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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本书聚焦金融科技、数字金融、金融创新与监管、数字货币等近几年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作者以理性、冷静的视角思考了金融科技的实际发展和应用情况,探讨了科技如何更好地解决金融业需求以及金融功能的相关问题,并基于金融制度和业务逻辑给出针对性的建议。极具启发性和现实意义。
作者对金融与科技的关系、金融科技应用的瓶颈、金融科技政策顶层设计的关键方向、未来全球新型货币和中国应对等问题的探讨和思考,对于相关监管者、研究机构和金融人士未来更好地应对挑战具有现实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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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经过狂飙突进式的创新试错洗礼,金融行业对技术的可能性与局限性有了更为深入的认知,金融科技的应用创新、制度建设以及监管机制都在逐渐步入理性而有序的发展阶段。
本书作者基于数字技术对金融行业的影响,从科技进步与人类未来、金融科技的本质与模式、金融业务的创新与监管、银行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以及数字货币发展演进等方面,理性剖析了数字技术为中国金融创新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指出了金融科技、数字经济在发展之中可能产生的风险与误区,并为科技、金融与监管三者之间如何更好协同发展提供了可行的解决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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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刘晓春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副院长。
本科毕业于上海财经学院(现上海财经大学)金融系。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农业银行系统,曾是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国际业务部三人筹备组成员,后独立筹备了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营业部。1997年4月,任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国际业务部副总经理。1999年10月,调任中国农业银行香港分行副总经理,负责香港分行的业务经营。2004年4月,任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2010年7月重返香港,任中国农业银行香港分行总经理。2014年7月加入浙商银行,任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行长,为进入转型阶段的浙商银行制定了“全资产经营战略”。2018年4月辞任浙商银行行长,2019年1月加盟上海新金融研究院任副院长。
刘晓春在银行业磨砺30余年,具有丰富的业务实操和管理经验,对于金融科技的创新发展与现实问题有着全面和清醒的理解。擅长立足自身实践与思考输出独到的观点。作品发表于《中国金融》《清华金融评论》等期刊以及多家主流媒体,著有《一位银行家的管理笔记》,与人合著了《我国中小银行资产负债管理转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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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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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科技发展与人类未来
共同富裕与金融向善 / 3
第四产业、虚拟经济与火星生活/12
信息不对称与平台经济 / 20
科技平台与人类社会的和谐相处/31
智能合约与数字货币和数字账户/44
人类的未来不是元宇宙,元宇宙的未来会是什么 / 51
技术进步如何影响我们的就业 / 58
第二章 金融科技的冷思考与新思路
数字普惠金融的未来 / 67
数字普惠金融的中国方案 / 76
农村金融的迷茫与破题 / 86
消费金融的本质与风险管理 / 97
金融科技与高估值幻觉 / 104
创新结算模式,促进金融科技的颠覆性应用 / 110
第三章 金融业务的创新与监管
民间借贷适用法律的逻辑 / 121
监管必须直面金融科技新课题 / 128
中小银行“避雷”指南 / 136
是时候重新审视银企关系了 / 142
银行理财子公司应该做好自身定位 / 151
重新审视金融业务创新与监管 / 155
数字社会的数据公共治理何解 / 164
第四章 银行数字化转型新课题
银行数字化的逻辑与原则 / 175
银行应用金融科技的方向 / 183
数字化转型之对公业务新课题 / 190
银行如何适应供应链金融新发展 / 206
数字化转型之内部管理新课题 / 216
第五章 数字货币与国际清算体系
数字货币离真正的货币还有多远 / 229
中国央行数字货币的七大猜想 /240
开拓数字货币技术的更大空间/252
中国数字支付可能遭遇的挑战 /259
SWIFT 系统、国际清算系统和数字货币 / 263
建设跨境清算新体系 /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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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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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经过20年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之所以说是新的阶段,首先,是金融科技面对的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前,可以说已经进入了数字化时代,虽然数字经济、数字生活、数字社会还在深化发展的过程当中,但数字化已经实实在在地展开了,这与前20年是完全不同的。其次,在经历过狂飙突进式的创新试错洗礼之后,金融科技无论是在应用创新,还是制度建设、监管机制上,都进入了理性、有序的发展阶段。此时的金融行业对金融科技和数字技术都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更加理解技术的可能与局限,对技术的未来发展也有更加美好的展望,也逐步认识到不同金融领域的特殊性和社会性。
技术的创新与技术应用的创新,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对于应用来说,在乎的是技术在业务创新中的可用性,而不是技术创新。作为银行管理人员,关心的是新技术是否有助于更好地创新金融业务、是否有助于降低成本、是否有助于赢得客户、是否有助于提高效率、是否有助于管理风险等。所以,所谓试错,是试新业务的错,而不是试新技术的错。既然是应用数字技术对金融业务进行创新,我们就必须真正理解金融业务,理解目前发展形势下金融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分析和总结前 20 年金融科技发展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畅想未来可能创新发展的金融新领域。数字技术要真正在金融创新中落地,而不能就技术论技术。
我们对科学技术的未来、应用,可以有无限的想象,但只有在技术被真正地应用以后,人们才会发现,完全超乎想象。一方面是许多想象中的应用并没有实现,或并不被人们接受;另一方面是更多的应用并没有出现在当初浪漫的想象中。最终,人们发现再怎么超乎想象的应用,实际上也不是不可想象,因为它们都符合一定的规律。新技术的应用,会带来新产品替代老产品,新业务模式颠覆旧业务模式,新行业冲垮旧行业的现象,但这些都只是产品、模式、行业的形式变化,至少在经济领域和金融领域,技术不可能改变经济规律和金融逻辑。
当你认识到金融业务创新中的许多问题不是金融科技能解决的时候,你才会发现更多金融科技可以真正发挥作用的领域。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要特别感谢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资深研究员、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先生。肖主席对金融科技和智能金融的建设有着非常全面、深入的研究,给了我很多启发,这次拨冗作序,更是对我的极大鼓励。
此外,我还要特别感谢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处的廉薇女士和孟凡钰女士,她们设计了本书的框架结构,参与了本书所有稿件的编辑,并负责出版的协调与沟通。尤其是廉薇女士,不仅用心确立了本书的定位,策划了选题,更重要的是,一年多来,她对我的不懈催促和耐心交流促进了本书的完成。没有她们的努力与坚持,出这本书,对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我相信,她们的这些工作,技术是不可替代的。
刘晓春
2022年6月9日星期四
《共同富裕与金融向善》 共同富裕,是政治选项,而非单纯的经济选项。中国共产党人说“不忘初心”,就是庄严的政治承诺。改革开放初期,面对百业待兴的特殊情况,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目的就是让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人将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这个承诺是一贯的, 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背景、战略和措施。
现在,“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阶段性目标已经实现,同时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但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在前一阶段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程度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共同富裕就是要实现让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人“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并且对共同富裕的目标和实现的方式给出明确的定义。
共同富裕是一个逐步达成的过程,只能在发展中逐步实现,也就是通过创造增量财富来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共同富裕,不是平均富裕,也不是同步富裕,不可能靠对存量财富的“均贫富”来实现。
共同富裕不是单纯的个人或家庭货币收入上的富裕,而是包括人民享受公共福利和公共服务的富裕,更是人的全面发展意义上的富裕。所以,二次分配、三次分配,不是杀富济贫,不是通过二次分配、三次分配把货币直接转移支付给个人或家庭。
要创造更多的财富,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进一步推进市场发展与科技创新,发挥金融在市场中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
正因为有市场、有金融,人类才更需要探索共同富裕之路。市场、金融和科技一样,也创造了巨量的财富,使得地球能够养活越来越多的人,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但很遗憾,市场、金融、科技却并没有给人类社会带来共同富裕,无法消除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和贫困现象。也就是说,市场、金融、科技,对人类发展的总体作用和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不同群体、不同个人的作用是不同步、不同向的。
市场固然有其自身的逻辑,但市场不是人类社会中的真空存在,它与人类政治、文化、军事等根本就没有边界。市场的运作原理在理论上可以自洽,但在现实中却需要与政治、文化、军事等相互作用。就市场来说,供需会因为价格的变动而平衡,或者说,供需的失衡会导致价格的变化,价格反过来影响供需,最终达至均衡。但从不均衡到均衡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瞬间。当市场失衡时, 各市场主体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都不会单纯去等待市场均衡,他们的一切行为既是经济的,也是社会的。因此,在市场达到均衡前整个社会有可能就已经 失衡了。所以,“看得见的手”之所以出手,往往并不是因为政府要干预市场,实在是“无形之手”挑逗的。但经济学家却总是归罪于“看得见的手”。
“劳动者的普通工资……劳动者盼望多得,雇主盼望少给。劳动者都想为提高工资而结合,雇主却想为减低工资而联合。”“雇主的人数较少,团结较易。加之,他们的结合为法律所公认,至少不受法律禁止。”“据说,工人的结合常常听到,而雇主的结合却很少听到。可是,谁要是因此认为雇主实际很少结合,那就未免昧于世故,不了解这问题的真相了。雇主们为使劳动工资不超过其实际工资率,随时随地都有一种秘而不宣的团结一致的结合。”这可以说是一种自然结合。“对于雇主的这种结合,工人们往往也组织对抗的防御性结合。”“他们的结合,无论是防御性的或是攻击性的,总是声闻遐迩。为求争点迅速解决,他们老是狂呼呐喊,有时甚至用极可怕的暴力。他们处于绝望的境地,铤而走险,如果不让自己饿死,就得胁迫雇主立即答应他们的要求。这时,雇主也同样喧呼呐喊,请求官厅干涉,部分因为雇主较能持久,部分因为大多数劳动者为了目前生计不得不屈服,往往以为首者受到惩罚或一败涂地而告终。”这些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叙述。
趋利避害,这是人的本性,也是市场机制的根本推动力,这是经济学所谓的理性人假设。实际上,人类的许多发明创造、灾难动荡、战争革命,都是由这个根本动力推动的。本性,是天然的,无所谓善恶。因此,市场、金融、科技,其本身也无所谓善恶。趋利,无论对国家、族群、机构还是个人来说,都是正常、理所应当的。某人或某机构趋利行为的结果,一般是对自己有利,但是否对他者有利、对社会有利,则不是确定的,甚至在一定情况下,对自己也不一定有利。有时,一个市场参与者所得之利,可能远远低于其他人或者社会的损失。这就是再发达的市场经济体依然存在贫富分化,不得不有社会福利制度的缘故。
金融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和许多科学发明相比也不遑多让,它与文字、哲学等一样对人类社会发展及生活影响甚巨。金融的本质就是债权债务(股权实质上就是永续债),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逐利行为。然而,因为逐利,又往往背离信任,与信任形成拉扯,或在信任与欺诈之间徘徊。金融加快了社会财富的周转速度,加速了社会资本的积累,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科技的进步、财富的加速创造。同时,也因为这样的机制,金融给社会带来了财富集中和收入差距扩大的困境。因此,我们无法单纯地用道德来定义金融的好与坏,善与恶,我们固然可以评判创造金融者或应用金融者,也可以评判金融的结果,但没有办法对金融本身进行好与坏, 善与恶的评判。
市场、金融,如同科技,它们不是洪水猛兽,而是人类社会的天然伴生物,是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决定性要素,人类无从回避, 恐怕也不能消灭它们。我们要实现共同富裕,依然需要市场、金融和科技的助力。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必随一国收入和资本的增加而增加。”“然而,使劳动工资增高的,不是庞大的现有国民财富,而是不断增加的国民财富。因此最高的劳动工资不在最富的国家出现,而却在最繁荣,即最快变得富裕的国家出现。”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共同富裕只有在社会财富的不断创造中才能实现,一个停滞发展的社会是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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