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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書城自編碼: 3812177
分類: 簡體書→大陸圖書→政治/軍事政治
作者: 原晨珈
國際書號(ISBN): 9787522509327
出版社: 九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2-05-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平装

售價:NT$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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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市民社会”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为此,为了使“中国故事”在面临西方思想的强势追问之下获得主动,关于市民社会的理论交锋无可回避,特别是,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科学内涵及其与当今中国的关系需要认真研究。作者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来检视西方自由主义的“市民社会——民主政治”思想,并科学认识中国市民社会发展道路上所面临的种种质疑以及问题。对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研究既要考虑其在不同国家横向维度上的应用,也要考虑其在历史纵向维度上的发展,这才能使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与当前的历史实践及学术理论进行对话,以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发展性。
內容簡介:
当前市民社会研究中存在两个现象:一、西方“市场经济—市民社会—自由民主政治”的模式被普适化,用于各国的研究中;二、葛兰西、哈贝马斯以来的“文化市民社会”转向使市民社会的文化、政治功能被置于首位,市民社会的经济内涵被淡化。这种倾向强调的是市民社会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和对抗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市民社会对民主政治的推动程度,并以此来对各国市民社会作出价值判断。在这两者的结合下,中国市民社会发展处于西方话语主导之下。本文主题设定为“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来检视西方自由主义的“市民社会—民主政治”思想,并科学认识中国市民社会发展道路上所面临的种种质疑以及问题,阐发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内涵和价值。
關於作者:
原晨珈,出生于1990年8月,女,山西省长治市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现为太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现代化。至今已发表近十篇文章,其中四篇被核心期刊目录收录,主持及参与国家级、省级课题四项。
目錄
目录
绪论.......................................................................................................1
一、问题的提出1
二、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现状5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17
第一章?市民社会思想的历史谱系考...................................................20
一、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遗产20
二、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自我认识30
三、逻辑定位黑格尔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思想42
本章小结市民社会思想研究范式的初步确立50
53一、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产生53
二、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发展71
三、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科学内涵的三个层次88
四、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经典意义100
本章小结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科学内涵110
第三章中国学界对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再认识..........................114
一、改革开放前对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一般认识114
二、改革开放以来对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重新认识122
三、理论和实践的挑战要求正确认识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142
本章小结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在当代中国的际遇152
第四章对美国市民社会发展逻辑的审视.........................................154
一、美国市民社会认识维度之辩154
二、美国宪政民主本质之辩163
三、美国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之辩171
四、美国市民社会与民主政治发展在认识上的自我修正之辩178
本章小结资本主导是理解美国市民社会与民主政治的钥匙187
第五章对中国市民社会与国家发展的审视.....................................189
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中的地位189
二、中国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特点比较视域下的研究202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变迁216
本章小结中国道路对市民社会历史实践的扬弃218
结论...................................................................................................221
参考文献...............................................................................................225
后?记243
內容試閱
前言
本书主题设定为“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就是要阐明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不仅适用
于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而且对于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创新型实践也有科学指导意义。
“市民社会”概念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为此,为了使“中国故事”在面
临西方思想的强势追问之下获得主动,关于市民社会的理论交锋无可避免,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科学内
涵及其与当今中国的关系尤其需要认真研究。
当前市民社会研究中存在两个现象一、西方“市场经济—市民社会—自由民主政治”的模式被普适化,用
于各国的研究中。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市民社会与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研究也处于此模式的主导下。在这
种话语模式支配之下,中国的政治体制现状受到了质疑,未来民主政治发展也被纳入到了西方的框架之中
二、葛兰西、哈贝马斯以来的“文化市民社会”转向使市民社会的文化、政治功能被置于首位,市民社会
的经济内涵被淡化。这种倾向强调的是市民社会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和对抗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市民社
会对民主政治的推动程度,并以此来对各国市民社会作出价值判断。在这两者的结合下,虽然学者们都承
认中国的市民社会有了快速的发展,但是对市民社会的评价和发展走向则有不同认识。一些人认为中国的
市民社会不合格,应该基于西方的模式来改造中国的市民社会另一些学者虽然强烈反对用西方标准来衡量
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道路的重要性,但往往用“特殊性”这个词一言以蔽之,缺乏
在“市民社会”的话语体系中做深入细致的分析论证。
本书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来检视西方自由主义的“市民社会—民主政治”思想,并科学认识中国
市民社会发展道路上所面临的种种质疑以及问题。通过搜集众学者的研究,在充分学习的同时,也感到某
种欠缺既有成果对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把握似有厚古薄今、以古非今之嫌。研究重在说明马克思市民社
会思想的由来,也准确把握了马克思有关思想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本质的意义。但是,若以此来理解
中国现实,就会自觉不自觉地用西方历史发展的逻辑来解读现实中国,从而导致如下困境要么否定中国市
民社会的发展,要么否定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对中国实践的指导价值。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市民
社会发展迅速,却并不与西方相同。因此,不仅不能简单用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来判定中国现实及发展,
而且也不能简单用过去对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理解来解读中国,因为过去对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理解
是仅限于解剖资本主义,而今面对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对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研究既要考虑
其在不同国家横向维度上的应用,也要考虑其在历史纵向维度上的发展,这才能使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与
当前的历史实践及学术理论进行对话,以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发展性。
本书的逻辑脉络是首先梳理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理论渊源、形成过程和理论内涵,以窥马克思
市民社会思想的全貌。然后对国内学界关于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以及运用这种思想来理解当今
中国的认识并进行分析。分析发现,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界对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及其运用
有了相当丰富的认识,但仍有如下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如何处理西方主流理论与中国发展之间的矛
盾,如何回应当前“文化的市民社会”对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挑战等。回应这些问题,需要进
入到理论与历史的对话当中去。美国是自由主义市民社会思想的重要根据地,也是被海内外学者拿
来与中国比较的重要参照系之一,因此本书专辟一章对美国市民社会发展逻辑进行审视,就自由主义与马
克思市民社会思想如何看待美国市民社会发展中的相关问题进行比较性的对话,以揭示自由主义关于市民
社会与民主政治认识上存在的片面性,科学理解美国市民社会发展。最后,对中国市民社会与民主政治发
展道路的特点进行考察,研究分析中国实践对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继承发展关系,阐发马克思市民社会
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内涵和价值。
本书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一、市民社会的基本内涵是“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其基本功能是物质生产生
活的承担者,市民社会的经济基础内涵不应在后来学者强调的市民社会的文化转向中被忽视甚至消解掉,
因为“文化的市民社会”所追求的民主政治也离不开这个根基。二、“市民社会”概念不完全等同于“经
济基础”概念。市民社会一般是相对于国家而言,侧重于对社会历史发展中“经济生活承担者与政治管理
者”之间能动关系的把握而经济基础一般是相对于上层建筑而言,侧重于对社会历史发展中“经济制度与
政治制度”之间制约关系的把握。三、尽管以美国为代表的当代西方社会有多方面的改良,包括民主政治
的发展但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基本点仍然有助于我们把握西方市民社会的本质特点。四、中国市民社会
的发展与西方有共同之处,即都是物质生活关系的承担者但也有不同于西方的特点,即中国共产党在其中
的领导作用,她应该始终代表市民社会的整体利益,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共产党人始终
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同时,党建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密不可分,且党建需要市民社会的参与,这
是社会主义人民主体地位的本质要求。总体来说,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必须致力于走良性互动的道路,包
括市民社会内部的各群体之间、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中国市民社会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等诸多良
性互动,这是中华民族振兴的必需,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要求。同时,中国必须充分吸取西方资本主
义市民社会发展中的经验教训。

绪论
一、问题的提出
市民社会作为一个从西方文明衍生出来的概念,其形成与发展的悠长历史也是西方人文思想发展的历
史,从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到当代柯亨、阿拉托的作为民主制度基础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概念的内涵和外
延经历了数次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苏联和东欧社会的重大转型及伴随而来的东欧剧变,在全
球范围内掀起了市民社会研究思潮,市民社会理论得以复兴。人们现在所论述的市民社会概念不再是与城
邦制等政治共同体相同的古典范畴,而是一个与政治国家相区分的相对独立的范畴。在西方当前的历史背
景下,市民社会理论者讨论的主题是“重建市民社会”,作为对二战以来西方国家确立的福利国家体制的
反思,为西方晚期资本主义发展危机提供良方。以哈耶克、弗里德曼为主要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最早对福
利体制发起了猛烈批判,提出“重新私有化”,试图使经济资源脱离国家的控制,并在“市民社会先于国
家”的自由主义理论传统基础之上,提出“治理”这个政治管理概念,强调市民社会与政府共同作为公共
管理的行为主体,实现权力的多元化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制约。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左翼理论者则对福利
体制内在的国家干预与社会民主的矛盾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提出必须重建国家与市场之间的批判性的公共
领域,恢复市民社会的批判精神,为资本主义国家提供合法性基础。以吉登斯为代表的“第三条道路”者
则试图超越左右之争,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强调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结合,从而建立一个积极的“公民社
会”。各理论主张沿着不同的路径重建市民社会,围绕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为中心进行考察,以实现资本
主义制度的可持续发展。而在中国当前历史背景下,学者们讨论的主题则是“构建市民社会”,中国漫长
的封建时期和建国初期的计划经济时期使中国的市民社会至今仍处于生成阶段,构建市民社会无疑是对以
往国家统摄社会的反思,是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思索。然而,针对中国市民社会的讨论更为复杂在以西方
世界为研究背景的讨论中,我国的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等同,尤其17至18世纪以来的市民社会
思想史可以说就是一部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自我认识史。而中国一方面在市场经济基础上推进着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又有着迥异于西方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中国市民社会及其与国家关系的特殊
性和复杂性显而易见。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使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引起了各国学者的极大兴趣。从
何种意义上认为中国存在市民社会?中国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如何?中国市民社会发展的最终指向是什
么?这些都成为海内外学者们热议的问题。
(一)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当代价值再认识
市民社会概念的西方文明源生性,注定了对中国市民社会的研究是在与西方的比较中进行的。在西方
话语体系中,市民社会往往与个人权利、民主政治等概念结合在一起,后者使市民社会概念具有了更深的
西方价值观念倾向性。西方学者往往也是基于西方价值预判来研究中国的市民社会的。许多西方学者对中
国市民社会发展现状有独特判断,他们从市民社会独立于国家的程度、市民社会对民主政治推进的程度等
等来评价,将中国的市民社会定义为“半市民社会”“国家引导的市民社会”等。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市
民社会发展前景做判断,预测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这种预测在20世纪90年代曾达到高潮,其背景是苏
联解体及东欧剧变的发生和市民社会组织在其中起的重大作用。但中国却没有步东欧剧变的后尘,且在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大步前进,进入21世纪后更是风景这边独好。事实使诸多西方学者,如怀特、
林德昌等开始直接深入到中国改革一线,探讨中国市民社会的向路。但是西方学界中仍有诸多人士将中国
市民社会及其与国家关系的现状视为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暂时性偏离,认为西方模式的自由民主政治才是
中国道路的最终指向。基于这种价值预设,中国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和社会中的领
导地位等,都是西方学者重点批判的对象。如何在坚持走好中国自己发展道路的同时回应西方学界的有关
批评,是中国在走向世界中与西方学界对话、讲好中国故事、拓宽话语权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国内学者积极地回应了全球市民社会的研究热潮,邓正来、何增科、俞可平、郁建兴等都在这一领域
有出色的研究成果,他们的理论视角包括对马克思有关思想的研究,并努力探讨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道路。
历史是常读常新的,各时代的人们都会从当代实践出发去重新看待历史,从而获得更多历史感悟。重读历
史包括对经典著作的常读常新,社会发展新实践会促使人们反思经典作家的一些重要思想,从中发掘某种
更为通透的理论启迪。上述理论和实践不相适应的困境应当由此入手求解。为此,立足于中国的现代化历
程,重新审视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当代价值,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分内工作,特别是在中国,因
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居于指导地位。
国内外对中国市民社会的研究,关注重点是市民社会的发展及其与国家的关系,本书对马克思市民社
会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的研究也是侧重于此。本书在对市民社会思想的理论渊源和科学内涵进行系统考察的
基础上,还选择美国作为西方市民社会发展的典型与中国进行比较分析,这是鉴于资本主义在当代发展的
考虑。通过比较中美市民社会发展的异同,有利于理解市民社会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中的特点。在
实践考察基础上对一些关键性理论争议作梳理,对中国市民社会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有借鉴意义。
(二)选题意义
1.对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的研究,有助于国内外学术界更好地认识当前中国市民社
会的发展
自20世纪90年代市民社会概念复兴以来,市民社会话语的主导权便掌握在自由主义理论者的手中。
在这种思想主导下,美国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是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胜利的典范,由此,市民社
会概念被赋予了浓重的伦理色彩和等级内容,凡是不符合西方“普世价值”观念的市民社会形态似乎都是
不够文明的、低等级的,应该被改造甚至是被驯化的。这种认识无疑是对中国市民社会发展和政治现实的
强烈拷问。国内一些学者甚至也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了西方的这种认识逻辑当中。一些学者虽然强烈反对
用西方标准来衡量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道路的重要性,但往往用“特殊性”这个词
一言以蔽之,这虽然把握住了对待中西方差异要历史性地看待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态度,但是却又难
免陷入了自说自话的困境,无疑使“中国故事”在面临西方思想的强势追问之下,缺乏了些理论上的正面
交锋与碰撞。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在于它揭示出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西方政治文明无疑是世界历史发展的
重要成果,西方市民社会发展的道路也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借鉴,但借鉴不等同于照搬。正确借
鉴的前提就是科学理解对象。为此,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科学理解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过程,不
仅是我们正确学习西方文明成果以推进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也是我们与西方开展有效思想对话的需
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考察中西方市民社会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并在此基础上与西方思想文明进行
对话,才能拓展中国特色市民社会发展道路在世界上的话语权。
2.研究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包含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前,马克思的“市民社会—国家”框架被遮蔽在“经济基础—上层建
筑”的框架之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马克思市民
社会思想也进入到学者们的视野当中,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的不断发展与理论的多样
性注定了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面临着实践与理论的双重考验。在理论上,自由主义市民社会思想、葛兰西
以来的市民社会文化转向都在当前市民社会研究中有着强大的号召力,需要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者进行回
应。这种回应既包括对前者的批判,也包括对前者的吸收,这样才能去伪存真,在理论对话中发展马克思
主义。在实践上,一方面,马克思思想诞生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对后者发展本质的深刻揭示与批判。
如今,资本主义发展在现代的发展,其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有了许多变化,使资本主义制度至今
仍有其特定的生命力,因此如何用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理解当前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是马克思主
义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既包括了对市民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认识,也由于
其针对性而包括了对特定市民社会形态的特殊性认识。文明的发展是多样性的,全球化引领下使
参与其中的各国以不同的形态加入到了市民社会发展的大潮当中,尤其是中国作为与西方制度差
异性最大、发展最为迅速的国家之一,其市民社会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因此,用中国市民
社会发展的实践来丰富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内涵及其当代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和现
实性的双重要求。
二、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现状
由于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性思想,因此国内学界对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研
究是随着中国市民社会发展进程而展开的。这种语境决定了几乎任何对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研究都内在
地指向了中国实践。同时,对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研究也无法脱离众多用于研究中国市民社会的其他相
关理论。因此,必须在对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大背景下认识国内对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研究。
(一)起步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是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初始阶段。这一阶段也正是市民社会理论开始从
一种纯粹的西方观念转变为全球性话题的阶段。可以说,对中国市民社会的讨论,即是全球范围内市民社
会概念复兴的体现,也是中国现代化转型的体现。
对中国市民社会的讨论是由西方学者启动的。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期刊《近代中国》(ModernChina)
在1993年就出版了一期专题讨论,讨论市民社会概念在中国的应用以及市民社会与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多数海外学者肯定了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大体来说,这一时期海外学者对中国新生的市民社会的看法可
以归为三类第一,将市民社会视为中国革命性时刻的产物,是久被束缚的分散的社会主体所突然迸发出的
一股统一力量第二,将市民社会视为以城市知识分子和学生为主体代表的一种社会结构第三,将市民社会
视为中国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在多年的强力压制之下又重新展露出了生机。学者爱德华·弗里德曼是
持第一类看法的代表人物,他尤其关注市民社会作为束缚下突然建立的统一力量中农民的积极、
支持作用。而在持第二类看法的学者的观点中,中国的市民社会并不是大众普遍性的意识觉醒,
而是相对限定在城市内的知识分子、学生群体中,也不是前面学者所认为的突然爆发的力量,而
是由城市知识分子和学生所发起的渐近地启蒙式运动。持这种看法的学者有梅尔·古德曼、安德
鲁·内森等。第三类看法则用更长的历史视角来看待中国的市民社会,认为市民社会在19世纪末便
已开始兴起。
但也有部分学者对市民社会这个西方概念能否应用于中国提出了质疑。比如黄宗智认为,国家与社会
的二分起源于西方经验,并不适用于中国,他建议在中国应采用“国家—第三领域—社会”的三
分法。在黄宗智看来,哈贝马斯所描述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或说市民社会,一方面有着特殊的历
史背景,无法套用于中国的历史现实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包含了众多价值观念的过于宽泛的概念,这
反而造成了使用上的诸多困难和歧义。黄宗智虽然用“第三领域”代替“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但
却恰恰是在试图勾画出中国类似“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的范围。正如学者杨念群所指出的,西方学
者这一时期矛盾、犹疑的心态正来源于对中国社会特质的不同认识。
这一时期市民社会问题引起了一些中国学者的关注,但并不普遍。过去,我们对市民社会概念是基本
不谈的,原因便在于市民社会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是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而被批判的,也应被社会主义体制
所摒弃。因此,国内学界对中国市民社会的讨论首先有赖于对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重新审视。一些学者
研究了市民社会概念对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铺垫性作用,将市民社会概念从经济基础概念的掩盖下重新挖
掘出来。另一些学者则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直接指出了中国国家政治与社会改革的方向。其中,具
有代表性的是荣剑1987年至1988年发表的数篇讨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文章,鲁越的《从国家和社会的关
系看国家政治经济职能的弱化趋向》,以及辛向阳的《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看国家与社会的“趋同”》。荣
剑指出社会决定国家、国家和社会二元化、国家和社会重新统一是马克思关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三个基本
原理,阐明了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和一般规律,因此,国家在经济上向社会放权、社会从政治上制
约国家是中国政治和经济改革的方向。辛向阳和鲁越就国家职能弱化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鲁越认为
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是一个国家和社会二元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国家职能弱化的过程,这个弱化既包括
经济权力也包括政治权力,最终实现将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完全归还给社会。辛向阳则认为鲁越
错误地将国家与社会二元化当作是马克思的思想,指出在马克思那里,国家具有管理和暴力镇压
的双重职能,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形式及外部国际环境决定了中国国家向社会回归的过程中
不仅不能弱化国家职能,反而要强化国家的政治经济职能,通过社会管理方式的改变来不断地将
国家社会化,最终实现国家融入社会。
这一时期虽然许多国内学者已经意识到了重新认识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重要性及其在中国改革中的
作用,但限于理论认识与国内发展条件的不足,因此在具体如何理解与使用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上仍有犹
疑与争议。从荣剑、鲁越、辛向阳等人在文章中基本并不使用“市民社会”这个概念,而统一用“社会”
代之,便可看出学者们对市民社会概念的疑虑。对市民社会概念的争议从这一时期学者沈越与奚兆永之间
的一场争论中也可看出。学者沈越从马克思著作翻译的角度指出以往国内学界将“市民”与“资产阶级”,
“市民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市民社会”与“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基础”混同的错误,试图将市
民用语从阶级属性中解放出来。而学者奚兆永则对沈越所解读的这一套市民用语表达了质疑,认为后者将
“资产阶级的权利”改译为“市民的权利”没有文本依据,市民经济思想更是作者强加给马克思的个人理
论。虽然两者主要是从理论层面阐述了对马克思著作中“bürgerlicheGesellschaft”等相关词汇如何翻译的
不同理解,但是却间接表明了对市民社会概念在中国应用上的巨大争议和困难。
(二)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
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新世纪来临之前是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快速发展阶段。中国改革的逐步深入,初
始阶段对市民社会概念能否运用于中国实践的犹疑很快被打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经济
改革不断加速,政治改革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发展的道路需加以理论上的探讨和论证。在这样的
时代要求下,市民社会研究也进入了迅速发展的阶段,主题也由“中国是否存在市民社会”转向了“如何
构建中国的市民社会”。
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市民社会的理论范式也发生了转变。海外学者所预期的西方民主化进程并没有在中
国发生,许多海外学者在自我批评中转向了其他研究路径。一条路径是修改原有理论使其更适用于中国现
实,比如学者傅尧乐提出“国家引导市民社会”(state-ledcivilsociety),以描述中国国家通过直接或间接
的方式建立社会组织和行政组织,实现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现状。学者何包钢认为部分自治以及与国家
部分重叠是中国市民社会的基本特点,因此指出中国的市民社会应称为“半市民社会”(semi-civilsociety)。
另一条路径是挖掘其他理论模型来研究中国市民社会。法团主义(corporatism)是主要代表理论之一。法
团主义理论是西方源远流长的政治思想,其核心思想是关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联合与协作。在许多西方学
者的眼中,中国国家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方式与法团主义模式类似。学者安戈和陈佩华是最早用法团主义分
析中国市民社会的学者之一。他们指出,中国市民社会中的主要社会组织都属法团主义,尤其在国家法团
主义的模式下,中国的主要群体被联结在一起,作为“传送带”为党中央与下层群体提供双向联系,以实
现国家对社会直接或间接的管理和控制,并指出在政治改革继续推进的基础上,社会法团主义是中国未来
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最终模式。
在拓展研究的理论范式之外,西方学者对中国市民社会经验性的研究也更为深入与广泛,而不仅仅局
限于个案式的研究。比如学者裴敏欣对改革开放以来各区域乃至全国范围的已注册的社会组织进行了经验
性的研究,发现虽然中国社会组织增长的速度很快,但是慈善、宗教、公共事务类型的社会组织增长缓慢,
他认为中国社会组织存在一定缺陷,政治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国内市民社会的研究较之第一个阶段发展
的尤为迅速。这一时期中国改革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时期,因此也进入了极为艰难与重要的时期。正如学者
指出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是在对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和西方主流发展模式的双重诀别的前提下展开的,是
在没有任何既定的目标模式和改革路径等的情况下主要由实践推动而形成的”。一方面,中国社会,尤其
是城市主体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之下成为全球化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另一方面,在经历了80年代末至90年
代初国内、国际的政治风波之后,国家要求在稳定的前提下继续进行改革。在此情况下,国家与市民
社会的关系更加引发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以邓正来等发表的《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一文为代
表,市民社会问题,尤其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逐步与法治建设、政治改革、社会转型
等一系列现代化问题联系起来,成为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内容之一。
这一时期许多国内学者对西方市民社会相关理论进行了译介和研究。市民社会理论起源于西方,其形
成与发展都离不开西方传统文化。因此,作为一场健康的理论讨论,对西方市民社会的概念、基本理论及
其发展历史的引介是非常重要的。邓正来等主编的《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一书便重
点对海外学者关于市民社会概念与理论、市民社会及其相关问题、市民社会与中国问题的研究进行了引介,
为拓深此领域中的中国本土性理论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研究文献。方朝晖深入到历史源头,指出现代的
市民社会概念是西方两种传统的结合,一种是古希腊罗马以公民为核心的政治社会及建立于其上的思想观
念,另一种是中世纪末期以来形成的市民等级及其组成的社会结构和观念。何增科则对市民社会概念的思
想史历程进行了细致的梳理,论述了从古希腊罗马作为政治社会、文明社会的古典市民社会,到由黑格尔
开辟的区别于政治国家的现代市民社会,再到由社会和文化领域构成的当代西方市民社会的演变过程。
众多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学者从各自的学科角度出发探讨如何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讨论市民社会
与法治建设、政治发展等关系,以明确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总体逻辑,推动中国现代化健康发展。在此过程
中,一方面,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被许多学者作为重要的理论思想来源,展现了马克思思想的实践性。另
一方面,针对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本身的研究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俞可平在1993年发表的两篇文章,《马
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及《社会主义市民社会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引起了较大反响。俞可平
明确批评了以往马克思思想研究中的三种错误观点一种是认为市民社会思想仅仅是马克思通往历史唯物
主义过程中的早期不成熟思想第二种是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市民社会是经济基础的同义词第三种是认为马
克思的市民社会即指资产阶级社会。俞可平对以上这些陈旧的观念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并提出了
“社会主义市民社会”这个概念,指出用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指导中国实践不仅符合马克思思想
的本意,也是发展马克思思想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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