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中，默里·罗斯巴德首次使用奥地利学派货币理论解释框架，对美国从殖民地时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货币和银行历史做了全面而详尽的阐述。然而，在实证主义的“新经济史学”或
“历史计量学”的影响下，即使撇开了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框架，本书的历史叙事方式“看起来”或“感觉上”也不像过去25 年来那些标准经济史的写法。今天完全主导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历史计量研究法，其重点就是将高效的统计方法应用于定量经济数据的分析。罗斯巴德分析法与主流方法的显著区别在于，他坚持将经济数量和经济过程视为独特而复杂的历史事件。因此，他运用经济理论规律并结合其他相关学科，将每一事件都回溯到所涉及的具体参与者之不可量化的价值和目标。在罗斯巴德看来，经济规律可以用来解释这些不可重复的历史事件，因为这些规律的有效性——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的真实性——可以通过行为学来确定，行为学是一门以人类行为的普遍经验为基础，在逻辑上先于特定历史事件的经验的科学。1 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理论是一门先验科学。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经济史学家将历史视为一个不断检验经济理论的实验室。历史上不同时期观测到的经济数量，是当
1.对行为学所做的有益的讨论，见Ludwig von Mises，Human Action：A Treatise onEconomics，Scholar’s Edition（Auburn，Ala.：Mises Institute，1998），pp. 1–71；Murray
N. Rothbard，The Logic of Action I： Method， Money， and the Austrian School（Cheltenham，U. K.：Edward Elgar，1997），pp. 28–77；and Hans-Hermann Hoppe，Economic Science and the Austrian Method（Auburn，Ala.：Mises Institute，1995）。
作可控且可重复实验产生的同质经验数据来处理的。因此，在统计
检验中，这些数据被用作对某类事件的起因所作统计假设检验的证
据，比如历史上经常发生的如通货膨胀或金融危机这一类事件等。
由于最符合证据的假设对所讨论事件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因果解释，
因此被人们暂时接受，然后等待未来针对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不
断出现的新证据再进行测试。
新经济史学的开拓者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C. 诺斯（Douglass C. North ）用下面这段话描述了新经济史学的方法：
如果没有形成最初的假设并根据现有证据对其进行检验，就不可能分析和解释经济史所讨论的问题。最初的假设来自过去两百年发展起来、并不断被实证研究所检验和完善的经济理论体系。统计数据为检验理论提供了精确的测量和实证证据。探究的限度取决于现有的适用的理论和证据……理想情况下，证据是精确定义和测量待测试问题的统计数据。2
诺斯等学者有意将实证主义方法扩展到经济史的努力，马上面临两个问题。首先，正如诺斯所强调的，这种方法限制了经济史可以研究的种种问题。那些不容易用数量来表述的问题，或者没有统计数据的问题，往往得不到重视或完全被忽视。因此，新经济史学家更倾向于寻求以下问题的答案：铁路对美国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净贡献是多少？或者联邦储备体系的建立对物价水平和实际产出的稳定有什么影响？他们不太可能以有意义的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有：促使政府用大量土地进行铁路路权转让，或者通过《联邦储备法案》的动机是什么。
一般而言，这就是“何人得益？”（Cui bono ）或者“谁受益？”的问题。在历史计量学文献中，政策和制度的变化很少受到关注，
2.Douglass C. North，Growth and Welfare in the American Past：A New Economic History （Englewood Cliffs，N. J.：Prentice-Hall，1966），pp. 1–2（重点是原有的）。
因为人们回答这个问题所需要的证据，与人类的动机一样，本质上
是主观的，缺乏可测度甚至可量化的维度。但这并非要否定新经济
史学家试图解释由于制度框架或政策体系的特定变化而导致的事后
总收入分配。他们的方法阻止他们去做的是迎合预先的目的和实现
这些目的的最有效方法的想法，这些目的鼓励具体的个人游说或发
起改变以影响新的收入分配。然而，回避这些问题最终会使量化数
据本身无法解释。其原因在于，铁路或美联储等有助于其形成的机
构，始终是特定个人或个人群体通过特定手段旨在实现特定目的的
有目的性行动的综合产物。因此，新经济史不是传统意义上试图“理解”经济制度和经济进程出现背后的人类动机的历史。
新经济史的第二个、也更深刻的缺陷是它的理论与历史的关
系。对诺斯来说，历史是“经验证据”的来源，也就是“理想情况
下的统计数据”来源，经济理论正是根据这些证据来予以检验的。
这就意味着，证明某一特定定理的有效性总是试探性的，是可以推
翻的，就像在以前的实证检验中对其数据的真实性所做的那样。然
而，这也意味着经济史必须不断进行修正，因为用来确定历史事件
之间因果关系的理论本身，总是可能被正在进行的历史进程中出现
的新证据证伪。换言之，新经济史学家所描述的“计量与理论之间
的密切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恶性循环，它诱使所有试图在解释历
史时援引实证主义规则的人陷入其中。3 因为如果用来解释过去事
件的理论总是会因未来事件而失效，那么在历史研究中，理论究竟
是解释项（explanans）还是待解释项（explanand）就不清楚了。
罗斯巴德的货币史研究法并不注重度量，而是注重动机。一旦行为者的目标和他们实现这些目标的适当手段的想法确定下来，就要使用经济理论和其他科学来追溯这些行为在产生复杂的历史事件
3.Robert William Fogel，“The New Economic History：Its Findings and Methods，”in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History，Robert William Fogel and Stanley L.Engerman，eds.（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1），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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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历史过程中的影响，而统计数据只是部分或不完整地反映了这些事件和过程。但这并不是说罗斯巴德忽略了历史上货币过程的数量方面。事实上，他的书中有大量的货币、价格和产出数据；但这些
11 数据总是根据那些促成其形成的人的动机来予以解释。对罗斯巴德来说，一个特定的价格数据，与作为历史事件的美西战争并无差别，其原因都必须追溯到支配人类计划和选择的主观目的。罗斯巴德断然拒用经济史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而采用的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最先提出的历史研究方法。在发展这一方法的过程中，米塞斯第一次正确地描述了理论与历史的关系。罗斯巴德是第一个将历史研究方法应用于经济史研究的人，这也正是罗斯巴德这本书——还有他早前的《美国大萧条》4——的重大贡献。这里有几个理由值得我们总结一下这种方法。首先，米塞斯关于正确的历史研究方法的著作，至今仍然令人难以理解地完全被人所忽视，甚至那些在经济学研究中采用了米塞斯行为学方法的人也是如此。5 其次，熟悉米塞斯的历史研究方法，能够阐明罗斯巴德历史著作显著独特性的来源和特点。尤其是它有助于纠正一种常见但错误的印象，即罗斯巴德的历史著作，特别是关于美国货币体系的起源和发展的著作，所依据的不过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历史阴谋论”。再次，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来阐明罗斯巴德对米塞斯方法的重要发展，以及他在阐述本书主题时这种方法发挥的巨大作用。最后，在米塞斯
12 的方法中，我们找到了对实证主义者的主张的明确反驳，实证主义
4.Murray N. Rothbard，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5th ed.（Auburn，Ala.：Mises Institute，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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