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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1.成都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古蜀文明发祥地。金沙遗址有3000年历史，周太王以“一年成邑，二年成都”，故名成都。先后有七个割据政权在此建都;一直是各朝代的州郡治所，是汉的五大都会之一，是唐最发达的工商业城市之一，是宋金融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世界上最早纸币发明的地方。成都拥有武侯祠、杜甫草堂、望江楼公园等名胜古迹，是中国最优秀的旅游城市。成都的蜀锦、大熊猫，成都的春熙路、锦里，成都的美景、美食，让成都成为中国的一张名片。书稿内容丰富，文字精彩，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2.目前已出版的20余部中国城市传里，本书篇幅最大，图片最多，结构最为复杂，时间跨度最长（距今5000年前-1949年）。计2022年6月新书出版举办发布会，发布会后还有研讨会。本书籍将有望成为大多数读者了解成都的必读书籍之一。著名巴蜀文化研究专家和学者谭继和教授和王笛教授对本书分别撰写了推荐语，给予了极高评。 內容簡介： 蒋蓝笔下的《成都传》呈现出浓郁而独特的西南气质与诗性空间结构：“成”（古蜀干栏式建筑是中国干栏式建筑的发祥地）与“都”（两江汇聚的低地）的分野，到“成”与“都”的汇聚为城市的演变；重要历史人物情感踪迹与物理踪迹两条线路是《成都传》的复线构成，比如杜宇与凤凰山、开明氏与茶叶入川、司马错和张仪与成都城的雏形、李冰与天府富庶格局的形成、文翁兴教的人才格局……成为贯穿《成都传》的两大经纬之线；成都自古以来的水路、陆路的交通史，成为了成都包容吸纳的两条血脉；成都经历十几次的移民，形成了人种、文化、风俗、园林、饮食、建筑、街区、植物的落地与繁荣，充分彰显出成都近3000年城址不迁、2500年城名不变的底蕴。这一世界城市史上非常罕见的现象，充分显示了成都这座城市旺盛的生命力。 關於作者： 蒋蓝：散文家，作家。朱自清散文奖、人民文学奖、四川文学奖得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委员，四川省作协委员，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成都文学院终身特约作家。已出版《豹典》《媚骨之书》《成都笔记》《蜀地笔记》《踪迹史》《黄虎张献忠》等 。 目錄： 目 录 下册 第31 章 唐宋时期成都园林 五一一 第32 章 西南丝路上的地标 五二三 第33 章 唐宋海棠与“放翁花” 五三六 第34 章 侠之大者的心性与剑气 —— 张咏与“交子”诞生记 五四五 第35 章 “铁面御史”赵抃的人格魅力 五六一 第36 章 计有功与《唐诗纪事》 五七〇 第37 章 前后蜀皇城的短暂辉煌 五七九 第38 章 辉煌的前蜀以及宴游史 五九五 第四编 元明清风貌记 第39 章 元朝时期的成都城市 六〇九 第40 章 巍巍皇城蜀王府 六一九 第41 章 杨慎：雄视西南五百年 六四四 第42 章 明末清初时节的成都 六六〇 第43 章 兴建贡院与满城 六七七 第44 章 彭端淑与锦江书院 六九三 第45 章 今古人思苏廷玉 七〇七 第46 章 “国之宝桢”是如何炼成的 七一七 第47 章 王闿运眼中的晚清成都 七二五 第48 章 东校场两起载入近代史的大事 七四四 第49 章 宋育仁：四川“睁眼看世界第一人” 七五四 第50 章 骆成骧与巴蜀文化 七六七 第51 章 辛亥革命的导火索：四川保路运动 七八四 第52 章 铁血斑斓彭家珍 七九五 第53 章 欧洲探险家笔下的晚清成都 八〇六 第五编 第54 章 中国第四城记 建筑是城市岁月的纪丽谱 八一五 第55 章 华西坝往事 八六九 第56 章 叠溪大地震引发洪灾经过成都 八八五 第57 章 “远征军”前后岁月 八九一 第58 章 罗常培笔下的成都“七二七”大轰炸 八九九 第六编 第59 章 成都风物记 茶的源流史 九〇七 第60 章 木中王者桂树 九一六 第61 章 木芙蓉简史 九二二 第62 章 凤凰山的演变史 九三四 第63 章 枸酱与拐枣的迷宫 九四一 第64 章 成都古桥春秋 九四七 第65 章 成都的桤树 九五八 第66 章 成都的乌鸦 九六六 第67 章 蜀地银杏逸事 九七一 第68 章 最具世界知名度的成都之花 九七七 第69 章 成都的桐花凤 九八三 第70 章 龙泉山简史 九八七 第71 章 今有蜀绣惊海内 九九八 第72 章 历史上的大熊猫 一〇〇六 第73 章 珙桐翔鸽 一〇一四 附 录 城市美学非虚构 一〇一九 参考书目 一〇二六 后 记 一〇三〇 內容試閱： 后记 记得是2020年秋季的一天，散花书院总裁廖云 请我去锦江宾馆，与“丝路百城传”主编刘传铭教 授见面，刘老很熟悉我以《踪迹史》为代表特征的 个人言路与架构，力邀我担纲《成都传》的写作。 对他这一番盛意，我只能抱歉！ 一女不能两嫁，早 在3年之前，我已经与四川人民出版社签订了《成 都传》的出版合同。 迄今为止，我已经写作出版了涉及蜀地、成都 题材的作品9部：《天下名城》《春熙路史记》《踪迹 史：石达开与唐友耕、丁宝桢、骆秉章、王闿运等 交错的晩清西南》《黄虎张献忠》《成都笔记》《蜀 地笔记》《锦官城笔记》《天路叙事》《蜀人记：当 代四川奇人录》，逾300万字。伴随对巴蜀题材研 究的纵深，加之寓目的扩展，我越来越感到越是深 入，越必须小心翼翼，颇有如履薄冰之感，深切体 会到荀况所言“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 渊，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 大也”。但是，一部由神话、历史、考古、民俗、 风化、经济、建筑、动植物等领域进入，并由文学 笔法落地的《成都传》，仅仅尊重史料是不够的， 这远非把《成都通史》压缩而成一部“简史”那么简单！所以，我原计划 在60岁之际完成这一浩繁的写作，但因缘际会，鉴于“城市热”春风化 雨，还是提前几年全力以赴完成了这一浩大工程。 城市如人。城市如人一样有喜怒哀乐，有恩怨情仇。就像路德维希的 《尼罗河传》，是将人、史、地，自然和社会，过去和现在熔冶一炉，作 者对材料的选择颇具匠心，呈现出光怪陆离的丰富与历史的深邃，直走人 心。但最令人目眩神驰的，是他笔下古埃及的灿烂黄金，以及历代画家笔 下的色彩，那被时光漫漶了起伏的色彩，以及塑造了尼罗河两岸人民的命 运和性格的斑斓之彩。与彼得?阿克罗伊德的《伦敦传》一样，都是我的 案头之书。 学者范存忠在《鲍斯威尔的〈约翰逊博士传〉》一文里指出：“近代的 传记与传统的传记有一个显著的区别：传统的传记，目的在于颂扬某一个人 或某一些事；至于近代的传记，目的不在颂扬任何人，而在表达人生，表达 特定时代、特定环境里的人生。传统传记有三大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 为贤者讳。近代的传记，就事叙事，实事求是，无论英雄或常人都还他一个 本来面目。在传统的传记里，好像每个传主都是好人一圣人，贤人，君子， 好像海棠能吐香，玫瑰花是没有刺的。在近代的传记里，每个传主是一个 ‘人’，不论圣贤或君子；每个人都有其缺陷，每块白璧都有一些瘢点。一 般地说，传统的传记近于‘行状’‘荣哀录’，是理想的，近代的传记是写 实的。鲍斯威尔的《约翰逊博士传》不是没有理想化的地方，约翰逊不是他 的英雄吗？但大体上是写实的。它是欧洲近代传记的鼻祖。”① 在叙述语境中描绘真正存在的人或事，我采取田野调查的脚力、笔 力，采用深度透视的方法，拉开距离的审视，复原真相，运用拉近推远的 镜头语言，构建出一座与历史相向而行的宏大纸上建筑。这也许是《成都 传》最为重要的特征。《成都传》最大的难度不仅仅在于廓清历史真相，而 且在于如何演绎这一真相，并令我们成为历史的在场者。这部近160万言 ① 《约翰逊博士传》，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9月1版，第7页。 的作品尽力实现这一具体目标和长久的价值。 在《成都传》里，非虚构写作固然要涵盖城市断代史、人物传记、事 件，但非虚构写作并不需要对传主过于“负责”，更不需要对其一生予以 烦琐的“过度阐释”，因为非虚构写作的旨归，恰在于富有深意地记录， 一个时代的疾风暴雨加之于一个人的轻与重，以及一个人对此的抗拒或顺 从。近代以及当代文学传记里所缺乏的跨学科的域界论、跨文体的方法 论，汇聚为非虚构写作的典型特征。近代、当代传记追求的“真实”，其 实并不是非虚构写作渴望抵达的彼此，因为非虚构作家一直就置身于真实 的地界，他们只是尽力去呈现，一个人与时代的关系，那种写作才能复原 和修补完成的真相。 我一直认为，在写作的立场上，叙事铺就的真相，高于难以企及的所 谓真实。所以无所谓树碑立传与歌功颂德，非虚构写作里的人与事，不过 是不同时代生活洪流中的一个个标的。 《成都传》的写作，与跑步密切有关。我的习惯是，往往写作到了黄 昏，就去锦江边跑步几公里，也可以说，《成都传》是“跑”出来的。黄昏 时分，是锦江水面最为恬静的时刻，从树巅倾泻而来的夕光，开始在丝绸的 水面淌金。白鹭忽闪着翅膀栖息下来，水墨画一样的简净淡雅。白鹭立在水 边长久冥思，成为隐士们的榜样。在它的身边，则是穿行在千年律诗里的 那一叶扁舟，终于用一束渔火，放大了白鹭梦一般的体型。我们不但目睹了 杜甫的白鹭，也看清了李白的白鹭，而刘禹锡的白鹭与白居易的白鹭彼此交 错而飞，在历史的水面撒下了三百六十五天的樱花、红杏与细雪…… 有“小东坡”之誉的宋代诗人唐庚，其诗学苏轼，遭际也与苏轼相 似。贬居惠州期间写有《白鹭》一诗，他从白鹭的身影里看到的却是重重 危机：“说与门前白鹭群，也宜从此断知闻。诸君有意除钩党，甲乙推求恐 到君。”所谓相由心生，景由心造，果然！所以一座城市，会在不同心境 中得到不同的镜像。我必须在不同的起承转合之中，在无数重叠的、挪移 的成都光影里，靠近那个最真实的城市形象。 依照古人为前朝写传的历史惯例，《成都传》从古蜀先民进入成都平原 开始，写到1949年为止。在这之后的内容，当在《成都传》续集中得到进 一步状写。 2000多年来，成都是因山水而兴，因山水而荣，因山水而困，因山水 而云蒸霞蔚、大有作为。回首天际，春水明媚凝脂，烟光梦田含翠。置身 锦江码头，思接千载，知锦江之高义；逝者如斯，念崇丽之无尽。 感谢四川省作家协会将《成都传》列入2021年度重点扶持作品；感谢 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市文联将此书列入重点文艺项目、《弘扬天府文化主 题创作系列作品》项目。 感谢《收获》《作家》《时代文学》《湖南文学》《青海湖》《红豆》 《四川文学》《格调》《晩霞》《青年作家》《西湖》《青岛文学》等多家刊 物发表《成都传》的选章。 撰写《成都传》是一个十分庞大而繁杂的跨学科工程，也被热爱成 都历史的朋友们视为“义举”，他们慨然伸出援手，他们的“义举”才让 我感怀！写作期间，我得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四川省博物院、四川大学图 书馆、成都市博物院、成都市图书馆、成都市档案馆、成都地图出版社、 成都时代出版社、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崇州市罨画 池博物馆、成都市石室中学、成都市作家协会、成都文学院、成都市植物 园、成都市望江楼公园管理处、锦江区政协、温江区文联、大邑县文联、 大邑县文管所、巴山文学院、布克书店、散花书院以及《人民网》《四川日 报》《川观新闻》《中华读书报》《上海青年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四川经济日报》《川经新闻》《成都日报》《锦观新闻》《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蜀学》《天府文化》《晩霞》《读者报》《第一读者》等多 家媒体的大力支持，同时得到摄影家嘉楠、甘森和古明清，著名学者谭继 和、王笛、徐新建、周啸天、肖平，作家马平、庞惊涛、米瑞蓉、田旭中 以及四川大学梁昭、成都市图书馆涂樱鸽、四川省文史馆李殿元、《四川文 物》杂志社黄剑华等数十位学人和地图收藏者的悉心关照，在此深表谢意。 成都平原治水技术泽被中原 冯广宏进一步认为，大禹治水前期，蜀地就有三个治水技术手段： 第一步，用土填高积水的道路，沿着高地砍伐密林，同时建立标志， 恢复交通。 第二步，解决交通工具。 第三步，测量地形，为山川命名。 这些前期步骤，为古今治水工作所必需，应该是实践经验的记录，既科学，又合理。也为李冰治水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储备。 成都方池街曾发掘出战国早期的竹笼卵石堤遗迹。这种治水堤埂是用竹篾编成的圆柱形长笼，里边填满了卵石。竹笼有好几米长，然后再把多条笼石拼搭在一起，就成了一个个横截面成“品字形”的堤坝，古蜀人把它们用竹篾串联在一起，就更为牢固。用这种低成本、高效率的土办法， 可以堆砌成一堵挡水的堤坝，它具有的引水、防洪等各种功能就能得以发挥。可见，蜀地治水早在4500 年前就开始了。 在《华阳国志》里，提到“犍为资中人”王延世，誉之为“王延河平，纂禹之功”。由于黄河泛滥成灾，王延世两次治水成功，其方法与李冰治理都江堰惊人的相似。 说起这汉成帝的河平年号，倒是应该引起注意的一件事情，年号是汉成帝专门为褒奖治黄河有功的王延世而特别设立的。河平元年（前28 年），中原32 县连续遭遇了特大暴雨洪水灾害，有的地区中的积水已经达3 丈深，大量农田被淹没，民不聊生。 自幼就仰慕乡贤的王延世，于危难之间担此治理黄患的重任。他吸取了前任御史的教训，亲临现场勘察，找出问题，决定在馆陶、金堤垒石塞流。他使用了蜀郡都江堰中的传统治水方法，制成长4 丈、大9 围的竹笼， 中盛小石，由两船夹载沉下，再以泥石为障。王延世带领军民昼夜操劳， 奋战36 天，河堤始成，终于在河平元年三月初堵住了决口。为纪念治黄成 功，汉成帝改“建始”五年为“河平”元年。 河平三年（前26 年），黄河又在平原决口了，汉成帝派王延世与丞相杨焉、将作大匠许高、谏大夫乘马延年共同治理黄河决口。王延世经过精确测量计算，仅用了半年时间，又修复河堤，恢复了正常的生产，使黄河两岸百姓安居乐业。 在黄河岸边以竹笼圆石为堤坝，稳固河岸，这无疑是蜀人治水经验的验证和推广。王延世创造治黄奇迹，不过是蜀中自大禹、李冰以来“竹笼络石”的传统技术的再现，并在中原地区再次显示了这些经验的低成本、高效率。可见，从大禹治水以来，中国形成了源远流长、逐步完善的治水核心理念：“道法自然，综合治理。”在理念的产生、形成过程中，蜀地作为大禹故乡，因地制宜的治水经验，为这一科学理念的形成完善做出了独特而突出的贡献，王延世治理黄河，恰是蜀地对中华文化的积极贡献。 江源文明滋润华夏文明 除了治水，李冰更有人格的感召力量在激励后人，并成为江源文明的血脉。 史籍称李冰“能知天文地理”，是旷世奇才。李冰治蜀事迹甚多，涉及经济建设诸如水利、交通、盐业等许多领域，都有非凡的建树。传说李冰修建都江堰时曾与江神进行了殊死搏斗。《水经注》卷三十三引《风俗通》对此有一段精彩的记述：“李冰为蜀守，开成都两江，溉田万顷。江神岁取童女二人为妇，冰以其女与神为婚，径至神祠，劝神酒，酒杯恒澹澹，冰厉声以责之，因忽不见。良久，有两牛斗于江岸傍，有间冰还，流汗谓官属曰：‘吾斗疲极，当相助也，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绶也。’主簿刺杀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气决，凡壮健者，因名冰儿也。”a《华阳国志·蜀志》还记述，李冰率领军民凿平溷崖时，“水神怒，冰乃操刀入水中 a 郦道元撰，王国维校：《水经注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39—1040页。 与神斗，迄今蒙福”。李冰的文治武功，早已经成为蜀地的一个精神大纛，尊其为“川主”，在难以计数的川主庙里，千秋奉祀享香火。 让人感兴趣的是，除了测量水位的石人外，都江堰还埋藏着无数秘密与宝贝。铁牛和铁龟就备受 “深淘滩，低作堰”这六字真言，为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立于二王庙台阶处的石刻，是都江堰千年不倒的秘密 世人关注。元代治水专家曾用6 万斤铁铸成了两只头部相并、尾部分开的 牛用作鱼嘴，明代还用1 万多斤铁铸了一只乌龟用作鱼嘴。后来铁牛和铁乌龟都被江水冲走了…… 学者蒋永志认为：铁牛和铁龟并不在鱼嘴下游， 而是在鱼嘴上游。铁牛和铁龟非常重，按照重物在水流中活动的规律， 越重的东西可能往上游移而不是往下游移。因此，这几件宝物不可能在下游，而是在鱼嘴上游。应该说这一推断具有相当说服力。这些历史遗迹， 只等等待它们重见天日那一天！这进一步增加了都江堰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魅力。 林向教授曾经指出：地质学家证明，公元前1 万年到3000 年之间，岷 江上游有至少5 个地震堰塞湖，水路一直可以通到青海。堰塞湖使岷江上游气候湿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堰塞湖四五千年左右坍塌一次，洪水冲向平原，三星堆古城遭受洪灾，就此才转移到金沙。岷江也因为地震而发生改道，我们后来发现，宝墩文化遗址恰恰就位于洪流道当中……a 人类在大自然面前不是被动的，而是因势利导。正如学者彭邦本总结的那样：“大禹时期疏导治理、人水亲谐的水利模式，反映了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深邃道理，影响深远。都江堰无坝引水的独特工程模式，其理念 a 施劲松：《林向：童心求真论巴蜀》，《成都日报》2014年9月13日。 就与大禹时代一脉相通。”因为大禹治水的核心是“疏导”，不但导水还要导山，就是凿山分流。后来李冰在都江堰凿离堆治水就体现了“岷山导江”的伟大精神。大禹导江治水与李冰的智慧不仅涵育了巴蜀大地，而且江源文明也滋润了华夏文明。 《华阳国志》作者常璩盛赞李冰伟绩，称其修建都江堰之后，让川西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都江堰在水利管理、工程管理、水工技术管理诸方面，皆独具匠心，成为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表率。罗开玉强调，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便是用“六字诀”“八字格言”“三字经”来总结、归纳都江堰的治水法则。这些治水法则是古代都江堰工程管理、水工技术管理的最高准则，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最重要的规章制度。这些法则皆刻石立在二王庙内，皆朗朗上口，言简意赅，又是与汉字文化高度结合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是我国传统文化、都江堰水文化的一株奇葩。 分水治沙技术为都江堰水工技术中最重要的一项技术。都江堰的治沙总是和治水结合在一起的，治沙技术与水工技术形成一体。这也是都江堰作为天、地、人相协作，环境保护、生态建堰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最佳典范的根本原因之一。千百年来，都江堰的治沙技术一直是水利施工者高度关注的焦点，历代许多水利家、各种各样的学者都进行过探索与总结。总的说来，都江堰的治沙技术诀窍是因地制宜，辩证施治。 1945 年1 月22 日，李约瑟博士携夫人李大斐站在都江堰的离堆之上， 他不能不惊叹于两千多年前的都江堰选址之精确，设计之完美，效益之久远。他掌握了最重要的数据：仅400 英里长的岷江从1200 英尺高的源头飞 流直下，它以大约每英里下降30 英尺的平均梯度泄下。就河流而言，他认为是一个“特别危险的数据”。 李约瑟喜欢古罗马工程师萨莱乌斯·弗朗提努在公元1 世纪写下的名言：“他造的水渠是不可或缺的。在‘无价值的金字塔或华而不实的希腊人的工程’消失后很长时间里，它仍然被铭记在人们的心中。”但是，他被都江堰彻底震撼了，他见证了奇迹。他在《中国科学》里写道：“（都江 堰）将超自然、实用、理性和浪漫因素结合起来，在这方面，任何民族都不曾超过中国人。” 李冰建堰初期，都江堰名称叫“湔堋”，这是由于都江堰一旁的玉垒山，秦汉以前叫“湔山”，而那时都江堰一带的居住者主要是氐羌人，他们把堰叫“堋”，所以都江堰就叫“湔堋”。 到三国蜀汉时期，都江堰设置都安县。因县得名，都江堰称“都安堰”。同时又叫“金堤”，这是突出鱼嘴分水堤的作用，用堤代堰作名称。到了唐代，都江堰改称为“楗尾堰”。因为当时用以筑堤的材料和办 法，主要是“破竹为笼，圆径三尺，以石实中，累而壅水”，即用竹笼装石，称为“楗尾”。 在《宋史》当中，历史上才第一次出现都江堰：“永康军岁治都江堰，笼石蛇决江遏水，以灌数郡田。” 为什么叫都江堰？“都江”是哪一条江呢？ 清朝陈登龙的地理著作《蜀水考》说：“府河，一名成都江，有二源，即郫江，流江也。”流江是检江的另一种称呼，成都平原上的府河即郫江，南河即检江，它们的上游，就是都江堰内江分流的柏条河和走马河。 《括地志》说：“都江即成都江。”也就是从宋代开始，把整个都江堰水利系统工程概括起来，称为都江堰。 李冰与广都盐井 大凡有盐出产之地，历来是古文明的中心。古蜀一地所需之盐，均来自巴地。不断寻找“盐泉”，也是古蜀人最初在成都平原及其周边地区不断迁徙的重要原因。因此，前316 年秦并巴蜀后，十分重视食盐的流通与 管理，秦惠王二十七年（前311 年）就在成都设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以控制食盐的流通，解决民众需求。 李冰任蜀守后，利用蜀地先民长期食用自然盐泉（自流井）和含盐岩层积累的盐矿物的常识，穿凿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口盐井—— 广都盐井（在 成 都传 ［上册 ］ 一七八 汉代开凿盐井图。（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供图） 今仁寿、双流境内），开创了凿井、采卤、制盐的历史。因此，蜀地从此“盛有养生之饶焉”。李冰这一伟大业绩，完全不亚于他对都江堰的贡献。李冰成功开凿广都盐井，揭开了四川盆地井盐生产的序幕。 20 世纪50 年代成都、邛崃等地出土的汉代画像砖进一步证实了蜀地井盐的生产实况。有关秦蜀守李冰开凿广都盐井的史实，虽然见于历史文献较晚，直到东晋时常璩在《华阳国志》卷三《蜀志》中才有记载，但史料的可靠性却是学者们公认的。它追述了李冰开凿广都盐井的史实：“（李冰）又识齐水脉，穿广都盐井、诸陂池。蜀于是有养生之饶焉。” “广都”在先秦时曾经是古蜀时期的别都。《蜀王本纪》记载：“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广都樊乡在今双流县境内， 于西汉“武帝元朔二年置县”（前127 年）。据学者考证，县治所在地为今双流县中和场，辖今双流县仁寿县之北部及简阳县西部之一角。a 广都盐井位于广都县的龙泉山脉 a 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95 年版，第24—25页。 （成都人谓之“东山”），本来为一个稳定的储盐结构。关于广都盐井的盐卤资源，及其与陵井的关系，史学家任乃强先生作了精当的阐述： 自仁寿县治以北，至籍田铺、秦皇寺、贵平寺一带，地层上部积有盐水。李冰识之，故最先掘井于此。其最旺一井，后世称为“陵井”。自汉迄唐，屡经深凿，至达数十丈。a 李冰塑像。（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供图） 任先生分析，广都地下浅层盐卤资源丰富，因而李冰首先在此地开凿盐井。广都盐井是当地若干盐井的合称，“陵井”是其中卤水最旺之井，汉朝以后仍在生产，经过不断淘井，“陵井”已经深达“数十丈”。 李冰任蜀守应在张若之后， 任职时间较长，大约在秦昭襄王三十年（ 前276 年） 到秦王政九年（ 前238 年）。 在30 余年的任 职期内，李冰创建了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并且开凿了广都盐井。如今流行的一句话是“四川人是天下的盐”，分析其源头，就应该回到广都盐井的祖地。 正是伴随都江堰水利的勃兴与盐井的开凿，“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而巴蜀地区的世风也为之一改。常璩就认为，秦在大规模开发巴蜀经济、改革巴蜀习俗的同时，其奢靡浮华风气， 也给蜀地带来了消极影响。这一切变化的发生，“原其由来，染秦化故也”。 a 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1页。 第12章 汉代成都与天府之国 不同时空的益州 益州，是成都使用时间较长的一个别称。所谓“扬一益二”，达到了“益州”知名度的顶点。“益州之于成都”，有点像“金陵之于南京”。 大禹疏通江河，华夏大地始安。于是制九鼎、分九州，包括如今四川在内的区域称梁州，这在《史记· 夏本纪》里有记载：“华阳黑水惟梁州。”梁州的取名，主要在于：上古时期秦岭称为梁山，故梁山之阳 （南）称梁。这一区域，后称益州。 益州的称谓第一次出现在西汉。西汉元封五年（前106 年），汉武帝在 全国设13 刺史部，四川地区为益州部。汉武帝为什么称四川为益州？ 对此，东汉刘熙《释名》卷二：“益，阨也，所在之地险阨也。”东汉应劭《地理风俗记》指出：“疆壤益广，故名益州。”这说明，益州的得名有两个原因：一在于地理险要，二在于广阔益善。其辖境相当现在四川省折多山、云南省怒山、哀牢山以东，甘肃省武都、两当，陕西省秦岭以南，湖北省郧县、保康县西北，贵州省除东边以外的广大地区。 石牛堰。在望江楼处南河道分出石牛堰河。（蒋蓝 摄） 王莽新政时期，改为庸部。公孙述据蜀时期，将庸部还名益州。东汉复为益州，治所在雒县（今德阳广汉市北）。中平中移治绵竹（今德阳市东北黄许镇）；初平中复移治雒县；兴平中移治成都。到东汉以后辖境逐渐缩小。隋大业三年（607 年）改为蜀郡。唐武德元年（618 年）复为益州。天宝元年（742 年）改为蜀郡，至德二载（757 年）升为成都府，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1 年）降为益州。端拱元年（988 年）复为成都府，淳化五年（994 年）又降为益州，到嘉祐四年（1059 年）改益州路为成都府。 至此，历史上沉浮反复的“益州”，终于退出了作为行政区域的系列。益是一个会意字，下为皿（盆），上为水，是水流出盆外之意（溢之 本字），引为富饶之意。以此字命名宛如一盆水的四川盆地，高度形象。其实《山海经·海内经》对“都广之野”的描述就非常清晰了：西南 黑水流经的地区，有都广之野，后稷埋葬在这里。它方圆三百里，是天和地的中心，有名的神女素女便出现在这里。这里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各种谷物都自然生长，不论冬夏都可以播种。鸾鸟自由自在地歌唱， 凤鸟自由自在地跳舞，灵寿木到时开花，草和树成堆地生长。各种各样的鸟兽，成群结队地在这里栖息。这里的草啊，不论冬夏都不会枯死。 这样的膏腴之地，怪不得太史公要说四川是“天府之国”。益州一词，就成为天府之国的通假。汉武帝命名四川为益州，最恰当不过了。 这里需要注意一个生僻字“ 蠲”（juān），古代 通“ 捐” （税收），原是免除的意义。“蠲”为什么从蜀字呢？ 《华阳国志》指出，周武王伐纣，巴与蜀均兵。说明巴蜀在先秦时期与中原关系比较密切， 所以常常参加重要的政治军事行动。灭商之战胜利后，周武王还把公主下嫁给巴国；刘邦定三秦的时候，同样效法周武王，战后免除了人（古巴国区域的一个部族）的税收，人后来是以布匹代替银子交税。但周王是否免除了巴蜀的税收，史料无载。但“蠲”字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 特指免除“捐”（税收）。 从这两件史事分析，唯独巴蜀享有免税特权，此“蠲”字算巴蜀专有。汉武帝要拆分“蠲” 称巴蜀为益州，其初衷应该是指“蜀之益州”吧。 陈子庄先生手拓汉砖拓片《亭长》。40厘米×18.5厘米。选自任启华著《巴蜀过客》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另外，大禹时代蜀地出了一个通天彻地的人物伯益，为五帝中颛顼的 后代。传说他能领悟飞禽语言，被尊称为“百虫将军”。他也深谙水性， 辅佐大禹治水。蜀地还有传说，认为伯益是岷江上游的土著氐人。伯益辅佐大禹治理水患，汉武帝有理由把四川盆地称为“伯益之都”或“伯益之野”，这也许是“益州”的词源学来历。 分析起来，益州得名，应该兼有“蜀之益州”和“伯益之野”的含义。 “天府之国”出自诸葛亮的《隆中对》 四川盆地的地形为成都城市形成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文化创造了条件。伴随大地隆起，四川盆地由海盆先是变成了海湾，接着变成了湖盆，这个湖盆比如今的四川盆地面积要大得多，是当时的世界第一大湖，后来这里的地形继续抬升，盆地的边缘隆起一些高山，最后形成陆盆。作为中国腹地十分罕见的内陆海洋性气候城市，成都平原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量充足；地表松散，沉积物巨厚，土壤肥沃；水系发达、河渠交错，地表水、地下水资源丰富，为成都城市的兴起和发展创造了优越条件，城市发展条件真可谓“得天独厚”。这也决定了成都平原生物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要大大高于四川别的地区。 中国历史上，有7 个地方先后被称为“天府之国”。 从学理上讲，“天府”一词最早见于《周礼》，是指保管国家珍宝、库藏的官吏。后来“天府”逐渐泛化，成为比喻自然条件优越、物产富饶的地方。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是《战国策·秦策》：“大王之国，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变，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历史上最早称蜀地为“天府”是诸葛亮的《隆中对》：“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在历史上他首次把以成都城为中心的益州（即今天四川的大部分）称为“天府”。“天府之国”在历代文人笔下逐渐成了成都平原的代名词，而成为家喻户晓的地理常识。 但历史上所说的“天府之国”主要是指成都平原区域，并不包括川西高原和川西南丘陵。成都平原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特别是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之后，成都平原成了“水旱从人，不知饥馑” 的天府之土，成都平原迅速成为农业和手工业兴旺发达之地，是中央政府的主要粮食供给基地和赋税的主要来源。 尽管拥有天府之国的地利与人和，蜀汉政权也采用了一系列振兴农 业、经济的措施，取得了很大效果。但毕竟人口稀少，成为制约当时蜀汉政权长治久安的最大短板。 根据《文献通考》记载：“蜀亡时，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吴亡时，户五十三万，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后宫五千余人。”“魏氏户六十六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四百四十三万二千八百八十。”由此可见，蜀汉由于人口少且过于分散，其生产力水平也就大打折扣。因为在人口与生产力呈正比例的农耕时代，人口的数量显然也决定了军事实力。因此这就不难理解为何诸葛亮后来在《出师表》中说“益州疲弊”，其实疲弊的不是益州，而是当时蜀国的未来。 蜀汉三国时期，成都平原的农业、商业、制造业等均取得了长足进步。第一，恢复农业生产不是采取大规模屯田，而是大力扶植和发展本地农业经济。史载，曾有人向刘备建议，将成都城内屋舍和城外园地桑田分赐将士，但赵云反对：“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令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刘备接受了这个意见，让民众“安居复业”，然后征其赋役，就成为蜀汉发展农业的基本政策，并得以延续。小农经济是蜀汉立国的基础，诸葛亮深谙足兵足食才是“富国安家”根本， 也是匡复汉室的前提。因此他高度重视“务农殖谷”这一立国之根。史书上多有他“务农殖谷，闭关息民”；“闭境劝农，育养民物”，“休士劝农”等记载；因此他反对“妨害农事”，认为“使民心不乱”，才能安心地从事生产。第二，为保证农业丰收，诸葛亮倾心水利灌溉。蜀守李冰创立都江堰以来，它一直维系着西蜀农业的给养，诸葛亮继续维护这里的水利设施。据《水经注·江水》记载：“诸葛亮北征，以此堰为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用“征丁千二百人”保护一个水利工程，充分表明了他对农业生产的命脉—— 水利设施的重视。由于有都江堰灌溉，水旱由人，成都平原“沟洫脉散，疆理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出现一片繁荣景象。蜀地本来就“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之饶， 加上诸葛亮的精心治理，农业产量很高。处于都江堰灌区的绵竹（今德阳 市）、广汉一带的水田，保持着亩产三十斛以上的纪录。 在蜀汉农业深度发展的同时，工商业也大有起色，尤以煮盐、炼铁、织锦业最为发达。刘备初据益州，以蜀锦赏赐诸葛亮、法正、张飞、关羽“各千端”（每端6 丈），单是这一赏赐就让人大开眼界。为了织锦，诸 葛亮以身作则，自家就种了800 棵桑树。织造业的丰厚收入一直也成为蜀汉政权军费开支的大宗来源。以至蜀亡之时，库存锦、绮、彩、绢尚“各二十万匹”。 当时的成都市井，到了“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的程度。商业发达，店铺林立，各种奇珍异品均穷极于时，呈现出空前繁荣。 实事求是地说，东汉末年的混战，益州社会经济没有受到大破坏。刘备控制益州之初，蜀中经济仍处于稳定发展的过程。其后虽连年北伐，经济发展受到一些影响，但天府之国拥有雄厚的自然资源与经济基础，加上治理者的悉心经营，所以直至蜀汉灭亡，社会经济仍算正常。 梁章钜《浪迹丛谈》提及的《诸葛砖》，通过这一案例，似可以窥见蜀汉治理天府之国的水平： 四川成都贡院，相传是蜀汉宫基，至公堂上屋瓦，尚多旧物，质坚而细，与铜雀瓦相似，可以为砚，每方纵横约皆尺余， 旁有小字云：“臣诸葛亮造。”素禁窃匿，故士子出场，亦必搜检，后因防范匪易，于乾隆三十年尽行拆卸解京。此《一斑录》所据蜀人之言，并云伊家现有瓦一片，不知确否，姑志之，亦不知解京现存何所，何以无一人得见者。a 蜀汉宫之砖，与铜雀台的瓦（也可制为砚）可以媲美。这样的制造工艺，反映出当时蜀工的精湛技艺。 a 梁章钜：《浪迹丛谈》，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9页。 所以，历史上的战略家，如张良、诸葛亮等都把四川一地视为可以开山立国的福地。比如唐朝中期和晚期，关中发生叛乱，唐玄宗和唐僖宗都是选四川成都为避乱之所，当时的成都，在皇家眼里也是一片笙歌燕舞之地。 从城市地位而言，唐时的成都既是益州（后改称蜀郡、成都府）、成都县和华阳县政府所在地，又是剑南西川节度使驻地。城市建筑格局方面虽然没有京都长安的气派和威仪，主要在于蜀汉以仁义治天下，秉承不扰民的统治之术，但民间生活却是繁华而富足的。当时全城大约有10 万户人家，50 万人，街道、小巷达到三四百条，酒楼、茶肆、店铺林立，各地商人云集于此，街道上摩肩接踵，人声鼎沸，好一派成都版的“清明上河图”的兴旺之景。 置身于2007 年初落成的新天府广场，强烈醇厚的文化气息与时代气象扑面而来。我看到花丛里的喷泉将天空洗蓝，水雾濡湿了我的眼帘。没有都江堰水利枢纽，就不可能有一座大城的繁荣。李冰父子“深淘滩、低作堰”的治水思想难道不让今人汗颜吗？ 2260 多年历久常新的都江堰，目前还发挥着当初的功能。在历史面前，还有什么样的堂皇理由，敢与自然、和谐相抗？水文明史是人类古代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志，刺骨的江水也许可以使高热的脑袋获得一些清醒。“能建低坝不建高坝，能不建坝就不建坝， 因势利导才是正确的自然观、水利观。”这个观点并不神秘—— 但人们用惨重的代价换来的结论竟然如此平凡，如此简单！ 应该意识到，诸如地震、洪灾、瘟疫等灾难已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灾害”，还包含有人为因素。正如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人类凭借现代治理机制和手段应对风险的能力确有提高，与此同时也产生出一些人为造成的新风险。这一点在城市社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城市面临的传统风险的压力在减小，但未知的、不确定的风险却在增加。但“天府之国”的崛起，让人们看到了成都作为一个“韧性城市”的底蕴。 “重城”格局的形成 到汉武帝时，成都人口日增，必须扩建城池。于是在原少城基础上， 新筑“南小城”，由此三城连接，成为数城相抱的格局。新建的大城，称“新城”，并又分别建成学宫城、锦官城和车官城。当时成都的大城和少城各开城门9 道，城内有通行车辆的大街。 蜀汉三国时期，刘备进行了大规模城市建设，以现在青龙街为中心、穿城九里三的轮廊，城市格局大体确定，并一直沿袭到1949 年之前。 由秦至清，两千多年来，成都城形制多数时期为：“三城相接”（秦至东汉）或“六城相望”（汉末至西晋）或“二城相包”（唐至宋末）或“三城相包”（明朝到清朝）。一言以蔽之，“数城相接”与“数城相包”，历来是成都城市形制的特点。 汉代成都城较之秦城变化不算太大，但成都的工商业及交通，却远较秦代发达。 蜀地向来物产富饶，加之李冰、文翁相继兴修水利，经济及商业更臻发达。秦庄襄王时（前249— 前247 年），李冰凿检江、郫江，双双通过成都，皆可行舟，成都的交通状况大为改观。2009 年3 月3 日，四川省成 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称，在成都市中心人民商场二期工地发现了1 座汉代木桥、1 座房址、9 口宋代至明清时期的水井，井内出土了北宋的白色围棋子、四耳瓷罐、双耳瓷罐、铁釜、铁剑、铁刀、铜带钩、骨簪和陶珠等大量文物。木桥结构与2001 年在金沙遗址发现的一座汉代木桥完全相同，应是一座廊桥建筑。从木桥的结构和古河道内出土的遗物推测，这座木桥的时代应在汉代。古河道现在清理的宽度约11 米，从现场情况看，古河道的 宽度在30 米以上，木桥的长度至少应该与之相当。这座木桥的发现对于研究汉代成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 汉武帝奋力开辟西南空间，筑路通使，以扬大汉之威。建元六年（前135 年），以唐蒙为中郎将，征调了数万名巴蜀民夫修路凿通夜郎。鉴于 高颐墓阙及石刻位于四川省雅安市城东7公里的许姚桥，阙坐北朝南，建于东汉建安十四年 （209年）。主阙十三层，子阙七层，是用多块大小不同的红色长石英砂岩堆砌的有扶壁重檐五脊式仿木建筑，由基、身、楼、顶四部组成。高颐墓阙及石刻是中国已知的汉代石结构建筑中保存最完好、雕刻最精美的。1961 年，高颐墓阙及石刻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蒋蓝 摄） 西南地区边远发生骚乱，汉武帝就授权司马相如以中郎将身份（秩千石， 相当于正司级）出使巴蜀。由于唐蒙滥杀地方首领，引起民众恐慌，不少人自残，或者逃往山林躲避。司马相如抵达成都后，临危不乱，写了一篇 《谕巴蜀檄》来传达朝廷旨意，稳定民心，一面说唐蒙“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擅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另外又说“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可谓恩威并施，社会效果良好。 这样，随着人心安定，成都一跃而为西南经济重心和交通枢纽以及商贸集中地。汉代成都的成都城市地标，就是“市肆”汉画像砖上刻画的建筑。 在成都曾家包、羊子山汉墓出土的“市肆”画像砖上：画面中央是一座高高的市楼，楼上悬有一大鼓。东西、南北各有一条道路，道路上人们熙熙攘攘，有正在行走的，也有推着独轮车的人，还有相互交谈的市民。道路的两旁是排列整齐的商铺，还有列肆为三四排不等的长廊式建筑，里 1941年，“石男女拥抱像”出土于眉山市彭山区江口汉崖古墓群。郭沫若见到出自故土的这座“秘戏”石雕后，命名了一个浪漫之名：“天下第一吻” 东汉击鼓说唱陶俑是东汉明器，于1957年在四川省成都市天回山东汉崖墓出土，属国家一级文物，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被称为“汉代第一俑”。它是一件富有浓厚民间气息和蜀地风貌的优秀雕塑作品 四川合江县草山出土的东汉相抱俑。俑高10厘米，质为红陶。左女右男，并排而坐。男俑高冠长服，头偏微笑，左手搭女俑右肩，右手抚摸女俑面颊。女俑身着广袖长裙，绾发髻于脑后，右手弯曲于前胸，左手下垂于膝，头右侧，面带笑容与男俑相亲吻 弋射收获画像砖。1972年在四川大邑县安仁出土，是四川汉代画像砖中具有代表性的精品，高39.6厘米，宽46.6厘米。（四川省博物院藏） 面的商贩和顾客正在忙着交易。砖的四周有围墙和大门，西南靠墙处还有两间堆积货物的房舍。 如果说曾家包、羊子山“市肆”画像砖是对汉代商业市肆的全面反映，新都、广汉、彭州出土的“市肆”画像砖则更加注重市肆的局部刻画：新都出土的“市肆”砖：中央市楼前有两人，一人手持一条状物正在朝市门走去，身后有一犬相随，另一人手提购买的物品也准备出门。画面左侧有一小商铺，一顾客似乎正在向店主询价。市楼下面一个管理员似的人物，手持一槌正欲上楼击鼓，看样子闭市的时间快到了。 成都城南两江之间，发展为“南市”，与外江之锦官城（纺织基地以 及织锦工匠住地）、车官城（车辆制造地、造作工匠住地）隔江相望，即今天的西校场、青羊宫一带。大城与少城的城门有18 门之多。据《成都城坊古迹考》记载，秦大城南至今上南大街一带，北至今后子门附近，西至东城根街一带，东至今青石桥、鼓楼街一带。少城东垣即大城西墙，西垣在如今长顺街一带，南至文庙西街，北至长发街。 秦汉成都古城建筑规模宏大，是依据秦国咸阳的规制而营建。《华阳国志》说：“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皆与咸阳同制。” 根据推算，秦汉成都城周长大约12 里，土垒城墙高7 丈，全城共7 座城门。与人们通常想象中的城池不同，成都作为蜀国的都城，居然没有护城河和罗城，也没有宽大的护城壕沟，但从战争角度来看，成都可以说存在先天不足。但这一格局承续了两千多年，成为中国古代两江环抱的城市格局定式的一种类型。此后两千多年，成都的城名从没变过，虽城市重心略有挪动，但城址没有迁移，这在中国城市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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