的同一价值系统。
更不要说，受这种价值系统的点化与浸润，无论你来到哪个特殊的地域，都不难从更深层的意义上发现，那里在共享着同一个“生活世界”。甚至可以这么说，这些林林总总、五光十色的地域文化，反而提供了非常难得的生活实验室，来落实那种价值的各种可能性。正因为这样，无论来到中华世界的哪一方水土，也无论是从它的田间还是市井，你都可能发出“似曾相识”的感慨。——这种感慨，当然也能概括我对台北街市的感受，正因为那表现形态是独具特色的，它对我本人才显得有点“出乎意料”，可说到底它毕竟还是中国式的，于是在细思之下又仍不出“情理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当然所有的“多样性”都是可贵的。而进一步说，至少在我这个嗜书如命的人看来，台湾那边的国学研究就尤其可贵，尤其是从1949 年到1978 年间，由那些桴海迁移的前辈们所做出的研究。无可讳言，那正是大陆越来越走向紧张与禁闭，终至去全方位地“破除四旧”的岁月。
正是因此，我才更加感佩那些前辈的薪火相传。虽说余生也晚，无缘向其中的大多数人当面请益，然而我从他们留下的那些书页中，还是不仅能读出他们潜在的情思，更油然感受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正如自己曾就此动情而写的：“这些前辈终究会表现为‘最后的玫瑰’么？他们当年的学术努力，终究会被斩断为无本之木么？——读着这些几乎是‘一生磨一剑’的学术成果，虽然余生也晚，而跟这些前辈学人缘悭一面，仍然情不自禁地怀想到，他们当年这般花果飘零，虽然这般奋笔疾书，以图思绪能有所寄托，但在其内心世界里，还是有说不出的凄苦犹疑。”
终于，趁着大陆这边的国学振兴，我们可以更成规模地引进那些老先生的相关著作了。由此便不在话下，这种更加系统的、按部就班的引进，首先就出于一种亲切的“传承意识”。实际上，即使我们现在所获得的进展，乃至由此而催生出的国学高涨，也并非没有台湾国学的影响在。早在改革开放、边门乍开的初期，那些从海峡对岸得到的繁体著作，就跟从大洋彼岸得到的英文著作一样，都使得我们从中获得过兴奋的“解放感”。正因此，如果任何一种学术史的内在线索，都必然表现为承前启后的“接着讲”，那么也完全可以说，我们也正是在接着台湾国学的线索来讲的。
与此同时，现在借着这种集成式的编辑，而对于台湾国学的总体回顾，当然也包含了另一种活跃的“对话意识”。学术研究，作为一种有机增长的话语，其生命力从来都在于不断的创新，而如此不断创新的内生动力，又从来都来自“后生”向着“前贤”的反复切磋。也是惟其如此，这些如今静躺在台湾图书馆中的著作——它们眼下基本上已不再被对岸再版了——才不会只表现为某种历史的遗迹，而得以加入到整个国学复兴的“大合唱”中；此外，同样不在话下的是，我们还希望这次集中的重印，又不失为一种相应的和及时的提醒，那就是在这种“多元一体”的“大合唱”中，仍需仔细聆听来自宝岛的那个特殊声部。
最后要说的是，在一方面，我们既已不再相信任何形式的“历史目的论”，那么自然也就可以理解，今后的进程也总会开放向任何“偶然性”，无法再去想象黑格尔式的、必然的螺旋上升；可在另一方面，又正如我在新近完成的著作中所讲的：“尽管我们的确属于‘有限的、会死亡的、偶然存在的’人类，他们也的确属于‘有限的、会死亡的、偶然存在的’人类，可话说回来，构成了彼此‘主观间性’的那种‘人心所向’，却并不是同样有限和偶然的，相反倒是递相授受、薪火相传、永世长存的，由此也便显出了不可抹煞的‘必然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总还有理由去畅想：由作为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总称的国学——当然也包括台湾国学——所造成的“人心所向”和“主观间性”，也总还不失为一种历史的推动力量吧？
2020 年6 月24 日于浙江大学中西书院
自序
此书自写成至今，已一年有半，写时感念，今多不能记忆。且清稿已先付商务印书馆，手中别无副本，可资检查。四邻喧器，行处不定，不能运思以为序，则姑述本书写就之始末，及求读者所见谅留意各事，以代自序之常例焉。
一、“生”与“性”、“令”与“命”之关系，及此关系在古代思想史上之地位，余始悟之于民国二十二、三年间，始与同事丁梧梓先生（声树）言之，弗善也。二十五年初，移家南京，与徐中舒先生谈此，徐先生以为不误，劝余写为一文。遂于是年夏试写，初意不过数千字之篇，下笔乃不能自休。 吾之职业，非官非学，无半月以上可以连续为我自由之时间，故原期国庆日前写就者，至是年之尾大体乃具。其下篇尤为潦草，其中有若干章，次年一月无定居时所写也。写成后，恳同事陈骥尘先生（钝）分忙为我抄成清本，骥尘则偶置其职务，或断或续以抄之。自二十五年夏初写此书时，至次年八月上海战事起，一年之中，余三至北平，两候蔡孑民师之病于上海，游秦蜀，顺江而下，至南京不两旬，又登庐山，七月末乃返京。不仅作者时作时辍，即抄者亦然。缘吾不能安坐校对，故抄者亦不能不若断若续也。陈钝先生所抄者为中、下两卷，上卷仅抄数页，战事即起，同人心志皆不在此等无谓之事矣。二十七年二月，以中、下两卷，交商务印书馆，上卷拟自抄， 终无暇也。适张苑峰先生（政烺）送古籍人川，慨然愿为我抄之，携稿西行，在停宜昌屡睹空袭中为我抄成，至可感矣。故上卷得于前月寄商务印书馆，一段心事遂了，此皆苑峰、骥尘之惠我无疆也。今详述此经历者，固以谢二君，亦以明本书文词前后绝不一致之故，以祈读者之见谅也。
二、写此书时，每与在南京同事商榷。益友之言，惠我良多，凡采入者，均著其姓氏。谨于此处致其感谢。
三、本书上卷第二章所引殷周彝器铭识，除诸宋人书外，皆录自《攈古录》《愙斋集古录》《陶斋吉金录》《善斋吉金录》《小校经阁金文》《贞松堂集古遗文及补遗》《殷文存》等，习见之书，尤以《攈古》《愙斋》《贞松堂》三书为多。（亦间录自今人郭沫若先生之《金文辞大系》等，此书本为通论，不属著录，然余信手引据，但求足证吾说而已。）盖写时《周金文存》为人借去，而某氏之《三代吉金文存》未出版也。当时凡引一条，必著其在此书中之卷叶，以求读者便于检寻。文属急就，所引卷叶不敢保其无误，而群书常见之器则不复注明。越一年有半，苑峰在宜昌为我抄成清稿时，其旅途中携有《三代吉金文存》，而诸书未备，乃将原引自《愙斋》《攈古》《贞松堂》等书并见于《三代吉金文存》者，一律易以《三代吉金文存》之卷叶，复增此一书中可采人者三十余条。余至重庆初见之，深感苑峰贶我之深，然亦颇有改回之志。盖夫己之书，少引为快，一也。新书之价，本以欺人，学者未备，二也。旋以手中无书可查，原稿中注明之卷叶未必无误，苑峰所录则无误，故徘徊久之，卒乃姑置吾之情感以从苑峰焉。
四、两年前始写上卷时，以引书较多，用文言写自较整洁，及写至本卷末章，乃觉若干“分析的思想”实不易以文言表达。写至中卷，尤感其难。终以懒于追改，即用文言写去，有此经验，深悟近代思想之不易以传统文言纪录之也。盖行文之白话正在滋长中，可由作者增其逻辑，变其语法，文言则不易耳。
五、引书之简繁，亦是难决之一事。盖引书愈约（或仅举出处，尤佳），则文辞愈见简练，而读者乃非检原书不能断其无误也。此利于作者而不利于读者。引书愈繁，则文辞愈见芜蔓，而在读者可省獭祭之劳。此利于读者而不利于作者。余思之久，与其使读者劳苦，毋宁使吾书具拙劣之面耳。
六、本书标点，前后未能齐一， 盖抄者非经一手，校对不在一时，即付之印者亦分两次，故不及画一之也。战时能刊此等书，即为万幸，无须苛求。读者谅之。
民国二十七年七月
傅斯年记于汉口江汉一路之海陆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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