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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 史臣吴兢个人总结贞观之治、唐太宗治国之道的政论史书
《贞观政要》是政论性史著，篇幅不大，影响很大。因为，它的核心内容是记叙唐代贞观年间君臣善政的言论和史实，由唐代史学家吴兢撰写，书中主要记载贞观年间唐太宗与魏征等大臣的问答，以及皇帝的诏书、大臣的谏议奏疏等，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思想、生活等方方面面，尤以讨论君臣关系、君民关系、求谏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居安思危为其重点。
2. 知古鉴今，本书治国理念、领导方法、决策艺术、人才选拨艺术、修养艺术值得当下借鉴
本书总结的以民生为本、以德治国等治国理念，诚心纳谏、仁心仁政等领导方法和决策艺术，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等人才选拔艺术，天下为家、戒奢戒贪、善始善终等修养艺术等，对今天各级领导者和管理者为人从政仍有借鉴意义。
3. 名家全新注译评析政论名著，帮助读者应用于今时今日之需
唐史大家韩昇教授在原本十卷的基础上进行重新编写，从符合现时代需求出发，全面分析贞观君臣在治国理念、法制、人才、思想等十个方面的建设理论，将古代治国理政转为今日管理之用，助以提高读者的领导力。
4. 装帧素雅大方，双封面，收藏、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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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贞观政要》是唐代杰出的史学家吴兢所著的一部政论性史书，深入记述了贞观时期唐太宗君臣关于治国理政的大讨论，举凡政治、制度、国防、人事，乃至做人做事的道理，都在其中，成为后世一致认同的治国经典，自唐至清，一千多年间，无论社会发生怎样的巨变，其政治思想和理政原则一直适用。甚至在日本和朝鲜半岛也得到广泛认同，堪称古代东方政治学的一座丰碑。
本书作者简择《贞观政要》中的部分经典篇章，辅以注释、译文，并结合唐朝典章制度、史实事例等加以评析。全书共分为十章，从《贞观政要》相关原文切入，全面分析贞观君臣在治国理念、治国路线、官吏队伍、政治制度、法制、经济、人才、思想道德、文化、民族及外交关系等十个方面的建设理路。不仅旨在说明唐朝盛世形成的奥秘，更意欲展示唐这一王朝的魅力，增进历史认同，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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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韩昇，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等，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明治大学文学部、关西大学等大学教授、研究员。通过生物遗传学和历史学的跨学科联合研究，首次成功找到曹操宗族基因，走出了文理科合作研究中国历史的新路子，多次获得国际和国内人文社科优秀研究成果及教学大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3—9世纪北方民族谱系研究”。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先后开讲《盛唐的背影》《寻找曹操》和《风云唐太宗》等多个系列节目。出版《从封建到大一统》《隋文帝传》《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研究》《东亚世界形成史论》《海东集》《盛唐的背影》《史家说史:苍茫隋唐路》《正仓院》《盛唐格局：唐太宗的国家治理》等著作十余部。讲述中国传统家训与教育的专著《良训传家》，荣获中国文津图书奖。翻译了号称日本汉学研究巅峰之作的《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出版译著十余部。发表学术研究论文一百多篇。主要研究汉唐史、东亚历史与国际关系、佛教史。
王艳，女，1995年生，安徽濉溪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隋唐史、古代东亚关系史，已发表相关论文数篇，出版译著《则天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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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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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乱世重典到文德治国——治国理念的转型
国策大转型
以民为本
由打天下到治天下——治国路线的转型
创业与守成之辩
守成之道
打铁必须自身硬——官吏队伍自身的转型
修身正己
以史为鉴
以人为鉴
精简官吏，务在得人
提高官吏的文化素养
以分权体现民主——政治制度建设
以身作则，倡导分权理念
以制度分散权力，预防专制
确立言官的监察权
中央与地方分权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法治建设
建设完备的法律体系
带头守法，建立法律尊严
公正执法
慎赦
从富国强兵到富民强国——经济建设
反思隋朝国富之祸
藏富于民
节约开支，反对奢侈
天下英雄入吾彀中——人才建设
振兴教育，尊师重道
建立规范的考试及铨选制度
规范考核，赏罚严明
人民信仰，国家有力量——思想道德建设
仁义
公平
忠义
诚信
节俭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文化建设
贞观初年的音律大讨论
民族融合促进文化繁荣
恩威并施，以德怀远——民族及外交关系建设
征伐
和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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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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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国古代的历史，唐朝是大家公认辉煌鼎盛的王朝，她的遗产在今日遍布世界的“唐人街”中即可窥见一斑。千百年来的有识之士无不对唐朝给予高度评价，苦心孤诣地追寻她繁荣昌盛的秘密。自汉帝国在黄巾起义的冲击下分崩离析以来，神州大地经历了四百余年的分裂动乱，其间西晋虽短暂拥有过统一的名头，却迅速葬送在“八王之乱”的内斗中。至6世纪末，终于迎来真正意义上统一的隋王朝，却仅维持了短短三十余年，便再次将国家推入群雄逐鹿的血与火之中。直到唐朝建立，中国才真正重新站了起来，摆脱了往日的残败凋敝，迅速成为一个政治清明、民生富裕、军事强大、文化灿烂的世界帝国。如此辉煌的唐朝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建成，无疑与唐朝真正意义上的开国帝王唐太宗是分不开的。唐太宗用短短二十三年的时间，就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为人称道的盛世“贞观之治”，奠定了唐朝约三百年基业的规模与格局。在传世的历史记载中，唐太宗的政治遗产是较为丰富的，其中系统性的总结就是《贞观政要》这部宝典。
《贞观政要》的作者吴兢，是唐代杰出的史学家。他生于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前后，死于唐玄宗天宝八载（749），亲历高宗、武周、中宗、睿宗、玄宗五朝，目睹了唐朝大半个世纪的政治起伏、风云变幻。并且，他从武则天时代起就进入朝廷史馆担任史官，得以接触到大量官方档案，故而拥有一般人难以企及的远见卓识。因此，在朝堂内外一派歌舞升平的玄宗时代，吴兢敏锐地感受到潜藏的社会矛盾，深知唐朝的政治形势已危如累卵。然而上书直谏难以被唐玄宗所接受，他只好利用自己的史臣身份，将唐太宗贞观年间治理国家的成功经验编撰成书，命名为《贞观政要》。吴兢意在利用唐太宗的“祖训”，以“贞观之治”为尺度，引导唐玄宗纠正偏差，重新走上唐太宗治国的正确道路。
出于这个目的，吴兢从唐太宗时代众多的档案中，选择了唐太宗和大臣们对于如何治理好国家的深入讨论、影响深远的诏书和奏章、历史事件、人物传记等，采撷节录，分门别类，构成十卷四十篇，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军事、礼仪、教育等国家事务的主要方面，尤其深入记述了贞观时期的治国理念和基本方针。
由此可见，《贞观政要》既非吴兢心血来潮的偶然之作，亦非对唐太宗及其“贞观之治”的吹捧溢美，而是他出于忧国忧民的公心，基于当时的档案记录和历史文献辑录而成的治国宝典。那么，吴兢对相关文献记载的辑录，所反映的究竟是他个人的政治思想，还是唐太宗的治国理念及其经验呢？
有一本书对于回答这个问题至关重要，那就是唐太宗晚年编纂的《帝范》。这部书是唐太宗为其接班人太子李治而作，不仅是他对前代治国经验和教训的整理，也是对自己治国理政二十余年的总结。因此，这部书毫无疑问体现了唐太宗的政治思想。如果将《帝范》与《贞观政要》放在一起比较，上述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帝范》共十三篇，去掉最后一篇总结，共十二篇。唐太宗告诫李治道：“此十二条者，帝王之大纲也，安危兴废，皆在兹乎。”（《帝范》后序）比较《帝范》和《贞观政要》的篇目可知，唐太宗视为重中之重的这十二个方面，全部吸收在《贞观政要》中。在此基础上，吴兢又增加了一些篇目，主要涉及伦理道德等文治的内容，还有农耕赋税等国家施政以及言行举止的修养等。特别是《贞观政要》第十卷，分《论行幸》《论畋猎》《论灾祥》《论慎终》四篇，此四篇其实是唐太宗
在《帝范》最后一篇里对李治告诫的展开。显而易见，《贞观政要》深受《帝范》影响，所反映的是唐太宗的政治思想和治国实践，是一位成就卓越的伟大政治家的经验总结，而非书生的高谈阔论。这就更加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深入学习借鉴。
《贞观政要》成书以后，很快显示出其重要的现实价值，玄宗以后的皇帝都曾努力研读，从中汲取治国经验，力图起衰振弊，实现中兴。唐宣宗甚至把《贞观政要》书写在屏风之上，诵读领会。唐朝灭亡以后，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分别建立了辽、金、元政权。他们虽然不是汉族，但其统治者也都把《贞观政要》奉为圭臬，专门延请饱学之士，入宫侍讲，学习唐太宗的成功经验。明朝皇帝几乎把讲读《贞观政要》作为日课，明宪宗亲自推动《贞观政要》刊印，为之作序，大力阐扬。清朝更是如此，清高宗乾隆在为《贞观政要》写的序言中，感慨道：“余尝读其书，想其时，未尝不三复而叹曰：贞观之治盛矣！”由此可见，《贞观政要》不仅超越民族壁垒，成为大家一致认同的治国经典，且自唐至清，一千多年间，无论社会发生怎样的巨变，其政治思想和治国原则一直适用。
这样一部系统总结治国经验的著作，不仅在中国深受重视，在东亚文化圈内的其他国家也广泛流传。从现存的历史记载看，日本是最早引进《贞观政要》的国家，相当于晚唐时代成书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赫然可见《贞观政要》目录，可知其传入日本的年代尚早于晚唐。日本历代的实际统治者都十分重视研读《贞观政要》，设立博士宣讲。江户时期甚至规定天子必须读《贞观政要》，以明古道。《贞观政要》的政治思想和理政原则在东方各国得到广泛认同，堪称古代东方政治学的一座丰碑。
本书简择《贞观政要》中的部分经典篇章，辅以注释、译文，并结合唐朝典章制度、史实事例等加以评析。全书共分为十章，从《贞观政要》相关原文切入，全面分析贞观君臣在治国理念、治国路线、官吏队伍、政治制度、法制、经济、人才、思想道德、文化、民族及外交关系等十个方面的建设理路。不仅旨在说明唐朝盛世形成的奥秘，更意欲展示唐这一王朝的魅力，增进历史认同、文化认同。
韩 昇
2021年12月1日
国策大转型
【原文】
贞观七年，太宗与秘书监魏徵从容论自古治政得失，因曰：“当今天下大乱之后，造次不可致治。”徵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则忧死亡，忧死亡则思治，思治则易教。然则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为邦百年，然后胜残去杀。大乱之后将求致治，宁可造次而望乎？”徵曰：“此据常人，不在圣哲。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理，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太宗以为然。封德彝等对曰：“三代之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理而不能，岂能理而不欲？若信魏徵所说，恐败乱国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人而治。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于当时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载籍，可得而知。昔黄帝与蚩尤七十余战，其乱甚矣，既胜残之后，便致太平。九黎乱德，颛顼征之，既克之后，不失其理。桀为乱虐，而汤放之，在汤之代即致太平。纣为无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若言人渐浇讹，不及淳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德彝等无以难之，然咸以为不可矣。
太宗每力行不倦，数年间，海内康宁，突厥破灭，谓群臣曰：“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突厥自古以来，常为中国勍敌，今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使我遂至于此，皆魏徵之力。”（《贞观政要·政体》）
【注释】
①贞观：唐朝第二代皇帝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自贞观元年（627）正月至贞观二十三年（649）十二月，共行用 23年。武德九年（626）六月初四，秦王李世民率尉迟敬德、长孙无忌等一众心腹，在长安城宫城北门（玄武门）附近射杀皇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等，史称“玄武门之变”。六月初七，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八月初九，李渊退位称太上皇，禅位于李世民。次年改元贞观。此处的“七年”多个版本写作“四年”，《资治通鉴》亦系此事于贞观四年（630）。结合后文太宗言“贞观初”，此事发生在贞观四年（630）的可能性更大。
②秘书监：官名。东汉桓帝延熹二年（159）始置，掌禁中图书秘记，故曰秘书，秩六百石，属太常。三国魏文帝黄初中，分秘书立中书，因置监、令，初属少府，明帝时不复属。至晋武帝，又以秘书并入中书省。晋惠帝永平元年（291）外置秘书寺，长官为秘书监，综理经籍并掌中外三阁图书。南朝梁时改称秘书省，与尚书、中书、门下、集书合为五省，秘书监增秩二千石，品第三。之后历代相沿，名秩数易。唐武德初复改称秘书监，从三品。龙朔二年（662）改称兰台太史，咸亨元年（670）复旧。天授初改称麟台监，神龙元年（705）复旧。
③魏徵：字玄成，魏郡馆陶（今属河北）人。少年孤贫，曾出家为道士。大业末年投奔李密，典书记。李密败后，随之降唐，自请安抚山东，劝降徐世 。一度为窦建德所俘，署为起居舍人。建德败后再次入唐，为隐太子李建成所重，授太子洗马。玄武门之变后，归入太宗麾下，引为詹事主簿。太宗践祚，拜谏议大夫，封巨鹿县男，受命安抚河北，寻迁尚书左丞。贞观三年（629），迁秘书监，参预朝政，并主持整理校定禁中书籍。贞观七年（633），迁侍中，掌门下省事。同年以领衔修撰各朝史书成，进封郑国公。魏徵为人正直，以直言敢谏著称，与太宗君臣相得。贞观十七年（643）卒，年六十四。太宗亲临恸哭，废朝五日，赠司空、相州都督，谥号“文贞”。
④ 善人为邦百年，然后胜残去杀：典出《论语·子路》：“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圣明之人治理国家，经过一百年，就可以消除残暴，废除死刑了。胜残：使残暴之人不作恶。去杀：不用死刑。
⑤ 封德彝：本名封伦，字德彝，观州蓨县（今河北景县）人。北齐太子太保封隆之之孙，隋通州刺史封子绣之子。自幼智识过人，开皇末年随杨素征江南、营仁寿宫，受其举荐，拜内史舍人。大业年间攀附虞世基，为虎作伥，使得隋政日坏。后随宇文化及之弟宇文士及投降唐高祖李渊，拜内史舍人，寻迁内史侍郎。数从太宗征讨，屡立战功，得高祖、太宗赏识，屡迁高官，位至宰相。贞观元年（627）卒，年六十，册赠司空，谥曰“明”。卒后数年，其生前私下支持隐太子李建成事发，贞观十七年（643），诏改谥号为“缪”，黜赠官，削所食实封。
⑥ 三代：中国历史上最早建立的三个王朝夏、商、周的合称。
⑦ 五帝、三王：五帝指传说中的五位古代帝王，有多种说法，唐代较常用的说法是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五位。三王指夏、商、周三代的开国君主，即夏禹、商汤、周文王。
⑧ 黄帝：上古时代部落联盟首领。少典之子，一说姬姓，一说公孙姓，名轩辕。在位期间，修德振兵，教农抚民，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皆取得胜利，被各部落尊为继神农氏之后的联盟首领。因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与炎帝一起被尊为华夏始祖。
⑨ 蚩尤：上古时代九黎部落联盟酋长。传言有兄弟81 人，皆铜头铁额，骁勇善战。蚩尤性格凶暴，为黄帝所讨伐，双方战于涿鹿之野，蚩尤战败被杀。黄帝由此统一了各个部落。
⑩ 九黎：上古时代的一个部落联盟，位于黄河流域中下游一带。首领蚩尤与同母弟8 人，皆姓黎，号“九黎”。又有族兄弟72 人，共计81人，即81 个黎氏支系部族。
?颛顼：上古时代部落联盟首领。黄帝之孙，昌意之子，因辅佐少昊有功，封于高阳，号高阳氏。传言颛顼在位期间，九黎部落宣扬巫教，崇尚鬼神而废弃民事，并发动叛乱。颛顼平定九黎之后，进行宗教改革，禁绝民间以占卜通神的活动，使民众的生产生活恢复正常。
? 桀：夏朝末代君主。姒姓，夏后氏，名癸，一名履癸。帝发之子，在位期间荒淫暴虐，为成汤所伐，战于鸣条，兵败被俘，放逐于南巢。死后谥号曰“桀”。
? 汤：商朝开国君主。子姓，为契的第十四代孙，主癸之子。在伊尹等
人的辅佐下，陆续灭掉邻近的夏朝方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而后
与桀战于鸣条，胜利后被推举为君主，定都亳，国号商。
?纣：商朝末代君主。子姓，为帝乙少子，号帝辛。在位期间横征暴敛，严刑峻法，最终被周武王率领的诸侯联军败于牧野，身死国灭。与夏桀并称“桀纣”，成为中国古代暴君的代表。
?武王：周朝开国君主周武王。姬姓，名发，周文王姬昌嫡次子。约公元前1046 年，姬昌病逝，姬发即位，对内重用姜尚等贤臣治国安民，对外联合其他诸侯国为灭商做准备。牧野战后，被尊为诸国共主，迁都镐京，正式建立周王朝。
?成王：周朝第二位君主周成王。姬姓，名诵。周武王克商四年后崩逝，成王年幼继位，由武王弟周公旦摄政。周公旦平三监之乱、营建洛邑，巩固了周朝建国后的政权，于摄政第七年还政于成王。成王坚持周武王和周公旦的政治策略，确立了以分封制、宗法制为基础的政治社会组织，建立礼乐文化，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
?浇讹：浮薄诈伪。
? 勍（qíng）：强大。
【译文】
贞观七年（633），唐太宗与秘书监魏徵漫谈自古以来君主治国理政的得失，说道：“如今社会正值大乱之后，不能太急于追求天下大治。”魏徵说：“并非如此，大凡人在危险困苦之中就会忧心死亡，忧心死亡就会盼望太平，盼望太平则易于教化。也就是说，大乱后更容易教化，就好比饥饿的人易于进食。”太宗说：“贤明的人治理国家百年之久，方能感化残暴的人，不必再行杀戮。大乱之后想求太平，怎可短期内实现呢？”魏徵说：“这是就常人而言的，圣明的人不在此列。如果圣明的人施行教化，上下同心，百姓像回声一样响应，事情不求快也能很迅速地推行下去，我相信一年见到成效并不算难，三年成功还觉得晚了。”唐太宗认为他说得有理。封德彝等人反驳说：“夏、商、周三代之后，人民逐渐虚伪浮薄，所以秦朝专以法律治国，汉朝行仁义王道也杂用刑法等霸道，这必是因为他们想要教化民众而不能，难道是他们能教化却不想吗？如果相信魏徵所言，恐怕会败乱国家。”魏徵回道：“五帝、三王，都是本人在位期间就达到了天下大治。施行帝道则为帝，施行王道则为王，都在于当时所施行的政策教化了百姓。这一点看典籍记载就能明了。古时候黄帝和蚩尤进行了七十余场战争，造成的社会乱象极为严重，然而黄帝遏制了蚩尤的暴行之后，很快便创造了太平盛世。九黎部落作乱，颛顼出兵征讨，平定叛乱之后，仍无损其治世。夏桀暴虐，商汤将他放逐，商汤在位期间天下就实现了太平。商纣无道，周武王讨伐他，到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时亦实现了太平。如果说人越来越浮薄奸诈，不再像古代一样淳朴，从三代到今天，人应当都成鬼魅了，怎么还能再被教化呢？”封德彝等找不出言语来反驳他，但都觉得魏徵的话不可行。
唐太宗坚持推行教化，毫不懈怠，数年之间，天下安定，突厥也分崩离析。唐太宗对大臣们说：“贞观初年，人们颇有异议，认为当今一定不能行帝道、王道，只有魏徵劝我。我听了魏徵的话，短短数年就见到成效，国内太平无事，边远的外族也入朝称臣。突厥自古以来就是中原的强敌，如今突厥酋长都佩刀值宿禁卫，其部落上下也都行用中华的服饰礼仪。我能取得这些成就，都是魏徵的功劳。”
【评析】
这条材料是唐太宗即位后与群臣讨论国家治理道路的重要记录。这场辩论由唐太宗发起，围绕着以下两点展开。第一是要树立什么样的基本国策？第二是为什么要树立这样的国策，其历史根据在哪里？关于第一点，魏徵的主张非常明确，即实行仁政。对此，封德彝坚决反对。那么，封德彝的主张是什么呢？《贞观政要·论诚信》中有一段相关记载：
太宗谓无忌曰:“朕即位之初，有上书者非一，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运，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慑服四夷。惟有魏徵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从此语，天下大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
据此可知，当时众臣纷纷向唐太宗上书提出治国之道，封德彝的主张亦大抵如是，即劝唐太宗实行法家的帝王术，大权独揽，以难测之恩威统御臣民，以强盛的武力震慑四夷。这正是唐以前的几个朝代都实行的政策。然
而，这几个王朝没有一个长治久安，唐太宗对于这种政策显然很难动心。魏徵主张改弦更张，实行仁政，这对于唐太宗是有吸引力的。首先，它是对前朝失败的拨乱反正，防止重蹈前朝之覆辙。其次，它提出了更高的国家目标，天下大治，远人心服，符合唐太宗要超越历史造就盛世的宏伟志向。
那么，众臣为什么反对以文德治国呢？就个人而言，他们大多是品德优良之人，并非权谋奸诈之徒。他们的反对并非出自私利，最主要是担心文德治国属于书生空谈，说得好听却无法推行，反而可能误国。他们的担心并非毫无道理，历史上有多少奢谈文德治国的君主，哪怕专制暴君也会吹嘘得口沫四溅，标榜自己爱民如子。然而，要把以文德治国变成国家政策确实难度很大，投入多，回报周期长，必须毫不松懈，持之以恒，方才可能见到成效。多数君主做不到这些，常常言多行少，有始无终，所以成功者甚少，没有多少经验可以遵循，难怪大臣们纷纷表示担忧。太宗也认为大臣们的反对有一定的道理，认为要移风易俗需要国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采用严格控制的手段来训政，取得成功后方能逐步施行仁政。对此，魏徵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国家的高压手段，远不如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人性化管理为佳。为了说服太宗和同僚，魏徵通过对人的心理的解读，从理论上驳倒治乱世用重典的根据。
主张用重典的大臣们最重要的根据就是乱世人心险恶，因此必须使用震慑的手段令民众服从，才能将社会聚拢起来。而魏徵认为恰恰相反，乱世无常，人们在经常性的战乱杀戮中内心非常厌恶动乱，也无时无刻不在担忧身家性命，盼望安定，这构成了治理乱世的人心基础。人心思治，就像是大旱望雨、饥汉盼食一般，恰好是最容易治理的时候。魏徵穿过乱世的表象看透人心所向，并进一步提出了施政层面的根本原则，告诉太宗应当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治理社会。魏徵认为：“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即朝廷如何对待百姓，百姓就会如何对待朝廷，只有施行仁政才能换来百姓的心悦诚服。
最终魏徵说服了唐太宗，太宗按照他的理念去治国，短短几年之内果然收获了令人惊喜的成效。《贞观政要·政体》篇中对此有一段更详细的记述：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加以从谏如流，雅好儒学，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每因一事，触类为善。初，息隐、海陵之党，同谋害太宗者数百千人，事宁，复引居左右近侍，心术豁然，不有疑阻。时论以为能决断大事，得帝王之体。深恶官人贪浊，有受枉法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民。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牛马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大意是说，唐太宗刚即位时，水旱灾害频仍，粮价飞涨，加上突厥入侵，地方骚动不安。太宗忧国忧民，勤勉执政，崇尚节俭，广施恩德。当时，从京师到河东、河南、陇右各地，灾荒尤重，一匹绢才能换取一斗米，百姓只好外出逃荒，但没有人抱怨。到贞观三年（629），关中丰收，百姓都回来了，竟没有一个人逃散不归，唐太宗得人心到如此地步！加上他从谏如流，雅好儒术，孜孜求士，择人善任，改革旧弊，兴建制度，常常从一件事举一反三，变成一系列的善政。当年和李建成、李元吉一起要谋害唐太宗的有成百上千人，事件平息之后，唐太宗将这些人放在身边，豁然无猜。时人认为唐太宗能断决大事，得帝王之体。唐太宗痛恨贪官污吏，有枉法受贿者，绝不赦免。在京流外官员贪赃者，都要求上报，根据他们的犯罪事实，依法重办。因此，官员多自律而清谨。太宗严格管束王公、妃主等权贵及大姓豪强，让他们畏惧国法君威，不敢为非作歹、欺压平民。当时商旅留宿野外都不会遇到盗贼，监狱常常空置，牛羊遍野，大门不闭。连年丰收，以至于一斗米只要三四钱，出门在外的人从京师到岭表，从山东到沧海，都不用自带粮食，就在路上购买。进入山东村落，有旅客经过，当地人都会厚加款待，有的离开时还给馈赠。这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光景！
唐太宗对于现实政治非凡的驾驭能力，和魏徵对于政治理想的热烈追求，构成了最佳搭配。上述大辩论最后的成果是确立了以文德治国的基本国策，太宗长期坚持这一国策方向，与魏徵等名臣一起创造出贞观之治的盛景。这次辩论在唐朝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历史证明，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一定要有先进的思想指导。看清时代潮流和历史发展趋势的往往是少数人，因此，要引领社会前行，首先要造舆论，呼唤社会的觉醒，让改革的思想最大限度地获得社会的认同乃至支持，才能形成难以逆转的趋势。唐太宗发起的这场大辩论，为以文德治国的国策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提高了官僚群体的思想认识，让大家对落实文德治国的艰巨性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可以说是为大治天下发出了响亮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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