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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本书讲述了苏东坡跌宕曲折的生平和雅趣豁达的生活态度，揭秘其鲜为人知的精神世界，让你看到从未见过的东坡居士。
▼全书以闲情雅趣为侧重点，首创五“大”主题：文艺大师、生活大咖、技术大拿、知行大德、率真大士，带我们感受他洒脱快活的人生哲学！
▼被朝局耽误的文学顶流、美食博主、段子手、带货鼻祖、书画家、建筑师、工程师、技术大拿，音乐家、时尚潮人……九百年来热搜指数爆表，无数粉丝争相“打call”……
▼作者历时多年呕心力作！体例新颖、故事生动有趣，资料丰富翔实，语言通俗风趣，是真正读懂苏东坡精神内核的必看之作！
▼带我们打开苏东坡的朋友圈，感受他超凡脱俗的人格魅力，走进他那别样的生命世界！这样有趣的东坡先生，谁不爱呢？
▼当你感到焦虑和孤独，一定要打开本书，本书传递着豁达、开朗的人生理念，让你不再躺平，找到自己的前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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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是描绘苏东坡先生情趣人生的通俗历史读物，亦是作者为先生画的一幅幅生动活泼的生活照！
苏东坡生性豁达，幽默风趣，对时局或有一肚子的“不合时宜”，对生活却充满着无限热爱。一路被贬一路吃，东坡肉、羊脊骨，全部很拿手。900多年前的他已然是大宋的时尚达人和全民偶像，并持续霸占各大“热搜”榜单，拥有着文学顶流、美食博主、段子手、带货达人、时尚潮人、书画家、建筑师、工程师、音乐家等一大长串头衔。他的作品和发明创造持续影响着后世的文化审美。他一生虽宦海沉浮、跌宕曲折，但所到之处，无不随遇而安，将原本艰辛乏味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本书包含五大专题，30堂给广大读者的趣味哲思课。带我们打开苏东坡的朋友圈，感受他别样的人格魅力，走进他洒脱的生命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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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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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建勇：历史作家，古典文化研究学者。湖北黄冈人，黄冈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黄冈东坡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冈市黄州区文联副主席，黄州区作家协会主席，《黄州文艺》杂志创办人兼主编，《文峰黄州》杂志主编。已发表作品280余万字，出版有《熊十力：一代狂哲》《带着爸妈去旅行?中国卷?华北》《黄州英雄》等图书，执行主编有《中国品格》《有梦想，谁都可以了不起》等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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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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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一： 文艺大师：这个学霸不简单
01 读书之趣：被对联激励的读书郎 / 003
02吟诗之趣：喜欢在写诗时“弄险” / 012
03 填词之趣：改变流行歌曲的老套路 / 021
04 写赋之趣：从故意叹穷到画饼充饥 / 033
05 作文之趣：妙手落笔“最”文章 / 041
06 书画之趣：出新意于法度之中 / 051
辑二：生活大咖：被耽误的美食博主
07 美食之趣：点“食”成“精” / 065
08 文房之趣：能讲究的尽量不将就 / 075
09 赏月之趣：每有情思共婵娟 / 083
10 饮茶之趣：哥喝的不是茶是品位 / 092
11 收藏之趣：强拿硬要是圈子里的流行病 / 100
12 琴棋之趣：文人四友三缺一 / 110
辑三：技术大拿：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13 科举之趣：关关难过关关过 / 121
14 水利之趣：不与人斗与水斗 / 131
15 躬耕之趣：手不握笔，改拾瓦砾 / 139
16 断案之趣：这个大人有点儿暖 / 149
17 医疗之趣：违背誓言施药方 / 157
18 创造之趣：被诗文耽误的“创客达人” / 166
辑四：知行大德：人生名利皆为梦
19 惜花之趣：为何偏爱海棠红 / 177
20 积善之趣：喜欢不求名利的付出 / 189
21 交友之趣：朋友的影响有多大 / 197
22 提携之趣：不遗余力帮后学 / 208
23 歌筵之趣：善待那些美女艺术家 / 221
24 教子之趣：好孩子都是夸出来的 / 235
辑五：率真大士：千帆过尽自从容
25 述奇之趣：真亦假时假亦真 / 247
26 论人之趣：来生莫做毒舌男 / 256
27 避祸之趣：搞不赢就走 / 266
28 奉道之趣：我本一道士，奈何入红尘 / 281
29 信佛之趣：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 / 291
30 归葬之趣：身在郏县，魂归岷峨 / 302
附录一： / 309
附录二： / 311
后 记 /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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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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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残酷的人生，他却活成了人间清醒
一个人如果是有趣的，那么连他的影子也不会乏味。
苏轼就是这样一个连影子都很有趣的人。著名作家林语堂曾说：“苏东坡是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诗人余光中说得更接地气：“如果我要去旅行，我不要跟李白一起，他这个人不负责任。跟杜甫在一起呢，他这个人又苦哈哈的，太严肃了！我愿意和苏东坡在一起，他是一个有趣的人。”因为有趣，所以在他离去后九百多年的岁月里，苏轼依然被人关注，被人研究，被人喜爱，被人模仿，被人怀念。
但凡喜欢苏轼的人，可能都会感谢九百多年前那个太阳刚刚露脸的清晨，因为在那个清晨，一个宁馨儿顺利降生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有趣的灵魂被带到了人间。
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到985年前——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也就是公元1037年的1月8日。这天卯时，即早晨六点钟前后，苏轼出生在四川眉州眉山纱縠行的苏家大院里。传说当时天有异象，在眉山境内的彭老山上，草木开始枯萎，飞禽走兽都远遁他处。当时人们对此现象的解释是——这彭老山的灵气都被苏轼一人独占了。
两年多以后的宝元二年（1039）二月，苏轼那聪明可爱的弟弟苏辙出生了。眉山是孕奇蓄秀的诗书之城，正所谓环境育人，苏轼和苏辙两兄弟从小就在这里接受到了丰富多彩的文化熏陶，加上他们的第一任老师——父母——都是博学善教的实力派，所以两兄弟从小文学功底就很扎实，都堪称“神童”。苏轼七岁发蒙，八岁入小学，十岁就能够提笔做文章，十二三岁居然能够给自己的老师刘微之修改诗句，以至于这位刘老师无比感慨地说：“我没有资格做他的老师了。”也是在这时，苏轼和苏辙才被父亲苏洵正式取定学名，一个名轼，字子瞻；一个名辙，字子由。“轼”和“辙”，都与车子有关：轼，是车厢前的扶手横木；辙，是车轮印儿。苏家又不是开车行的，为什么苏轼的父亲要给两个儿子取这样的名字呢？原来，苏轼的父亲觉得自己的大儿子性格张扬，容易吃亏，希望他内敛一些，像那才不外显的车扶手一样；小儿子比较朴实，希望他能像车轮印一样，有作为但不居功。知子莫如父，苏轼的父亲对两个儿子的优点和缺点看得很准，对他们未来的人生走向有着神一般的预判，也算是奇事一桩。
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虚岁十九的苏轼与十六岁的王弗成婚了，两人从此开启了神仙眷侣般的婚姻生活。第二年（1055），虚岁十七的苏辙也迎娶了年仅十五岁的小史姑娘。兄弟俩之所以早婚，是因为他们打算一同出川去京城考进士，把婚姻先稳定下来后，就能专心考取功名。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三月，苏轼和苏辙跟随父亲出眉州，走栈道，穿剑阁，越秦岭，历时两个多月，终于抵达了京城汴梁。八月开封府试，苏轼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中举，苏辙也榜上有名。第二年正月，当时的“文坛盟主”欧阳修担任礼部考试的主考官，苏轼和苏辙两兄弟又凭借超强的实力，双双进士及第。苏轼尤其幸运，其考试所作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了欧阳修的“关注 点赞 转发”，可谓深受赏识，这让苏轼立时爆红。从此，苏轼的新作品只要一问世，即可马上在京圈儿流传开来，被莘莘学子当作范文。后来，据说有人甚至因为喜欢他的文章而冷落貌美如花的娇妻，以至于闹出婚变。
遗憾的是，正当苏轼和苏辙在京城备考期间，他们远在眉山的母亲程老夫人不幸病逝。不过，噩耗传到京城时，科考已经结束了，好在没有影响到他们考试水平的发挥。但是，按照规定，在这种情况下，进士及第的兄弟俩不能马上做官，必须回乡为亡母守孝三年（实际上只有二十七个月），也就是“丁母忧”。这似乎是一种暗示：他们兄弟俩的仕途注定不会一帆风顺。
嘉祐六年（1061）八月二十五日，仁宗皇帝主持殿试，苏轼考了第三等（一等、二等空缺），相当于拔得头筹，是自有制科考试以来获得最高等次的第二人。苏辙则为第四等，也是极好的成绩。这一年，苏轼被派到凤翔，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是个从六品的官儿，正式开启了从政生涯。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苏轼遭遇了难以承受之痛——与他十年来相濡以沫的爱妻王弗不幸病故。第二年四月，父亲苏洵也在京城病逝，这真是祸不单行。按照规定，苏轼和苏辙扶丧归故里，在眉山守孝三年，他们的仕途再次中断。
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七月，丁忧期满。十月，苏轼续弦，迎娶王闰之。她是亡妻王弗的小堂妹，一位才貌双全的女子。这是苏轼的生命中另一位极为重要的女人。她陪伴苏轼走过了二十五年的风雨岁月，留下了另一段婚姻佳话。
熙宁二年（1069）二月，苏轼回到京城，正赶上王安石变法。苏轼的师友们，包括欧阳修在内，因为跟王安石的政治观点不同，都被迫出了京。苏轼“拥欧反王”，站到了改革派的对立面。
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受到改革派诬告排挤的苏轼，离开京城到杭州担任通判。在杭期间，他开始重视“流行歌曲”的创作，尝试填词，而且收获颇丰。在杭州，他遇到了生命中另一位重要的女人——少女王朝云，她是苏轼晚年的情感生活中最大的慰藉。
熙宁七年（1074）九月，苏轼离开杭州，北上密州担任知州。在密州，他迎来了自己文学创作的第一个小高峰，先后写下了《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江城子·密州出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一批名作。其中，《江城子·密州出猎》完全摆脱了传统词作柔婉妩媚的特点，树起了词风词格的一面新旗帜。
熙宁十年（1077）四月，苏轼南下徐州担任知州。到任才两月，他就带领徐州百姓夺取了抗洪抢险斗争的胜利，受到了朝廷嘉奖。这一次成功，充分体现了他的政治魄力和才能。
元丰二年（1079）四月，苏轼被调往湖州当知州。不久后，政敌李定等人故意从他的诗文入手，大做文章，指控他以文字毁谤君相、讽刺新法，将其拘捕下狱，这就是当时震动朝野的“乌台诗案”。好在有众多朋友出面帮苏轼说情，被关押四个多月后，苏轼被赦免了。他被下放到长江边上的黄州担任团练副使，但是不得处理公务，也不准到处乱跑。
黄州四年又四个月的劳动改造成就了一个更加成功的苏轼。在黄州，苏轼躬耕东坡自食其力，结交儒释道朋友，吟诗作赋，著书立说，达到了其文学创作的最高峰，留下了《念奴娇 · 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大量杰作，书画艺术日益精湛，人生境界也得到了极大提升，可以说是脱胎换骨。正如余秋雨所说：“黄州成就了苏东坡，苏东坡也成就了黄州。”
元丰七年（1084）四月，苏轼奉旨离开黄州，到汝州去的途中，他登庐山，写下了著名诗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游石钟山，写下了游记名篇《石钟山记》；过金陵时，专程拜望了早就远离朝廷并隐居在此的王安石，并消弭隔阂，达成和解。
元丰八年（1085）三月，哲宗即位，保守派重新掌权，苏轼迎来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春天。从当年五月到次年九月，他不断升迁，从登州知州一直升到翰林学士知制诰，实现了从正六品到从三品的超常规跨越。然而，由于苏轼的一些政见不受新党和旧党的待见，再加上党争愈演愈烈，于是，在京城的处境日益尴尬的苏轼不断递交申请，要求到地方任职。
元祐四年（1089）七月，苏轼回任杭州知州。在这里，他结交了许多朋友，写下了大量作品，为百姓做了数不清的好事，度过了一段惬意时光。他主持治理西湖，用挖出的湖泥筑起一道长堤，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苏堤”。
元祐六年（1091）三月，苏轼奉诏回京，升任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侍读，既是皇帝的秘书，也是皇帝的老师。然而不久，他又因为跟当权派政见不一而遭到围攻，因此他又多次申请到地方上任职。
元祐八年（1093）九月，一直提携苏轼的宣仁太皇太后高氏去世，哲宗亲政，新党上位，再度执掌大权，苏轼的人生便开启了一贬再贬的模式，从定州到英州再到惠州，最后到儋州，由北到南，从大陆到海岛。不懂的，还以为那是公费旅游；懂得的，知道那是从繁华到蛮荒的千里流放。
但是，苏轼却能坦然面对所遭受的不公，并努力把苦日子过得充实而甜蜜。在惠州，他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在儋州，虽然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但是他依然能够该吃就吃，该写就写，该玩就玩，硬是把“地狱”变成了“天堂”，过着“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的生活。
元符三年（1100）正月初九，徽宗即皇帝位，大赦天下，苏轼终于熬出了头，他奉诏渡海北归，返回大陆。正当人们都认为他很有可能重返中枢时，不料他却在常州不幸染病，而且日重一日。
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与世长辞，一个有趣的灵魂回归天国。
就在生命终结的前四个月，苏轼曾在六言诗《自题金山画像》中，以自嘲的方式对自己的一生做出了这样的总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纵观苏轼六十四年的人生历程，可谓起起伏伏，坎坎坷坷，四处漂泊，历经磨难。但是，他始终以一种积极昂扬的姿态去面对，一直保持着由骨子里透出来的纯真、豁达、浪漫，以及有趣。他每到一处，总能结交到赤胆真心的朋友，总能写出蕴藉心灵的文字，总能创作出诙谐幽默的故事。你会发现，他不仅能在诗词文赋画的艺术世界里大开大合，也能在烹煮炸卤炖的美食世界里大快朵颐，还能在耕酿筑修造的劳动世界里大显身手。
有趣的灵魂一半是山川湖泊，一半是烟火人间。与其说他的一生是动荡不安的一生，不如说是充满雅趣的一生。你会发现，他能昂首执管笔，也能俯身拾瓦砾。即使面对着残酷的人生，也能活出自己的人间清醒。
公元2000年，法国《世界报》组织评选“千年英雄”（1001—2000），全世界一共评出十二位，苏轼名列其中，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这个评选结果无疑是合理的。一个吃尽苦头却从来不曾低头的人，当然是英雄，是生活的英雄！
本书截取苏轼一生之中一个又一个精彩片段进行拼接组装，全方位立体地展示“千年英雄”苏轼别样的雅趣人生，在浅易中不乏诗意，在幽默中蕴含哲理，是献给广大青年朋友的修行参考书和写作素材库。
躬耕之趣：手不握笔，改拾瓦砾
“种稻清明前，乐事我能数。毛空暗春泽，针水闻好语。分秧及初夏，渐喜风叶举。月明看露上，一一珠垂缕。秋来霜穗重，颠倒相撑拄。但闻畦陇间，蚱蜢如风雨。新舂便入甑，玉粒照筐筥。我久食官仓，红腐等泥土。行当知此味，口腹吾已许。”
这是苏轼在黄州当农民时写下的诗句。春夏秋冬，不误农时，一个对农事十分熟稔的老农形象跃然纸上。 那么，一个地地道道文化人真的会把农田种好吗？
1
元丰三年（1080）二月初一，苏轼在大儿子苏迈的陪伴下，被御史台的两个差人一直押送到了黄州，开启了四年又四个月的谪居生活。
黄州，是鄂东长江中游北岸的一座古城。早在旧石器时代，境内的螺蛳山就已经出现了人类早期文明。春秋时期，著名的吴楚柏举之战就发生在这里。战国时期，楚烈王攻打鲁国，顺手牵羊把鲁国的附庸邾国也给灭了，并强令邾国国君和臣民内迁到黄州境内，重筑新城为邾城。秦始皇统一六国，将邾城作为衡山郡的郡治。这就是黄州古城的城市之根。黄州这个名称的出现约有1400多年。北周大象元年（579）十一月，北周行军元帅韦孝宽南下淮南，派宇文亮攻下黄城，相继占领今天的鄂东地域，改罗州为蕲州，设置永宁县（今武穴）；改南司州为黄州，设置黄陂县。北宋初年，黄州州城（黄冈县城）离开邾城遗址，向东南迁至江滨，也就是现在黄冈市区所在地。到了苏轼的那个时期，黄州还只是个下等州，相当贫困，条件艰苦，所以，朝廷经常把一些犯过错误的官员下放到这个地方，以示惩罚。
苏轼就是属于下放艰苦地区接受劳动改造的这种情况。在“乌台诗案”中，他虽然被免了罪，没有掉脑袋，但是神宗皇帝还是想给他点颜色瞧瞧，对他进行“特责”，就是特殊处理，授予他低级官阶：检校水部员外郎，具体的官职是“黄州团练副使”，类似于人武部副部长，而且神宗皇帝特地附加了限制：不得签书公事。这就是明确告诉苏轼，公家的事儿你甭管，安心给我待一边坐冷板凳去！
嗯，不要管就不管，倒落得个无为清静。所以，初到黄州的苏轼，心情不是很糟糕，甚至还有点小确幸，写出来的诗充满自我调侃的意味：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可是，在黄州真正过起日子来，苏轼就傻眼了。最现实的问题，一是没房，二是没钱。幸亏黄州城中定惠院的和尚慈悲，让他们父子暂住寺院，还免房租。可没钱就是大问题啊，特别是后来一大家子人都跟着到了黄州，二十几口人，要吃要喝，根本就扛不住。夫人王闰之精打细算，恨不得将一块铜板掰成两半花。夫妻俩想了一个节约的好办法——在家里严格实行经济计划，每月初一，将总开销4500钱等分为30串，挂在屋梁上，每天用画叉挑下一串来作为日开支，每天用度严格控制在150钱以内，如果当日有结余，就放进一个大竹筒里，以备额外的急用之需。150钱的购买力其实少得可怜，如果在京城，大约只能买到半斤多一点的酒。据记载，元丰二年，京城汴梁的酒价是每斤250钱。
日子过得如此艰难，苏轼迫切希望能够有一块自留地，种点粮食蔬菜补贴家用。第二年，他的这个愿望由朋友马梦得帮助实现了——向州府衙门申请到一块废弃的营地。
对于苏轼一家来说，这简直就是雪中送炭。
2
那块地，在黄州城东门外，面积还可以，有五十亩。宋代一亩约合今天0.974亩，五十亩将近32500平方米，足有四个半标准足球场那么大。问题是，这块地原先的用途是驻扎军队的，如果苏轼是用来搞个蹴鞠，或者赛个马什么的还行，但是，他现在要用来作耕地，就很麻烦，因为场地上土质板结，满是瓦砾，荆棘丛生，附近看不见水源。客观地讲，即便是极有经验的老农面对这样一块地，都会挠头犯难。
当然，苏轼也感觉头痛，但是他相信，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他首先给荒地来了个“星火燎原”，将场地上丛生的荆棘全部烧光。荆棘烧光后，意外发现了一口暗井，
这真是喜从天降的大好事，水源问题算是不用犯愁了。
接下来，就是对付那些瓦砾。苏轼丢掉读书人的矜持，以及官老爷的架子，搁下手中的毛笔，亲自带领一家人，搞集体劳动，男女老幼都俯下身子捡拾瓦砾。当看到被清理得干干净净的场地，苏轼虽然感觉很累，但是心里很满足。
苏轼也知道，这么大一片地，光靠人力开垦肯定不行，效率太低，便花钱买了一头耕牛，母的，黑色，取名为黑牡丹。有了耕牛，再加上马梦得、潘丙、郭遘和古耕道等朋友帮忙，这块地总算被开垦了出来。
至于如何栽种，苏轼心中早有盘算：在较低的湿地，种植粳稻，东边平地栽上枣树和栗树。不过，这时已是深秋，来不及种稻子，只能种麦子。麦种播下去，不到一个月工夫，地上就长出了绿油油的麦苗。这是苏轼没有想到的，心里自然高兴得不得了。
这时，一个有经验的老农告诉他，不要盲目高兴，这里面还有好多讲究嘞。苏轼听老农这么说，赶紧虚心求教。老农说，这麦子的苗叶，不能够让它长得太茂盛，要想来年有个好收成，必须趁早放些牛羊上去踩踏踩踏。
苏轼依言而行，第二年麦子果然获得了丰收，产出麦子20余石，换算一下大约是1184公斤，如果按照每人每天消耗0.4公斤计算，苏轼一家20口人大约可吃上148天。这可是不小的一笔收入啊！
当时，苏轼家里的大米正好吃完，米价又太贵，干脆就不吃大米饭了，改吃大麦饭。只是这大麦饭口感粗粝，咀嚼起来啧啧有声。苏迈、苏迨兄弟相互打趣说，这哪里是吃饭，简直就是嗑虱子，惹得全家人大笑不止。还是苏轼点子多，他让王闰之在做饭时，将大麦和小豆掺杂在一起，果然口感大为改善。王闰之把这种饭称为“二红饭”。
麦子的丰收给了苏轼极大的鼓舞，他决定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栽下了300棵黄桑，还有枣树和栗树等，后来，安徽霍山的朋友李常派人送来一批柑橘树苗，他也栽种上了。苏轼甚至还写诗给大冶的长老讨要桃花茶的种子来种。茶能够去腻消食，不能不种上一点，苏轼觉得自己想得好远，不禁自嘲道：“饥寒未知免，已作太饱计。”——我这肚子还没有填饱呢，就已经开始想着吃得太饱怎么办。
就这样，一座小型农庄基本建成。苏轼每天穿梭于田间地头，他头戴斗笠，手持耒耜，薅野草，拾瓦砾，辛勤忙碌，挥洒汗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皮肤被晒得黝黑，双手被磨得粗糙，俨然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在这种劳作中，他不仅有了外形的变化，而且内心世界也慢慢改变了。在这里，他无须蝇营狗苟，苟且偷安。在烈日下的庄稼地里，我们的苏轼是庄稼的守望者，那茁壮生长的庄稼让他看到了力量，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希望。曾经的屈辱、悲愤，在这一时刻全都转化为平淡。
3
正当苏轼在耕作中逐渐找到感觉时，突然发生了一个变故，差点让他的农庄停摆。
有一天，耕牛黑牡丹生病了，病得很重，奄奄一息，几乎要死。要知道，在传统农耕时代，耕牛是极其重要的生产资料，那时的人们认为，“有田无牛犹之有舟无楫，不能济也。”唐宋法律都明确规定，不管耕牛是否老弱病残，都不准屠杀，只有自然死亡的耕牛才可剥皮贩卖或者食用。所以，黑牡丹病倒真的是一件大事。
苏轼赶紧派童仆请来牛医。但是，这个牛医估计是医术不精，看了半天，也没有搞清楚黑牡丹究竟得的什么病。苏夫人王闰之听说黑牡丹生病了，还去请了牛医，以为肯定能药到病除。结果，她听说牛医不中，就亲自到牛棚来看。围着黑牡丹转了一圈，王闰之笃定地说：“黑牡丹这是发痘斑疮了，应当给它喂青蒿粥。”童仆不敢怠慢，迅速熬制了一大锅青蒿粥，给黑牡丹喂下。不久，黑牡丹果然就好了。
这王闰之，家庭妇女一个，过去一直以为她是青铜，原来她是王者。这件事让苏轼非常高兴，禁不住“发朋友圈儿”晒幸福——特地将这件事写信告诉章惇（当时，两人还没有翻脸，是关系不错的朋友）。
4
黑牡丹康复了，农场运转重新走上正轨。苏轼开始琢磨，应该给这个救一家于困窘的农场取个名字。究竟叫什么好呢？
文人取名当然不同于一般俗人。俗人不用典，也不顾雅，什么螺蛳店、总路嘴，往往张口就来，不过脑；文人则不同，总讲究个说道。要有说道，则会涉及历史掌故。苏轼这次给他的农场取名就是这样。他的农场位于黄州东门外，地势略高，形如坡，这就让苏轼想到了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当年，白居易被贬到忠州任刺史时，写过《东坡种花二首》，以及《步东坡》诗：“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同样都是被贬谪之人，居住地又同在城东，苏轼就用了白居易东坡种树这个典故，把自己的农场也叫作“东坡”，自称“东坡居士”。不得不说，这名号取得实在是好，既说明了自家农场的地理方位，又暗示了自己的贬官之身，更重要的，是向大文豪白乐天致敬。所以，东坡这个名号从此就成了苏轼最具知名度的“马甲”，人们更愿意称呼他为“苏东坡”或“东坡先生”。
这年冬天，苏轼又在东坡农场附近修建了五间房，墙壁上画满雪景，取名为“雪堂”，作为自己的家，凡是远道来看望他的朋友，都被安排住在这里。比如道士杨世昌、和尚参寥、画家米芾、琴师崔闲、奇人巢谷等，都曾在雪堂住过。
苏轼躬耕东坡，绝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而是下了功夫的实干、苦干和巧干。他每天都要到田间地头，薅地、除草、施肥，日晒雨淋，把自己搞得又黑又瘦，以至于他的侄儿苏安节到黄州来看望他时，竟然认不出他来。
东坡农场的成功经营，使得苏轼基本断绝了东山再起回京当官的念头，只想做个平安无事的黄州农民。他想再买一块地，进一步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元丰五年（1082）三月七日这一天，苏轼带着几个朋友，到距离黄州三十里的沙湖、当地人叫螺蛳店的地方去看田。要看的那块田地，位于山谷之间，卖地的人很懂推销之术，说他这块田地简直就是一块风水宝地，播下一斗种子，能产出十斛稻谷。苏轼当然不信他吹牛，就问为什么会有如此强悍的生产力。那人一本正经地解释道，此地连山都长有野草，能够起到很好的散水作用，另外此地一直没有种过五谷庄稼，地气未消耗，所以只要稍微翻耕一下，那生产力绝对是挡都挡不住。对于这样的农业生产的经验之谈，苏轼如获珍宝，赶紧拿小本本记录了下来。
在看完田回黄州的路上，突然下起了一场雨。他们出来时，本来是带了雨具的，后来觉得不会有雨，带着麻烦，就叫人先把雨具送回去了。这时，雨突然下了起来，同行的几个人忙着躲雨，搞得狼狈不堪。苏轼则不同，他是见过阵仗的，知道躲是躲不过的，不如安步慢行，认真体会被雨淋的滋味。过了一会儿，雨霁天晴，太阳从山头上照过来，苏轼禁不住为自己刚才的淡定而得意，回到家就写了一首名垂千古的词《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就是当农民经营农场的好处——昔日的“落魄楚囚”变成了现在的“淡定哥”。
5
苏轼在黄州经营东坡农场，于元丰七年（1084）四月结束，因为朝廷来了诏令，平调他到汝州，仍旧担任团练副使的职务。这三年的农耕生活让苏轼产生了很强烈的“农民情结”。在别黄州时，他通过一首《满庭芳》告诉黄州的父老乡亲：希望你们能够爱护雪堂前面我曾种下的那些柳树，不要轻易剪去那柔嫩的枝条，同时也请你们时常晒一晒蓑衣，为什么呢？因为在不久的将来，我还要回来的。回来干什么？当然是继续当我的农民呗！
不过，苏轼此去，终究是没有再回到黄州。但是，他的“农民情结”却一直没有放下。在政治得意时，苏轼因忙于当官写材料，顾不上想许多；政治失意时，苏轼的“农民情结”就会发生作用，让他不止一次产生过去乡下生活的想法。
元祐八年（1093），苏轼在定州任知州时，有一天到基层察访民情，他看到一些地方的地势低洼，泥土肥沃，联想到自己过去种稻子的情况，便责成专人到南方买回稻种，亲自担任农技员，深入到田间地头，向定州农民传授水稻种植和管理的技术，硬是把那些荒野水滩变成了水稻田。“水上白鹤惊飞处，稻田千里尽秧歌”，据说，河北地方戏曲“定州秧歌”就与苏轼有关。在定州时，苏轼曾写过好几首“插秧歌”。
除传授种稻技术外，苏轼还鼓励定州农民改良土壤，治理荒滩，植树造林。他非常喜欢大槐树，在他的“雪浪斋”前的小院里栽了两棵，东面那棵侧枝舒展，犹如凤凰展翅，叫“舞凤”；西面那棵挺拔高耸，犹如神龙游天，叫“神龙”，虽历经千载，至今仍枝繁叶茂，成了定州的一大景观。
被贬谪惠州时，苏轼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身体也不好，但是田间薅草拾瓦砾的事情还是经常做的。初到惠州时，他们住的是公房，后来被董必派人赶了出来，实在没有办法，苏轼和儿子苏过在城南南污池旁的桄榔林买了一块地，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建起五间新房，取名“桄榔庵”。住定之后，他雇人整治出一片菜园，不到半亩，他和儿子苏过一起，辛勤劳作。由于种植方法得当，他们常年都能吃到时令蔬菜。他说，很多时候夜半喝醉了，就煮菜解酒，“味含土膏，气饱风露”，爽得很，“虽粱肉不能及也”，真印证了他的两句诗：“人间无正味，美好出艰难。”——嗯，没错，幸福是靠自己创造出来的。
在惠州，苏轼还成功地做了一次农业技术大规模的推广工作。当年他被贬黄州时，在江对面的武昌（也就是现在的鄂州），发现农民插秧时普遍使用“秧马”技术，省力而且效率高。到了惠州后，他看见当地农民在水田里艰难插秧，“腰如箜篌首啄鸡”，实在是太辛苦了，就毫无保留地将“秧马”的使用技术传授给他们。为了推广这种技术，他亲自写作《秧马歌》，详细介绍了其形制、操作和效用。这种秧马，用木头制作，马腹一般用榆木或枣木，打磨光滑，马背用比较轻的楸桐木，马首高昂，用来挂秧苗。人坐在秧马上面插秧，极大地节省了体力，工作效率成倍提升，“耸跃滑汰如凫鹭”，可以日行千畦。在苏轼的努力推广，以及博罗知县林天和的配合改良与宣传下，惠州农民终于全都用上了秧马。
能够为农民的农耕事业做到这个份儿上，苏轼的可爱可敬就绝对不是虚的。
6
晚年的苏轼一直有个愿望，就是“买田阳羡吾将老”。
阳羡，就是现在的宜兴，地处洞庭湖畔，山水秀美，民风淳朴，盛产柑橘。苏轼多次经过阳羡，对这里情有独钟。在《归宜兴，留题竹西寺三首》中，他写道：“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剩觅蜀冈新井水，要携乡味过江东。”还有一首《菩萨蛮》，说得更直白：“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来往一虚舟，聊随物外游。有书仍懒著，水调歌归去。筋力不辞诗，要须风雨时。”苏轼甚至一度想在阳羡买一块地，建个橘园，再修一座亭子。他连亭子的名字都想好了，就叫“楚颂”，有向屈原致敬的意思。
只是可惜得很，造化弄人，虽然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厌倦了官场，但是他想当农民，想当一个属于阳羡的自由自在的农民的愿望，至死都没能实现。
断案之趣：这个大人有点儿暖
苏轼为官四十年，其为官之道的核心就是“民本”思想，但凡他手中有些权力，就总是想着多为老百姓办点事儿，解决实际困难，即便是在践行冰冷的法律条款的过程中，他也尽量表现出温情的一面，以至于很多案件的当事人都觉得：这个大人有点儿暖。
1
“老赖”是当今社会中被人所痛恨的一类人。然而，老赖并不是现代才有，古代的时候就有老赖这类人的存在，而且数量不少。熙宁四年（1071），苏轼任杭州通判时就曾审理过一起老赖的案子。
话说这天，有个布商到衙门击鼓告状，指控一家扇子店的老板为“老赖”，欠钱两千缗不还。这还了得？苏轼最见不得那些不讲信用的人，决定亲自办一办这个案子，要狠狠处理那可恶的老赖。
可是，当衙役把被告传唤到堂时，苏轼的心不禁咯噔了一下，只见那扇店老板面容瘦削，衣衫褴褛，甚是可怜。苏轼不觉就动了怜悯之心，他缓和脸色问道：“有人告你欠钱两千缗，可有此事？”扇店老板如实回答：“大人，我欠他钱是真，不过事出有因啊。前不久，我父亲去世，花了一大笔钱，再加上今春天气不好，一直阴雨绵绵，做好的扇子根本卖不动，积压在箱子里都快发霉了，实在是无力偿债啊。”
苏轼见他说话老实，在情在理，就说：“你马上回家取些扇子来，我自有办法帮你还债。”听说通判大人有办法帮自己还债，扇店老板既高兴又疑惑。高兴的是，通判大人乃朝廷命官，绝无戏言，还债定然有望；疑惑的是，如今天凉扇难卖，通判大人究竟会有什么法子呢？来不及细想，他急忙赶回家中，取来一批折扇。
苏轼逐一打开扇面，仔细看过，发现用料考究，做工精细，都是上等好货。于是，他挑出二十把，在案桌上展开，磨浓墨，蘸饱笔，一番点染勾画，然后题上“眉州苏轼”的落款。一切搞定后，苏轼对扇店老板说：“拿去吧，保你能够卖出好价钱。”
扇店老板顿时激动不已，半天说不出话。那时的苏轼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才子，由他亲笔题画的扇面，身价不知要翻高多少倍！果然，扇店老板拿着苏轼题画的扇子，从衙门出来，还未到家，沿途就被人抢购一空，每把一百缗，共得钱两千缗，正好还清欠债。
一桩老赖拖欠货款案，硬是让苏轼搞成了一场慈善拍卖。有意思的是，苏轼后来还把一件走私案搞成了特快专递。
2
元祐四年（1089），苏轼到杭州任知州，权力很大。他在当时算得上是一个老官吏了，对官场上的那一套自然了然于心，按常情讲，下面这个案子不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处理方式。
案子是这样的：有个叫吴味道（瞧这名字取的，跟苏轼的先祖苏味道叫一个名儿）的南剑州乡贡进士进京赶考，因为家里穷，没有路费，四乡八邻便凑份子帮他筹集了一笔盘缠。这个吴进士可能是穷怕了，也可能是受当时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寻思着趁这趟进京顺便挣点小钱，就没有守住读书人的底线，干起了夹带私货进行贩运的勾当。他用那笔盘缠中的一部分钱买了一批建阳小纱，准备到京城后脱手。但是，他粗略计算了一下，如果沿途被抽税，到京城就只剩下不到一半了，根本没有赚头。于是，他想了一个歪招——在那批货的外包装上写着“杭州知州苏轼封至京师苏侍郎宅”。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他是想冒用杭州知州苏轼的名义，向京城的苏辙寄送货物。这样做至少有两点好处：一是沿途不用缴税；二是没人敢检查。他本以为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不料百密一疏，写在外包装上的“苏侍郎”让他露了馅儿，被杭州的都商税务官当场扣下，押送到苏轼这里接受审理。原来，苏辙已于当年六月卸任吏部侍郎，改任翰林学士兼吏部尚书。这个吴味道并不知道这项人事变动，自作聪明地仍然写作“苏侍郎”。
按理说，这个案子的性质是相当恶劣的，吴味道不但逃税，而且还假借苏轼的名义走私。一般官吏处理起这样的案子来，必定是严惩不贷。但是，苏轼不是一般的官吏，他是一个佛系官员，也曾体验过一个寒士的艰难困苦。所以，当下属将吴味道押到跟前来的时候，苏轼看到此人一副寒酸模样，顿时心生怜悯之情，等到问清缘由后，苏轼更加心软，他实在不忍心因为吴味道一时糊涂犯下的罪过而去阻断他的前程。稍加思考之后，苏轼决定冒险担一次责——他派人在吴味道原来的包装上再加一层包装，亲自提笔写上这样一排字：“杭州知州苏轼封至京师竹竿巷苏学士收”，然后悉数交还给吴味道，并对他说：“前辈这回纵使走上天去也不用怕了。这次你如果考试顺利通过，请务必来杭州做客。”
吴味道做梦都没想到是这个结果，自己不但没有陷入绝地，反而逃出生天。他感动得涕泗横流，再三拜谢。据说，第二年，这个吴味道在考试顺利通过后，真的赶到了杭州，真诚地向苏轼表达了感激之情。
苏轼这次对吴味道的“违法不究”，以现代法治的眼光来看，当然是不行的。如果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看，则是值得点赞的。因为在人治时代，推崇的是“重教化而轻刑罚”，苏轼的做法，正好符合德政仁治的要求。
3
然而，一旦遇到了重大的案件，苏轼则一点都不含糊，该重罚时决不手软，该智取时比谁都精明。
宋有夏、秋两税之分。当时，浙西丝绢的质量是最上乘的，朝廷允许这里的民户以丝绢缴纳夏税，但是，有些奸猾的人为了减轻纳税压力，就以劣质的丝绢冲抵，还聚众极力阻挠收税官吏挑选识别。苏轼当了知州后，坚决制止这种行为，不料，竟然引发了一场两百人的聚众骚乱。他们涌入州衙，叫嚷着要知州大人出来给个说法，目的就是要苏轼同意维持原状，继续接收劣质的丝绢。
苏轼临危不乱，审时度势，首先做好了众人的安抚工作，将一帮人劝退，避免了矛盾升级恶化，紧接着，他派人查到幕后主使人是颜章和颜益两兄弟。这两人是地方恶霸，经常犯罪，苏轼决定严惩他们，将他们“法外刺配”，就是在脸上刺字，充军到远州恶郡之地。
遗憾的是，这宗案子最终在朝中御史的干预下，没有达到苏轼的预期效果，但是从整个案件的处理过程可以看出，苏轼对待盲从的民众和领头的恶霸完全是两种态度：对待民众，他柔和；对待恶霸，他刚猛。
如果说，在颜氏的聚众骚乱案中，苏轼是除恶务尽而不得，那么，他在密州处理的悍卒扰民案，则是一网打尽无后患。
熙宁七年（1074）十一月，苏轼到密州任知州。一到任后，他马上采取措施应对蝗旱灾情，还严厉打击盗贼。不承想，在严打的过程中，竟然发生了一件非常棘手的案子：山东安抚转运使得到情报，有一帮强盗正在密谋，打算劫掠密州的某个地方。为了打击强盗，官府派遣了三班使带领几十名强悍士卒，到密州来实施抓捕行动。这本来是件好事，当地政府官员都乐意配合。不料，这帮士卒的纪律观念太差，在地方上肆意妄为。为了邀功获利，有的士卒甚至将国家禁运物资故意放在居民家里，被发现时栽赃诬陷居民，结果引发了居民的愤怒。在一次争斗中，士卒不小心将一个居民杀死了。这帮家伙见事情闹大了，便畏罪逃匿。要知道，这帮家伙手里有武器，又受过军事训练，随时都有作乱的危险。至于怎么个作乱法，读者朋友不妨参看《水浒传》中方腊、宋江等人闹出来的动静。
事件发生后，老百姓集体上访，堵在苏轼的知州衙门前讨要说法。至此，案子变得越来越复杂，不仅涉及上级安抚转运使，还关系到原本就有争议的禁物认定，同时，士卒不小心杀害当地居民的事也需要处理，一旦处理失当，可能会引发士卒哗变和百姓造反。
尽管案情复杂棘手，但是苏轼处理得从容淡定，结果堪称完美，手段则出乎意料。史书上是这么记载的：“民奔诉轼，轼投其书不视，曰：‘必不至此。’散卒闻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对老百姓的投诉，苏轼故意装着不相信，看都不看一眼状纸，直接扔在地上，还说，“你们说的肯定不是真的，趁早回家洗洗睡吧！”苏轼的这招欲擒故纵很快就有了效果。那些逃匿的士卒真以为这位知州苏大人不会追究他们，都放下心来。苏轼这才召集他们一起开会，亮出人证物证，让他们无法抵赖，一网打尽，最终把这个案子办成了铁案，将这帮家伙全部正法。
通过这件案子的妥善办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苏轼不仅十分关心民生疾苦，还有令人佩服的办案技巧。
4
苏轼毕竟是个才华横溢的文人，在司法断案中，免不了偶尔展示一下自己的文学才华，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宋代的《绿窗新话》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杭州灵隐寺有个花和尚，名叫了然，他六根不净，过不了色戒这一关，对妓女李秀奴非常迷恋，经常花钱向她讨好求欢。天长日久，资财耗尽，连衣钵都败光了，成了真正的穷和尚。如此一来，李秀奴就不愿再接待他了，但是，了然色心不死，依然纠缠。有一天晚上，了然喝了很多酒，借着酒劲又去找李秀奴。李秀奴厌恶至极，就是不让他近身。了然恼羞成怒，就对秀奴动了手，不料出手太重，竟然将李秀奴打死了。这时，苏轼正在杭州担任通判，便审理了这起案件。案情简单，事实清楚，人证物证齐全，很快就结了案。然而有意思的是，苏轼在审问和尚时，发现他身上有刺青文身，写的是两句诗：“但愿生同极乐国，免教今世苦相思。”——好你个花和尚，好色不说，还如此明目张胆，不知羞耻，简直就是佛家败类！苏轼怒不可遏，提笔作《踏莎行》词，作为案卷上的判词。原词是这样的：
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上空持戒。一从迷恋玉楼人，鹑衣百结浑无奈。
毒手伤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
苏轼判罢，将了然和尚打入死牢，秋后处斩。
我国古代的判词，自西周开始传承于世，历经三千余年。在《吏学指南》中，对判词的定义是：“剖决是非，著于案牍，曰判。”判而成文，称为“判牍”，其文辞就是“判词”。自唐代以来，把“明法”作为科举考试的科目之一，判词更加得到重视，判词的优劣与否直接与官员的选拔挂钩。苏轼无疑是写作判词的高手，他对了然和尚的这篇判词，就是流传千古的名篇。
这个判词的开头非常直白，相当于对这个花和尚破口大骂，可见苏轼当时有多么愤怒。苏轼自小就与佛家结下了不解之缘，向来对那些身在佛门、不行佛事的人痛恨不已。称和尚为秃驴，是骂称，具有极强的感情色彩。在这篇判词中，苏轼虽然没有直接称“秃驴”，而是改称“秃奴”，但都是一个意思。
苏轼在徐州担任知州时，也遇到过一个与和尚有关的案子。有一天，一个名叫怀远的和尚到州府衙门告状，诉说自己被乡民殴打，请求知州大人做主。苏轼虽然心中有佛，但不等于没有原则地偏袒佛门中人，他讲求实事求是。所以，他马上派人对案情进行深入调查。结果，一调查就发现了问题，原来，这个怀远和尚之所以挨打，是因为他偷偷下山喝酒，喝得醉醺醺的，在回寺庙的途中碰见一个美女，就按捺不住，上前动手调戏猥亵，恰好被一众路过的乡民撞见，便将他一顿胖揍。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怀远害怕回寺庙后被寺规惩罚，就撒谎说自己被乡民欺负，企图恶人先告状，掩盖自己的丑行。他没有料到，苏轼不吃他这一套，给他来了个一查到底，把案情搞得一清二楚。
得知真相后，苏轼也是气不打一处来，提笔在怀远的诉状上写下十四字：“并州剪子苏州绦，扬州草鞋芜湖刀。”至于这十四字是什么意思，他也不明说，而是让怀远回去后自行感悟。
花和尚怀远虽然色胆不小，奈何文化不高，对苏大人的判词百思不得其义，只好向附近的一名私塾先生请教。那个老先生告诉他，这两句话其实是歇后语，没有说出的那半部分是三个字——
打得好！
5
我们今天来看苏轼的这些断案小故事，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苏轼的办案理念早在他当年进行人生第一大考时，就已经表露出来了。
在他那篇知名度和美誉度双高的满分作文《刑赏忠厚之至论》中，力主“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体现的就是民本思想。他认为，赏可以过，罚不可以过，赞成慎刑；“赏疑从与，罚疑从去”“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苏轼要求以仁义作为刑赏的标准。我们以现代人的角度来看，他的这些观点，涉及了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疑罪从无、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宽严相济等现代法学的很多方面。
难能可贵的是，在后来的执政过程中，苏轼努力把自己的理念贯彻到实践当中。通过上面的那些案例，我们发现，在执法过程中，苏轼从来都不是简单机械地执行法律，而是能够“因法便民”，把法律条款本身存在的不足而可能造成的损失降到最小，竭尽所能地让老百姓的利益最大化。
所以，民国时期的林语堂说苏轼是一位心肠慈悲的法官，真的是一点也没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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