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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①资料珍贵，图片丰富，可收藏。本书图片来自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世界上有三个重要的中国科技史资料中心，此图书馆为之一，另外两个分别是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日本的京都人文科学研究所。这些档案图片，许多都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因此资料珍贵、权威。
本书展示的图片中有他小时候、年青时、到步入耄耋之年的照片。有他的两任妻子。有与他共同编写SCC的作者、为出版SCC的出版社编辑和负责人等。在本书中，占有大多数的图片，是关于SCC的，早期的一个构想纸片，一篇篇草稿，一张张卡片，一封封信件，一面面书稿，一页页篇章，无不记载着一部著作如何从一个思想成为一部著作的历程。
②两条主线贯穿全书。从图片中，我们可以看出：本书有两条主线。一条主线是讲的是人，李约瑟的生平，及与他在SCC上有交集和贡献的人。另一个讲述一部著作如何从“一颗种子”----构想，最终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即一部鸿篇巨制的著作的过程。
③本书具有高度的学术水平，得到了学界许多专家学者的认可，像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的所长梅建军撰写了序言，目前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任该所所长，自2009年起为李约瑟研究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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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博士基于中西 方科技对比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问题”，这一问题至今仍然是人们热议的话题， 尤其是在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他的名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简称 SCC，又译为《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更是以出版的规模 之大、周期之长，成为了现代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在这部大器晚成的鸿篇巨制中， 李约瑟用大量翔实的证据，证实了许多中国古代在科学与技术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 包括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等，很多成就不仅在时间上领先于西方，而且 曾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 李约瑟的这些研究成果，在当年是 具有开创性的，到今天已经成为了人们常识的一部分，《中国科学技术史》这部著作不仅成为了世界科学技术史研究领域的一座丰碑，也被视为中西方科技与文化沟 通的一座桥梁。
本书两位作者根据剑桥李约瑟研究所藏“李约瑟 SCC 档案”等第一手资料，用 通俗的语言，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准备、策划、 研究、写作的艰辛过程，以及剑桥大学出版社如何克服诸多困难最终将之出版为一 套世界名著的完整过程，都如实地还原出来。本书填补了李约瑟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内容翔实、资料权威，其中很多档案还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这是一本面向中国科技史爱好者和大众读者的科学普及读物，讲述一部著作如何从“一颗种子”，最终长成“一棵参天大树”的故事，为的是让我们今天的读者不仅更加全面、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价值和意义，还 能够从前人那里学到科学高效的研究和写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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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王晓，1970 年生，河南禹州人，上海交通大学科技史博士，英国剑桥李约瑟 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河南财政金融学院兼职教授，研究方向为出版技术史，长期从 事图书、音像、电子出版工作，主持过多项数字出版项目的研发管理。 邮箱：wanghugh@alumni.sjtu.edu.cn
莫弗特（John Moffett），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馆长。 邮箱：John.Moffett@nri.cam.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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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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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
◆ 一部书的传奇
李约瑟是谁？
剑桥李约瑟研究所
《中国科学技术史》
关于一本书的故事
SCC 档案
◆ 李约瑟的前半生
小约瑟夫·尼达姆
生物化学家尼达姆博士
尼达姆夫妇
鲁桂珍
中年危机
◆ 命运的转折
学习汉语
中国行程
中西方科学之对比
一颗思想的种子——最初的想法
国际友人
◆ 种子——一个选题的建议
选题建议
剑桥大学出版社
初步计划
选题通过
作者的筹码
准备文献资料
◆ 生根——研究和写作
研究方法
整理资料
制作卡片
编撰方法
目录
◆ 破土——突破语言的障碍
中国的图书出版
西方的图书出版
中西方的交流与竞争
一本书是如何诞生的
汉字排版问题
第一次交稿
◆ 分蘖——第一次扩充
第一次扩充——从一本书到一套书
七卷本的设计
中文书名
文本编辑
成本核算
装帧设计
修改问题
汉字铅字
排版印刷
出版发行
◆ 成长——前三卷的出版
总目录
书评
没有一本书会是完美的
人物卡片
SCC 对中国的影响
修改问题
内部沟通
妥协
争取外援
◆ 分枝——再次扩充
第二次扩充——第四卷分为三部分
再议“李约瑟之问”
新的转折点——团队合作的开始
出版社改革
第五卷的推进
第三次扩充——第五、六卷的出版
◆ 开花结果——《火药的史诗》的出版
“火药篇”的源起
出版延期
何丙郁初稿
火药实验
修改书稿
《火药的史诗》出版
◆大树——一项事业的建立
出版是一门生意
剑桥李约瑟研究所的建立
影响与译本
版税收入
义务所长何丙郁
斯人已逝
“结论篇”
大器晚成
◆ 无尽的梦想
未完的事业
“李约瑟之问”的争论
从出版史的视角反思“李约瑟之问”
知识就是力量
大器晚成的启示
◆ 尾声
人物索引
图书索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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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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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梅建军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王晓博士与莫弗特（John Moffett）先生精心合作的作品，讲述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这部 20 世纪宏大的系列学术专著的“成长”故事。这本书能够诞生，可以说有很多的因缘：一方面是李约瑟研究所在 2007 年已完成《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简称 SCC，又译《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相关档案的整理工作，有了完整的编目体系；另一方面是王晓博士的好奇心，当他第一次从莫弗特先生那里获知 SCC 档案的存在时，他立即意识 这是一个有待挖掘的宝藏！
2016 年 4 月，王晓第一次跟我谈起他想研究 SCC 档案的想法，并提交了《关于李约瑟 SCC 档案项目的建议》。这份建议书不长，仅有 2 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目标；二是内容与问题；三是方法与计划。目标是“出版一本研究性的《李约瑟和 SCC》的图书和一套史料性的数字化‘李约瑟 SCC 档案’”。内容是 SCC 的策划、准备、研究、出版过程以及李约瑟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所关注的问题则包括 SCC 翻译本的出版以及李约瑟对 SCC未来的考虑等。方法与计划是如何将 SCC 档案进行数字化处理，以出版一套高清影印版的“李约瑟 SCC 档案”图书。这份建议书所描绘的图景无疑是非常诱人的，但要真正实施则需要有大量经费的支持，而这对李约瑟研究所而言并非易事。好在数字化处理和影印出版可以先放一放，研究 SCC 档案的事不妨先做起来！
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在没有任何经费的支持下，王晓一直在坚持做一件事，就是专心阅读和研究 SCC 档案。他在上海交通大学做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中国出版技术史，加上多年在出版社做编辑工作的经验，使他最初的研究兴趣集中在 SCC 出版的技术环节上，比如 SCC 所用汉字铅字获取的问题、中英文混合排版的问题、印刷清样校对的问题以及封面彩印的问题等。但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更多的人和事进入了他的研究视野，使他意识到 SCC 这一宏大学术工程背后还有更多精彩的故事，从未被人关注或讲述。我相信，正是这种意识使他产生了一种学术使命感，正如他在本书的“缘起”中所表述的：“如果不以功利为目的，只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作为读者的好奇心，想知道一个伟大的人是如何完成一部伟大的作品的，纵使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也是一件值得去做的、很有意义的事情。”读这本书，你会不断地感受到他的这种好奇心的引领和驱动，如此纯粹而有趣，让你欲罢不能，逐渐沉浸在李约瑟和 SCC 的“成长”故事中，最终领悟到这一学术传奇背后的支撑力量之所在！
2017—2018 年，王晓与莫弗特合作发表了三篇学术论文：第一篇是《大器晚成——李约瑟 SCC 的出版历程》，发表在《中国科技史杂志》2017 年第 3 期上，该文指出了 SCC 的诞生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首次注意到剑桥大学出版社在其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第二篇是《跨越语言的障碍——从 SCC 的汉字排版问题看李约瑟的解决之道》，发表在《科学文化评论》2018 年第 1 期上，该文通过梳理档案资料，首次再现了李约瑟在 20 世纪 50 年代如何通过执着而灵活的努力，跨越语言的障碍，成功解决 SCC 中汉字的采用及排版问题；第三篇是《SCC 总索引问题初探》，发表在《科学文化评论》2018 年第 5 期上，该文具体分析了SCC 总索引问题的成因，以及总索引对 SCC 的特殊价值和意义。这三篇论文充分展现了王晓作为一名出版技术史研究者的独特眼光，我们不仅从中了解到 SCC 的背后还有那么多与出版技术相关的故事，而且也看到了李约瑟为实现在 SCC 中采用少量汉字所付出的巨大而执着的努力，远远超出了他作为一名作者的责任。这些精彩的故事为我们更好地认识李约瑟和他的 SCC 事业增添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令人欣喜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名为《大器晚成——李约瑟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故事》的书，虽然仍以 SCC 的出版历程为中心，但其内容之丰富和生动，已远远超出了出版技术史的常规视野。这本书通过呈现和解读大量往返的原始信件，为我们再现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为 SCC 的成功做出了独特贡献，彼得·乔治·伯比奇（Peter George Burbidge，1919—1985）先生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位，尽管他很少为人提起，但用王晓的话说，他却是“SCC的幕后英雄”。早从 1949 年开始，伯比奇就作为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文字编辑，参与 SCC 第一卷书稿的编辑和排版工作，其后更成为 SCC 出版项目的负责人，从文字编辑变成 SCC的项目编辑。在晋升成为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产品经理后，他不仅负责 SCC 的出版工作，而且积极涉入 SCC 项目的组织工作。1968 年，为更好地支持和扩大 SCC项目， 在他的提议和运作下，“东亚科学史信托会”（East Asian History of Science Trust，UK）在剑桥宣告成立。这一举措意义深远，为其后李约瑟研究所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伯比奇是五位创立信托人之一，功莫大焉！ 20 世纪 70 年代，为启动和推进 SCC“火药篇”的撰著计划，伯比奇出面做了大量的协调和组织工作。可以说，他既是 SCC 项目最坚定的支持者，也是其出版事业最忠实的执行者。李约瑟在 1959年出版的SCC第三卷的前言中，在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支持时，曾突破“个人匿名”的惯例，专门向伯比奇表示热烈的感谢（warmest appreciation），感谢他如此慷慨地给予友善的帮助与合作（friendly help and cooperation in such generous measure）。而 1964 年伯比奇在写给李约瑟的一封信中曾这样回应：“任何人如果能像我一样被您在第三卷中那样褒奖的话，我想他都会愿意为之奉献终生的。”（王晓译文）李约瑟与伯比奇之间的相互赞赏、友情和默契，由此可见一斑。在本书中，王晓用了一百多页的篇幅，引用了大量从未发表的信函，为我们讲述了伯比奇作为“幕后英雄”对 SCC 出版事业的巨大贡献，尤其是在协调和推进 SCC“火药篇”撰著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书中涉及王铃、何丙郁和李约瑟等几位性格迥异的学者们各自不同的处事方式，读来不仅生动有趣，而且引人深思。一部伟大作品的诞生，竟经历了如此婉转、起伏和漫长的过程，有这么多的幕后英雄为之奉献，且无怨无悔，不由得令人感叹不已！
尤为难得的是，王晓非常敏锐地注意到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档案中，还收藏有报纸和学术期刊上所发表的大量有关 SCC 的评论，这些评论因时过境迁，有的早已为人遗忘，现今已很难找到。王晓很清楚这些评论的学术价值，所以他很用心地将其中一些精彩的评论翻译出来，收在本书的相关章节中，不仅使它们首次以中文呈现于世，而且使读者能够通过这些评论，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SCC 前四卷相继出版后在学术界和社会上所引起的巨大反响。比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先生在《观察家报》所发表的书评中，就有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评论：“这是一种西方对中国比外交层面更高层次上的‘承认’行为（It is a Western act of ‘recognition’ on a higher plane than the diplomatic one）。”
这本书特别值得推崇的是其很强的故事性。前三章讲述了李约瑟的前半生，包括 20 世纪 40 年代他在中国的经历；接下来的八章则是 SCC 的“成长”故事，各章的标题依次是“种子”“生根”“破土”“分蘖”“成长”“分枝”“开花结果”和“大树”，非常形象而精练；最后题为“无尽的梦想”的一章，则凝聚了王晓的学术思考，不仅有他从出版史的视角对“李约瑟问题”的反思，也包括他从李约瑟和 SCC 故事中所获得的启发。读完最后一章，掩卷而思，你会发现这本书不仅故事性强，而且有浓厚的学术底蕴。难能可贵的是，王晓的学术讨论娓娓道来，不枯燥，不教条，不盲从，也不玄虚，而是力求简明扼要，不仅把学界的思考和观点一一呈现出来，而且也充分展现了他的独到见解。这本书能如此引人入胜，应归功于其故事性和学术性的完美融合！
可能有人会问，李约瑟去世已有二十多年了，我们今天还在这里谈论李约瑟和他的著作能有什么意义呢？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落在李约瑟一生所追求的“大同社会”的理想上。正如王晓在“尾声”中所写的：发展科学技术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世界各地的不同文明最终都会朝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前进，这是李约瑟心目中“大同社会”的理想…… 李约瑟的“百川朝宗于海”，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见证的“全 球化浪潮”。
李约瑟一生致力于研究文明的交流与互鉴，认为现代科学在欧洲的兴起是古代世界各种文明交汇的结果，是“百川归海”的写照，而人类的未来更应继续这种文明交流与互鉴的进程，从而走向中国古代哲人所倡导的“天下大同”的社会，也就是人类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共享科学技术进步的成果，共存于一个和平无争的世界。毫无疑问，现实距离“大同社会”依然遥远，但这不等于说李约瑟“天下大同”的普世情怀没有任何现实意义。恰恰相反，正如英国学者利昂·罗查（Leon A. Rocha）所指出的：“李约瑟的普世情怀中包含了政治远见、开放精神和道德要求，而这正是极有价值的，值得我们继承！”换言之，李约瑟所总结的“百川归海”的科学发展模式，以及他所倡导的“普世科学”和“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表达了他对人类文明必将融合归一的信念，与当代世界进步力量所主张的文明互鉴、宽容与交融的发展道路完全吻合，其所具有的内在的道德感召力量是不容低估的。这也正是李约瑟知识遗产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的原因之所在！
最后，我想向王晓博士表示敬意，并衷心感谢他默默耕耘数年之久，用心血浇灌出这本厚重的著作！我也很感谢莫弗特先生对这本书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他熟悉SCC 档案，是这一知识遗产的守护人！我相信，这本书将传递给读者的，不仅仅是一些有关李约瑟和 SCC 的陈年往事，更是一种精神和信念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成就了李约瑟和SCC，也激励了王晓，是他数年来执着耕耘的支撑所在！因为这种力量，这本书会长存下去，会引领和激励更多的后来人，把我们共有的文明传承给未来！
2022 年 1 月 18 日
关于一本书的故事
任何一本书，也包括您眼前的这本书，都不是天然的产物，而是一个被从无到有创造出来的东西。在一本书被印刷出来之前，它的某些部分，仅虚幻地存在于作者的头脑中，需要经过作者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然后经过编辑、排版（typesetting）、校对（proofreading）等很多人协作进行修改，再经过印刷、装订，通过仓储、发行等一系列环节，最后才来到了您的面前。
一本书是如何诞生的？中间经历了怎样的故事？这是我们想要着重介绍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写给谁看呢？我们不想把自己的读者仅仅局限在少数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专业人员，而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读者分享我们的发现与体会，能够像我们一样，从李约瑟的故事中得到启发。
学习前人的经验和教训，是年轻人走向成功的捷径。西方有句成语叫做“重新发明轮子”（reinventing the wheel），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总是从头开始去创造自己的方法，结果很可能比已有的方法还差，比如他造出来的可能会是一个方形的轮子。鲁布·戈德堡（Rube Goldberg）用漫画讽刺了某些愚蠢的设计：一些千奇百怪的机器，共同的特点是用极为繁复而迂回的方法去完成一件实际上可以很简单、很容易做到的事情。为什么不“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充分利用前人已有的成果呢？我们干吗不学习和借鉴李约瑟已经取得成功的方法，而是非要用自己短暂的一生去尝试发明出来一种新的轮子呢？
我们真心希望，所有热心科学技术发展和中外文化交流的读者，所有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世界、取得成功的人们，都能够从李约瑟这里学习到宝贵的成功经验。关于李约瑟的传奇经历，中外已有多本传记出版。
文思淼（Simon Winchester）为李约瑟写过一本传记，中文版的书名是《李约瑟——揭开中国神秘面纱的人》；这本书美国版的书名直译是《爱中国的人：破解中国奥秘的怪异科学家的奇妙故事》 ，英国版的书名是《炸弹、图书和指南针：李约瑟和中国的几大秘密》 。书名虽然不同，讲的却是同一个故事。
如果您不满足于西蒙·温切斯特所选取的西方人的猎奇视角，想要更全面地了解李约瑟，一定不能错过王钱国忠先生的著作。我自己一开始就是通过读王钱国忠先生的书，了解李约瑟的生平的。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王钱国忠先生凭借一己之力，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搜集整理了大量的、堪称国内最为全面的有关李约瑟的资料，编辑出版了一系列有关李约瑟的著作，包括《李约瑟与中国》 《鲁桂珍与李约瑟》c 《李约瑟画传》 《李约瑟文献 50 年（1942—1992）》 《东西方科学文化之桥——李约瑟研究》f 《李约瑟与中国古代文明图典》 《李约瑟传》 《李约瑟大典：传记、学术年谱长编与事典》 等。
人物传记的传统，来自纪传体的史书。此一传统，在东方有司马迁所作的《史记》，在西方有普鲁塔克撰写的《希腊罗马名人传》j 。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一个个人物只不过是被裹挟在时代的洪流中，伴随着那些重大事件轮流出场的角色而已。但不知从何时起，我们现代的传记文学又跑到了另一个极端——陷入到一种神话传记主人公的倾向之中。当然，这一现象我们不妨这样来理解——如果主人公只是个普普通通的人，那还有什么价值为其立传呢？
但是，如果传记作品都按照固定的模板，描绘出一个生来就与众不同的孩子——一个天才，然后试图把一个人小时候的所作所为，与其日后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之间建立起必然的因果联系，如果真有这样的因果关系存在的话，那命运早就已经决定了，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是注定永远都无法与天才人物比肩的，那么听再多的天才故事，对你我又有何用呢？
其实不仅在文学作品中，在科学史中我们也经常可以听到这种模板复制出来的传记故事。不夸张地说，我自己小时候就是听着那些伟大人物的传奇故事长大的。比如：瓦特（James Watt，1736—1819）小时候看到茶壶中的水烧开之后，水蒸气顶开了茶壶盖，所以他长大后就发明了蒸汽机；爱迪生小时候知道用多个镜子来反射光线，帮助医生给母亲动手术，所以他长大后就发明了灯泡；牛顿被一个苹果砸中了脑袋，所以他就发现了万有引力；等等。从科技史的角度来看，这些传说的故事都不可尽信，如果以讹传讹，难免误人子弟。实际上，瓦特并非发明蒸汽机的人，他的主要贡献是改进了蒸汽机，并成功地将之作为动力应用于工业生产；爱迪生说过“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他是在不断试错、不断改进的过程中，才最终发明了实用的灯泡；牛顿被苹果砸中也只能算是一个传说，实际上他的万有引力定律是经由严格的演绎推理得来的，绝非偶然。
我们的故事该怎么讲，需要一个可资借鉴的样板。
现代意义上的英文传记的代表作，是詹姆斯·鲍斯威尔（James Boswell，1740—1795）在 1791 年出版的《约翰逊传》（The Life of Samuel Johnson）。
塞缪尔·约翰逊 是《英语词典》（Johnson’s Dictionary，1755 年出版）的编纂者，他的这部词典是《牛津英语词典》（The Oxford，1928 年出齐，简称 OED）问世之前最杰出的一部英语词典，被认为“毫无疑问，可以位居那些最伟大的单独成就之列，它可能也是一个人，在那么长的时间里，在种种不利的情况下，靠一己之力所能够完成的最伟大的成就了” 。
詹姆斯·鲍斯威尔在 23 岁那年（1763 年）结识了当时已非常有名的约翰逊，在此后的 20 年时间里，鲍斯威尔把他们之间交往的点点滴滴都事无巨细地记录在自己的日记本中。1784 年约翰逊去世后，他又想尽办法搜集到了约翰逊的日记等遗物资料，然后经过 7 年时间的潜心写作，最终在 1791 年出版了《约翰逊传》。4 年之后，鲍斯威尔便也离世了，但他的这部著作成为了名著，至今已经出版了上百个不同的版本。这部传记的独特之处在于，鲍斯威尔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人物的访谈和档案研究，为读者尽可能完整地还原了一个真实的约翰逊，他也因此被誉为是重新发明（reinvent）了英文传记这一文体。在鲍斯威尔的《约翰逊传》中，一个人和他的著作成为了主角，历史时代的背景只是舞台的布景而已，他用丰富的细节、生动的描写和诚实的叙述，描绘出了一个真实的、哪怕并不完美的人，让读者感同身受。
我们打算就借鉴《约翰逊传》的方式，把第一手的材料如实呈现给读者，力求完整而真实地还原出 SCC 的故事。我们不打算用诉诸情感的方式来讲述历史故事。因为平淡的语言就好比历史纪录片中黑白的颜色，要比经过上色处理的片子更有真实感，也更弥足珍贵，期待我们的读者能得到不一样的收获。
实话实说，这项工作并没有像我们一开始所设想的那样进展顺利，虽然已经有了很多前人打下的基础和精心整理过的档案资料。其主要原因不是资料太少，而是资料太多了。正如何丙郁先生所说“最难得的是他保存己物的特殊个性，从来不抛弃任何东西， 连香港人所说的‘牛肉干’（开小汽车犯规时得来的交通警察局传票）也保藏在他的档案里， 好像李老早已有准备有一天有人写他的传记。可是， 谈何容易。……李老留下这么丰富的资料， 恐怕会使得研究他的人费尽一辈子的时光” 。
花费时间的多少在我看来并不重要，真正困难的是，我们打开了一个复杂的拼图，但在一开始的时候又不知道这个拼图最终的样子，甚至连最终的拼图是否完整都不得而知，因为最关键的当事人，包括这个故事的主角李约瑟本人，都已经过世多年了。
为了尽可能给读者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我们必须把自己代入到李约瑟的那个时代中去，设身处地去思考如果是我们身处那个时代的话，我们会怎么做。这就像是用福尔摩斯破案的方法，在细节中寻找线索。傅斯年先生有言，“历史学不是著史……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所以他说自己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我们打算在李约瑟的大量著作和档案中寻找线索，按照时间上的先后次序，把一些只言片语的信息拼凑起来，慢慢填充到一个时间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宏大拼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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