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拥有一切
“你值得拥有。”经典的化妆品广告宣称道。“想做就做。”世界某著名体育用品公司恳切呼吁。我们源源不断地接受刺激与鼓动，要尽可能去享受更丰富、更持久、更多元的体验。庆幸的是，我们没有真的按这些广告宣传去做事，但这些口号无疑反映出了一种文化，它长期熏陶着我们的观念，鼓吹“尽可能多，尽可能快”。是啊，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既然我们可以选择，为什么要退缩？是时间和金钱的原因吗？ 20 世纪 90 年代，英国摇滚乐队皇后乐队（Queen）唱着“I want it all， and I want it now”（我什么都要，现在就要）。从那时起，歌曲颂扬的“想要更多”的追求与欲望就成了现代文化的主旋律。
而乐队主唱佛莱迪·摩克瑞的经历似乎也昭示着：人生苦短，及时行乐。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我们不能将就妥协！“我想拥有一切”已经成为一种世俗理想，我们必须申旦达夕，脚步不辍，决不能浪费当下这一刻。“carpe diem”（拉丁语，意为“活在当下”）已经成为最常见的文身词句之一；“人生只有一次”（You Only Live Once）的首字母缩略词 YOLO 在社交媒体上被广泛使用（误用）。我们彼此劝道：与其后悔你没做成某事，不如去做一件令你后悔的事；最糟糕的情况就是与某人某事永远错过。于是我们总在不停地刷新手机状态、足球比分、特价优惠等，只要是我们感兴趣的就绝不能错过。描述这一现象的流行缩略语 FOMO（Fear of Missing Out，错失恐惧症）也随之诞生。但一个人要单独搞定这么多东西可不容易，所以我们需要帮助。在亚马逊网站上输入“如何事半功倍”，你能搜到超过两千本书，比如《事半功倍：养成好习惯，继续前行》（Get More Done in Less Time — And Get On With the Good Stuff）；一个诸如“做到更多”的简单搜索居然显示超过 13 000 次点击，内容从《如何做得更多更好：提高生产效益的实用指南》（Do More Better: A Practical Guide to Productivity）到《高效时间管理：如何平衡工作生活并达成目标》（Do More in Less Time: How You Can Achieve Your Goals and Live a Balanced Life），不一而足。但如果你搜索的是与“少做
点”相关的书籍，数量则寥寥可数，更别提那些教你少做点，但多花时间精益求精的书了——在这个压力巨大的时代，放慢节奏，遵从内心去钻研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不正是我们最应该学习的吗？
问题是如何在这个充满选择与诱惑的世界里保持专注？毕竟劝诱无处不在：从街头广告到社交媒体，我们遭受着不间断的信息轰炸——“多去尝试、思考、体验、购买、消费吧！”然而我们的注意力是有限的。随着信息源的增多，注意力的分配竞争会变得愈加激烈。当信息铺天盖地而来时，我们很难分辨出当中真正的价值所在。我们尝试“上网冲浪”（20 世纪 90 年代的流行语），然而这股巨大的信息浪潮往往会呼啸着吞没冲浪者。我们拼命挣扎，也只能勉强将头部露出海面。现实是，我们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训练自身以各种方式尽可能多地增加体验上。快速放贷、特价优惠等吸睛广告释放着巨大诱惑。面对喜欢的电视连续剧、友好便利的点播流媒体服务，这些都让我们情不自禁地“再看一集”。人类这一物种基于邀请、诱惑、选择权和特价优惠等特征在社会上圈出了一方生态位，也创造了一种文化景观，但我们很少实践自我节制的艺术，勇敢地对这些华而不实的噱头说“不”——不仅个人，整个社会都缺乏这样的能力。正因如此，我才要写作这本书，向大家倡导张弛有度和适当舍弃的价值。
长期以来，我们的生活建立在过度消费、不设限的增长以及对自然资源的贪婪蚕食上，因此学会自我节制就变得十分必要。我将在正文中讨论这个主题。我们可以而且应当探讨由人类挑起的这场危机的确切细节，并且分辨出构成人类存在性意义的思想纲领。历史的教训历历在目，很多时候，人类都是在自作自受。本书正是基于这一事实提出预警：不要在过度的追求中走向反噬与自我毁灭。
张弛有度，学会舍弃——这不是什么反叛主流的生态乌托邦思想，而是传统哲学思想的主要支柱之一，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在当时，“节制”（希腊语为 sophrosyne）就已被认定为一种核心美德——换言之，它是任何道德活动的必要组成部分。古希腊人认为，只有掌握了舍弃的艺术，并在所有事情中贯彻张弛有度的原则，才能展现出其他诸如勇敢（而非鲁莽）、慷慨（而非过分慷慨）等美德。如果我们“什么都想要”，那就不可能在某个特定领域实现专长，从道德层面上说也是如此。同样，要想过上充实丰裕、精彩绚烂的生活，一定程度上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控制是必不可少的——当然，这不是受虐狂式的自我鞭笞，也不是当一名苦行僧，或是进行病态节食，这些从本质上讲都没有价值，而是把它当作我们尽力做到最好的先决条件，作为我们碰巧成为的个体，在我们碰巧所处的环境中，肩负我们碰巧应尽的责任。
现代心理学通常是基于自制力的实施来探讨张弛有度和严于律己，这种方法很重要。但在本书中，心理学层面的探讨只是数个相关维度中的其中一个。我将从这些维度中的五个维度出发，提出本书各章的总体论点。
首先，我将由政治维度出发，从集体层面来概述学会妥协的基本理由。地球的总体资源是有限的，但人口数量却在不断增长。近几十年来，各国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已愈发显现。如果我们想让尽可能多的人（最好是全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得学会自我节制的艺术，尤其是先进发达国家。
其次，我会从人类存在的意义层面论证。索伦·克尔恺郭尔用他略显煽情的文字写道，远离尘嚣并保持专注无外乎心灵的纯粹——“心灵的纯粹就是只想专注于一件事”。而诗人皮特·海恩则颂扬存在性反思（existential reflection），这意味着我们不应过分贪婪，想要拥有一切，而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一特定领域，以丰富生命的质感，而非活成无所寄托的虚妄。
接着，我会从道德伦理层面来进一步论述观点。道德伦理探讨的是我们与他人的关系，而这一章的基本观点是，只有我们愿意舍弃，以便所舍之物能为真正需要它的人所用，才能履行我们作为人类的义务。此处，经典的美德观——“节制”变得尤为相关，因为它是构成人类伦理生活的关键部分。
然后，便是心理学维度，这一章实际上是探讨如何进行自我控制的问题，以及解释在当前纸醉金迷、诱惑众多的消费社会中，拥有自制力变得愈发困难的原因。人类的精神生活似乎总是伴随着悲剧的一面，这个现象有时被戏称为“享乐跑步机”（Hedonic Treadmill）：一旦我们实现了为之奋斗的目标，相应成果的吸引力就会很快消失，我们就会变得习以为常、不以为然；紧接着，我们又会制定下一个目标，并投入奋斗。如此循环反复。这种对成就感与幸福感的追求只有在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一刻才会真正结束。我们得到的越多，想要的就越多。
现实中的例子数不胜数，有时或许你也会感到奇怪，为何有些人明明已经富可敌国，却还要做一个工作狂，为金钱利益呕心沥血，至死方休？我们能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吗？
最后，我会援引美学的观点来论述舍弃的艺术。简约至美——这是艺术和科学普遍赞誉的经典理念
清心寡欲，知足常乐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会探讨清心寡欲和知足常乐的价值。但对于习惯从成本效益分析和最优化角度思考的现代人来说，这几乎是一种亵渎。你可能会想：生活不应该是充分利用一切可用的资源，在尽可能多元的环境中获取最大利益吗？不一定。不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政治生态中，有时适当的“让步”和“吃亏”并不是什么坏事。政治哲学家罗伯特·古丁在他发人深省的著作《安定》（On Settling）中提到：在国家或团体之间发生冲突（包括战争）后，获胜的一方常会获得赔偿。但历史和政治研究表明，如果获胜方能够接受少于自己原本应得的赔偿金额，那么持久和平的可能性就越大。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获胜的协约国一方几乎不留余地地对战败的德国提出了巨额赔款要求 16——尽管这种对德国报复式的打击产生的历史影响尚未有定论（反事实 a 历史写作是出了名的困难），但是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由打击制裁引发的德国内外交困的窘境，为希特勒和纳粹的上台铺平了道路，从而间接地引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带来了巨大的人为灾难和人间悲剧。“一战”结束后不久，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警告人们：巨额赔款将导致“迦太基式和平”——该词源于罗马人在第二次布匿战争 a 后对迦太基人赶尽杀绝的暴行。如果我们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也试想如果协约国在 1918 年获胜后没有表现得那么冷酷和贪婪，那结果会不会有所不同。
凡事留人情，日后好相见。古代哲学家将这种宽宏大量的处事方法称作“梅奥内夏”（Meionexiab）。大多数政治思想家都认为，战后的规范目标不是盲目报复，而是公正地结束战争（jus post bellumc），这时“梅奥内夏”就显得很关键了。17 这一美德要求人具有成熟豁达的心智，以及懂得适可而止的分寸感。如果你想得到的东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你就很难舍弃它。政治学家本杰明·巴伯 a 在《蚕食》（Consumed）一书中痛斥了消费社会的种种弊端。在他看来，当今时代心智成熟的优点变得可遇不可求 18，这是因为消费社会使人类变得越发幼稚。还记得本书前言中提及的广告语吗？它呼吁我们要去拥有一切，而且现在就要拥有！巴伯向我们展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初期它只是围绕产品和商品的生产着力提高效率和可靠性，但到了后期——也就是现代的消费资本主义，它开始发掘需求和欲望。诚然，人们总是存在需求，但在过去经济发展一直致力于满足需求，而现在重点变成了创造需求。很多公司的广告预算已经超过了他们投入产品生产的成本——整部社会机器已经上好发条，不停地对我们进行洗脑：你现在拥有的不是最新的，也不是最智能的，所以它一点儿也不好。我们的欲望像个无底洞，贪婪地渴求更多的东西：新的、我没有的，我都要。我们大部分人都有过这种体验：我向往一部新车，甚至对它垂涎到痴迷的地步，但是当真正买下它时，便觉得好像也不过如此。于是，新车变成了新的“生活常态”，我发现我又想要一部别款的新车了。这种尴尬而幼稚的行为在当下突然变得合情合理，而曾经的陋习居然变成了美德——因为消费社会希望我们像孩子一样“什么都想要”。我觉得在此处使用“孩子气”一词对孩子而言并不公平，因为有证据表明，孩子们实际上是最慷慨的，他们对公平和公正有着强烈的感知能力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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