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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自卑感，是人类改善自身处境的动力之源，是人类追求优越感的原动力。在《自卑与超越》中，阿德勒首创“自卑情结”一词，阐述了自卑感的行成及其对个人成长的影响，教导个人如何超越自卑感，将自卑感转变为对优越感的恰当追求，从而超越自我、活出生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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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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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 ，生于1870年2月7日，逝于1937年5月28日），奥地利精神病学家。人本主义心理学先驱，个体心理学的创始人，曾追随弗洛伊德探讨神经症问题，但也是精神分析学派内部第一个反对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体系的心理学家。著有《自卑与超越》《人性的研究》《个体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自卑与生活》等，他在进一步接受了叔本华的生活意志论和尼采的权力意志论之后，对弗洛伊德学说进行了改造，将精神分析由生物学定向的本我转向社会文化定向的自我心理学，对后来西方心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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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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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章生活的意义
不同的人，会赋予生活不同的意义，每个人所赋予的意义中，或多或少都有错误。谁也无法掌握生活的终极意义，而且我们还可以说，任何能够发挥实际作用的意义，都不会百分之百错误。所有的意义，都位于全对和全错这两个极端之间。
第二章身体与心智
从生命之初开始，直到生命终结，心智和身体共同成长、共同发展，作为整体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互相合作。心智如同发动机，带动着它在身体中能够发现的所有潜能，帮助身体寻找能够征服困难的安全位置。在每个身体动作、每个表征、每种症状里，我们都能看出心智的目标。
第三章自卑感与优越感
一定程度上，我们所有人都有自卑感，因为我们都有希望改善的某种处境。如果能保持勇气，那我们就会用唯一直接、务实、令人满意的方法——改善处境——去努力消除自卑感。没人能长期忍受自卑感。我们所陷入的紧张状态，会迫使我们采取行动。
第四章早期记忆
早期记忆尤其重要。首先，早期记忆中有生活方式最初的源头和最直接的表征。我们能据此判断某个孩子被溺爱还是被忽视，接受了多少与他人合作的训练，愿意和什么样的人合作，面对过什么样的困难，又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的。
第五章梦
人人都会做梦，但明白其意义的人，却寥寥无几。这其实是很令人惊讶的，因为梦毕竟是人类心智的普遍活动。人类一直对梦感兴趣，一直希望理解梦的意义。很多人觉得，他们的梦有深刻的含义，觉得梦奇怪而重要。
第六章家庭影响
与孩子的斗争，永远是失败的斗争：永远不可能通过斗争，逼迫或争取孩子进行合作。在这样的斗争中，最弱的人总是最终的胜利者。如果我们所要求的东西，他拒绝给我们，那么这个东西是不可能用强制的方法获得的。如果我们认识到通过强制的力量不可能赢得合作和爱，那这个世界上要省却很多无用的努力，也不会出现那么多矛盾。
第七章学校影响
学校老师的任务是发现孩子们的困难、纠正父母的错误。他们发现，有些孩子为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做好了准备，他们在家里已经受到过训练，对其他人有兴趣。有些孩子则没有准备好，如果个体面对问题却又没做好准备，那他就会犹豫、退缩。
第八章青春期
父母越要证明他还是个孩子，孩子就越要对抗，以证明自己是大人。在这样的斗争中，慢慢形成了一种对抗的态度。这时候，我们就有了典型的“青春期逆反”。
第九章犯罪及其预防
罪犯之所以不同，不在于他的努力程度，而在于他的努力方向。如果我们明白，他之所以朝那个方向努力，是因为他没有理解社会生活的要求、不关注他的同类，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他的行动容易理解了。
第十章职业
有些人试图逃避职业问题，不工作，或者去做人类共同利益之外的事情。但是，我们总会发现，他们躲开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索取同类的支持。他们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靠着他人的劳动而过活，自己却不作出贡献。
第十一章人与同类
人类最古老的努力，就是加入同类的大军。正是因为对同类的兴趣，我们这个物种才取得了进步。在家庭的组织中，对他人的兴趣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发现自人类有史以来，就有在家庭中聚集的倾向。
第十二章爱情和婚姻
爱情，以及爱情的完成形态——婚姻，是对一位异性伴侣最亲密的奉献，表现在身体吸引、志同道合、生儿育女等方面。很容易看出，爱情和婚姻是合作的一种形式，不仅是为了两个人的福祉，也是为了全人类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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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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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生活的意义
不同的人，会赋予生活不同的意义，每个人所赋予的意义中，或多或少都有错误。谁也无法掌握生活的终极意义，而且我们还可以说，任何能够发挥实际作用的意义，都不会百分之百错误。所有的意义，都位于全对和全错这两个极端之间。
人类生活在意义的世界。我们体验的，不是纯粹的事物；我们是在事物对我们的意义中，去体验事物的。从一开始，经验就受限于人的目的。“木材”，指的是“与人类相关”的木材；“石头”，指的是“作为人类生活要素”的石头。如果有人竟想抛开意义，只专注于事物，那他会非常不幸。他会将自己与他人割裂开来；他的行为于己于人都将毫无用处，换句话说，他的行为没有意义。然而，任何人都无法抛开意义。我们在经历现实之时，总会赋予其意义；我们所经历的，不是现实本身，而是经过解析后的现实。因此，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推定，这种意义总是没有完成的，或多或少都不完整，甚至可以说这意义永远无法达到绝对正确。意义的世界，就是错误的世界。
如果问一个人“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他可能无法作答。大多时候，人们懒得去问这种麻烦的问题，也不愿意回答。诚然，自人类有史以来，这个问题就存在；即便现在的年轻人——当然老年人也一样——也常常突然发问：“生活是干什么的？有什么意义呢？”不过，我们可以说，他们只有在经历了失败的痛苦之后，才会提出这个问题。倘若生活一帆风顺，前方没有艰难险阻，他们是绝不会问出这个问题的。但是，在行动上，每个人必须提出这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听其言，只观其行，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人都有着自己的“生活意义”，并且他的一切姿势、态度、动作、表征、举止、期盼、习惯以及性格特征，无一不与其“生活意义”相吻合。他似乎能依靠对生活的某种解析而采取行动。他的一切行为中，都暗含着对世界、对自身的某种阐释。他似乎已经下了判词，“我就是这样的，世界就是那样的”。他为自身、为生活都赋予了意义。
不同的人，会赋予生活不同的意义，而且如前所述，每个人所赋予的意义中，或多或少都有错误。谁也无法掌握生活的终极意义，而且我们还可以说，任何能够发挥实际作用的意义，都不会百分之百错误。所有的意义，都位于全对和全错这两个极端之间。然而，生活的意义虽五花八门，我们仍能够判别，有些回答好一些，有些回答差一些，有些错误很多，有些错误较少。那么，那些比较好的有什么共性，比较差的又缺少什么呢？我们可以去总结发现。用这种方法，我们可以获得一种科学的“生活意义”，用它来衡量那些“真”的意义，用它来应对与人类相关的现实。同样，我们得记住，所谓“真”是对人类而言的，即对人类的目标和意图而言。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真”；就算另有“真”存在，那也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无法了解，对我们也没有意义。
有三种主要关系，人人都有，人人都要考虑。一个人的现实，由这三种关系构成。他面对的一切问题，归根到底都是这三种关系。他必须回答，因为这些问题会一直追着他，而他的答案则体现了他个人对生活意义的理解。
第一种关系是，我们生活在地球这个可怜行星的表层，而不是别的地方。我们受限于此，无法超出居住地所能提供的可能性范围。我们的身体和心智都必须发展，以便在地球上继续生存，并保证人类的延续。这个问题，人人必须作答，谁也逃脱不了。无论做什么，我们的行为都是对人类生活境况的反应。我们认为何者必要、何者妥帖、何者可能、何者可取，在行动上都有所体现。人类是生活在地球上的生物，我们是其中一员，任何答案都受到这一事实的限制。
现在，只要考虑一下人类身体的脆弱以及我们所处的不安全的环境，我们就能看到，为了自己的生活，为了人类的福祉，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找出好的答案，找出有远见、有道理的答案。这种情况，就像我们面对一道数学题一样，必须努力寻找解答。不能轻率随机，也不能胡乱猜测，而是要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持续不断地努力。我们无法找到某个终极答案，十全十美、一劳永逸；但我们仍然要竭尽所能，去寻找最接近的答案。无论是好是坏，是优是劣，我们都被束缚在地球这个可怜行星的表面上，这是事实；我们必须尽力去找更好的答案，而且我们的答案必须以这一事实为基础。
这就引出了我们的第二种关系。人这一物种，并非只有我们自己。我们周围尚有其他人，我们生活在与他们的关联之中。作为个体的人具有弱点和局限，因此不能在孤立之中完成自己的目标。如果有人想独自生活，一个人去解决他所面对的问题，那他就会灭亡。他无法延续自己的生活，也无法延续人类的生活。因为自身的弱点、不足、局限，他总要与他人发生关系。为了自身的福祉，为了人类的福祉，他必须迈出这最重要的一步——与他人建立联系。因此，要解答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就必须考虑这一关系。我们活在与他人的关联之中，独自生活则会灭亡，我们的答案必须以此事实为基础。我们生活在这个星球上，必须与同类合作，以延续自己的生活、延续人类的生活，这是我们最为重要的问题、意图和目标，若要生存，连我们的情感都必须与此相协调。
除此之外，我们还受到第三种关系的束缚。人类有两种性别。个体生活与共同生活的存续，必须考虑这一事实。爱情和婚姻的问题，即属于这第三种关系。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要给出答案，无法逃避。人们面对这一问题所采取的行动，便是他们的答案。人类可以尝试多种不同的方法，从每个人的行动中，可以看出他认为用哪种方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这三种关系，提出了三个问题：找到某个职业，以保证我们在地球自然环境的局限下存活；找到我们在同类中的某个位置，使我们能够合作并分享合作带来的好处；我们生活在两性之中，人类的存活和延续依赖于我们的爱情生活，因此我们还要找到某个方法，以适应这一事实。
个体心理学所应对的所有生活问题，都可归入以上三个主要问题之中，即职业、社会与性。就个体生活来说，对这三个问题的反应，无一例外体现了他内心中对生活意义的理解。举个例子。假如有个人，爱情生活不完整，工作上不努力，也没有什么朋友，觉得和同类交往是件痛苦的事情。依据他生活中的局限和约束，我们可以下个结论：他觉得活着是一件困难而危险的事情，机会很少，失败很多。他有限的行动，可以理解为如下判断：“生活的意义是，保护自己免受伤害，在自己周围筑起堡垒，让自己躲开灾祸、全身而退。”
换个角度，我们假设有另外一个人，他的爱情生活是一种亲密而丰富的合作关系，工作中做出了有用的成绩，有很多朋友，且和同类的交往广泛而富有成效。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可以做如下结论：他觉得生活是一项创造性的任务，机会很多，失败都可以补救。他有勇气面对生活中的所有问题，这可以理解为如下判断：“生活的意义是，对我的同类感兴趣，成为整体中的一部分，为人类的福祉做出自己的贡献。”
这样，我们就可以找出“生活的错误意义”的共同标尺，以及“生活的真正意义”的共同特征。一切失败者——神经症患者、精神病人、罪犯、酗酒者、问题儿童、自杀者、性反常者、妓女——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缺乏同伴情感和社会兴趣。面对职业、友谊和性这三个问题，他们没有信心通过合作加以解决。他们赋予生活的意义是私人的：他们的目标如果达成，对其他人没有好处，他们的兴趣也不会超出其自身。他们的成功，不过是某种虚幻的个人优越感，他们的胜利也只对他们自己有意义。有些杀人犯承认，手里拿着一瓶毒药，有掌握权力的感觉，显而易见，他们只在向自己证明其自身的重要性，在其他人看来，拥有一瓶毒药似乎并不能让他们具备更高的价值。私人的意义，实际上就是没有意义。意义只能在交流中存在：只对某一个人有意义的话，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的目的和行动也是这样，其唯一的意义，就是对他人的意义。每个人都在努力获得价值，但人的总体价值，在于对他人生活的贡献，不明白这一点，必定会犯错误。
有一则轶事，说的是某小型宗教团体的一位领袖。一天，她将信徒们召集起来，告诉他们下个星期三是世界末日。人们信以为真，于是他们卖掉地产，抛开尘世的种种事务，激动地等待着领袖所说的末日。星期三过去了，可什么也没发生。星期四，他们一起来要求解释。“看看我们现在的困难吧，”他们说，“所有能给我们安全的东西全都丢了。我们遇到人就说，星期三世界末日要来了，他们笑话我们，但我们并不气馁，反复强调这是永远正确的权威人物告诉我们的。可是，现在星期三过去了，我们周围的世界却还是好好的。”
“可是，我说的星期三呢，”这位女先知回答，“并不是你们的星期三。”通过这种方法，通过私人的意义，她顶住了别人的挑战。私人的意义是绝对禁不起测试的。
一切“生活的真正意义”，都是共同的意义，即他人可以共享和接受的意义。对于生活中的问题，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必然同时也会为他人扫除障碍，因为我们看到，某些共同的问题成功得到了解决。甚至连天才都可以简单定义为“极其有用”：大家认可某个人的生活对大家极有价值，这时候我们才会称他为天才。这样的生活所体现的意义就是：“生活的意义在于为整体做贡献。”我们说的不是人们自称的动机。我们不听他们自己怎么说，我们看结果。如果一个人成功地解决了人类生活中的问题，那么从他的行动上看，他似乎已充分而自觉地认识到，生活的意义在于关心他人，在于合作。他的每一个行动，似乎都发自他对同类的兴趣；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会努力通过符合人类福祉的方式去克服。
也许很多人觉得这是全新的观点，他们可能怀疑，我们赋予生活的意义是否真的应该是贡献社会、关心他人、与同类合作。他们可能会问：“那么，自己怎么办？如果一个人总考虑他人，总是关心他人的利益，那他个人的利益不会因此受损吗？至少对一些人来说，若要获得个人发展，难道不应该为自己考虑吗？我们当中有一些人，难道不应该先学着捍卫自己的利益、强化自己的个性吗？”我相信，这类看法错误颇大，问题也是伪问题。如果某个人类个体，在赋予生活意义之时，希望做出贡献，如果他的所有情感都指向这一目标，他自然会将自己调整到适合做贡献的最佳状态。他会让自己适应这一目标，他会训练自己的社会情感，并从实践中获得技能。既然有了目标，训练就顺理成章。这时候，也只有这时候，他会开始发展自己，以解决生活中的三个主要问题、提升自己的能力。我们不妨以爱情和婚姻为例。如果我们关心伴侣，努力想让对方的生活更轻松、更丰富，那我们当然会发挥可能范围内的最大潜力。相反，如果我们以为只能在独立真空中发展个体，没有目标、不做贡献，那我们只会把自己变得不可一世、令人生厌。
贡献是生活的真正意义，由此我们还能获得另一个启发。今天，如果我们看看周围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我们能看到什么呢？能够留到今天的，都是他们对人类生活所做的贡献。我们能看到开垦了的耕地，能看到公路和房屋，看到他们的生活经验以各种方式传递下来：传统、哲学、科学、艺术以及他们应对人类境况的技能。留下这些成果的，都是为人类福祉做贡献的人。那么其他人呢？有些人从不合作，他们赋予生活以不同的意义，只会问“我能从生活中得到什么”，这些人现在怎么样了呢？没能在身后留下任何痕迹。他们不仅离开了人世，连他们的整个生活都是徒劳的。好像我们的地球曾这样告诉他们：“我们不需要你。你不适合生活。你的目标和努力没有未来，你所重视的价值、你的心智和灵魂，都没有未来。你走吧！不需要你。死去吧，消失吧！”如果赋予生活以合作之外的其他意义，那么最终要面临的裁决就是：“你没有用处。谁也不需要你。走吧！”当然，在当下的文化中，我们能找到很多缺陷。发现缺陷的地方，我们就必须改变，但改变要能进一步推进人类福祉。
古往今来，明白这一点的大有人在。他们知道生活的意义是关心整个人类，并努力推动社会兴趣、努力去爱。所有宗教中都能看到对人类救赎的关切。人类所有伟大运动，都是人们在努力增加社会兴趣；在这方面，宗教是最了不起的努力之一。然而，宗教常常被人误读。现在，宗教已经做了很多工作，除了更扎实地致力于这一共同任务之外，很难想象用什么方法还能更进一步了。个体心理学用科学的方式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并提出了科学的方法。我相信，这是前进了一步。科学增加人类对于同类的兴趣，相对于其他政治或宗教运动而言，也许能够更加趋近这一目标。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但目标是相同的——增加对他人的兴趣。
我们赋予生活的意义至关重要，它要么是护佑我们的天使，要么是阴魂不散的恶魔。因此，我们必须搞清楚生活的意义是如何形成的，不同的意义区别何在，如果其中有大错误又该如何纠正。这些问题显然极其重要，这就是心理学的领域，而不是生理学或生物学——即弄清楚各种生活意义，以及它们对人类行为和人类命运的影响，从而增进人类福祉。
在孩子身上，我们也能看到对“生活意义”的探索。连婴儿都在努力估量自己的能力，以及他在周围群体生活中所占的分量。到五周岁的时候，儿童已经养成了统一而确定的行为模式，即他自己面对问题和任务的独特方式。对世界、对自己有什么期待，他已经有了最深刻、最持久的确定理解。此后，他便通过稳定的统觉系统（scheme of apperception）去看这个世界，先对经验进行解析，然后才会接受，而且他的解析总会与最初赋予生活的意义相吻合。就算这意义有严重错误，就算我们应对问题和任务的方法常常带来不幸和痛苦，要放弃也绝非易事。要纠正“生活意义”中的错误，只能通过分析做出错误解析的具体场景，认识到错误所在，并修正统觉系统。在极少数情况下，个人受迫于错误方法所产生的后果，也许能修正他赋予生活的意义，或能凭一己之力完成改变。然而，一般人是绝不会这么做的，除非他面临社会压力，或者发现守着旧方法只会走进死胡同。大多情况下，要修正旧方法，最好有他人协助，协助者须在理解生活意义方面受过训练，能共同寻找最初的错误，并提出一种更加恰当的生活意义。
儿时的场景可以用不同的方法进行解析，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童年的不愉快经历，可能被赋予完全相反的意义。有些人不会专注于过去的不愉快经历，除非从中能看出今后补救的方法。他会想：“我们必须努力消除那些不幸的情形，让我们后代的处境有所改善。”另一些人呢？他们会想：“生活是不公平的。好的总是归了别人。既然世界曾那样对待我，那我为什么要对世界好呢？”有些父母就是这样对待孩子的：“我小的时候吃了这样的苦，我熬过来了，他们凭什么不能？”还有一些人会想：“我小时候不幸，所以现在做什么都应该被原谅。”这三种人的解析，会明白无误地体现在行动中；如果不改变解析，他们的行动绝不会改变。正是在这一点上，个体心理学突破了决定论。任何经验都不是成功或失败的导因。经验的震撼——即所谓的“创伤”——不使我们痛苦，而使我们从中抽取适合我们目的的东西。我们赋予经验以意义，并以此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且，当我们以具体经验作为未来生活的基础时，其中很可能会有些错误。意义不是由环境决定的，我们赋予环境以意义，从而决定自己的命运。
然而，童年中的某些情形，极易导致有严重错误的生活意义。大多失败，都来自遭遇此类情形的儿童。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器官有缺陷、婴儿期内患有疾病或残疾的儿童。他们负担过重，很难会觉得生活的意义在于做贡献。除非身旁有人将他们的注意力引导到其他事物上，鼓励他们对他人发生兴趣，否则他们很有可能只专注于自身的感受。久而久之，他们会将自己和周围的人作比较，从而更加沮丧。在我们当下的文化中，同类的怜悯、奚落和回避，甚至可能会强化他们的自卑感。在这些情形下，他们有可能将自己封闭起来，失去参与共同生活的希望，认为自己遭到了世界的切身羞辱。
器官有缺陷或腺分泌物异常的儿童面临特殊困难，我想我是第一个对此进行描述的人。这一科学领域已取得罕见成绩，但其发展方向却与我的期待相去甚远。从一开始，我就致力于寻找克服困难的方法，而不是找个理由，把失望的责任扔给遗传或身体状况。器官上有缺陷，难道必然会导致错误的生活方式？腺分泌所产生的效果，每个人都不一样，没有哪两个孩子是完全相同的。我们经常看到，有些孩子能够克服这种困难，并且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培养出了罕见的有用能力。在这方面，个体心理学可不会给各种优生学计划做广告。很多为我们的文化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杰出人士，小时候都有器官上的缺陷。他们往往体弱多病，有的早早离世。但他们奋力拼搏，去克服身体上和外在环境中的种种困难，进步和新的贡献往往都来自这些人。奋斗让他们更强大、走得更远。我们无法从身体上判断他们的心智发展以后是好是坏。然而，迄今为止，小时候有器官或分泌腺缺陷的儿童，绝大多数都没有受到正确的训练，他们的困难没有得到理解，所以他们大多只对自身感兴趣。在早年遭受器官缺陷的儿童中，我们发现了大量的失败案例，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第二种常常导致错误生活意义的情形，是孩子受到溺爱。孩子惯于宠溺，就会觉得自己的愿望就是律法。他没有努力，便得到了不该得到的特殊待遇，所以慢慢会觉得特殊待遇是他与生俱来的权利。结果，如果遇到其他情形，他不再是注意力的中心，他的感受不再是别人考虑的主要目标，那他就会非常失落，他会觉得全世界都亏欠了他。他受到的训练，让他期望获得，而不是付出。他没有学会面对问题的其他方法。别人对他唯唯诺诺，以至于他失去了独立能力，不知道自己的事情可以自己去做。他只对自己感兴趣，从来没有学会合作的用处和必要。遇到问题的时候，他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对别人提出要求。在他看来，他必须重新获得特殊的待遇，必须迫使别人承认他是个特殊人物，要什么就得给什么，他觉得只有这样他的境况才能得到改善。
受到溺爱的孩子长大以后，也许会成为我们社群中最为危险的群体。其中有些人会大肆宣传他们的“善意”；有些为了获得控制他人的机会，甚至会变得非常“可爱”。但是，以普通人的身份，通过合作去完成普通人的任务，他们是不干的。还有一些人会公开反叛。一旦无法轻松获得习以为常的温暖和服从，他们就会觉得别人背叛了他们。他们认为社会怀有敌意，因此要找所有社会成员报仇。这时候，如果社会表现出对其生活方式的敌意（这几乎是必然的），他们就会把这敌意看作新的证据，证明自己受到了亏待。由于这个原因，惩罚总是没有效果的，惩罚只会证实他们的想法：“别人都反对我。”但是，被溺爱的孩子无论是拒绝合作，还是公然反叛，无论是通过柔弱去控制他人，还是通过暴力去报复他人，实际上都是在犯同一个错误。我们的确发现，有些人在不同时间会使用这两种方法，但他们的目的还是同一个。他们认为，“生活的意义就是，当第一，让别人承认自己是最重要的，我想要什么就得到什么”。只要赋予生活的意义不变，他们所采用的每一种方法都会是错误的。
第三种容易出现错误的情形，是孩子遭到忽视。这样的孩子从不知道爱和合作是怎么回事，他对生活的解析，也就不包含这些友好的因素。可以想见，面对生活中的问题时，他会夸大困难，低估自己在他人好心协助下克服困难的能力。他小时候发现社会对他冷漠，因此觉得社会以后会一直冷漠下去。他不明白其实可以通过对他人有用的行动，去赢得别人的喜爱和尊重。他会怀疑他人，也无法信任自己。没有利益关系的、单纯的喜爱，是任何其他经验都无法替代的。母亲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让孩子体验到一个值得信任的他人；随后，她应该放大、拓展这种信任感，使其覆盖孩子全部的生活环境。如果她第一个任务——让孩子对她产生兴趣、喜爱她、愿意与她合作——失败了，孩子就很难产生社会兴趣和同伴情感。每个人都有对他人发生兴趣的能力；但这种能力必须得到培养和练习，否则其发展便会受挫。
如果有某个纯粹的典型，能够代表所有受到忽视、仇恨或冷落的儿童，那么我们很可能发现，他完全不知道合作的存在，他孤立、无法与他人交流，一切有助于他在与别人交往中生活的东西，他都全然无知。不过，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在这种处境下的个体会死亡。任何儿童只要能够活过婴儿期，就证明他得到了一定的照顾和关注。因此，我们面对的不是受到忽视的儿童的纯粹典型，我们面对的儿童只是得到的关注比较少，或者在某些方面受到了忽视，在其他方面却没有。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说，受到忽视的儿童没能完全找到一个值得信赖的他人。我们文明中一个令人难过的事实是，那么多生活的失败来自孤儿或私生子，总体上我们不得不将这样的孩子归入受忽视儿童之列。
以上三种情形——器官缺陷型、溺爱型和忽视型——很容易产生错误的生活意义，处在这种情形下的儿童都需要帮助，以修正他们面对问题的方式，帮助他们获得更好的生活意义。如果我们留意这种情况——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关注他们，并且我们在这方面受过训练——我们就能够在他们所做的每件事情上看出他们赋予生活的意义。梦和联想或许有用，无论是梦中的生活还是醒来的生活，人格是一样的，不过梦中社会的压力不急迫，人格显现中的防范和隐藏就少一些。但是，要快速了解个体赋予自身和生活的意义，最有用的方法是通过他的记忆。任何记忆，无论他本人觉得多么微不足道，都代表着对他来说值得记忆的东西。之所以值得记忆，是因为那体现了他所想象的生活。那记忆对他说“这就是你应该期望的”，或者“这就是你必须躲避的”，或者“这就是生活”！同样，我们必须强调，经验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经验一直留存在记忆中，并被用来强化他赋予生活的意义。每个记忆，都是一份备忘录。
早期儿童记忆尤其有用，能帮助我们弄清楚个体对待生活的特殊方式已持续多久，他对待生活的态度最初是在什么情况下形成的。最初的记忆尤其重要，因为如下两个原因：第一，其中包含着对个体及其环境的最基本判断，那是他第一次对外部现象进行评估，第一次比较完整地认识自己以及环境对自己的要求；第二，这是他主观上的起点，是他为自己所杜撰的自传的开篇。因此，我们从中常常发现，他一方面觉得自己处于某个脆弱、不足的位置，另一方面又将强大、安全当作目标和理想状态，两者形成对照。个体所说的最初记忆，究竟是不是他能够记得的人生第一件事情，甚至他所记忆的究竟是不是真实的事件，这些对于心理学来说并不重要。记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所记之事被“当作”如此，是因为它们对现在和未来生活的解析和影响。
我们不妨举几种最初记忆作为例子，说明一下由记忆固化下来的“生活意义观”。“咖啡壶从桌上掉下来，烫到了我。”这就是生活啊！女孩以这句话开启她的自传，我们并不意外地发现，她一直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无助感，倾向于夸大生活中的危险和困难。如果发现她心里批评别人没有照顾好她，我们同样不必惊讶。让那么小的孩子暴露在那样的危险之中，肯定有人非常粗心！
另一个人的最初记忆，也呈现了类似的图景。“我记得三岁的时候从婴儿车上掉了下来。”他的最初记忆还伴有一个常做的梦。“世界末日要到了。我半夜醒来，发现火光满天、一片通红。星星都坠落下来，我们撞上了另一颗行星。可是就在撞击前那一刻，我醒了。”问他是不是怕什么东西，这位学生回答说：“我怕我这一生不会成功。”显然，他的最初记忆和常做的梦打击了他，强化了他对失败和灾难的畏惧。
一个十二岁的男孩来到诊所，因为他尿床，而且经常和母亲发生冲突。他的最初记忆是这样的：“妈妈以为我丢了，跑到街上大声喊我，她非常害怕。我一直躲在屋里一个柜子里面。”从这份记忆中，我们可以读出这样的信息：“生活的意义是，通过制造麻烦来获得他人注意。可以通过欺骗来获得安全感。我遭到了忽视，但我可以哄骗别人。”他的尿床也是一种手段，为了让自己成为他人焦虑和关注的中心，母亲为他感到担心、焦虑，也证实了他对生活意义的解析。同前面的例子一样，这个男孩之前已经形成了印象，觉得外面的世界充满着危险，认为只有别人为自己担惊受怕的时候，他才会安全。只有通过这种方法，他才相信，如果他需要，别人都会在那儿随时随地保护他。
以下是一位三十五岁女性的最初记忆：“三岁的时候，我走下地窖。黑暗中，我站在台阶上，一个男孩，我的表兄，比我大一点儿，开门跟在我后面。我很怕他。”根据她的最初记忆，我们也许可以推断，她那时候可能不习惯和别的孩子们玩儿，和异性交往可能感到特别不自在。我们猜她是家里唯一的孩子，我们猜对了。而且，她三十五岁了，却仍然未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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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有人陪伴，并不一定证明对他人有兴趣。我们问一个女孩她的最初记忆是什么，她回答：“我在和我的姐姐玩儿，还有另外两个女孩。”从这一陈述中，我们当然能看出一个孩子正在学习社会交往。不过，当她提到她最害怕的事情时，我们又获得了新的理解。她说：“我怕别人丢下我一个人。”这时候，我们要留意缺乏独立性的迹象。
我们一旦发现并理解了个体赋予生活的意义，就有了打开他全部人格的钥匙。有时候人们会说，人性不变，但只有从未找到正确钥匙的人才持有这种立场。正如前文所述，任何观点或治疗方法，如果不能找出原初的错误，都不能算成功。改善的唯一可能，就是学习一种更加合作、更加勇敢的对待生活的方式。要防止神经症倾向的发展，唯一的方法就是合作。因此，培养、鼓励孩子们进行合作极其重要，应该让孩子们通过共同的任务和共同的游戏，与同龄的孩子们一起，自行寻找解决方法。阻碍合作，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例如，一个受到溺爱的孩子，学会了只对自己感兴趣，上学以后会将对他人的漠视带到学校。他对课程不感兴趣，除非他觉得能借此获取老师的欢心；他对别人的话不感兴趣，除非他认为对自己有好处。等他慢慢长大成人，缺乏社会情感的灾难性后果会日益明显。当初，第一个错误发生时，他就停止了责任和独立的培养；现在，面对生活，他却没有应对任何考验的能力。
我们不能因为他的缺陷而责怪他，我们只能在他刚刚感受到缺陷所带来的后果时，努力去帮他进行补救。如果一个孩子从未学过地理，我们就不能指望他这门课考出好成绩。同样，如果一个孩子未受过合作训练，当他面临需要合作训练的任务时，我们也不能指望他能正确作答。生活中的一切问题，都需要合作能力才能解决。一切任务，都必须在我们人类社会的框架之下，以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方式，才能顺利完成。个体只有理解了生活的意义在于贡献，才能勇敢地去面对困难，才有获得成功的希望。
如果老师、家长、心理学家都搞清楚赋予生活以意义的过程中可能犯下的种种错误，如果他们自己不犯同样的错误，那么我们相信，那些缺乏社会兴趣的孩子会慢慢意识到自己的能力，意识到生活中的各种机会。一旦遇到问题，他们也不会停止努力或者去走捷径，不会试图逃避或者把包袱甩给别人，不会要求别人对他们特别地好、特别地同情，不会感到羞辱并试图报复，不会问：“生活有什么用处呢？我从生活中得到了什么呢？”相反，他们会说：“我们要创造自己的生活。这是我们自己的任务，我们有能力去完成。我们是自己行为的主人。如果要创造新的东西，或者替换旧的东西，那我们得自己去做，别人没这个义务。”如果用这种方式对待生活，把生活看作独立个体之间的合作，那么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就有无限发展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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