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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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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初中国白话文学研究及当代意义》以胡适的白话文学治学理路为视点，兼及同时代学人的学术研讨，试图从具体的史实入手，遵循“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的学术原则，从中国民间文学学科之缘起去追溯学科的本源和本质。以当时影响大的民间文学学术关键词，如“白话”“人的文学”等概念为切入点，展开对二十世纪初中国白话文学研究及当代意义的挖掘，兼有理论建构与学科建设的双重视角。本书依史立论，既有别于对史料作收集整理的研究工作，也不同于以论带史，抑或简单套用西方概念和术语，同时也有异于纯运思的理论演绎，而是强调史料分析与理论阐释的结合，希冀以此对中国白话文学理论和学科有新的认识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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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胡适作为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开辟者之一，其学术思想在多个人文学术研究领域起到了开拓和垂范作用。尽管没有专门的、系统的民间文学理论体系，但在为白话新文学追根溯源以及确立合法性时，胡适有许多涉及民间文学的思考及观点。
《二十世纪初中国白话文学研究及当代意义》对之进行了详细的归纳和总结，并放在20世纪民间文学研究的整体视域予以考察，选题富有学理价值，研究观点也多有开拓性。全书视野开阔，语言流畅，论述全面，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可供广大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及文学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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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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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玲（1966.10—），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民间文艺学、文学人类学和文学批评学等，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上海市社科基金项目等，出版著作、教材等十余部，发表论文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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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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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1
序二1
绪论1
一、 考镜源流1
二、 民间文学学术史扫描5
三、 胡适与中国民间文学研究13
四、 问题的提出与整体框架16
第一章学术探源： 从白话文学到民间文学23
第一节民间文学概念辨析23
一、 白话文学作为民间文学学科的理论前提23
二、 “folklore”概念解析28
第二节“白话”： 作为“民间”与“文学”的话语表述34
一、 “白话”概念的提出35
二、 对“白话”概念的阐释44
第三节白话： 作为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关键词61
一、 从民间话语表达到民间文学学科的确立61
二、 对民间文学历史地位的正名65
三、 对民间文学的文学地位的正名67
第二章民间文学的哲学背景与理论思考71
第一节胡适民间文学研究的哲学背景71
一、 关于胡适文学思想的哲学理论来源71
二、 胡适与康德的道德哲学73
三、 对自由与民主的阐释78
四、 活的语言和人的文学82
第二节想象的民间文学： 知识分子作为其生产者87
一、 “谁是知识的生产者”87
二、 想象的民间文学： 知识分子作为其生产者92
三、 想象的民间文学： 作为“复数”方式的“想象”和
“开始”97
第三节知识分子的介入： 是民间的消解，还是助力？101
一、 “走向民间”与“面向城市”102
二、 “活文学”与“死文学”104
三、 “学术的”与“文学的”107
四、 “西化”与“本土化”109
第三章自觉与不自觉的学科意识与学科实践115
第一节学科意义上的民间文学理论构想115
一、 学科意义上的民间文学概念115
二、 概念背后的理论预设120
三、 自觉与不自觉的学科意识123
第二节文艺复兴： 复兴民间文学之传统132
一、 胡适：“中国文艺复兴之父”133
二、 对民间文学传统的复兴137
三、 文艺复兴的本土化特色144
第三节民间文学作为文学的现代转型145
一、 关于文学现代转型时间点的争议146
二、 从起点到观点： 文学史展开的多元性150
三、 新的界碑： 民间文学视域下的中国现代文学152
第四节学科意义上的民间文学实践研究156
一、 神话研究161
二、 歌谣研究163
三、 方言文学研究166
四、 古史传说与有演变历史的小说研究169
五、 故事诗研究171
第四章民间文学方法论思考及影响174
第一节对胡适“十字真言”方法论的历史考辨175
一、 错位与误读： 基于哲学和实证下的方法论批评176
二、 “人造的假设”与约定论179
三、 假设演绎论与证伪理论184
第二节具有范式意义的方法论189
一、 “人人可以提出的假设”190
二、 “一个假设之前提”：“当以白话文学为正宗”194
三、 对“大胆的假设”的批评及对当下方法论的启示198
第三节民间文学中“箭垛式人物”研究201
一、 关于“箭垛式人物”概念201
二、 关羽： 民间文学中的“箭垛式人物”203
三、 关羽的“箭垛化”： 作为多民族文化建构的产物208
第四节传说故事与“滚雪球”式的情节研究213
一、 文类演变下的传说变迁与语境重置215
二、 跨文化背景下的传说变迁与语境重置220
三、 “滚雪球”情节研究方法的当下性225
第五章民间文学研究的当代意义227
第一节寻找“民族的诗”228
一、 民族精神与国家意识229
二、 民间文学的生活化与日常生活的文学化233
三、 辨风正俗与民间文学的文学研究236
第二节民间文学研究的文学史意义239
一、 意识形态化学院派特色240
二、 精英化学院派特色244
三、 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中的缺失与反思248
第三节从民间文学概念到理论的诸多思考254
一、 对民间文学概念的质疑254
二、 关于民间文学理论的种种争议256
三、 民间文学作为外来词265
四、 建立“地地道道的中国式的理论”268
五、 对胡适民间文学研究的批评276
结语285
附录一292
附录二306
主要参考文献310
后记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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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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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白话：我们日常生活的建构描述性整体概念
——李小玲《二十世纪初中国白话文学研究及当代意义》读后吕微
《二十世纪初中国白话文学研究及当代意义》是继《胡适与中国现代民俗学》李小玲： 《胡适与中国现代民俗学》，北京： 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以下凡引此著仅在正文中注明出版年代、页码。之后李小玲“胡适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之研究”的第二部曲，如果前者着重于对胡适学术思想中内涵的民间文学理论事实的“历史还原”李小玲： 《二十世纪初中国白话文学研究及当代意义》，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71页。以下凡引此著仅在正文中注明出版年代、页码。，那么后者则着力于胡适民间文学学术思想本身——特别是“白话”“白话文学”概念作为民间文学学科的“理论前提”“关键词”——能否实践地直观认识“我们”作为民众的普通文化日常生活“本真状态”(2022： 260)、“本真形态”(2022： 269)的现象学先验论价值还原，尽管前者已经蕴涵了后者，而后者仍然包含着前者。
一
在中国民间文学界，提起本学科的先驱者，少有人说到胡适，例如洪长泰《到民间去： 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第二章“开拓者”就只列了刘复(半农)、周作人、顾颉刚三个人的名字。当然，当年的胡适自己也无意于开创一门叫作“民间文学”的现代学科；胡适更看重的是自己作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功臣角色。但李小玲更愿意为胡适辩护，至少证成胡适也是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科之父，就像赫尔德是德国浪漫主义民间文学运动之父一样；而且不仅仅是精神之父，同时也是具体“尝试”民间文学研究的先行者。但如果我们进一步说，胡适开创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民间文学运动，又是胡适本人定会“不赞同”的，就像胡适“不赞同”新文学运动是启蒙主义运动一样，而这一点“不赞同”正是胡适定义中国现代新文学运动乃至中国现代民间文学运动的独特性与深刻性之所在。
胡适所谓“文艺复兴”不同于“启蒙主义”，也不同于“浪漫主义”，合并胡适与康德的话说，如果启蒙主义是开启民智，浪漫主义是想象“民情”甚至民德，那么文艺复兴就是“让公众给自己启蒙”(康德)，“人人可以提出［自己］的假设”(胡适，2022： 190、193、194)以“开启民智”(2022： 84)；由此构成了胡适与中国现代新儒学诸先贤自上而下的“亲民”理念不同的，原始儒学自下而上“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新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熹注：“程子曰：‘亲，当作新。’……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己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北京： 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页。“‘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安百姓’便是‘亲民’，说‘亲民’便兼教养之意。”王阳明： 《阳明先生集要》(上册)，北京： 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8—29页。理想。据此胡适原始儒学自下而上的“新民”理想，我们才可能更准确地判断中国现代文学之于古代文学的“质”的转折点，既不是“晚清”“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国元年”的“亲民”时间标准，也不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亲民”事件标准——这些标准都缺乏内在于文学自身而从旧文学向新文学转折的“‘质’的差异”(2022： 247)——而就是1917年1月《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发表的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有意的主张”(胡适，2022： 155)“新民”的实践标准，尽管“就胡适本人来说，他始终坚持新文学自1916年［与梅光迪讨论‘文学革命’］始”(2022： 24)。每一种文学史的显性叙述中都潜存着叙述者对文学现代转型的阐述视角，而通行版本的现代文学史无论是持“五四说”“新文化运动说”“民国说”还是“晚清说”“通俗文学说”，无一例外都忽视了民间文学对现代文学建立的意义，而民间文学文学价值的确认恰恰是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裂变的标志，是现代文学发生的起点。(2022： 146)正因为对民间文学的发现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改良革命的“质”的“界碑”(2022： 148)或“分水岭”(2022： 147)，胡适以起源于民间的大众文学、平民文学、俗民文学、通俗文学、白话文学的“活的文学”对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形式”(工具)规定性，与周作人以“人的文学”对中国现代新文学的“质料内容”(目的)的规定性相辅相成，才构成了“创造出具有民众性和民间性即民俗学学科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学”(2007： 50)的“民间”逻辑起点。而中国现代文学“文化民主”(汉森，详见下文)运动的胡适式“白话文学”“活的文学”形式规定性逻辑起点，据李小玲的研究，竟起源于胡适童少年时代无意识接受的原始儒学“新民”观念与青年时代有意识接受的康德哲学“自由”理念的“无缝对接”(2022： 6)。
浸润于本土传统儒家伦理学的中国士人在思想上接纳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实践哲学)，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不乏其例，中国民间文学的先驱者胡适、周作人都未出其外。对胡适来说，从父亲胡传的“言传”和母亲冯顺弟“身教”的儒学氛围中授受的诸如“歉让”“容忍”的品德，构成了他“生命的永恒底色”(2007： 34)——“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2007： 35)——“胡适从平凡普通和农家出身的母亲身上，看到了民众的伟大和不凡。或许可以说，胡适的平民意识和民众观念的最初基原是由他人生的第一位老师——母亲铺设的”(2007： 36)；而胡适那早年去世的父亲“给胡适留下了两本充满理学气息的自编四言韵文书(《原学》《学为人诗》)，亦成为胡适最早的启蒙教材”(2007： 45)。为人之道，在率其性。求仁得仁，无所尤怨。因亲及亲，九族克敦；因爱推爱，万物同仁。(2007： 45)“《学为人诗》宣传了仁爱之心、推己及人、人人平等友爱的思想”(2007： 45)，“中国传统文化中潜藏的民主基质”(2022： 73)、儒家学说“民主主义的思想精华，培养了［胡适的］一种宽于待人、严以律己的人生态度”(2007： 46)。在李小玲看来，正是“母体文化或本土文化”(2007： 58)决定了胡适最终选择和吸纳了具有普遍性价值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前基础和前理解”(2022： 74；2007： 58)条件。［胡适］满怀热情欣然接受的，是那些他的早期教育已为他奠定下根柢的思想，而且，他只是吸收了与他到美国之前虽未坚定于心却也显露端倪的观点最为合拍的那些当代西方思想……也只是证实和强化了他已经有了的思想。［美］ 格里德： 《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鲁奇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6页。“正是那个因为接触新世界的科学、民主、文明而复活起来的人本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传统］中国”(欧阳哲生，2007： 83)让当年初到美国的胡适旋踵之间就把自己思想的目光首先投向了康德(2022： 73)，而不是首先投向杜威——此前几乎没有人认真看待胡适与康德的思想联系(2022： 73)，李小玲对“这一段史实”(2022： 74)的重新发掘令人耳目一新——正像胡适自己说过的：“我对他［厄德诺］以道德为基础的无神宗教十分折服，因为事实上这也是中国留学生所承继的中国文明的老传统。”(胡适，2022： 74)厄德诺是“伦理文化运动”新宗教的发起人……“这一新宗教的基本观念是相信人类的品格和人类本身的行为是神圣的”。而他［厄德诺］的这一思想又起自康德，是“康德的抽象观念具体化”。胡适也说，从厄德诺的语录里“很容易看出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和康德哲学的至高无上的道德规律对他［厄德诺］的影响”。……在胡适的留学日记里，记录了很多条厄德诺语录，如：“精神上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参互交错的关系。就是爱。……”这些格言凸显了爱与道德的力量，肯定了道德的存在是作为人为自己立法的自律存在，强调通过个体的道德完善，学会尊重他人，看重他人的价值和作用……胡适在1915年2月1日给韦莲司的信中，提到自己受到康德思想的影响：“无论是对你自己，还是对别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将人道本身视为一个目的，而不仅仅是个手段。”他概括这句话的中心思想为：“尊重每一个人，并将这种感觉升华为一种敬意。”这无疑就是康德宣称的“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表述和观念的翻版。……对人与人之间乃至对人本身的一种判断和认识，即对每一个独立个体的绝对尊重乃至敬意。(2022： 74—75)而且，即便在接受了杜威“实验主义”即英美式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思想之后，对自由主义理想，胡适也始终没有放弃；同时，胡适也先于五四同侪同人，更准确地理解了自由的深意：“民主的生活方式，在政治制度上的表现，好像是少数服从多数，其实他的最精彩的一点是多数不抹杀少数，不敢不尊重少数，更不敢压迫少数，毁灭少数。”(胡适，2022： 81)“其得力所在，全在一‘恕’字，在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八字。”(胡适，2007： 63)美国七年的留学生活，让胡适一方面满怀敬意地认识了康德对人的自由本性的先验设定，另一方面又满眼惊异地直观了以自由为原则的民主制度的经验性实践。美国国民对政治的关心和热情及美国民主政治体现出的平等平权的意识给予胡适极大的心灵震动。……他在1912年参加过许多次政治集会，在一次有诸多教授到场的集会上，令他惊奇万分的是此次大会的主席竟是学校里的一位管楼工人，“这种由一位工友所支持的大会的民主精神，实在令我神往之至”。……尤令他［胡适］感触颇深的是议会成员的组成，“会员一为大学教习，余皆本市商人也”。其中有雪茄烟商、煤商和建筑工师等。现任市长是大学女子宿舍执事，前任是洗衣工，现在做洗衣店主人。胡适不由感叹“其共和平权之精神可风也”。(2007： 62)也许，这些美国经历都唤醒了胡适的早年记忆，让胡适想起了只给他留下了两本启蒙读物的父亲和“对我本身垂久影响”的母亲。朱子记陶渊明，只记他做县令时送一个长工给他儿子，附去一封家信，说：“此人亦人子也，可善遇之。”……“长工在家里跟小孩一样的称呼别人，家里待他称呼客；当作家中人一样的看待。……我检阅我已死的母亲的生平，我追忆我父亲对她毕生左右的力量，及其对我本身垂久的影响，我遂诚信一切事物都是不朽的。……伏念先母一生行实，虽纤细琐屑不出于家庭闾里之间，而其至性至诚，有宜永存而不朽者。……那英雄伟人可以不朽，那挑水的、烧饭的，甚至于浴堂里替你擦背的，甚至于每天替你家掏粪倒马桶的，也都永远不朽。”(胡适，2007： 46、40、36)这就是胡适。在胡适身上，故土的、传统的东西和异域的、现代的东西“无缝对接”；而胡适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乃是因为本土的、传统的文化与异域的、现代的文化各个包含可以相互贯通的普世价值。正是因于本土、传统与异域、现代的普世价值之间的纯粹综合，青年的胡适“激情满怀”：“少年中国相信民主，相信通向民主之唯一道路就是拥有民主……所以她现在必须拥有民主。他［胡适］反复申明民众自决是民主政治的根本要义，充满了对民众智慧的自信。”(胡适，2007： 65)“民主的真意，‘就是承认人人各有其价值，人人都应该可以自由发展’，‘民治制度的本身便是一种教育，人民初参政的时期，错误总免不了，但我们不可因人民程度不够便不许他们参政。人民参政并不需多大的专门［理论］知识，他们需要的是参政的［实践］经验。民治主义的根本观念是承认普通民众的［普通］常识是根本可信任的。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这便是民权主义的根本’。胡适的潜台词很明确，只要民众享有了自治政府制度，他们就知道怎样执行这些制度。……我们甚至可以说，高度的民众自觉意识正是胡适发动文学革命的逻辑起点和思想基础。”(胡适，2007：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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