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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我，四十一岁，确诊乳腺癌。为了活下去，我愿意尝试任何事。”
2020年普利策奖获奖作品，一位乳腺癌病人细腻而勇敢、温柔又残酷的生存回忆录。
一把正义的利刃，一首愤怒的挽歌，一部无畏的女性宣言。
病人有疼痛和愤怒的权利吗？我们如何陪伴生病的亲人和爱人？
以身体经验书写21世纪的《疾病的隐喻》，记录关于现代疾病的沉浸式身心体验。
一场对疾病与健康、艺术与科学、道德与死亡的紧急干预。
献给过去、当下和未来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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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四十一岁生日刚过完一周后，诗人安妮·博耶被诊断出患有三阴性乳腺癌，这是乳腺癌中极凶险的一种。对于一位单亲妈妈来说，她一直以来都是照顾者而不是需要被照顾的人，但面对疾病，她必须接受脆弱，承受疼痛，开始战斗。这灾难性的疾病既是一场危机，也是一次重新思考死亡及疾病的性别政治的崭新契机。
本书是属于21世纪的《疾病的隐喻》，一部凄入肝脾的生存回忆录。诗人纵身跃入女性作家书写自身疾病与思考死亡的历史长河中，与奥德莱·洛德、凯西·阿克、苏珊·桑塔格和所有饱受身体之痛的女性共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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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安妮·博耶（Anne Boyer）
美国诗人、散文家，现居堪萨斯城。著有《沮丧命运手册》《反对女性的服装》等，作品被翻译成西班牙语、瑞典语、冰岛语等。2020年，代表作《未死之身》获普利策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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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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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梦寐者
癌症大楼的诞生
病榻
预言如何应验
骗局
朱丽叶塔·马西纳的泪宫
徒劳于世
临终窥伺
后记／以及是什么拯救了我
参考文献
致谢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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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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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没有死，至少没有因此而死。当我眼下捱过了癌症的威胁后，女儿说我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并且给自己安排了活生生的后世用来写作。癌症之后，我的写作像是得到了彻底的许可。我失去了一些神经线粒体，失去了昔日容貌，失去了许多记忆与聪明才智，失去了乐观估计五至十年的寿命，这一切都归功于医学治疗那摧枯拉朽的能量。失去这一切后，我发现自己仍是自己，甚至被摧毁成了更强烈的自己。仿佛对于人类而言，失去，才能使我们终于变得真实。
我试图将一切记录下来。我用数年去书写数分钟，用数月书写数日，用数周书写数秒，用数日书写小时，而那些使我失去了数年数日的短短几分钟的经历，如今看来仍然太过沉重，无法阐明。我上千次放弃过书写这本书，这还不包括撰写过程中其他数不清的销毁次数——那些被删除的草稿、抹去的纸页、摘取的段落、丢弃的结构、拆散的论据、自我压抑的情绪与无从讲起的见闻，也不包括我无颜重新登录的网络个人账号和我没有找回的博客短文，我不愿翻出的归档邮件，还有那些被我和朋友折成纸飞机从城市高处抛走或是绑在塑料骷髅上沉入湖底的医院账单。更不要说那本被撕成碎片的《您的肿瘤之旅》，天黑后我们把它和羽衣甘蓝菜籽一起埋在了一些我不便透露的公共场所。每当我按下空格键时，往往伴随着按键会卡住的期盼，或许这样我就可以获得一本空白的、没有癌症的书，而不是眼前这本。
如果这本书必须存在，我希望它能成为一种微小的修复魔法，将文学的力量从文学中驱逐出去，彰显不可爱之人的共产主义，赋予每一个读到它的人被彻底简化后随之而来的自由。我想让我们失去的身体部位随着书里的语句起死回生，让书中的想法拥有能使我们的体内细胞获得原谅的优雅。这本书会是从被扔到地上的一堆麦克风中萌芽的奇迹，它在徐徐上升的同时宣布“走出坟墓，走上街头”——这话我曾在过去和朋友用塔罗牌占卜时说起，那时成为病人还不在我的计划之中。或者，如果我能通过写作将地球剖开，让死去的女人复活，组成来势汹汹的军团，我一定会这么做；但是我一直没学好写作，无法做到这一切。
我不愿但必须接受的是，癌症荒诞得类似犯罪的单一特性，意味着任何与它相关的作品都像是呈堂证供。人们批判这供词是否真实，是否有使用价值，情感是否深刻，却很少评论其形式，但形式才是它真正的驱动与躁动，记录着一场为了求知而展开的斗争，求到的若不是真相，便是与真相矛盾的弥天大谎。
生死是如此绚丽的构架。我开始为自己未曾受到保护而欣慰，欣慰自己并非敏感精致、内心只装得下品位与教养的人；我欣慰自己不去收集细微的伤口，不至于在外面的世界真真切切地流血不止时，错将自己所受的微小伤害误认成莫大的损伤。受到社会保护的人竟可以眼睁睁看着那些并不总被保护的人，冒出“懦弱的是流血之人，而非从未流过血的人”这般臆想，这是认知层面的又一差错。他们之所以贬低生存的美与奢侈，一定是因为他们鲜有几近丧命的体验。
我活了下来，但癌症的意识形态政权意味着自称“幸存者”依旧让我觉得是对所有死者的莫大背叛。可我不得不承认，我每一天都为自己还能活着而欣喜若狂。没能将一切细述详尽，我很抱歉。那些未被提及的事仍像天体般漂浮在太空中。“但现在是轮到新问题的时候了”，平躺的人对直立的人说。接着，那一度执迷于亏缺的月亮，终于满盈了。
1972年，苏珊·桑塔格曾计划写一部题为《论垂死的女人》、《女人之死》或是《女人如何死去》的作品。在她日记里的“写作素材”一栏中，桑塔格列下了十一场死亡，包括弗吉尼亚·伍尔夫之死、玛丽·居里之死、圣女贞德之死、罗莎·卢森堡之死，以及艾丽斯·詹姆斯之死，等等。1892年，四十二岁的艾丽斯·詹姆斯死于乳腺癌。詹姆斯在日记中将自己的乳腺肿瘤形容为“我乳房里这邪恶的花岗岩般的物质”。1974年，四十一岁的桑塔格确诊乳腺癌。经受治疗后，她写下了《疾病的隐喻》一书，书中引用了詹姆斯对乳腺肿瘤的这一比喻。
《疾病的隐喻》所描绘的是完全不带个人色彩的癌症。桑塔格拒绝将“我”和“癌症”这两个词写进同一个句子里。蕾切尔·卡森于1960年确诊乳腺癌，那年，五十三岁的她正在撰写《寂静的春天》——这本书后来成了癌症文化史中的重要著作。卡森生前从不公开谈论自己的病情，最终，她在1964年死于癌症。在接受癌症治疗期间，桑塔格的日记异乎寻常地寥寥可数、内容单薄。这体现了乳腺癌对于思考的消耗——这种消耗主要来自化疗可能对认知产生的严重而持久的影响。1976年2月，在接受化疗期间，桑塔格写道：“我需要一个精神健身房。”她的下一篇日记写于数月之后。1976年6月，她写道：“当我能写信的时候……”
在杰奎琳·苏珊1966年的小说《纯真告别》中，有一个人物詹妮弗在确诊乳腺癌后因畏惧乳房切除术而服药自杀。詹妮弗说：“我这辈子里，癌症意味着死亡、恐惧和一些可怕到我不敢面对的东西。现在我得了癌症，有意思的是，我怕的根本不是癌症本身——即使那已经是死亡宣判。我怕的只是，它对我的生活造成的破坏……”女性主义作家夏洛特·柏金斯·吉尔曼于1932年确诊乳腺癌，她也以自杀结束了生命：“比起癌症，我宁愿选择三氯甲烷。”小说家杰奎琳·苏珊在四十四岁时确诊乳腺癌。她死于1974年，即桑塔格确诊的那年。
1978年，四十四岁的诗人奥德莱·洛德确诊乳腺癌。与桑塔格不同的是，洛德选择在她著名的《癌症日记》中将“我”和“癌症”关联起来。洛德的书记录了她的诊疗过程和她对斗争的号召：“我不愿这本书仅仅成为对悲痛的记录。我不愿它仅仅成为对泪水的记录。”对洛德来说，乳腺癌的危机意味着“勇士对又一件武器的精心审视”。洛德于1992年死于乳腺癌。
英国小说家范妮·伯尼于1810年发现了自己的乳腺肿瘤。同洛德一样，她用第一人称记录了自己的乳房切除术。她接受切除术的那个年代还没有麻醉剂。在整个手术过程中，伯尼的意识是完全清醒的：
……数月而非数天或是数周以来，每每提及那可怕的东西，我都像是重新亲历那痛苦！每每念及此事，我都无法逃过这惩罚！我病了，我被一个问题打乱了阵脚——哪怕是今天，在那件事结束的九个月后，我依旧因这种讲述而头痛！而这悲惨的讲述啊……
桑塔格在思考如何在《疾病的隐喻》中书写癌症时，曾在日记中写道：“［要采用］格言式写作。”乳腺癌与这个可能会“提及那可怕的东西”或是做出“这悲惨的讲述”的“我”毫不协调地并存着。这个“我”有时候被癌症摧毁，有时候则被它所指代的那个人先发制人地摧毁——通过自杀，或是通过写作者不允许“我”和“癌症”这两个词同时出现的固执想法：“……于2014年被诊断患有乳腺癌，那年她四十一岁。”（被删去的是“我”这个词。）或者“2014年，四十一岁的我被诊断患有……”（被删去的是“癌症”这个词。）
小说家凯西·阿克于1996年确诊乳腺癌，那年她四十九岁。她为《卫报》所写的癌症记录《疾病的礼物》显得异乎寻常地直白。在文章开头，她写道：“我对这个故事的讲述将如我所知。即便是现在，这故事依旧让我觉得陌生。我不明白自己为何要讲述它，我并非感情用事。或许只是为了说出，它确实发生过。”阿克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讲述自己的故事，却还是讲下去了：“去年4月，我被诊断患有乳腺癌。”阿克于1997年死于此症，彼时距离她确诊刚刚过去了十八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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