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托马斯（1878—1917）于1878年出生于伦敦南部的兰贝斯，是威尔士后裔。他先后在圣保罗学院和牛津大学林肯学院学习历史。在林肯学院上学期间，他与海伦（1877—1967）结婚，出于养家糊口的需要，他开始了撰写书评的工作，每周撰写大量书评，最多时达到15本。从1894年至1915年应征入伍，这20多年里他出版了近30本书，包括散文、文学评论等，并完成了理查德·杰弗里斯、斯温伯恩和济慈三本传记，同时他还是一名相当成功的记者，他专注于英格兰及其乡村形象的报道。
他热爱英格兰南部乡村的风土人情，经常徒步旅行，几乎走遍了整个英格兰，熟知这片土地的每个角落，对乡村自然景象的变迁有着非凡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基于他对人性与历史的深刻反思以及超越时代的生态意识。早在1897年，年仅19岁的他就出版了第一本书《林地生活》（The Woodland Life），这本书获得了1898年牛津大学林肯学院的历史奖学金。后来陆续出版的《美丽的威尔士》（Beautiful Wales，1905）、《英格兰之心》（The Heart of England，1906）、《南部乡村》（The South Country，1906）、《息与不息》（Rest and Unrest，1910）、《追寻春天》（In Pursuit of Spring，1914）等著作同样细致入微地描述了当地的风物，混合了观察、信息、文学批评、自我反思和肖像描绘。
托马斯患有严重的抑郁症，长期饱受精神折磨。为了养活自己和家人，他不得不无休止地撰写报酬低廉的评论，这种煎熬让他感到自身的艺术创造力受到压抑和破坏。虽然部分描绘乡村的作品令他相对满意，但他仍然觉得自己的风格不够原创，辨识度不高。托马斯坚信诗歌是文学的最高形式，他经常撰写诗评，但在很长时间里他从未尝试过写一首诗，一方面是谋生的压力耗用了绝大部分心智，另外可能是他对诗歌有太多预设，让他不敢轻易想象自己能成为一名诗人。
1914年，托马斯一家搬到东汉普郡的斯迪普村，他的精神状态显著改善，并和旅居英国的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听从弗罗斯特的建议，开始全身心投入诗歌创作，诗歌对于他来说渐渐成为一种“可能的完美”。他甚至考虑和弗罗斯特前往美国并肩生活：写作、教书、务农。但是，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优柔寡断的托马斯难以在“去美”和“参战”之间做出选择。
在经受了无尽的自我拷问之后，他最终决定入伍，暂时结束了内心的斗争。他在给戈登·波顿利的信中说，这个决定是“长久以来种种思绪自然而然达到极限”之后的结果，而他的诗是他做出这个决定的“形而上学对应物”。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正是弗罗斯特的那首著名的诗——《未选择的路》。当时回到美国的弗罗斯特寄给托马斯一本《未选择的路》的预印本，书中的这首诗是他对托马斯优柔寡断的温和嘲讽。但托马斯对这种“嘲讽”很在意，并且“觉得这首诗是一种谴责”。他告诉弗罗斯特：“上周，我把自己搞得一团糟，以至于我相信，如果有人想让我去美国，我就应该去做演讲。但我改变主意了。如果医生允许的话，我将在周三入伍。”
1915年，他以二等兵的身份加入了“艺术家步枪队”，被送到埃塞克斯郡罗姆福的哈尔霍尔集中营。在那里，他担任地图阅读指导员，后来被提升为下士。按照他的年龄，托马斯在整个战争期间留在这个职位上是合情合理的，但是，1916年9月，他开始参加英国皇家要塞炮兵训练，并在11月被任命为少尉，于是他自愿到海外服役。
“所有的路都通向法国”（《路》），托马斯在1916年写下的诗句，不幸成为谶言。他选择了这条通往法国的路，而它的尽头意味着死亡。托马斯于1917年1月离开英国前往法国，在244号攻城炮兵连服役。4月9日复活节，在阿拉斯战役中，托马斯在一个观察哨指挥射击时中弹身亡。诗人死后被埋葬在阿拉斯郊区的阿格尼军事公墓。他在1915年复活节写下的诗《悼念》，成为后人对他的悼念：
托马斯写诗只有两年多的时间，却创作了140多首诗，这些诗已经被公认为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诗歌成就之一。他的诗歌影响了很多诗人，C.D.刘易斯和 W.H.奥登甚至认为自己“几乎没有希望与之相提并论”。托马斯诗歌的价值不断被重估，评论家李维斯在他的《英国诗歌的新方向》（New Bearings in English Poetry，1936）一书中称托马斯是“一个独具原创性的诗人”，并表示他“敏锐地表达了一种独特的现代情感”。英国桂冠诗人安德鲁·莫森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托马斯“在20世纪诗歌的发展中占据了至关重要的位置”，因为“他将一种现代情感引入到了维多利亚时代和格鲁吉亚时代的诗歌主题中”。1985年11月11日晚上，在伦敦西敏寺的诗人角的战争诗人纪念碑揭碑仪式上，诗人特德·休斯宣称爱德华·托马斯是“我们所有人的父亲”。
虽然托马斯经常作为一个战争诗人被纪念，他的部分诗歌也深受战争氛围的影响，但他不曾直接描写过战壕，也没有表现出传统意义上的爱国热情。对于战争他有自己更深层次的、更复杂的思考。《这不是简单的对错问题》一诗就明确阐述了他的个人战争观：
在“柴”和“灌木”的转换中，在“来年春天”的预想中，人和动物在“命运”层面上看起来如此相似、平等，它甚至比谦卑更能抵达生命的真相。伊格尔顿在《如何读诗》（How to Read a poem）一书中对此诗有非常精辟的分析：诗人在自然中劳作，自然不是被考察的风景。托马斯热衷于描绘常见的生活场景，但不是简单的“生活记事”或博物学笔记。在《鸟巢》《庄园农场》《屋子和人》《谷仓》《收干草》《高高的荨麻》等诗中——无论是全景展现还是细节观察，都透露出诗人对生命的态度，他似乎总是在问自己：“生命是什么？”“生命何为？”在托马斯生活的年代，工业革命已经基本完成，城市化正在摧毁乡村、瓦解乡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托马斯试图在诗中处理这种危机感。写于1914年末的诗《峡谷》就以浓缩的语言平静地展现了某种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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