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伯特·O.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1915—2012），美籍德裔，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自1941年开始，先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1974年，赫希曼前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任社会学教授，直至1985年退休；退休后任该研究院名誉教授。赫希曼的主要著述有：《经济发展战略》（1958）、《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1970）、《转变参与：私人利益与公共行动》（1982）、《反动的修辞》（1991）等。
二十周年纪念版自序
在我所写的书中，《欲望与利益》长久以来占有特殊的地位。像社会科学领域的许多作者一样，亦如我不久前在一次漫长的采访中所承认的那样，我写书常常是为了证明别人的观点有误或过去有误。《经济发展战略》用很大篇幅反驳了各种均衡增长理论。同样，《退出、呼吁与忠诚》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我发现了令人兴奋的观点，可以用来反驳以下定理：竞争（退出）是革除经济组织一切弊病百试不爽的灵丹妙药。但是《欲望与利益》所做的事情完全不同于以上两本书。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反驳任何人或任何特定的知识传统。它既不拥护也不反对任何现存的思想体系，它具有立场超然的特殊性质，有超然而独立展开的内容。
在我最新的一本书中，我曾吁请人们注意我近来的著作中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自我颠覆的倾向”。我这是在说明我的一种倾向，我要揭示我本人（而非别人）是错误的，或至少是不完善的。例如，我在《经济发展战略》中曾解释了利用不同的联系方式不断进行的工业化的特殊动力，作为补充，我后来又探讨了相反的、流产的或“陷入困境的”综合征会对新兴工业化国家造成影响。与此相似，我在《退出、呼吁与忠诚》中第一次集中探讨了呼吁的充分利用被退出能力所损害的许多情形。但后来我开始着迷于一个重要的历史场合，当时退出和呼吁共同摧毁了一种制度——1989年事件中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然而，就《欲望与利益》的论题而言，这种自我颠覆的倾向并没有再次显露出来。在后来发表的两篇论文——《利益的概念：从委婉语到同义反复》（The Concept of Interest： From Euphemism to Tautology），尤其是我在马克·布洛赫讲座（Marc Bloch Lecture）的讲义《市场社会的对立观点》——中，我反而重新论述和拓展了这本书的基本观点。在这两篇论文中，本书的观点得到了进一步阐发，并被扩展至19和20世纪。
既然我在顽固地探索我的基本论题，因此值得披露一点有关其来源的事情。我清楚记得，多年以前，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的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最终把它选作本书的卷首语：“幸运的是人们处在这样的境况之中，他们的欲望让他们生出作恶的念头，然而不这样做才符合他们的利益。”几年后我又偶然看到斯图亚特爵士《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中一个与之密切相关，并且更加“制度主义”的命题。根据这个命题，“近代经济（即各种利益）的复杂系统”，必然是“已经发明出来的对付专制主义蠢行最有效的辔绳”。这是法国和苏格兰的启蒙运动合流的一个明显事例。于是我决定深入研究这些有关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联系的观点。这是个跌宕起伏的故事。它的丰富内容和充满反讽的特点，使我相信自己击中了“我的”真理，所以我从未想过对它加以修正。
艾伯特·O.赫希曼
199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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