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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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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上海市社会科学院重要学术成果之一，主要研究人民币的国际化路径及发展应对对策。作为一本重要的学术专著，本书主要探讨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改变、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崛起，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作者认为，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发生动摇，人民的国际化进程正在向纵深方向推进。作者对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选择、实现条件、影响因素、收益与成本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同时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本书具备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政策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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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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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形势多变，给以美元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带来巨大冲击，加速国际货币体系重构。本书主要探讨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改变、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崛起，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本书拓宽了人民币跨境双向循环路径，并通过深化区域合作寻求人民币国际化的突破口，进一步增强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金融影响力与话语权，展开全面、系统的理论、现状与路径分析、实证检验以及应用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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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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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行，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国际金融货币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致公党上海市委委员、黄浦区政协常委。主要研究领域：国际金融与投资。主持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重点课题等多项国家及省部级课题。发表中英文著作多部，曾获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一等奖（合著）、二等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一等奖（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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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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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1
前言1
第一章依托“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人民币国际化1
第一节国际秩序重构与“一带一路”合作1
第二节“一带一路”与人民币国际化的互动关系6
第三节构建“一带一路”倡议下人民币跨境循环机制9
第四节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挑战与发展机遇19
第二章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的研究进展24
第一节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选择24
第二节人民币国际化的实现条件与影响因素28
第三节人民币国际化的收益与成本34
第四节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与挑战36
第五节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与前景展望38
第六节SDR、人民币国际化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39
第七节“一带一路”促进人民币国际化43
第三章人民币国际化的历史进程与现状评估46
第一节人民币国际化的历程回顾46
第二节人民币国际化现状评估51
第三节人民币国际化任重道远60第四章“一带一路”倡议下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选择65
第一节“一带一路”开放型融资新体系的构建65
第二节“一带一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新路径77
第五章“一带一路”对人民币区域化的影响：中亚与东南亚的区域
比较91
第一节最优货币区理论及其应用研究概述92
第二节人民币在东南亚、中亚地区区域化的实际进展97
第三节人民币成为区域主导货币可行性的比较分析103
第四节东南亚与中亚地区的人民币区域化可行性比较分析：
基于OCA指数法112
第六章“一带一路”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实证研究126
第一节“一带一路”倡议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机制127
第二节“人民币使用便利性指数”构造134
第三节实证方法与数据说明144
第四节实证结果148
第五节结论与政策建议153
第七章金融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155
第一节发达国家资本项目开放的经验155
第二节国内外对金融业开放的研究161
第三节推进金融开放的必要性与紧迫性166
第四节与人民币国际化相关的金融开放进程173
第五节扩大金融开放、拓宽人民币输出与回流渠道176
第八章人民币加入SDR效应与后SDR时期的金融风险管理182
第一节人民币加入SDR背景、条件、意义和影响182
第二节后SDR时期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的风险管理201
第三节后SDR时期人民币汇率贬值及其影响的风险防范207
第九章“一带一路”与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219
第一节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现状219
第二节“一带一路”建设与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的互动机制228
第三节依托“一带一路”推动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231
第四节加快上海自贸试验区人民币离岸金融发展237
第十章对策与展望243
第一节“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对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
及对策建议243
第二节数字人民币成为“一带一路”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
新途径246
参考文献262
后记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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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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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发达经济体出现明显的经济下滑，而以金砖国家为首的新兴国家经济快速崛起，呈现“南升北降”的发展格局，世界经济的重心也由西向东迁移，亚洲成为驱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全球治理从过去由七国集团(G7)主导转变为由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的二十国集团(G20)模式，这表明新兴经济体参与国际事务的话语权与影响力显著上升。另外，国际金融危机折射出的全球贫富差距问题不断扩大，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愈演愈烈，严重阻碍全球投资贸易增长，影响世界经济复苏。尤其是危机后美国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至上”“美国利益优先”的收缩战略，接二连三退出国际多边组织，推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等三大国际性机构的改革进程，同时由其主导制定的全球经贸规则也面临重构。
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开始动摇。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的国家主权行为与美元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之间的矛盾愈发不可调和。美国政府采取的量化宽松的救市政策只是针对本国的经济复苏需求，却并不考虑作为全球流动性提供者美元的外溢效应，美国利用美元体系绑架其他国家，通过将庞大的美元债务货币化，实现让世界共担其国内经济问题的目的。美国早已从全球“最大债权国”转变为“最大债务国”，相对本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球的份额持续下降，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却快速上升，严重削弱了投资者对美元的信心。尤其是美国凭借美元在全球支付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开始利用由其控制的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和美元支付清算系统(CHIPS)行使金融霸权，对触犯美国利益的国家和机构恣意进行金融制裁，以达到其左右国际事务、干涉他国内政的目的。
美国“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以及“长臂管辖”的金融霸权行径，引发越来越多国家的忧虑和不满，使各国对摆脱现行美元体系的依赖意识不断增强，开始采取“去美元化”的策略。从世界各国“去美元化”的表现形式看，一是减持美国国债，增加黄金储备。除中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外，日本、爱尔兰、瑞士、卢森堡等不少发达国家也都在减持各自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的份额；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俄罗斯等国已宣布运回存放在美联储的黄金，通过增持黄金储备替代美元储备。二是减少美元结算。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投资中选择绕开美元寻求本币或其他非美元货币交易结算。伊朗、尼日利亚、哈萨克斯坦、卡塔尔、阿联酋等世界主要产油国开启“去美元化”进程，不同程度地选择放弃美元作为唯一的原油计价货币。三是脱钩美元清算系统。由英国、法国、德国联手创立的“贸易交换工具”(INSTEX)，尝试以欧元计价的结算体系开展与受美金融制裁的伊朗开展国际贸易，成为备受关注的“去美元化”手段。伴随“去美元化”趋势的不断蔓延，后疫情时代多极化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进程会加速，这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新一轮的战略机遇期。
2020年暴发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不仅给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世界经济带来巨大冲击，而且两者的“叠加效应”还对国际经济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产生长期深远影响，或将成为划时代的“分水岭事件”。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格局和世界经贸规则将被重写，全球产业链重组加快，世界各国将更加重视供应链的安全和稳定，短链化、区域化、多元化与数字化的特征逐渐显现。人民币国际化应在中国深度参与新一轮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组调整过程中，引导市场主体更多地选择使用人民币，实现国际贸易、投资及其他方面的计价结算，降低对美元的依赖。尤其是要通过加快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确保中国在亚洲产业链上的龙头地位，进而发挥人民币汇率在促进本土资源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上优化配置的价格调节信号作用，降低交易成本，减少汇兑风险，不断提升人民币区域化水平。
当前，俄乌地缘冲突与全球疫情相互交织，使原本脆弱的世界经济复苏前景变得更加不确定，也使得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日益恶化，面临的风险挑战更加严峻复杂。尤其是还将给世界经济带来中长期结构性影响。全球供应链的断裂、国际能源、粮食价格持续攀升以及国际资本市场动荡让脆弱的世界经济复苏更加举步维艰。为应对新一轮的结构性高通胀，美国政府启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实施加息、缩表的流动性收缩举措，引致全球经济金融周期分化。世界经济或将呈现从“低利率、低通胀、低增长与高债务”转向“高利率、高通胀、高债务与低增长”的发展格局。中美关系也将发生重大变化。未来不仅中美经贸问题会变得更加棘手，而且拜登政府还会通过主打“盟友牌”“规则牌”，不断升级打压、遏制中国的发展，积极推动“去中国化”，使中国面临被孤立、脱钩、边缘化的风险。
此外，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又一次滥用金融制裁措施对俄罗斯实施金融封锁，从根本上损害了美元的世界公信力，恐将成为美元弱化的一个致命转折点。美元已不再只是履行国际支付、结算和投资的世界货币，而是变成了美国的政治工具，从而使得世界各国“去美元化”的诉求愈发强烈。为此，我们应抓住这一战略机遇期，从分析当前错综复杂、日益严峻的国际环境及由此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重大外部冲击入手，研究如何在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人民币能否真正成为国际货币依赖于市场选择的结果。不管是贸易还是对外融资，都会面临一个难以规避的货币问题，贸易双方选择什么货币结算，借入什么币种的外债，这就涉及货币圈的选择。为此，要在“一带一路”沿线等周边区域培育针对人民币的黏性需求，形成较大规模、较为稳定的境外人民币资金沉淀，加快构建“一带一路”人民币生态圈。目前可以从落实已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国—东盟自贸区协议升级版以及双边投资贸易协议出发，选择以东南亚、东亚地区为中资企业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区域和战略突破口，在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园建设和其他领域积极扩大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率先探索人民币在东盟区域国际化的新模式。
制度安排是市场需求得以满足的手段。倘若制度安排不能适应市场需求，则同样会影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货币国际化的经验表明，一国货币能否拥有国际储备货币的主导地位取决于该国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与流动性。未来我国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与发达程度是决定人民币国际化能走多远的关键所在。在扩大金融市场开放方面，关键是要进一步加快我国债券市场的对外开放。人民币国际化不仅需要一个能够提供规避风险和套期保值功能、具有高度开放性和流动性的债券市场作为人民币回流的资产池，而且还要加快实现面向外资企业的融资功能，建成具有多元化市场主体与多样化金融产品的多层次市场体系，以及具有足够的市场容量与风险承受力的金融市场，为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提供更多更好的人民币资产标的。与此同时，伴随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短期跨境资本的双向流动将给人民币汇率波动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如何在提高汇率灵活性和保持汇率稳定之间寻求平衡，在风险可控前提下继续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将是一项严峻的挑战。
从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前景看，数字人民币或将成为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新趋势。伴随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货币作为一种新的货币形态，它的推出及其在国际经贸活动中履行货币职能将成为新趋势。可以预见未来大国间金融主导权的竞争将在数字金融领域展开，央行数字货币或是这场竞争的主战场，将左右数字经济时代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塑造。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更加突显出使用数字货币的重要性，推动了各国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进程。美国对俄实施的SWIFT制裁也激发了世界各国对超越美元主导的跨境支付工具的追求，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人民币的避险属性和加快数字货币的跨境应用。
尽管目前数字人民币的功能定位还仅限于国内零售支付，但未来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方面的应用会提升人民币的国际竞争力，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推手。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指出，要深化数字领域合作，发展“丝路电商”，构建数字合作格局。为此，要以“数字丝绸之路”合作为引领，加快共建数字“一带一路”信息港。充分利用数字支付技术已在东南亚地区普及应用的优势，加强对东盟国家数字货币基础设施建设援助，尽早消除数字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周边重点区域跨境应用的技术障碍和物理限制。启动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交易试点，逐步扩大中国与东盟各国的数字货币合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创造更便捷、更高效、广覆盖的数字人民币支付清算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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