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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跨学科佳作：“我们对化工产品的热爱可能起源于神话英雄的故事，但我们也刚刚意识到它同样带来了普罗米修斯式的后果。”饥荒、瘟疫、战争、生态，化学和人类命运息息相关。化学制品成就了现代社会，也威胁了生态平衡。媲美《寂静的春天》《枪炮、病菌与钢铁》的生态环境与历史的跨学科佳作。
★内容真实：作者弗兰克?A.冯?希佩尔潜心8年创作，“从卷帙浩繁的史料中汲取灵感，以清晰的文笔写出了一个真正发人深省的故事，揭露了历史真相”。冯?希佩尔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詹姆斯·弗兰克的曾外孙，作者妻子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亚瑟·康普顿的侄女，祖父曾与弗里茨·哈伯、马克斯·冯·劳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马克斯·普朗克、古斯塔夫·赫兹、瓦尔特·能斯特等多名诺贝尔奖得主来往密切，冯?希佩尔根据家族史料真实讲述哈伯研发杀虫剂齐克隆的过程和战争中的毒气战历史。
★发人深省：本书“融合了公共卫生、农业发展、战争进程和农药研制等诸多内容”，“对科学界存在的短视行为作出了精辟而引人入胜的描述”，“化学品可以消除饥饿、对抗疾病，但滥用则可能会破坏我们的未来”。
★名家推荐：多位世界知名生物生态学家强烈推荐，包括泰勒环境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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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化学和历史的走向是密不可分的，如疟疾的治疗促成了殖民主义的发展，生化武器的应用改变了战争的格局，杀虫剂的大规模使用减少了马铃薯晚疫病所造成的饥荒。化学制品也是损害人体健康、危及物种生存的罪魁祸首。
本书结合毒理学、流行病学、历史学和化学等多学科领域知识，生动简明地阐述了化学是如何拯救人类于饥荒和瘟疫，又是如何通过生化武器和化学制品威胁人类健康和物种多样性的。化学在成就现代社会的同时，也威胁到了当今的生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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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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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A.冯?希佩尔：北亚利桑那大学的生态毒理学教授，曾在20多个国家讲授生态学实地课程，并在美洲、非洲和澳大利亚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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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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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1
第一部分:饥荒 /1
1.马铃薯晚疫病(1586—1883) /2
第二部分:瘟疫 /25
沼泽热（疟疾）(公元前2700—1902)/26黑呕（黄热病）(1793—1953)/45
3.监狱热（斑疹伤寒）(1489—1958) /75
4.黑死病（鼠疫）(541—1922) /85
第三部分:战争 /111
1.战争中的合成化学品(公元前423年—1920年) /112
2.齐克隆(1917—1947) /134
3.滴滴涕 (1939—1950) /156
4.I.G. 法本公司 (1916—1959) /185
第四部分:生态 /213
1.杀虫剂抗性(1945—1962)/214
2.《寂静的春天》(1962—1964) /230
3. 惊奇与谦卑(1962年后)/246
后记 /258
致谢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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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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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凯西和孩子们
1921 年，才华横溢的发明家小托马斯· 米基利发现，在汽油中添加四乙基铅可消除汽车内燃机爆震，并能显著提高内燃机性能。然而，在这一过程，铅氧化物在发动机中发生沉积，损坏火花塞和排气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米基利及其团队在实验中采用氯和溴的化合物作为清除剂，这些化合物在燃烧过程中与铅结合形成废气排出。1925 年，他们选中二溴乙烯作为理想的清除剂。米基利迅速找到一种适宜的方法从海洋中提取溴，以确保这种清除剂能够大量生产。最终，生产出来的燃料被研究小组冠名为“乙基汽油”，而作为一种营销策略，他们将其染成了红色。
在开发乙基汽油的过程中，米基利发生了铅中毒。于是他中断了研究，休整一段时间后康复。而与此同时，三个生产厂家的工人中，有人中毒身亡，有人患上了精神疾病。然而，标准石油公司和杜邦公司依旧大规模生产这种燃料，在此后的 50 年中，司机们注入汽车中的含铅汽油高达 25 万亿升。排气管释放尾气而产生的铅污染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严重后果，例如，儿童接触后，智力水平下降且无好转
的可能，行为冲动并多伴随有攻击性行为。显然，空气中的铅污染对神经系统产生了影响，因此科学家将青少年的犯罪率、暴力犯罪率以及未婚怀孕率的上升归咎于铅污染，因为这些年轻人自小便暴露于这
样的环境中。
米基利的另一项化学发明，其过程几乎如出一辙。20 世纪 20 年代，制冷剂有毒性且易燃易爆。米基利及团队成员尝试合成各种化合物，以找到一种易挥发、化学性质稳定且无毒性的替代品。1930 年，
他们仅仅用了三天时间就发现，可使氟与碳氢化合物结合，制成二氯二氟甲烷，这是首个氯氟烃产品，也称 CFC。通用汽车公司和杜邦公司将这种化合物投入市场，取名“氟利昂”。为了证明氟利昂安全可靠，米基利当着观众的面吸了一大口氟利昂，然后用力将其呼出，吹灭了一根蜡烛。
事实证明，氟利昂和后来的各种氯氟烃产品（CFCs）虽然取代了以前的制冷剂，可结果却不无遗憾，因为它们破坏了平流层中的臭氧层，而臭氧层可以保护地球上的生命免受紫外线辐射的影响。1974 年，在米基利首次生产出氟利昂近半个世纪之后，马里奥· 莫利纳和弗兰克· 舍伍德· 罗兰发现了氯氟烃带来的全球性威胁。二人为了保护地球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因此获得了 1995 年诺贝尔化学奖。在莫利纳和罗兰发现氯氟烃破坏臭氧层之后一年，另一位科学家也证明了氯氟烃是威力强大的温室气体，可导致全球变暖。
环境历史学家 J.R. 麦克尼尔宣称，米基利是“地球历史上对大气产生最大影响的个体生物”。本着让世界越来越好的愿望，米基利致力于发明创造，但得出的产品却导致了无数儿童遭受神经损伤的痛苦，甚至导致地球越来越不适合人类居住。可惜，他在有生之年未能看到自己的发明带来的消极影响。1940 年，脊髓灰质炎夺去了他的行动能力。身为发明家，他为自己设计了一种装置，方便上下床。1944 年 11 月 2 日，55 岁的米基利被装置中的绳索缠住，窒息而死。
小托马斯· 米基利的故事只是化学家和化学工程师漫长历史的一小部分。当人类遇到棘手的问题时，他们总会研制出一系列令人叹为观止的产品并投入使用，然而，这些努力往往导致了严重而令人意外的后果。这本书记录的正是这段历史以及在历史上努力使用化学方法防止饥荒、抗击传染病、对付敌军的科学家们。在这些科学家中，有些人怀着单纯的意图开始研究，最终却堕入了黑暗的深渊。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用于预防饥荒和瘟疫的化学药品却被用于作恶；相反，最初用于作恶的化学药品后来也被用于行善。
这本书也记述了人类的愚蠢、偏见、奴役以及屠杀，记述了种族的离散以及自然的破坏，还记述了科学家们如何不遗余力地意图建立一个远离饥饿与疾病的世界以及他们为此所付出的努力。书中的科学家们彼此竞争，都希望成为发现问题的第一人，但他们偶尔也会意识到，与身边正在发生的战争相比，个人之间的竞争实在是无关紧要。书中的故事错综复杂：化学物质如何将饥荒、瘟疫和战争联系在一起？人类与害虫的艰难共存以及持续不断的灭虫斗争如何塑造了历史？我们与杀虫剂的关系如何推动人类最终进入生态意识高涨的新时代？
本书所述内容，其时间跨度为 1845—1964 年，偶尔也会在漫谈中向后延伸至今或向前回溯至公元前 2700 年；在历史跨度上，以爱尔兰的马铃薯饥荒为起点，以蕾切尔· 卡森出版《寂静的春天》引发的风暴为终点。本书以一场悲剧开篇，这场悲剧促使科学家挺身而出担当起迫在眉睫的使命——寻找化学物质防止饥荒；而后追溯历史，回顾了几个世纪以来人类被流行病击溃的惨状；随后人们找到了疾病的病原体，并发现动物是其传播的媒介，这为早日结束痛苦提供了方法——杀虫剂被研制出来消灭动物媒介。然而不可避免的是，科学家们同样发现这些化学物质中的许多种可以充当武器应用于现代战争中。现代战争往往是跨越国界的，一波又一波的混乱席卷了全世界。杀虫剂和化学武器可以互相转化，其复杂关系经久不变，由此，化工企业在其中积累了大笔财富和权力。而战争中化学品的频繁使用，也
使人们在和平时期也急于利用化学手段来对付害虫。一直以来，化学领域的发现让世界变得日新月异：饥饿和疾病龟缩到局部区域，交战各方能够越来越轻易地获得化学武器，持久性污染物甚至蔓延到地球上最偏远的栖息地。最后，人类社会终于认识到杀虫剂会蚕食人类健康，破坏生态平衡，甚至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导致物种灭绝。
哪些科学家用化学手段来对抗害虫、对付军队呢？ 19 世纪到 20世纪，帝国主义野心膨胀，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合成新化学物质所必需的科学技术逐渐发展起来。国家与国家之间不断爆发冲突的时候，科学家们格外受人追捧，红极一时，因此他们甘愿冒着非凡的风险踏上征途，追寻惊人的发现。这些新发现的化学物质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和环境安全——这一结论有时是从精心策划的人体实验中得到的，有
时则是由敏锐的观察者偶然发现的。
这些观察者中最重要的人物便是蕾切尔· 卡森。她不遗余力地提醒全世界注意化学物质带来的风险，这不仅揭开了环保运动的序幕，而且揭示了一个事实 : 人类健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正常运转的生态系统。她的作品鼓励人们从整体上思考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这些思想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未来，却都起源于杀虫剂的故事。从根本上说，这本书记录了这些思想诞生的过程。长久以来，人类与致命的化学物质保持着复杂的关系，而这正是这些思想诞生的背景。本书讲述了一群人的故事，是他们将人类世界拖进了化学时代，不论好坏。
1.马铃薯晚疫病（1586—1883 年）
我曾探访过北美印第安保留地，曾经尊贵的印第安原住民如今只留下荒芜的遗迹；我也曾深入“黑人区”，非洲黑奴仍遭受着种种打压与奴役。而蜗居洞穴的爱尔兰艾里斯地区居民，其不幸遭遇则是我所目睹过的最深切的痛苦，最残酷的折磨。——詹姆斯· H. 图克，1847 年秋
马铃薯是世界第四大粮食作物，在某些国家是主要的食物来源。但马铃薯易受虫害，曾一度引发严重的饥荒。马铃薯与虫害的故事展现了商业的全球化发展，饥荒与疾病的暴发，以及人们为了对抗植物病原体和害虫而坚持不懈寻找化学制剂的努力。这些化学制剂便是杀虫剂，可消灭啃食马铃薯并传播疾病的虫害。人类与饥饿和疾病的斗争长达一个世纪，成效显著，而杀虫剂功不可没，但它也是导致现代
战争和环境破坏的重要因素。要追溯杀虫剂的历史，不妨以马铃薯及其引发的爱尔兰大饥荒为原点，听我把这些往事一一道来。
马铃薯的种植始于八千多年前的安第斯山脉。当地人开发出了上千个马铃薯品种。一些安第斯农民可在一块土地上同时种植 200 多个品种。16 世纪，马铃薯被探险家从印加帝国带到西班牙，后至美
国佛罗里达，再由此地被殖民者带到了弗吉尼亚。一番漫游后，马铃薯最终从弗吉尼亚重返欧洲。 1586 年，英国探险家沃尔特·雷利爵士的同伴托马斯·赫里奥特爵士将马铃薯运到了英国。几年后，
著名的植物学家加斯帕德·鲍欣给它起了个学名 Solanum tuberosum。Solanum（茄属植物）源自拉丁语，意为“舒缓”或“镇静”，然而，这种块茎植物的未来却充满了跌宕起伏。
欧洲最早种植马铃薯的地区是爱尔兰的科克郡一带，随后欧洲大陆的农场也纷纷仿效。马铃薯因与含毒的颠茄同属茄科而名誉蒙尘，被认为是麻风病和其他疾病的罪魁祸首。经过人们艰苦卓绝的努力，马铃薯的接受之路被逐渐拓宽，但仍旧关卡重重。虽然沃尔特·雷利爵士设法说服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允许马铃薯登上皇家餐桌的大雅之堂，但它始终不受待见。在 1906 年出版的有关马铃薯历史的书中，作者写道：“客人囿于礼节，不得拒绝品尝新菜，但显而易见，他们非常排斥，而且不遗余力地散布这种块茎植物有毒的流言飞语。”尽管马铃薯早已在爱尔兰顺利扎根，但直到 1663 年，英国皇家学会才
鉴于其在饥荒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开始提倡对其的普遍种植。
在法国，经过出身行伍、德高望重的药剂师安托万·奥古斯丁·帕门捷不遗余力的推广，马铃薯的种植才最终合法化。帕门捷在普鲁士战俘营中曾以马铃薯为食。回国后，他说服巴黎医学院于 1772 年宣布马铃薯可以安全食用，但公众并不买账。帕门捷不得不采用小伎俩哄得人们相信。他得到国王路易十六的允许，派兵守卫自己的马铃薯地，百姓对此很是好奇。他告诉士兵们对于想尝试马铃薯的人，士兵可以接收他们的贿赂，夜晚撤军方便大家偷食。
帕门捷还用自己收获的马铃薯制作美食，当时的权贵名人，如本杰明·富兰克林等人，受邀品尝并赞不绝口。路易十六将马铃薯花别在扣眼中作饰品，并下令大规模种植，极大推动了这种块茎植物的大
众接受度。截至 1813 年，法国中央农业学会已收集到一百多个在本国种植的马铃薯品种。马铃薯在法语中被称为 pomme de terre，即“大地之果”。
在爱尔兰，马铃薯尤为重要，因为不适宜其他农作物生长的土地都可用于种植马铃薯。为了掠夺土地养牛供应英国市场，英国地主将爱尔兰农民从良田上驱逐出去。种植在荒地、沼泽甚至半山腰的马铃
薯，以其充足的产量和丰富的营养保证了爱尔兰人口的爆发式增长。1779 年至 1841 年间，爱尔兰人口增长了 172％，达到 800 万人，成为欧洲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其耕地人口密度甚至超过了 19 世纪中叶的中国。
爱尔兰岛人多地少，占人口 95％的农民几乎完全依靠土地中密集播种的马铃薯为生，由此埋下了一个特殊的隐患。由于人口增长过快，贫穷的爱尔兰家庭要想以小块土地养家糊口，马铃薯便成为唯一
可以果腹的食物。马铃薯带来自给自足，但对其长久而过度的依赖也形成了危机。在有关爱尔兰马铃薯大饥荒的历史著作中，塞西尔·伍德姆 - 史密斯曾如此评论爱尔兰社会：“社会的宏观结构及微观结构，过高的人口密度，极低的生活水平，昂贵的地租，土地资源的激烈争夺，这一切都源于马铃薯。”
作为最早走向全球的物种之一，马铃薯在 1845 年成为真菌腐烂的目标，由此引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饥荒。几乎在一夜之间，爱尔兰农民的主食便腐烂成有毒的糊状物。一位爱尔兰人曾如此记述：
“一个民族的所有粮食，还未成熟就全部腐烂——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英国官方对爱尔兰的情况漠不关心，加之歧视性政策已持续了几个世纪，1845 年爱尔兰发生马铃薯晚疫病时，一场剧烈的风暴应运而生。爱尔兰天主教与英格兰新教之间的差异是歧视的焦点。直至
1829 年颁布《天主教解放法案》，爱尔兰天主教徒才获得了进入议会的权利；此前一直遵循的 1695 年刑法“旨在通过一系列残忍的法令摧毁爱尔兰的天主教”。天主教徒被禁止在军队服役、从事公共事务、投票、担任政治职务、购买土地，甚至接受教育。根据法律条款，天主教徒死亡后，全部财产将被“分割”，土地将被分给所有的儿子，长子如改信新教，则可继承所有遗产。
即便《天主教解放法案》在 1829 年得以通过，大多数爱尔兰人的生活依然毫无起色。佃农们用燕麦、小麦和大麦等作物缴付地租，几乎完全依靠土豆维持生活。爱尔兰的社会结构阻碍了工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即使佃农的土地增产，增产部分也属于地主，甚至可能成为地租提高的理由，因此产业发展所需的经济动力并不存在。地主随意驱逐佃农，无论他们是否能够足额缴租，而这正是爱尔兰人的
不安全感及怨恨情绪的深刻根源。根据当时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的说法，欠租，又称“夺命飓风”，使下层阶级始终处于“焦虑恐惧的状态”，成为“压迫的主要方式之一”。要驱逐一个家庭，便要摧毁他们的房屋，将他们从废墟中赶出去，从藏身的沟渠和地洞中赶出去。在英国法律面前，爱尔兰佃农如同害虫。保守党的上议院大臣克莱尔伯爵在谈到地主时说“掠夺土地是他们的共同伎俩”。
爱尔兰多次出现部分地区马铃薯歉收的情况，尤其是 1728、1739、1740、1770、1800、1807、1821、1822、1830—1837、1839、1841 及 1844 年，人们食用了大部分储备种子，导致大范围的饥荒与
减产。但与 1845 年 8 月至 9 月席卷爱尔兰乡村的马铃薯晚疫病相比，这些歉收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这场晚疫病首先袭击了怀特岛。
马铃薯晚疫病可能起源于墨西哥 ， 几世纪前向南传播至安第斯山脉。1841—1842 年间，可能从南美洲传到美国的大西洋北部沿岸，并于 1843 年在费城及纽约附近的沿海各州首先暴发。1843—1844 年，疫病又从美国或南美洲或两者兼有，横渡大洋来到了欧洲。
疫病最先可能是随着进口马铃薯传播到比利时的，这些进口马铃薯是为了取代那些受病毒感染以及受干腐病（由真菌镰刀菌引起）影响的马铃薯；另一种可能的传播渠道是 19 世纪 30 年代开始的鸟粪肥料生意。商船将马铃薯从一个半球快速运送到另一个半球，疫病也随之在大西洋上往来穿梭。商船提速或许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关键因素：从 1838 年即爱尔兰发生饥荒的 7 年前，蒸汽动力轮船开始定期横渡大西洋。商人用来保存马铃薯的冰块也进一步确保了疫病能在横渡大西洋的旅途中“存活”下来。
疫病可能是通过快速帆船或蒸汽船从巴尔的摩、费城或纽约——北美疫情暴发的中心——抵达爱尔兰的。饥荒随之而来，这些城市又成为饱受饥饿与斑疹伤寒折磨的爱尔兰人逃亡的避难所。但美国城市的居民不同于爱尔兰，并不依赖马铃薯为生。当时爱尔兰的三十二郡则仿佛被一根长长的钢丝绳捆在一起，当疫病“剪断”钢丝绳时，整个国家便分崩离析。即使已经策划好应对方案，顺利执行尚且不易，何况政府非但没有采取措施控制饥荒的时间与范围，与之相反的是，饥荒发生前甚至发生时政府的所作所为，更是使危机进一步蔓延，使局势愈发恶化。1845 年，约有一半马铃薯歉收；1846 年，灾情一发
不可收拾，人们成批死去。
几乎是一夜之间，马铃薯晚疫病就席卷了整个乡村。1846 年 7月 27 日，一位牧师记录自己的爱尔兰之旅时写道：马铃薯“花期正旺，应该是个丰收的年份”。只一周后，返程途中路过同样的地方，却发现“遍地都是腐烂的植物，触目惊心。绝望的农民随处可见，坐在腐烂菜园的篱笆上，绞着双手，痛苦地哀号。这场灾难令他们颗粒无收”。经历了 1845 年的饥荒，人们渴望的丰收“在短短几天内就烟消云散”，只剩下令人作呕的腐败气息。
连续两届英国政府，无论是托利党还是辉格党政府，都未能救爱尔兰于水火之中。英国领导人认为，迅速而有效的援助会干扰自由贸易，从而恶化爱尔兰局面，并影响英帝国的经济发展。远在英国本土
的“缺席地主”继续驱逐饥饿的爱尔兰佃农以掠夺土地，英国政府也不加干涉。由此，灾难的火种形成燎原之势，一百多万人不堪饥饿与疾病四处流亡。
许多爱尔兰人希望能移民到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英属北美（加拿大）和美国，以逃离饥荒或“饥荒热”——斑疹伤寒和回归热。货船载着绝望的爱尔兰人漂洋过海，靠岸时，四分之一、二分
之一甚至更多的乘客死于饥饿和传染病。“船上的惨状，”研究英国“艾琳女王号”的学者写道，“连非洲海岸边运送奴隶的船只都不及一二”。在利物浦、格拉斯哥、魁北克、蒙特利尔、波士顿、费城及
纽约的港口登陆后，爱尔兰移民窝在新建的爱尔兰贫民窟地窖内，斑疹伤寒开始在他们中间传播。他们被视作高烧的罪魁祸首，人们对其避之唯恐不及，也因为肮脏而受人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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