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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一、历史畅销书作家吕峥,继《明朝一哥王阳明》之后重磅力作。
本书聚焦万历、天启和崇祯所处的明末时期,在“暴君”与贪官、文臣等知识分子,以及“阉党”、庸众和民间起义力量等多方势力所激起的乱世之症状下,试图探索明朝兴亡之变的“怪圈”现象。一方面,帝国的主宰者试图力挽狂澜,恢复对财政大权的掌控,引发了一系列官场与民间的社会动荡问题,其野心在于对帝国力量的修复;另一方面,明末历史的暗流中涌动的则是以王阳明等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心学开启的“启蒙”思想萌芽,在他们为人欲辩护、为自由张目时,底层民众迫切关心的是社会公平的实现。在这场“明末大戏”中各方陆续登场……
二、文风诙谐幽默,角度独到,对照现代的政治体制和社会运行规则,清楚透彻地讲明白明末官场现形记及其社会运行机制。在诸多个体的故事中,打捞出历史中的小趋势。
以幽默诙谐的被嫌弃的皇帝的一生“万历之死”为开篇,剖析彼时君臣矛盾的核心;以“自由职业”的角度解析朱元璋对“代代世袭,不能转职”的规定,本质上是锁死供需关系,降低交易水平,从而使得市场对货币的需求量很小;以现代制度解读明末官场,比如国子监祭酒(相当于中央直属高校校长)、国子监 司业(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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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通过记叙晚明风云激荡的历史,刻画了性格各异的君、官、学、商、民,在“小冰期”“白银危机”“后金崛起”与“农民起义”之外提出明亡的社会原因——当阳明心学开启的自由主义思潮让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觉醒并开始为人欲辩护时,底层民众迫切关心的是公平,甚至不惜为此天崩地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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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吕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传媒大学阳明书院特聘教授,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员,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微博 @作家吕峥。
已出版作品:
《晚清之变:天崩地坼》
《晚清之变:物换星移》
《明朝一哥王阳明》
《非如此不可:顾准传》
《你不必向这个世界证明什么》
《命运反复无常,你要洞察人心》
《寻找诗婢家:前尘忆梦画成都》
《天机破:王阳明》(长篇历史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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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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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人生代代,江月年年
序? 章
第一章? 实亡于万历
一、被嫌弃的皇帝的一生 11
二、明朝经济变革得失 15
三、拔鹅毛,听鹅叫 19
四、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25
五、全球化与银本位 29
六、文齐福不齐 34
七、彼岸的关怀和此岸的现实 42
八、人生如戏,聚散有时 47
九、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 54
十、暴君、贪官和庸众 59
十一、王阳明与明末儒学 62
十二、骄阳虽光,近者必伤 66
十三、本格推理 71
十四、药石罔效 77
十五、红丸 81
十六、移宫 86
第二章? 明断自天启
十七、八千女鬼的前世今生 93
十八、厝火积薪 100
十九、制造阉党 105
二十、有求皆苦,无求乃乐 109
二十一、起点大神魏大中 113
二十二、我是来拯救世道人心的 117
二十三、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封公侯 121
二十四、倚畀大臣 126
二十五、谗言如浮云,蔽日不使照 132
二十六、凤鸟不至,河不出图 137
二十七、儒者的困惑 142
二十八、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 148
二十九、放辟邪侈 153
三十、开读之变 158
三十一、砍头只当风吹帽 162
三十二、落雁迷沙渚,饥乌躁野田 166
三十三、亢龙有悔,盈不可久 170
三十四、得时无怠,利在急行 174
三十五、鸷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搏,弭耳俯伏 179
三十六、心如满月弓,志似穿云箭 184
三十七、人生犹如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 189
第三章? 崇祯重振乎
三十八、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195
三十九、洞幽烛微,推鞫详刑 201
四十、问题扎了堆,就不好办了 206
四十一、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 212
四十二、爱欲名利,一场大梦 217
四十三、驱民为盗 222
四十四、袁崇焕误国考 227
四十五、杨鹤抚陕 232
四十六、大凌河之战 238
四十七、开国洪业 244
四十八、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荫 249
四十九、昙花一现的“赛先生” 257
五十、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265
五十一、一失足成千古风流人物 269
五十二、人心似海,世事如烟 275
五十三、良马单槽 282
五十四、陈奇瑜之败 287
五十五、得势易,处势难 291
五十六、天意即民心 297
五十七、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301
第四章? 舆图换稿乎
五十八、士有不忍之辱,国有不避之难 309
五十九、南汉山城 313
六十、春山可望杨嗣昌 317
六十一、日有升沉,月有盈亏 320
六十二、不道德的道德 327
六十三、法治不诛心,诛心非法治 332
六十四、名秽我身,位累我躬 337
六十五、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 341
六十六、知耻近乎勇,不知耻近乎神勇 345
六十七、盐梅上将,督师中原 350
六十八、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355
六十九、开封之围 359
七十、开封二围 364
七十一、民瘼 369
七十二、松锦之战 373
七十三、经目之事,犹恐未真;背后之言,岂能尽信? 379
七十四、陈新甲之死 385
七十五、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 389
七十六、朱仙镇之战 393
七十七、开封三围 398
七十八、看破红尘补红尘,将军遥望天倾处 404
七十九、子虚乌有上林赋,攀龙附凤名利徒 408
八十、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 413
八十一、同欲者相憎,同忧者相亲 418
八十二、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 423
八十三、青囊绝迹,世无华佗 428
八十四、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 433
八十五、无情未必真豪杰 439
八十六、释疆场之忧,救堂奥之急 443
八十七、景山的晚风 447
八十八、时穷节乃见 452
后记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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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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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鹅毛,听鹅叫
早在正德元年(1506 年),明朝君臣就因钱的问题大吵过一架。
彼时,太监崔杲被派往江南督造龙袍,以筹措经费为名向长芦盐场奏讨往年支剩的一万二千张盐引,遭到户部尚书韩文的拒绝,理由是两条祖制:
一、食盐专卖的收入必须用于边防军饷,不得移为他用;
二、内廷织造的费用向由内库承担,即便事急从权,由户部筹款,那也是专款专用,绝无挪用盐课之理。
正德皇帝朱厚照否定了韩文的意见,与群臣顶牛。谏疏连绵不绝, 一致认为崔杲“假公售私,贪求无厌。利归于己,怨归于上”。
为打破僵局,内阁提出折中方案:一万二千引盐,一半拨给盐引, 一半支付价银。
朱厚照不干,诘问为何不能全给盐引。内阁首辅刘健索性挑破潜规 则:盐引多有夹带,有时一张甚至可以夹带数十引。长此以往,必致私 盐热销,官盐衰颓。
此役虽以朱厚照的妥协而告终,但自力更生的他从此迷上了开“皇店”,让宦官在京师内外经营寺院、田庄甚至妓院。
不仅如此,朱厚照还扮作商人到皇店练习砍价,折腾累了就在长廊 下稍事休息,焚膏继晷的程度堪比带货网红。
联想到朱元璋当年在“忆苦思甜”报告《御制皇陵碑记》里声泪俱下地说昔日祖父、父亲死了连棺材都买不起,席子一包就埋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观念也许早就写在朱家子孙的基因里,一旦掌权,整天担心没钱花。
到 1596 年,紫禁城失火,皇极殿(太和殿)、建极殿(保和殿)、中极殿(中和殿)、乾清宫和坤宁宫严重损毁,万历惊慌失措,结果便是手 握皇令的太监倾巢而出,奔走于五湖四海,开矿征税。
所谓开矿,即风闻某地有矿,便强令富户或地方政府承包开采,摊 派指标。至于能挖出多少,就不是矿监所关心的了,反正不达标你得自掏腰包补足;而征税,则是在原有钞关之外广设税卡,把走南闯北的行商吓得不敢出门。
矿监、税使专挑经济发达的地区收割,指某人曰“彼有矿”,则其家立破;指某人曰“彼漏税”,则其橐(口袋)立罄。一番吸髓饮血下来,所经之处“贫富尽倾,农商交困”。
如此明索暗取,上缴给万历的却不过十分之一,剩下的钱全被宦官中饱私囊,乃至不少大太监家“金银珠宝堆积如山,玲珑异物充塞其门”。
搜刮无度的结果就是民变四起,连国际友人利玛窦都留意并记录了一场发生在临清的暴乱——由于冲击税监衙门并打死太监马堂的家奴,为首的商贩王朝佐被公开处斩。
临刑前,王朝佐神色不变。观者如潮,无不叹息泣下。
临清知府李士登在王朝佐死后亲赴王家,抚恤其母与其妻。不久,市民集资建立了祭祀王朝佐的祠堂。
两年后,声势更大的“织佣之变”于苏州爆发,破产织户和失业染工在丝贩葛成的率领下暴动三日,殴毙多名税官,提出罢税要求。
苏州经济富庶,与其他城市相比,税负向来不轻。
若在平时,倒也没什么,因为苏州不仅是江南丝织业的中心,丝织品加工业(如染色)也很发达,“凡有饮水处,皆闻织机声”。
然而,除少量官营织机外,大部分织机在寻常百姓家。这种家庭作坊的抗风险能力很差,利润不稳定,导致受其雇用的织工也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织佣之变”的起因是太监孙隆就任苏州织造,奉命“带收税课”。
收税是官府的事,织造局作为央企,本职工作是替宫廷采办丝织品,却因万历的任性揽起了税官的活儿。
不久,苏州发生水灾,粮食和蚕丝同时减产,而为完成当年的敛财额度,孙隆不顾民生之艰,对织户加税,还派人到基层查税,以至于进出苏州城的一只鸡、一捆菜都得交税。
彼时,由于“榷网之设,密如秋荼”,外地商人已不来苏州采购。织户的产品卖不出去,只能停产,从而连带着染坊也没有生意,纷纷歇业。
在此背景下,孙隆还要加征,织户便只剩“杜门罢织”一条路可走了。
于是,苏州的织工和染工皆成无业游民,在葛成的振臂一呼下决定 “杀棍逐孙”。
所谓“杀棍”,就是干掉帮孙隆查税的爪牙税棍,比如黄建节。
方起事时,葛成便撞见黄建节在其掌管的税卡敲诈一个卖瓜者。此人入城时已缴纳瓜税,卖掉瓜后在城内买了四升米,没想到出城时又被要求留下一升充当米税。
葛成手下的两千多名工人路见不平,群殴黄建节,将之打死。
随后,除孙隆在地方官的掩护下逃往杭州外,其所派出的收税恶霸均被葛成的队伍一一铲除。
事后,葛成投案自首,入狱时“哭泣送之者万人”,还被苏州知府朱燮元尊称为“葛贤”。
朱燮元有此反应并不奇怪。
在抗税者包围织造局的紧急时刻,孙隆曾要求朱燮元派兵镇压,结果遭到婉拒,还被他绵里藏针地教育了一通,说士兵是用来抵御外寇的,本官不能锄奸,以至于召乱,再发兵击之,就是错上加错了。而且众怒难犯,这么做何异于抱薪救火?
十年后,六十三岁的葛成遇赦出狱,被百姓冠以“葛将军”之名,画像挂满民宅,以求辟邪挡灾。
事实上,朝中反对矿税之声一直不绝于耳,以东林党领袖顾宪成、高攀龙和叶向高为代表。
但若论执行力,三者加起来也不如凤阳巡抚兼漕运总督李三才—— 此人打击税监陈增的操作堪称吊诡。
话说陈增盘剥民脂民膏的方法简单粗暴:令手下诬陷富户私藏违禁物品,然后破门而入,尽掠其财。
御史和地方官交章弹劾,万历一概不睬。
李三才按兵不动,暗中收买中书舍人(内阁文秘)程守训(陈增党羽)家一个受了酷刑的奴才,让他向陈增告密,说程守训不仅贪墨了四十万两税银,还私藏龙衣。
陈增出宫前只是御马监的一个六品奉御,没见过世面,一着急便去找李三才请教。
李三才建议他向皇上汇报,这样不仅可以撇清干系,表明忠心,还能显示自己大公无私,办事勤谨。
于是陈增向万历告发程守训,使其获罪,供出贪污税款之事。万历始知税监舞弊,触目惊心,对陈增的信任大打折扣。
而陈增的党羽目睹程守训的下场,心灰意冷,敛财的动力每况愈下,导致陈增进奉的税额减少,这进一步印证了万历的猜测:竖宦果然不干净。
即便如此,陈增依旧稳如泰山,继续肆恶。
由此可见,万历并不糊涂,反而明知故犯。
针对怨谤日腾、中外离心的局面,他曾多次下诏,承诺修好宫殿就停派太监。
最后的结果却是自踞炉火,恋恋不舍,何也?
厌恶东林自然是首要原因。这股主张“政事归于六部,公论付之言官”的清流是反对他立朱常洵为太子的中坚力量,并且不缺钱。
东林八君子之一高攀龙的爷爷当过县令,父亲是放高利贷的;顾宪成他爹作为一个小商人,虽因家里男丁多而手头不太宽裕,但祖上也是江南望族,社会关系很广。
有此饶益之家境,方能豪情万丈地喊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顾宪成对司马迁的《货殖列传》推崇备至,认为是“千古绝调”。在他看来,“义”与“利”相辅相成,并无高下之分,这一改儒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成见。
而且,论出旁人倒也罢了,可偏偏来自“正其义不谋其利”的东林党创始人顾宪成之口,时代风气不难想见。
其实,此前有个叫汪道昆的福建巡抚已替商人群体代言。
这位戏曲名家、抗倭名将曾说,古时儒优于商,可我的家乡却是商优于儒;求儒不得,就去经商,反之亦然。二者各有功用,各随所愿。
徽商出身的汪道昆与张居正以及文坛盟主、“后七子”领袖王世贞是铁哥们儿。汪道昆对二者的大力投资让他官至兵部侍郎,也使名满天下的王世贞公然将其与自己并称。
身份的界限越发模糊,追根溯源,首开风气者当属王阳明。
他以一代宗师的身份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商人撰写墓志铭,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应给予工、商与士、农同等的地位,甚至颠覆性地认为:诚信的商人比利欲熏心的士人更值得尊重。
观念是时代的产物。
建政之初,朱元璋颁布了史上最严户籍制,规定凡出门逾百里者,必须到官府办理“路引”,否则抓住即打八十棍,遣送原籍。若有人不知下落而邻居竟不告发的,一律充军。同时,医生和占卜先生也只能在本地行业,不许远游。
厌恶自由职业的朱元璋还不遗余力地打击“斜杠青年”,将全体国民划分为军户、民户和匠户等若干种类,代代世袭,不能转职。
即使你点错了技能,比如你爹是裁缝,那你就算天生没手,也必须子承父业。
这么搞看上去是因为朱元璋出身盲流,为防止流氓无产者在神州大地上东奔西走,复制他的成功经验,其实是锁死每种产品的供需关系,让全国人民都直接向他交租,使交易活动降到最低水平。
这套严格的计划经济有一个好处,即对货币的需求量很小。
古代中国,银矿稀少,流通货币主要是铜钱。
可问题是铜矿也不丰富,故历史上的“灭佛运动”除因和尚不事生产,侵占民田外,一个重要目的便是把佛像熔了制作铜币。
当然,短缺严重时政府也会发行铁钱,但由于其易于私铸,造假成风,所以始终未能撼动铜钱的地位。
货币紧缺,生产力却在发展,结果便是通货紧缩(商品供大于求,货币供给不足)。
“通缩”的周期里,东西会越来越便宜,甚至低于成本价。
那还生产它干吗?越卖越亏。
于是交易减少,百业萧条。
宋朝的应对之道是发行纸币“交子”,朱元璋照猫画虎,设计了一套“大明宝钞”,但因缺乏“准备金”的概念(有多少贵金属就发行多少纸钞),肆意滥发,故宝钞从面世之日起便开始贬值。
发行 15 年后,钞值贬到官方定价的四分之一。发行 60 年后更是贬值千倍,形同废纸。
户部经调查发现,即使有“禁止银铜流通”的祖制(朱元璋颁布)在,坊间交易还是只用碎银和铜钱,宝钞根本没人用。
虽如此,因祖宗之法不可违,明廷始终没有废除宝钞,即便它只剩下象征意义,沦为逢年过节皇帝赐予大臣的赠礼。
随着市场回归“铜银本位”,储量不足的老问题再次横亘到帝国面前。
幸好赶上大航海时代,日本在九州岛、西班牙在美洲殖民地都发现规模超大的银矿(玻利维亚的波托西银矿直至 19 世纪才开采殆尽,鼎盛时白银产量占全世界的一半)。
时逢嘉靖年间,从赋税到军饷,从工程营建到政府采购,国家的财政收支几乎全靠白银完成,而银子的来源,即沿海的海上走私,官方文件里统称“倭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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