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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在这本书的写作中，我自不量力地做了一些文学实验，不同于小说虚构，也不同于学术研究，而是综合多重叙事元素，把疑惑、想象、思考，还有写实、虚构、历史全都融于一个文体，努力创造一种新的写作方式。 我总认为，文学是思想的一种方式，越是复杂的思想越需要文学的独特力量才能展开。因此，对我自己来说，这种实验性的写作是一次思想方式的突破，它让我充分地、自由地讲述一些别人没有讲过的故事。 ——刘禾 內容簡介： 刘禾用一种实验性的写作（融写实、虚构、历史于一个文体），把她追踪和研究纳博科夫自传中一个叫“奈斯毕特”（Nesbit）的人物原型的过程呈现出来，背后的大关怀是20世纪上半叶（甚至可以聚焦到1919年）因为各种原因汇聚到剑桥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为人知的诸多面向、生活细节、相互关联和价值选择，尤其是“剑桥帮”的左翼科学家团体。全书诸多类似八卦的各种闲笔，晕染的是一种20世纪上半叶的思想氛围和知识分子非左即右的方向选择。 關於作者： 刘禾，学者，作家。现为哥伦比亚大学终身人文讲席教授，研究领域包括比较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全球史、新翻译理论、后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等，曾获美国古根海姆（Guggenheim）学术大奖。 英文学术专著有：The Freudian Robot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1)，The Clash of Empires （哈佛大学出版社，2004年），Translingual Practice（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5年）， Token of Exchange（主编，杜克大学出版社，1999年），Writing and Materiality in China （与Zeitlin 合编， 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出版，2003年）等。 中文专著有：《语际书写》（香港天地出版社，1997年；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持灯的使者》（主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跨语际实践》（三联书店，2002年，2007年），《帝国的话语政治》（三联书店，2014年，2020年），《六个字母的解法》（中信出版社，2014年），《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主编，三联书店，2016年），以及第一部学术校注版晚清刊物《天义·衡报》（与万仕国合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目錄： 前言 剑桥的陌生人 2013年版序言 韩少功 內容試閱： 日落时分，我从瑞士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小城，登上了开往日内瓦的列车。 白天一整天在陡峭的少女峰上爬山，片刻不停，现在忽然放松下来，才感到肢体的极度疲倦。列车停停靠靠，走得很慢，几个小站过后，我沉沉欲睡，竟不知身在何处。好像过了很长的时间，列车又一次停靠在某个小站，听不清站名叫什么，我伸手拿过水瓶，喝了一口。为了努力让自己清醒一点，便从桌上拿起已经读了一半的纳博科夫的小说《塞·纳特的人生真相》，接着再往下看。 自从登上了这趟火车，二等车的这排沙发椅上只有我一个人，对面的座位始终空着。就在这时，走过来一位个头不高、看上去约莫六十七八岁的男人，他朝我礼貌地点了一下头，把手提包放在头顶的架子上，便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列车继续前行，窗外远近的灯光一闪而过，在空中绘出上下飞舞的直线和圆弧。我正盯着窗外舞动的线条发呆，忽觉玻璃窗上映出一双明亮的眼睛，正在注视着我。扭头一看，对面的陌生人正在朝我和蔼地微笑，他的两条粗重的眉毛跳动了几下。天气真不错。 You ... Japanese？他带了一点法语腔问，以为我是日本人。 No ... 当然不是。我不习惯和陌生人搭话，欧洲人经常弄错，把中国人当成日本人，问得次数多了，让人心里略生不快。 陌生人摘掉手上的羊皮手套，指着桌上的书说，你懂英文？我点点头，和他含糊应酬几句，目光又转向窗外。我此时并无心情和人聊天，陌生人也顺着我的眼睛向窗外看去。这时，火车驶入了日内瓦湖区，月光下的湖水银波荡漾，远方的阿尔卑斯山脉影影绰绰。 战后我第一次去英国，陌生人忽然说。他停了一下，两条粗重的眉毛跳动了一下，眉毛是灰白色的，我注意到，那两只夸张的耳朵还在轻微地抖动。陌生人扳着手指头说，好像在自言自语，我去的是伦敦、剑桥、曼彻斯特、爱丁堡??他看了一眼没有数到的大拇指，然后朝我跟前凑近一点。你去日内瓦？ 我点点头，是第一次来瑞士。 让我来猜猜，像你这样的亚洲女子，独自在欧洲旅行，是来度假，还是来找人？他把脑袋向左边一侧，两条浓眉下面的眼睛专注地看着我，两只耳朵继续微微地颤动。 我不想回答，但嘴里却说：找人。难道他还要继续盘问？ 陌生人稍微张了一下嘴，点点头，若有所思的样子。他拿起放在身边的羊皮手套仔细戴上，然后又轻快地把它脱下来。我叫奈斯毕特，说着他伸手，和我握了一握。 奈斯毕特？真奇怪，这人难道是从纳博科夫的小说里走出来的？我把自己的名字也告诉了他。原来你是中国人。 陌生人忽然来了兴致，他接着刚才的话头继续说：二战后我先是到了伦敦，然后又搬到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刚成立的时候，我在秘书处干了两年半，认识几个中国人。我那时很年轻，现在已经退休十多年了。记得当时一个很有学问的中国人在某一个部门主事，他叫什么名字？让我想想，游—党—林??是林语堂吗？我好奇地问。 对，对，是他??啊??对不起??他从衣兜里掏出一叠纸巾，抽出一张，开始大声地擤鼻涕，擤了一会儿，又抽出一张纸巾，仔细地擦了擦自己发红的鼻头，然后把用过的纸巾仔细卷起，放进裤兜。 接下来，他又说：啊，我记起来了，新成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处有一位能干可爱的中国女人，英语讲得漂亮，还会说法语，她人很聪明，见过世面，好像是搞科学出身的，名字我还记得，叫桂—简—路。 桂—简—路，鲁—桂—简？她是谁？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奈斯毕特先生似乎猜到了我的心思。他说，等一等。马上站起身，从行李架上把公文包拿下来，打开侧面的拉锁，从里面掏出一个很旧的笔记本，哗哗地翻几下，从本子里撕下一页空白纸。我递给他一支圆珠笔。奈斯毕特先生抬头看我一眼，在纸上把他刚才所说的名字工工整整地写下来，递给了我。我接过来一看，上面写着Gwei-Djen Lu，这是很少见的汉字注音，既不是老派的韦氏拼音，也不是当年传教士使用的注音符号，比如像用 Peking来书写“北京”的发音。 我摇摇头，从未见过这个名字。 窗外的灯火飞驰而过，犹如月光下闪烁的河流。我意识到火车开始减速，透过铁道附近楼房的黑影，隐约看见道路上一晃而过的红绿灯，公路桥下开始出现川流不息的车流。这时，列车上的广播响了：前方到站是洛桑车站。 火车驶进车站时，车厢里立刻沸腾起来。身背行李肩扛滑雪板的年轻人，大呼小叫、成排结对地往外走，奈斯毕特先生碰巧也在这一站下车。他站起身来，将公文包从行李架上取下，不慌不忙地说：认识你很高兴，后会有期。 我与他握手道别，也说了一句同样的话，奈斯毕特先生走到车门口，略停了一下，转过身对我说：哦，听说Gwei-Djen Lu女士后来去了剑桥大学。 奈斯毕特先生的背影逐渐消逝在站台的夜幕之中。 我低头又看了一眼写着Gwei-Djen Lu的纸片，然后把它仔细夹在我正在读的小说书页里，脑筋飞快地转动起来。这个陌生人让我想到纳博科夫一本书里的那个烟斗不离手的同学Nesbit。哪会有这么巧，奈斯毕特的名字听起来一模一样？但我明明知道，纳博科夫书里的那个奈斯毕特只是一个化名，其实并无此人，就连作者自己都没有刻意隐藏这一点。 车轮正在有节奏地向前行驶，窗外景物变得越来越暗淡，我的思绪也随之涣散起来。这时，Nesbit和Gwei-Djen Lu这两个名字的十六个字母，慢慢地升到空中，在我的眼前旋转起来，如同动画片里的单个字母，歪歪斜斜地分散开来，组成奇奇怪怪的词组，但我一个都认不出，好像在辨认徐冰的《天书》里面的神秘的字。 忽然，有个词组从一堆飞舞的字母中跳了出来，那字形似曾相识，却看着陌生，使我焦急万分。正当我努力克服自己的惰性，打算看得清楚一点时，那个神秘的词组却早在 空中化为乌有?? 2 人的好奇心总会被一些莫名其妙的小事勾起，就像奇妙的数字组合142、857、1919等等。每当碰到这一类的字谜，我情不自禁就想探个究竟，经常滑入某种类似侦探的情结，而不能自拔。比如，当初我对作家纳博科夫发生兴趣，其实是出于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倒不是因为他的小说《洛丽塔》。这本书经过几次电影改编，而风靡世界，受到各国粉丝的追捧。谁不知道有个纳博科夫呢？这个响亮的名字几乎成为现代都市人情感生活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 说实话，我对纳博科夫的兴趣与文学的关系不大。细究起来，完全由于遏制不住自己对作者的好奇心，因为纳博科夫有一个奇怪的生活癖好，他一辈子不买房，总是不断 地租别人的房子住，不断搬家。我想弄清楚的是，为什么一个贵族出身的作家会有如此怪癖？ 纳博科夫一辈子搬过无数次家，每次都是租房住。上世纪四十年代，他从欧洲远渡美国，经几年辗转，最终在纽约州的康奈尔大学定居下来，那里也是胡适早年留学的地方。纳博科夫在康奈尔教了十几年书，他从不买房，只租房。大学有上千名教授，总有人休长假，有人出租房屋，因此，纳博科夫一家三口，不愁租不到地方住。他的这种做法，在精于盘算的美国人眼里，自然是极不明智的。后来，小说《洛丽塔》一炮打响，成为畅销书，版税收入源源不断，纳博科夫从此衣食无忧。但他依旧不买房，依旧租房住。到了晚年，他搬回欧洲，索性和妻子住进一家瑞士小城的宾馆，租了一套客房，一住就是十几年，直到他离开人世。 一个作家一辈子租别人的房子住，实在少见，尤其放在欧美作家的行列里，就更显突出。这不能不勾起我的好奇心：纳博科夫为什么选择这样做？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原因？是不是他早年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心理创伤？ 工作之余，我开始零星地搜集有关纳博科夫的各种资料，想从他的人生踪迹中找出某种心理逻辑，因为在我看来，任何古怪的行为后面总是隐藏着一个真实的理由。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手中的资料汇集得愈多，我的研究就愈变得扑朔迷离，枝杈丛生，而且愈偏离主题，到后来，竟然放弃了原先的想法，沿着一条岔路越走越远。现在回想起来，最初使我偏离主线的导因，可能还是一封不期而至的电子邮件。 3 那天傍晚，我收到一封电邮，是来自瑞士的巴塞尔大学的普通会议邀请信。多年以来，我对于参加这一类的学术会议，变得兴趣日淡，经常找些借口，推辞了事。可是这一 回实在难于推辞，因为会议地点太吸引人了，英特拉肯（Interlaken）是瑞士阿尔卑斯山脚下的一座小城，欧洲的滑雪胜地。从这里搭乘小火车，坐上一段缆车，就能登上那座享有欧洲巅峰之盛誉的少女峰，上面有长达二十三公里的阿莱齐冰川，据说它是阿尔卑斯山上最大的冰川。 从纽约飞到欧洲共要六个多小时，抵达日内瓦国际机场后，再乘两个半小时的火车，才能到达瑞士小城英特拉肯。临行之前，我从书架上顺手抓了一本书塞进旅行袋，预备在路上打发时间。这是纳博科夫的小说The Real Life of Sebastian Knight，中文译名是《塞·纳特的真实生活》，我倒是觉得译成《塞·纳特的人生真相》可能更准确一些。书名平淡无奇，但它属于让我着迷的那一类作品，是纳博科夫用英文撰写的第一部小说。在我看来，比起后来在商业上声名大噪的《洛丽塔》，这部《塞·纳特的人生真相》读起来更加耐人寻味，技巧上也许更胜一筹。不过，我为什么特别喜爱这本书，这里面是不是有更隐秘的因素？其实在当时，我自己也不甚了然。 人的命运有时很诡异。有人足不出户，就无所不通，实际上一辈子只生活在自己熟悉的小天地里。比如哲学家康德，他从未离开过自己出生和成长的城市哥尼斯堡，可是竟然在大学里长期讲授人类学，这在后来的人类学家看来，即使不算犯规犯忌，也不大靠谱——不做田野调查的人类学，那算什么人类学？好在康德讲授人类学和撰写人类学著作这件事，差不多早已被人忘记，也很少有人追究。 与足不出户的哲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另一类人，他们浪迹天下，一生漂泊，始终找不到归宿，最后说不定客死他乡。他们都是一些失去家园的流亡者。 生于孰地，来自何方？ 这样的人在二十世纪很多，以后会越来越多。其实，这种流亡者在世界各地都能碰到，我周围的朋友和同事里就有很多这样的人。我不是指通常意义的流亡人士或持不同政见者，而是一群追梦的人，灵魂深处不安分的人。这些人不切实际、耽于幻想，似乎只能在幻想之中安身立命，否则，这种人为什么总是和文学或思想多少有些缘分？纳博科夫在 《塞·纳特的人生真相》中就写了这样一个追梦的流亡者，不过，这小说的不寻常之处在于，主人公塞·纳特的下场预示了作者自己后来的命运，因为小说发表四十年后，纳博科夫本人也客死他乡，选择的地方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瑞士宾馆。 在我的心目中，人可分为两大类。爱做梦的人属于一类，喜欢经营和务实的人属于另一类。细想一想，人类大量的悲剧和喜剧源源不断地在这两类人之间展开。它似乎比血缘、种族和文化的界限来得更分明，也更神秘一点。比如亲兄弟之间、亲姊妹之间DNA无不相同，但他们之间常常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个差异追究起来，可能因为哥哥是不可救药的幻想家，而弟弟是脚踏实地的人，稳扎稳打，他心里比谁都清楚，这个世界显然容不下哥哥这种人。不务实的人难道不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最奇怪的是，世界上像哥哥这种人层出不穷，个个都执迷不拔，不可救药。这才叫人诧异不已?? 列车上的广播说，英特拉肯站马上就到了，我赶忙向窗外望去，残冬的英特拉肯徐徐滑入车窗的视野。第一眼看上去，这个小城就像欧洲的任何一处旅游胜地一样，美丽而不真实。我把眼镜摘下，呵了口气，把镜片仔细擦拭几遍，再抬头看时，重重叠叠的阿尔卑斯山脉已经赫然矗在眼前，几座高峰在雾中小城的背后平地拔起， 高耸入云，巍巍峨峨。火车停靠英特拉肯东站的时候，天色变得阴沉起来，旋即空中飘起了雪花，雪花里掺和着一些细小的冰粒，大约就是古人所说的雪霰。 我因出发时忘了带伞，下车后，凌空飞舞的冰粒砸在脸上，有点隐隐作痛，幸好打听到，宾馆的位置离车站不远。走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两旁店铺紧闭大门，这光景似乎不像是一个度假胜地，我感到有些意外。沿途看到两三家餐馆，似乎还在营业之中，其中有一家中餐馆外卖店，生意萧条，毫无人气。不论走到世界的任何地方，哪怕是天涯海角，必然会碰到这种千篇一律的、装潢俗气的廉价中餐外卖店，我早先还有些奇怪，现在已经见怪不怪了。 雪越下越急，几乎叫人睁不开眼，抬头一看，云层又加厚了，偶尔露出狭窄的缝隙，让人瞥见藏在后面黑压压的山峰。几乎在一秒钟的瞬间里，山峰像魔术般地闪现出来，即刻又融化在云雾背后，叫人看不清这云雾后面的真实情形。我心底里忽然升起一股怅惘的情绪，但说不清是为了什么。这时，一个遥远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谁在那边踏雪，终生不曾归来？ 文摘二 韩少功2013年版 “序言” 侦探小说常被归类为俗文学，大多配以花哨或阴森的封面，堆放在流行读物摊位，吸引市井闲人的眼球，令他们心惊肉跳却也没心没肺地读过即扔。如果有人要把思想理论写成侦探小说，如同一个经学院要办成夜总会，一个便利店要出售航天器，在很多读书人看来纯属胡闹。 本书作者刘禾却偏偏这样做了。在我的阅读经验里，她是第一个这样做的。 这本书的结构主线，是考证纳博科夫自传中一个叫“奈斯毕特”（Nesbit）的人物原型，因此全书看上去仍是文学研究，西方学界常见的文本细读和资料深究，教授们通常干的那种累活。不过，作者的惊人之处，是放弃论文体，换上散文体；淡化学科性，强化现场感；隐藏了大量概念与逻辑，释放出情节悬念、人物形象、生活氛围、物质细节……一种侦探小说的戏仿体就这样横里杀出，冠以《幽影剑桥》或《魂迹英伦》的书名都似无不可。这也许不是什么学术噱头。用作者的话来说：“（文本分析）不是普通的阅读，而是智力游戏，与下棋、推理小说和数学的博弈论差不多，这些领域之间既隔又不隔。”“任何人只要获得文本分析的诀窍，运用起来则放之四海而皆准，适用于历史、法律、经济、文学以及任何需要诠释的生活对象，为什么？因为文本分析是思想的侦探仪，而思想和罪犯一样，无孔不入，无处不在。” 显然，作者对拆字法的兴趣并非动笔主因。她对历史人物的知人论世和语境还原，对生活暗层和时代深处幽微形迹的细心勘验，对权力和利益在相关语词后如何隐匿、流窜、整容、变节、串谋、作案的专业敏感，如此等等，与柯南·道尔（Conan Doyle）的业务确实相去不远。去伪存真，见微知著，很多学者要办的不就是这种思想史上的大案要案？不就是要缉拿文明假象后的意识形态真凶？因此，一部思想史论潜入侦探故事，其法相近，其道相通，两者之间并无太大的文体区隔。 “奈斯毕特”几乎是一个隐身人。据传记作品《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透露：巴特勒，一个保守党政客，曾任英联邦副首相，就是奈斯毕特面具后面的那一个。传说纳博科夫自己就有过这样的指认。但本书作者很快找出一系列重大疑点，证明这一指认很不靠谱，颇像纳博科夫的文字游戏再次得手，伪造现场后脱身走人。 从这些疑点开始，飞机一次次腾空而起，作者混入熙熙攘攘的旅行客流，其侦探足迹遍及英国、法国、瑞士等诸多历史现场，寻访证人，调阅证词，比对证物，一大批涉案者随后渐次浮出水面。作者看来也不无惊讶，这个以“牛（津）（剑）桥故事”为核心的关联圈里，竟有地位显赫的科学家贝尔纳、李约瑟、沃丁顿、布莱克特、霍尔丹等，有人文界名流普利斯特利、里尔克、奥威尔、艾略特、哈耶克、徐志摩、萧乾、尼卡（纳博科夫的表弟）等，几乎构成了二十世纪初一份可观的知识界名人录，一大堆彼此独立又相互交集的人生故事，由一个神秘的Nesbit从中串结成网。有意思的是，这些人一旦走出声名和地位的世俗光环，都有政治面容真切显影，后人无法视而不见。在那个资本主义如日初升的年代，全球知识界似乎初遇现代性裂变。无论是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如贝尔纳、李约瑟、沃丁顿等），还是诺贝尔奖得主（如布莱克特等），这些大牌科学家清一色左倾，“剑桥帮”几成红色老营，被英美情报机构严防死打。这是一个疑问。人文界的情况要复杂一些。普利斯特利、里尔克等走左线；奥威尔、尼卡等向右转；艾略特不太左却恶评《动物庄园》；纳博科夫相当右但又与同门诸公格格不入。当毕加索忽悠“四维空间”艺术时尚时，似乎只有徐志摩这样的穷国小资，才对西洋景两眼放光，小清新萌态可掬，未入住剑桥也未在剑桥正式注册却写出了一大堆剑桥恋曲，其文学观却七零八落，跟风多变，能对齐主流舆论便行。这又是一连串可供思考的疑问。 一幅五光十色的知识界众生相，一种几被今人遗忘的政治生态图谱，较之于百年后全球性的理想退潮和目标迷失，较之于当下阶级、国家、文明、种族、性别的冲突交织如麻，能给我们什么启示？作为一部献给中国读者的重要备忘录，作者在这里以小案带出大案，从小题目开出大视野，终于走向政治思想史的世纪追问和全球审视，重拾前人足迹，直指世道人心，再一次力图对人格、价值观、社会理想、思考智慧给予急切唤醒。 因大量采用叙事手法，作者轻装上阵，信笔点染，灵活进退，以一种东张西望处处留心的姿态，布下了不少传统文论所定义的“闲笔”。其实闲笔不闲。剑桥高桌晚餐时男士们一件件刻板的黑袍，与默克制药公司职员谈及任何专业研究时的吞吞吐吐，看似两不相干，如联系起来看，倒是拼合出当代西方社会的某个重要特征：既有宗教的顽强延伸，又有商业化的全面高压。当年波希米亚风气之下的裸泳和开放婚姻，与美国校园里“光身汉”吃官司和狱中自杀，看似也是些边角余料，开心小桥段，如稍加组合与比对，却也轻轻勾勒出西方文化的差异和流变。更可能让中国读者感慨的是：当年有仆人给学生们一一上门送饭的奢华剑桥，仍让出身于俄国贵族的纳博科夫难以忍受，当然是比他锦衣玉食的魏拉公馆寒酸太多；而中国明星学者梁启超只能蜗居巴黎远郊，差一点被冻死，成天须靠运动取暖；他的同胞北岛，一个瘦削和忧郁的流亡诗人，近百年后仍只能静守北欧冰天雪地的长夜，“一个人独自对着镜子说中文”??在这里，表面上平等而优雅的文明对话后面，书生们最喜欢在书本中编排的国际名流大派对后面，有多少利益、财富、资源的占有等级早已森然就位，有多少当事人困于阶级和民族生存背景的深刻断裂—看似细微末节的这一切，难道不也在悄悄说破重大的历史奥秘？ 由此说来，闲笔也是主旨，叙事也是论说。由氛围、形象、故事组成的感觉传达同时也是理性推进，更准确地说，是对理性的及时养护与全面激活。很长一段时间来，理论是有关苹果的公式而不是苹果，更远离生长苹果的水土环境和生态条件，于是很容易沦为概念繁殖概念，逻辑衍生逻辑，一些公式缠绕公式的封闭性游戏。但文科理论的有效性在于解释生活，解释人与社会，不在于其他。如果我们不仅需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哪些说法，还要知道这些说法是何人所说，在何种处境中所说，因何种目的和机缘所说，从而真正明白这些说法的意涵和指涉，那么就不能不把目光越过说法，抵近观察当事人的活法，去看清构成某种活法的相关氛围、形象、故事—也许，一种夹叙夹议的文体，理性与感性两条腿走路的方法，或可为这种观察提供便利。 形式从来都是内容的。本书作者的文体选择，与一种还原语境与激活历史的治学思路，看来是写作的一体两面。 据她所述，侦破之旅一开始并不顺利。第一次叩门剑桥的英国海外圣经公会档案部就吃了闭门羹。因一封联系信函石沉大海，反复解释和恳求最终无效，冷冷的管理员不给她任何机会： “对不起，没有事先预约，就不能进档案馆。” 她只能绝望地离开。 读到这里时，我觉得这一小事故如同隐喻。我们都没拿到幽灵的回执，永不会有历史彼岸的邀请，只能在黑暗中与自己相约，奔赴永无终点的求知长旅。 201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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