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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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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70年代产生于美国的社区警务，在上世纪发展迅速并遍布全球，且成为世界各国预防犯罪和提供社区安全服务的最主要的警务模式。然而，近20年来，随着互联网背景下情报与信息在预防和打击犯罪方面的作用愈发凸显，情报主导警务应运而生并迅猛发展，俨然成为当今警务模式的主导“潮流”。而基于权力下放、伙伴关系、共同决策的社区警务似乎已经“过时”，并逐渐被“遗忘”。那么，社区警务在国外的发展与现状如何呢？它是否已被情报主导警务、“比较统计”等警务模式替代？抑或仍然作为警察机关预防犯罪的基本方式？在互联网时代变换的潮流中，社区警务是否有新的理论发展？是否有新的策略产生？本书将逐一回答和揭示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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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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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莹，法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法学院访问学者。现任教于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国家安全学院），任刑事侦查学院经侦与监察调查教研室副主任，西南政法大学监察法制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恐怖主义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侦查学、监察调查、警察科学。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出版专著五部，主持国家社科一项，主持完成司法部、民族委员会、人权研究会、重庆市社科等省部级课题六项，以及校级课题四项，作为主研人参与国家社科、教*部等国家级、省部级课题近十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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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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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社区警务的历史、发展与挑战
一、社区警务的萌芽、概念与历史
二、政治、改革、社区——警务史的三个时代
三、创新、扩散、制度化——社区警务的三个阶段
四、21世纪社区警务面临的挑战
第二章社区警务中伙伴关系的差异与适应
一、伙伴关系的认识与界定
二、形成伙伴关系的关键要素
三、伙伴关系的“非典型”表现形式
四、伙伴关系：差异、适应与调整
第三章风险社会中社区警务的跨学科重塑
一、弹性的定义与跨学科延伸
二、新环境下弹性理念的转向
三、弹性警务的新框架
四、弹性警务：社区警务的重塑与实践
第四章变革性警务技术对社区警务的冲击
一、技术执法时代警务方式的变革
二、信息技术对社区警务的影响——以社交媒体为例
三、饱受争议的警务技术：公共安全与社区隐私的冲突
四、变革性警务技术：社区警务的破坏者
五、监管不足与过度监管的矛盾
第五章国家安全领域社区警务的实践与发展
一、国家安全领域社区警务的理论框架
二、英国社区警务的实践与发展：“预防”策略
三、美国社区警务的创新：“马赛克”模式
四、国家安全领域英美社区警务发展的启示
第六章社区警务与比较统计的差异与整合
一、比较统计警务模式：起源与核心要素
二、社区警务与比较统计的差异
三、社区警务与比较统计的整合理论
四、比较统计对大数据犯罪防控的启示
第七章社区警务与警察合法性——拉美的实践
一、社区警务的成功与障碍
二、社区、警察和国家关系的三种模式
三、警察合法性障碍——墨西哥的社区警务实践
四、国家、警察与帮派的“竞争”——牙买加的
社区警务实践
第八章社区警察与民众的信任构建——荷兰的实践
一、社区警务中警民合作的传统观点
二、社区警务中警民合作的现实差距
三、荷兰的实践：邻里协调员
四、荷兰警察体制改革对社区警务的影响
第九章社区警务与校园安全——北美的经验
一、校园警察的产生与发展
二、校园警官与社区警务和犯罪预防
三、校园警官与社区学校的信任构建——以加拿大为例
四、校园警官对学校的信任——以美国为例
第十章社区警务中的志愿者角色——英国的经验
一、社区警务中的传统志愿者
二、多元化警务背景下的志愿警察
三、辅助警务的执法化趋势
四、社区警务志愿者的新角色——英国的实践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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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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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社区警务在20世纪发展迅速，遍布全球，成为世界各国预防犯罪和提供社区安全服务最主要的警务模式。然而，近20年来，随着互联网背景下情报与信息在预防和打击犯罪方面的作用愈发凸显，“情报主导警务”应运而生并迅猛发展，俨然成为当今警务模式的主导“潮流”。而基于权力下放、伙伴关系、共同决策的社区警务似乎已离开了“舞台的中心”，逐渐被“淡忘”。那么，社区警务在国外的发展现状如何呢？它是否已被“情报主导警务”“比较统计警务”等警务模式替代？抑或仍然作为警察机关预防犯罪的基本方式？本书将从基本理念、核心原则、适用领域、实施效果四个维度介绍21世纪社区警务的理论发展与实践变革。
社区警务是警务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理念，它吸取了过去和现在许多成功的警务实践，并一直在被更新、完善和扩展。本书第一章简要回顾了社区警务的萌芽、产生和发展历程。基于组织形式、适用范围、具体程序和评价指标这四个标准，可以将社区警务划分为“创新”“扩散”和“制度化”三个重要发展阶段。制度化意味着稳定且普遍实施。时至今日，社区警务已经成为警察机构服务于民众的一种最常见形式，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实施。
社区警务于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产生，其时被赋予的“职责”是明确的：修复已经破裂的警民关系，重塑警方威信。与强调法律执行和逮捕罪犯以及提供短期内解决问题方法的传统警务相比，社区警务（以社区为导向的警务）需要使用一些组织战略，例如权力下放、战略规划、绩效评估，它被认为是一种价值体系、管理方式和组织策略的集合，强调主动解决问题和加强警民关系，并以此杜绝犯罪根源，减少居民对犯罪的恐惧。
一方面，警察机构实现分散式组织转型，打破事件驱动型警务模式的束缚，寻求主动针对犯罪和混乱的创造性解决方案；警察的角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片警”，而是从对抗犯罪转变为问题解决者、邻里调查员。如第九章中的“校园警察”，在校园枪击案频繁发生的北美地区，为了预防和减少校园暴力与犯罪，几乎所有中小学都设立了校园警察。这些社区警察身兼数职，既是执法者、教育者，又是咨询师，他们不仅在校园巡逻、调查校园犯罪、向学生传授反暴力知识，还与学校管理层商讨和制定反校园暴力方案。
另一方面，公民可以多种形式参与社区警务，比如邻里守望、社区会议、协助社区清理工作或者犯罪预防计划等。“社区警务志愿者”是民众参与社区警务活动的重要途径，他们接受培训并被赋予一定的警察权力，可以加深民众与警察组织的交流和相互理解，也可以增强警察的执法公信力。2008年，美国在国家层面成立了警务志愿者项目，进一步推动全美各个层面（地方、州、国家）的社区警务志愿者发展。同时期，英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大量削减警务开支，地方警察部队开始招募更多志愿者承担社区警务职能。第十章将考察英国林肯郡的实践，探讨社区警务志愿者是否是一个符合成本效益的选择，是否既能满足公众对警务可视化的期望，又能最大限度提高警察的服务能力。
警方如何将社区警务的理念付诸实践？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是警方与公民建立伙伴关系（partnership）。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研究重心放在警察与社区的伙伴关系上，认为良好的伙伴关系是社区警务实施的一项核心原则。伙伴关系被界定为警察与社区在大多数或全部社区警务工作中共同享有权力和责任，但在不同国家中，“共享”的程度差异是很大的。有些国家几乎不会“共享”，而在另一些国家，却实现了几乎平等的“共享”。本书第二章介绍了几种具有代表性的伙伴关系，分别是象征性（无权力分享）、信息共享式、合作式、协作式、积极型（有效的、制度化的）。
警方与公民之间的信任与合作，被认为是社区警务的“基石”，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景。社区警务的支持者强调警察公民互动的重要性，并坚持这种互动（接触）可以改善警察与社区的关系，甚至促使公民帮助警察。警民互动需要警察深入民众、靠近民众，增强沟通。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为了解决警察与民众沟通不畅的现实困境，警察局设立一批“邻里协调员”（专职警察），让他们深入社区，贴近民众，以期培养民众对警察的信任，调动更多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警务，但十年实践并不成功。本书第八章“社区警察与民众的信任构建”会详细阐释荷兰的案例。
信任与合作有一个基本前提，即公民承认警察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涉及警察执法的正当程序原则及自由裁量权的把控。进入21世纪，执法机构越来越多地采用一些先进警务技术预防和调查犯罪，“面部识别”“空中监视”等新技术侵犯公民和社区的隐私，使执法变得更具“侵入性”，公民对警察执法的合法性怀疑也逐渐加深。变革性警务技术给社区警务带来巨大冲击（第四章）：当警察缺乏合法性时，居民不太可能联系警察或配合他们的调查，更糟糕的是，因不信任而引发的警方与公众的互动更有可能加深彼此的“反感”，进一步侵蚀警民关系，破坏公共安全。
民众和警察对社区警务的认识也有所不同，因为双方的立场和角度本就不同。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证明，社区警务模式的“初心”、原则和目标，在实践中很难实现，如第七章中提到的墨西哥和牙买加。这些拉丁美洲国家的社区警务有着强烈的“拿来主义”风格，往往忽视转型国家执行社区警务方案的具体情况，缺乏对当地警务工作更深层次的理解，对既定的政治、社会和警务结构缺乏敏感性。因此，学界一些观点认为，社区警务战略永远无法充分发挥作用，因为理论和实践之间仍有相当大的差距。
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警务活动的政治和社会条件在整个西方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犯罪率急剧上升，犯罪防控日益复杂，公共秩序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政治问题。层出不穷的新威胁如恐怖主义不断出现，进一步加重了普遍的不安全感。在这种形势下，社区警务战略的整体表现不尽如人意，甚至遭到严厉批评。这段时期的社区警务呈现出多样化发展趋势。
比如，与其他警务模式相比，“比较统计”强调基于数据的犯罪地图分析，对犯罪问题和发案热点进行快速反应。尽管二者都属于需要下放决策权的战略管理系统，各自的目标、实现方式、理念却都有本质的差异。因此，目前这样有限的尝试并没有取得明显成功。但这并没有阻挡社区警务向更广泛领域的延伸。
在国家安全领域，社区警务被认为是反恐的有效方式而受到更多的重视（第五章）。社区可以加强社会凝聚力，建立在信任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的社区关系可以对恐怖袭击提供“预警”。2005年英国率先实施基于社区警务理念的反恐策略“预防”，明确将社区作为预防激进化的第一场所。在本土恐怖主义威胁扩大的背景下，柔性的、自下而上的反恐策略不断“深入人心”，社区参与已经成为欧美国家广泛实施的反恐策略。
与此同时，面对越来越多的安全风险，社区警务的功能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犯罪防控和安全治理，而是拓展到应对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的自然灾害。警察在社区抵御客观环境冲击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社区自身的“集体效能”一旦被正确引导和挖掘，则可以快速应对和防范各种灾害和危险，重建和恢复社区秩序——社区警务被赋予“弹性”特质，成为“弹性警务”（这是一种警务理念而非警务模式）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风险社会中，全球性非法毒品贸易、恐怖主义、网络犯罪和自然灾害威胁着各国经济及其公民的安全和保障。人们愈发认识到，警察不可能无所不在，无处不在，必须依靠公众的支持来解决“问题”。没有哪一项警务战略可以比社区警务更好地将警察与公众联系在一起，共同致力于犯罪与风险问题的解决。到目前为止，社区警务仍然是世界范围内最受欢迎的警务模式之一，它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以应对新形势和新问题。因此，一方面，社区警务战略仍然需要加强社区对警察的支持，提升警察的“合法性”，增强民众对警察的信任，加深警民合作。另一方面，面对各种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和易变性的不断增长的风险，传统的社区警务战略需要创新和延伸，既可能是与其他警务战略的吸收和整合，也可能是跨学科的理念重塑。
后记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社区警务，确定了社区警务工作以防范和管理为主要职能，涉及治安管理、安全保障和服务群众这三大任务。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社区警务工作已经取得了显著进步：从观念上看，社区民警已经意识到社区公众在维护社区治安中的重要作用，将自己定位成社区服务者、指导者和协调者的角色。从配套机制上看，硬件设施、民警选任、培训、考核等相关工作也在逐渐完善。但由于社区警务工作在我国的开展时间尚短，实践中还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理论研究的体系化和更迭性程度不够，因此社区警务的建设工作依然任重而道远。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和“平安中国”的重要战略举措。深入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是建设“平安中国”的基本途径，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维护社会秩序、实施安全治理的过程中，应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理念，兼收并蓄，立足现状，放眼未来。
为此，本书主要研究、分析和考察了近年来欧美国家有关社区警务的最新理论成果与实践发展，可为我国的社区警务工作提供一些借鉴和启示。由于我国国情与欧美国家不同，我们对于欧美国家的先进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对其实践中暴露的问题，可以重视并加以防范。只有在本土化实践过程中逐步积累经验、吸取教训，才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警务机制，才能充分发挥社区警务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建设“平安中国”的基础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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