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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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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与历史之间，作者端的是往来无碍、转换自如，而又拿捏得不失分寸。怀古抚今，苍然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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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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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非虚构类随笔集，作者在足勘游历中，遍览山川景物、故国名胜，大多篇什都是在旅次中触景生情，有感而发写就的。全书循着地理的脉络，追寻历史的遗迹，抒发人生的感悟，引领读者全方位地重回过去，感受历史的云诡波谲，盛衰兴替。作者文思敏捷，笔墨生动畅晓，写景状物，文采斐然；引经据典，循规蹈矩。在文学与历史之间，往来无碍，转换自如，亦文亦史，沉稳厚重，读来意趣盎然，委婉有致。全书共约二十二万字，十五幅图，十九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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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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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非，男，山东烟台人，本名张晓飞。出生于天津，成长于川滇，工作在山东，烟台师专中文专业1981届毕业生。务过农、做过工、教过书、为过吏。退休有暇，转而为文。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老照片》《青岛文学》《胶东文学》《青岛日报》《烟台日报》等报刊，亦有作品被山东人民出版社等相关文集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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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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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过去“对话”（代序）?冯克力?
海边的两座小城
毛乌素南北的塞上明珠
走过绍兴
最后的楚都
镇江怀古
重过淮安旧驿楼
人出凤凰
洞庭波涌岳阳楼
山水相依醉衡阳
柳江的故事
三江水韵润苍梧
大理忆旧
秦岭南麓的三座都邑
长江上游的两座酒都
穿透灵魂的箭镞
云贵川丁巳战事
铁路修到紫光阁
海商与海盗
宋老帅与李中堂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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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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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过去“对话”（代序）
冯克力
小非兄的文集杀青后，曾经嘱我拟过书名。
又过了些时日，一大早，尚在梦中，小非打来电话，告曰：卢主席正在早市上选购螃蟹，欲中午招饮。说他自己也是刚刚被卢主席的电话叫醒。卢主席，万成者，乃烟台著名小说家。万成兄出道甚早，20世纪八九十年代便是《人民文学》《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国内顶尖文学期刊的常年作者，曾任烟台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胶东文学》主编，享誉文坛数十载。这些年里，他对小非的写作提携有加。小非每提及此，辄感念不已。
中午的小聚没有别人，就我们仨，在万成兄自己的一方小天地里。持螯把酒数巡后，万成兄漫不经意地说道：“老冯啊，我看小非这本书的序还是请老兄写一写吧！本来呢，小非是想让我来写，我看了看收入集中的都是历史类的随笔，觉得这篇序还是老兄写更合适。”我先是一怔，也就答应了。过后想想，这不会是他俩事先商量好了，给我做的“套”吧？
我爽快地应下这件事，也是因为我对小非和他的书写并不陌生，虽“卑之无甚高论”，但的确是有话想说。
此前，小非有几篇回忆家事和人生经历的图文，已在我主编的《老照片》里陆续刊布过，对小非叙事的委婉有致、字里行间所流露的人文情怀，颇有印象。近些年，小非常去海南越冬，往返多自驾，一路东折西拐，走走停停，随心所欲，遍览沿途的山川景物、故国名胜。他书中的不少篇什，便是在旅次中触景生情，有感而发写就的。每逢此时，我总能有幸成为他最早的读者之一。小非文思敏捷，其文动辄洋洋洒洒万余言，怀古抚今，苍然可读。不过老兄出手也太快了些，经常是发来的上一篇还未及拜读，下一篇已翩然又至……
那天餐聚，论及小非书写的风格，万成兄曾以“从容”二字来概括，并说“从容”是写作者最基本也是最可贵的素养。万成兄的概括，与我对小非书写的感觉竟是不谋而合！以我之见，小非书写的“从容”，首先是得益于广泛的阅读，惟腹笥不匮，下笔方可左右逢源。再就是，他的“从容”还得益于其思想的缜密与感事体物的细致入微，这或许比阅读来得更重要。法国作家布封有“风格即人”之说，而“从容”凝为风格，也不妨说是小非多年阅读、修为的某种造化吧！
收入书中的这十几篇随笔，亦文亦史，所谓“文史不分家”，在小非的书写中显现得尤为明显。刚才还在写景状物，文采斐然，旋又引经据典，循规蹈矩，一丝不苟，在文学与历史之间，作者端的是往来无碍、转换自如，而又拿捏得不失分寸。文体的属性不能说不重要，但在历史书写中关键的还是要言之有据，和怎样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所感所思。“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小非的此番结集，乃是对自己近年来读史、游历与思考的一次盘点。其拳拳之意，谅读者诸君自可察矣！
英国历史学家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一书中说道，历史乃是“当下与过去永无休止的对话”。这句话，精辟地道出了历史的真谛。而当下与过去的“对话”，当然不可能是凭空的，必须通过一定的媒介方可达成。这媒介可以是史料、档案或书籍，可以是图像、物件、建筑等遗存，也可以是古人曾经征伐经略过的山川形胜、战地荒漠。所谓历史，正是在一代代人通过上述媒介与过去的不断“对话”中清晰并丰富起来的。
小非可谓深谙此“对话”之道，每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旁征博引，融各种媒介于一炉，集爬梳考证、游历足勘于一体，以生动畅晓的笔墨，引领读者全方位地重回过去，感受历史的云诡波谲，盛衰兴替。你看，一篇《毛乌素南北的塞上明珠》，透过天文地理、民族宗教、内忧外患等诸多因素，上下数百年，纵横几千里，把榆林与鄂尔多斯这两座边塞城镇鲜为人知的复杂沿革与遭际，梳理、钩沉得脉络井然，如在目前。
20世纪50年代以来，当地对“毛乌素”实施了大规模治理，其间许多全国沙漠地区植树绿化的模范人物几乎都集中涌现在这里，而西边的“腾格里”和“巴丹吉林”等其他沙漠，则绝少这样的故事。对此，作者总结道，“由此也可以看出，沙地的治理需要具备相当的客观条件，轻易就说‘人定胜天’是不科学的，自然的伟力往往是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给定与制约，无处不在。而这般在历史钩沉中回归常识，以“常识”消解“妄意”、还原真相的努力，在小非的书中可说是所在多有。
美国史家卡尔·贝克尔说“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也说过“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这样的话。他们似乎都在表明，人民在历史叙事与研究中并不缺席。这些话固然不错，但前提是，“人人”或“人民”要不吝说出乃至写出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对历史的认知，这也是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的不二法门，因为“历史虚无主义”所惧怕、所忌惮的正是历史叙事与研究中的众说纷纭。
故此，我尤其认同张晓飞先生今番所做的，虽然他觉得自己只是一“票友”。
2021年岁末于烟台
海边的两座小城
咸丰十一年处暑的头一天，凉爽的秋风吹走了暑热，肥美的鱼虾堆满了芝罘湾畔的大小码头。这是公元1861年8月22日。对于芝罘来说，惊天动地的变化，正是从这一天悄然开始的。
三年前的五月初八，也就是公元1858年6月18日，大清帝国的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与英吉利王国驻华公使詹姆斯·布鲁斯（小额尔金）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增开牛庄、登州、台南、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不久又增加了天津。
忙碌的渔人并不知晓，正是由于这件事，使得芝罘这个当时只有万把人的散落渔村，迅速成长为近代史上的著名城市。
咸丰十一年（1861）初春，一位身着朝服的人陪同一个高鼻子、蓝眼睛、黄头发的洋人，来到了芝罘百里开外的蓬莱，那里是登州的府治。他们一个是受命于山东巡抚文煜的候补知府董步云，一个是英国驻华公使小
额尔金刚刚委派的驻天津领事马礼逊，此行的目的是考察在登州的开埠事宜。
时令还不到惊蛰，马礼逊站在蓬莱阁上向海面一望，北风迎面扑来，冻得他浑身一哆嗦，这个来自英伦三岛传教士出身的外交官，立刻领教了渤海湾畔的“倒春寒”。
他又向东边的登州水城俯瞰，只见海水很浅，口门也太窄，港池是为小型帆船停泊设计的。然而，万里之遥的欧洲，来华贸易的商船大都在千吨以上，恐怕连水城的门都进不去。而水城外面的水域，又没有船舶避风的场所。
马礼逊失望了，董步云也摇起了头。他们的目光慢慢转向了东边，芝罘湾渐渐进入了二人的视线，那里属于黄海水域。
芝罘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但是，很久以前，如今人们十分熟悉的芝罘岛却孤悬海外。后来，由于夹河经年不息地冲击，最终由东南向西北拉出了一道漂亮的弧线，让这座孤独的小岛贴近了海岸，变成了一座陆连岛，鬼斧神工般造就出了一个美丽的海湾。
马礼逊和董步云登上那时还不著名的烟台山，极目远眺。北面的芝罘岛，犹如一个硕大的灵芝，横卧海中，挡住了辽东半岛冬季刮来的劲风；东北方向的崆峒群岛，兀峙海面，左右两侧分别形成了一个宽阔的海口，每日目送着渔船起锚归航。
就是这里了！两人四目相对，一下都相中了这个地方。马礼逊很快返回北京，向小
额尔金报告了考察情形，经过与清廷的沟通，开埠地点移到了芝罘，马礼逊也顺理成章地从英国驻天津领事变为了首任驻烟台领事。这一天，就是本文开始时叙述的那一天。
马礼逊的父亲老马礼逊，是西方第一位到中国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也是第一个把《圣经》译成中文的英国人，还曾编辑出版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英汉辞典——《
华英字典》。并且在澳门开办了第一个中西医合作的诊所，小马礼逊就出生在那里，他对中国比他的祖国还要熟悉。
就在马礼逊到芝罘考察的这一年，咸丰皇帝驾崩了。一年半以后的同治二年二月二十日，也就是公元1863年3月23日，春分时节，山东省第一个海关（洋关）终于在芝罘设立。当时山东尚有“东省”之称，海关遂定名为“东海关”。光绪三十三年（1907）东北地区设立行省后，“东省”这个概念才慢慢变成了“东三省”的特指。
同治二年（1863）春日，东海关首任税务司、英国人汉南来到了芝罘。他告诉友人，自己居住在一个景色妙不可言、气候首屈一指的好地方。
依据“凡中外商船税务皆与地方官会办”的规定，管辖登州、莱州和青州的“登莱青兵备道”，也从莱州东迁到了芝罘。
开埠之后，马礼逊在芝罘相中了烟台山，第一个把领事馆建在了山上。烟台山上修建的第一条道路曾经的名字就是“Morrison路”，汉语为“履信路”，后来改成了“历新路”。
烟台山古为荒丘，三面环海，海拔不足50米，由于紧靠
北海岸，人们习惯叫它“北山”。明代“奇山所”建立后，在北山设立了“狼烟墩台”，以为警报，简称“烟台”，北山的称谓则慢慢变成了“烟台山”。
就是这么个七八公顷的地方，很快就聚集了英、法、美、日、德等十七个国家的领事馆，形成了亚洲最为密集的领事馆建筑群，很是热闹。而以芝罘为中心扩展的烟台，也渐渐享誉海内外。
有意思的是，远在南边几千里外的东海之滨，一个面积接近四万平方公里的海岛，出于同一个原因，也在同一个时间节点紧锣密鼓地筹办着开埠的事情。
咸丰十一年（1861）小暑时节，略晚于马礼逊，另一位洋人在酷热中抵达了台湾岛，他就是新上任的英国驻台湾副领事郇和。郇和显然不如马礼逊和汉南幸运，因为彼时台湾的条件远不如内地。
郇和从“打狗”（高雄）登陆后，来到了台湾府衙所在地台南，想在这里设立领事馆，并在西海岸的安平港开埠。但他到了安平一看，滩涂延伸，航道淤塞，大型船舶靠港十分困难。当地的百姓，又因为荷兰人曾经的入侵，对洋人并不友善，加上他水土不服，只得怏怏不乐地返回了厦门。
三个多月后，台湾的气候舒适多了，郇和又一次踏上海岛，来到了北边的淡水。同治元年（1862）盛夏，他终于在淡水河岸的“沪尾”设立了第一个“洋关”，这是台湾岛上最早的开埠之所。
五口通商之前，清朝的海关主要征收中国民船的关税，俗称“常税”；五口通商之后，新制海关专门征收外国商船的关税，俗称“洋税”。于是慢慢也就有了“常关”和“洋关”等称谓。
开埠之初，出入关手续是依照贸易的繁盛程度次第办理的。当时的洋商主要是英商，由于语言的制约，通关事务往往由英国人一手包办了，清廷完全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后来，懒得麻烦的清廷，干脆就把“洋关”委托给了外国人管理。
咸丰四年（1854）暑热时节，朝廷委托英国人威妥玛、美国人科尔和法国人史密斯组成了大清关税管理委员会，这是清朝新制海关的起源。
十年后的同治三年（1864）秋天，英国人赫德被任命为大清海关第二任总税务司，他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四十五年。平心而论，新制海关，恰恰是大清所有衙门中效率最高的机构。
商人们的鼻子比猫还灵，闻听台湾开埠，各国商船纷至沓来，但他们并不只从“沪尾”泊岸，而是哪里方便就到哪里。
面对税收的流失，闽浙总督左宗棠上了折子：“台湾府城海口，查明淤浅，难以开办”；而“鸡笼”（基隆）、“打狗”两处，“既有洋船停泊，应一律添设子口，均归‘沪尾’正口管辖。”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海关税务司协调后，决定增设副税务司一名，专管台湾四口税务，皇上很快准了。
“鸡笼”为淡水外口，“打狗”为安平外口，于是台湾一岛商埠，名为二口，实为四口，并且深入台北的老城区艋舺。
郇和在淡水待了一段时间，由于距离台湾府衙太远，交涉不便，同治三年（1864）又将领事馆迁到了台南，而把淡水改成了办事处。
同治四年（1865），郇和升任领事。由于打狗水深港阔，商船大都愿意当成首选锚地，于是他干脆移驻到登特（Dent）公司驻泊打狗的鸦片装卸船“德奈”号上办公，那个时候，鸦片贸易已经合法化。第二年，他终于正式在打狗修建英国驻台湾领事馆，这里一下子热闹了。
郇和没有他的同胞马礼逊那么走运，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台湾岛上只有英国一国的领事馆，直到二十年后，德国人才于光绪十二年（1886）在台湾设立了领事馆，而美国人干脆就直接把驻台湾的领事馆设在了厦门。
郇和为了排遣寂寞同时增加收入，还代理了其他国家的领事事务和“洋关”业务。因为开埠之初，领事往往身兼数职。烟台山上虽然有诸多国家的领事馆，可人家郇和以一顶十，以少胜多，也是趣事。
打狗命运的改变，如同芝罘。蓬莱水城由于条件不具备，开埠地点东移到了芝罘；台南安平港也是如此，开埠地点最终南迁到了打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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