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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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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评定城市影响力，焦点对准跨国公司总部，以及跨国公司建构的国际生产网络。中国的产业链建立在规模巨大的制造业基础上，在产业链上，上海明显居于高端，不仅影响长三角，对全国，甚至世界也有较大影响。本书的最大成果是详细分析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组的可能性。新冠疫情对中国产业链和供应链确实带来挑战，但影响是暂时的，从长期来看，反而更加突出供应链风险预防的重要性，而市场的规模则是产业链稳定最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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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上海紧跟国家对外开放战略部署，紧抓全球产业转移趋势、紧跟跨国公司布局的步伐，充分发挥区域优势和要素禀赋，上海吸引外资不仅服务了上海城市发展，为长三角的地区和长江流域的外资集聚产生了溢出效应，而且为我国吸收外资的实践探索了路径、形成了经验，为外资、跨国公司、中国开放经济等相关理论丰富了案例。
改革开放后40年中，上海吸收外资连续近20年正增长，现在面临开放政策和引资成本等瓶颈。近年来，全球投资区域自由化趋势推动跨国公司强化区域管理，成为上海进一步突破规模能级的新机遇，投资数字化趋势为上海破解土地等要素成本制约带来新契机，投资与贸易等融合趋势凸显投资在国际贸易中心建设中的新价值，成为投资驱动上海城市建设、“五个中心”能级提升重要突破口。
本书主要探索在此新背景下，上海如何破解发展的瓶颈，如何把握好国际资本的产业和区域流向的机遇，如何紧紧围绕总部功能、服务开放和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继续发挥吸收外资排头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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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张娟，世界经济博士，正高级经济师，上海市商务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对外贸易统计学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对外开放战略委员会主任。围绕国际贸易、跨国公司、开放型经济等领域，主持商务部，以及上海市、区决策咨询课题和规划百余项，主持《上海国际经济贸易发展报告》编著工作，在《世界经济研究》等学术期刊以及新华社、《经济日报》、《解放日报》等媒体理论版，发表文章数十篇，出版专著《服务业跨国公司的贸易效应》、《进口博览会贸易促进效应研究：主体、内容和网络》。获得商务发展研究成果奖三等奖、全国商务统计论文评选一等奖和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二等奖等。
廖璇，西方经济学博士，上海市商务发展研究中心国际贸易部主管，出版专著《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水平的统计与测度研究》。
解丽文，上海市商务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制度创新和风险防范处挂职，主要负责自贸试验区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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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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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导言
第一章 上海吸引外资历史回顾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吸引外资回顾
第二节 浦东开发开放30年吸引外资回顾
第二章 全球投资趋势、特征和上海吸引外资的思路
第一节 后危机时代全球FDI新趋势与上海吸引外资的思路
第二节 FDI数字化与上海吸引用外资的思路
第三章 投资规则变化、中国开放新阶段和上海探索
第一节 国际投资协定规侧变化和成因
第二节 全球投资治理的中国方案及上海探索
第三节 RCEP机遇和上海吸引外资思路
第四节 临港新片区负面清单制度研究
第四章 上海城市功能提升和外资发展思路
第一节 吸收外资和国际贸易中心能级提升
第二节 上海发展更高能级的总部经济的内涵和思路
第三节 新《外商投资法》背景下上海改进外资附属机构统计的思路
第五章 专题
第一节 全球主要城市吸引外资的比较研究
第二节 外资企业本地化案例一以特斯拉为例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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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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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学者和政府干部在讨论到外资的时候，经常提出这样的看法，就是中国劳动力成本提升了，我们是不是还能继续按照原来的廉价劳动力优势来吸引外资。同时，美国对华实施贸易保护政策，以及新冠疫情大流行，使全球化出现了一种逆转，即投资本地化和外资回流、全球价值链出现重组现象。国内对中国是否能在新形势下继续扩大引进外资产生了许多疑虑。
事实上，与贸易一样，引进外资是40年来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的另一条主线。寻求生产成本的降低是过去40年来外资流入中国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中国劳动者收入的提高和周边国家多国选择加工贸易型出口战略，近年来中国外资向周边国家转移的情况已经发生。从中国人均收入不断提高的内在需求来看，这一变化并非纯粹是坏事，中国不能长期依靠廉价劳动力实现发展。中国劳动力价格的上升也意味着中国整体收入的上升以及中国购买力水平的提高，这又从另一方面提升了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也就是说，市场寻求型的外资反而会增加。以中国国内市场为目标的外资，其决定因素是中国的购买力，不论已进入的外资是否撤离，还是新的外资是否流入，影响都是一样的。以在华销售为主的外资企业，既可能减少在境外生产再向中国出口的成本，又可能针对中国消费者的特殊偏好进行产品开发，这种优势不是美国的回流政策所能够抵消的。
中国的市场规模还有另一层意义，那就是全产业链的配套能力。外商投资企业一旦拥有专有技术或创新产品，在中国就很容易找到生产合作企业和各种零部件生产配套。这就使外资企业很容易在中国生长，也难以离开，因为在世界上很难再找到与中国类似的国家：既有巨大的本地购买力，又有完整的产业链和高性价比、全层次的劳动力。
上述分析使我们得到一个外资选择中国的一般原理：在中国的增加值率大小是外资是否撤离或者进入的依据。外资产品的总价值在中国的增加值比重越小，就越可能撤离或不会进入；增加值比重越大，就越不会撤离且更可能进入。这一原理也是各种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理论中未曾论述过的，是一种广义的投资环境和东道国的增值能力。
在这里，中国吸引外资实践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这也是在已有教科书的各种跨国公司投资决策或外商投资成因分析中所没有的，可称为“大国引力理论”。具体而言，中国人口规模大而且进入了中等收入水平，从而形成了总体上的巨大购买力，可为任何外资提供一个可赢利的市场。同时，大国的含义是其国内产业齐全，生产配套能力完整，可为任何具有技术或创新产品优势的外资建立生产供应链。经典的市场寻求理论没有考虑上述两种意义上的大国经济特征。在这里，中国创造的不只是一种新的理论，而且是一种新的机制。
值得欣慰的是，张娟博士和她的同事们敏锐地抓住了中国吸引外资的优势和理论机制的变化，即中国国家竞争优势和跨国公司内部竞争优势的契合。沿着这样的逻辑，本书回顾了改革开放40年上海如何围绕着成本寻求型外资探索了一条与之相应适应的引资路径。同时，围绕着进入中国的外资从成本寻求型转向市场寻求型，本书又试图去回答市场寻求型外资理论之下，上海应怎样发挥先行先试作用，为中国探索新的引资政策措施。
新冠疫情的数年时间内，国际直接投资将在整体上呈现收缩趋势，原因是各国应对危机的扩张性政策基本上是内向的，鼓励对内投资而不是对外投资将是普遍的政策倾向。供应链的本土化会导致各国国内投资增加，从而导致对外投资的减少。这种内向化的趋势转变为向全球化的回归的时间至少要在5年以后，世界将重新注重在扩大分工中寻求效益。而在这以前，围绕着资本的流向，各国间将会出现一轮政策竞争，包括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争取外资的竞争，也包括发达国家把企业留在国内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注重以更高优惠吸引更多外资，将可能导致更高的政策成本。也即，各地政府注重项目落地或投资规模，会增大政策成本和各种隐性成本，外资的实际国民收益将会下降。本书把握了该趋势特点，并将此作为未来外资政策的依据，提出上海更加应该顺应市场寻求型外资的需求，更加侧重制度型开放的探索，以及为中国参与全球投资治理探索路径。
在全球投资可能收缩的背景下，中国还因美国的去中国化政策而受到更大冲击。美国政府明确鼓励美资企业回流，承担搬迁费用，这不仅会影响已有在华企业，还会影响新的对华投资。若美国长期维持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高关税，将必然影响以出口为目的的外商在中国的投资，包括美资企业，也包括其他外资企业。美国对华政策增大了疫情本身对中国的影响。美国对中国的技术政策会影响美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因此间接地影响到其他国家企业对中国的投资。根据中美经贸协议，美国竭力排除中国通过引进外资实现技术进步，即对所谓“强制技术转让”加以限制。美资企业想在中国独资经营并长期保持技术优势，原因在于要独占中国大市场。但是，美国又要在技术产品的供应上限制中国，打压中国的一些重要企业，甚至连贸易都要断供，更不可能到中国来为中国企业提供高技术产品。因此，美国企业对中国的投资可能将局限于民用最终产品，而对可能提升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能力或技术配套的投资则会严加限制，这种限制也会延伸到其他国家企业对中国的投资。
面对这样的困境，本书根据上海城市功能升级的要求，提出发展跨国公司总部经济的政策措施，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引力，吸引跨国公司包括美资企业通过设立地区总部、职能总部等各类方式，发挥亚洲区域作用、深耕中国市场，这样的建议非常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跨国公司总部是全球资源配置的主体，推动跨国公司总部集聚不仅有助于上海成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而且使得外资和本土企业总部形成竞争合作的发展机制。这与吸引单个外资企业进行资源配置有重大的区别和更大的价值，跨国公司总部能够将自身企业竞争优势与中国国家竞争优势结合，更全面用好中国国家竞争优势，推动上海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更好发挥龙头辐射作用，向长三角和国内外市场延伸产业链和供应链。因此上海提出发展总部经济战略，已经超越了自身吸引外资的战略部署，而且与全国行业吸引投资联系起来，是对全国吸收外资的贡献。
张娟博士和她的同事们长期根植于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实践层面，对实践变化有着直接的接触和敏感的捕捉，尤其是本书基于时间、面向全球、面向未来等多视角，引入历史的视角，既有对全球投资视角的把握，又有对国家战略发展需要的考虑，使得上海改革开放以来引资路径丰富可触。难能可贵的是，她们没有就事论事，而是试图将实践的变化引入国际投资理论的思考，比如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更高能级的总部经济”进行了理论演绎，这为本书提出的发挥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优势，深化投资管理制度改革、推动中国参与全球投资治理的政策建议，提出形成多元、多层次主体共生的总部经济生态圈的政策建议，提出在长三角区域、一带一路区域实现跨区域合作，破解上海土地资源等瓶颈，拓展外资发展空间的建议等，为决策咨询增加了理论之基。
张幼文
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学术顾问
202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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