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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和重庆的对比——夫子庙的交游——南京的日本兵 1945年12月—1946年7月　上海 ／39 安和寺路70号——姑母——出国难关——大表妹——科学青年会——厅舅和顾萦——上海俄专——《夜店》——茅盾的《腐蚀》——幼殊和她的同学——张维主任——黄浦滩夜景，苏州河上船民——家庭音乐晚会——瑛兰的病——出国前的一个月(补述) 1946年7月　远洋轮上 ／85 世界的缩影，船上生活——中国学者和留学生——陈衡哲大骂好莱坞崇拜——奇妙的海景 1946年7—8月　纽约 ／97 杨希真——汪安琦——王世真——船抵金门——伯克利加州大学——横贯大陆火车——李平衡——纽约的夜生活——华文报刊——对上海一月的反省——商业广告——成君 1946年8月—1947年8月　密歇根大学 　（第一学年） ／117 初到密大——初识王承书——做礼拜，忆徐家汇天主堂的一幕——学俄文遭白眼——中国学生的政治倾向——赵元任——蔡淑莲——注册周——美国政府——再谈王承书——美国大学的行政效率——俄文课——球赛——宿舍晚会——菲律宾同窗——密大合唱团——学位资格考试——“国庆”晚会——精神孤独——美国政治讲座——与美国左派同学一席谈——《中国的雷鸣》——自责——“蒋夫人的好友”费契夫人谈中国政局——艾伦医生，一场辩论——基督教与社会主义——向父母坦白恋情——和艾伦医生谈话——挣扎在两个世界的夹缝中——关于音乐——初识蒲书——美国的研究生体制——美国大学的考试制度——学骑马——在玛格丽特家过圣诞节——宗教的压力——第二学期，选修美国史——《屠场》和《相持》——音乐剧《飞萤》——蒲书——美国的音乐——一个自我奋斗的工读学生——演说：《华盛顿内幕》——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基督教各教派——宗教的精神压力——两位人类学同学——马克思主义协会——蒲书——相片的闹剧——密大民主组织被禁——五月音乐节——父教诲勿介入政治——生与死的思考——留学生买汽车——美国为何不能行共产主义——武大“六一”惨案——王承书——暑期学校——上海分手一周年——四重唱，朱光亚——俄文小组——母亲的痛苦——老教授的乔叟课——想去苏联——收不到信的痛苦——蒲书 1947年9月—1948年6月　密歇根大学 　（第二学年） ／239 在食堂做工——与蔡的友谊，新同学——去英国的考虑——与美国人交友难——与中国同学谈国内局势——去留的矛盾——话剧《小城风光》——论文《美国清教主义和科学思想的兴起》——一位老乡——张沅长请客——为不读PhD和母亲闹矛盾——英国入学手续办妥——中国同学谈回国——王希琰，陆卓如——给《密大日报》撰文辩论华莱士对华政策——最后一学期——人类学课——武大校友会——《密大日报》上的三篇读者来函——黄君——拒绝蒲书的求爱——左拉《萌芽》——在美生活费——硕士论文：保罗·埃尔默·摩尔和新人文主义——杜鲁门贷款——迷惘——忆上海雨中一幕——影片《西线无战事》——由一个留学生自杀想到现行教育的偏颇——人类学课的启示——与黄君政见争论——女生部主任家——与指导教授谈论文——双向的反叛性——兄弟会的背景——第二个五月音乐节——全国学联代表演讲——去英事横生枝节——与父母的分歧——反共的门特法案——学期结束——与王承书谈心——在安城的最后一天 1948年6—8月　纽约 ／331 二度来纽约观感——单身女子宿舍——事情又一次突变——决定回国——入哥伦比亚暑校——华莱士进步党成立——对未来工作和生活的筹划——王雪华、秋华——最后一信 尾声 ／349 內容試閱： 写在前面 时间不是物质，本没有重量。但双手托着这摞发黄变脆的老信札，我仿佛分明掂出了时间的重量。 这厚厚的一摞行密字小的信，躺在我的箱底柜角，已有半个世纪。经历了峥嵘岁月的颠簸磨洗，它竟然皮实地存活下来，得意地冲我眨眼，真有点儿不可思议。 这些信，是我50年前写给恋人顾耕的“情书”，和日记一样，它本属个人隐私，情感的念心儿。但几十年中，它的性质一度起过某种古怪的变化。情感的色彩抹去了，却涂上一层浓重的政治色调，被当作个人的政治历史材料多次调用。我自己曾几度翻它出来，认真地画红线，记要点，编大事记，为的是据以写政治自传，交代历史问题，做思想检查，或为外调人员提供他人的情况。在史无前例的十年，我更是被迫将它上缴，为当权者审查我的历史提供“物证”。后来，这些信终于退给了我，没有随同那如山的“文革”废纸送进造纸厂，是幸事。又后来，它被装在我的行囊里去了“五七干校”。在溽热的鄂南乡间，一待就是三年半，居然没有丢失霉烂，又是幸事。那几年，除了红宝书，没有可读之物。在劳动和运动之余，或通宵值班守夜时，为了排遣解闷，我也曾偷偷拿出来，就着马灯的昏光，一页页地翻读。那况味，犹如透过时光的微孔，偷窥一幅幅光怪陆离的西洋景——里面的世界，是那么遥远而陌生！ 这些年，不再有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这些信也就不再给派上什么实际用场。它还原了私人感情纪念品的本色，静静地躺在书柜的一隅，乐天知命，颐养天年。若不是偶然发生的一件事，它或将随着我和老伴儿的归西而永远埋进历史的废墟。 1994年7月25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一行通栏大标题，一幅大照片，电击般触动了我：《不同寻常的足迹——记我国杰出女工程物理学家王承书》。王承书！这个埋藏在脑海深处许多年的名字，突然蹦了出来，在幽暗的记忆屏幕上，映出了一个荦荦卓立的女性形象。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居里夫人式的女科学家，伟大的爱国知识分子。1946—1948 年我在密歇根大学结识她时，就被她那份献身科学的执着和超凡的品格所折服。我料定她将成就大业。但我没想到，她在回国后的几十年中，竟做到彻底埋名隐姓，为祖国国防事业献出了自己的全部才华乃至常人的生活。望着她那坚毅、安详又慈祥的面容，我的思绪穿过时间隧道，上溯到50年前。我记得，我在信中写到过她。是的，从1946年8月到1948年6月，有好几处写到她。这些段落，是她那段生活的一种实录，是那篇长达两版的报道中所未曾提到的。一瞬间，我看到这批旧信的一种新的含义。它不再是供政审的冷森森的材料，也不仅是纯属个人的温馨的私藏。它是一个时代的记录，具有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内涵，类似一种文史资料，或回忆录式的文字。 说起回忆录，近几年，偶有朋友在耳边吹风：你总是搞翻译，以你的经历，何不试着写写回忆录？面对朋友的厚望，我总报以无奈的一笑。在我看来，有资格写回忆录的，或是叱咤风云的革命家，或是历尽煎熬的受难者，或是学术文化界名流。我虽向往过革命，但没有出生入死可歌可泣的战斗历程。有过坎坷，但比起那些在荆棘丛中鲜血淋漓九死一生的人，我的路还太平坦。虽渊源于上层文化背景，却从未归属任何精英圈子。很早就做过作家梦，可始终无缘跨进文学创作的庙门。这样一个缺少名人效应的人，也来写回忆录，岂不是有点儿自作多情？ 然而，当我一封封重温这些早年的信，一种全新的感受，把我推回到那个不平常的岁月。 那是个改天换地风云际会的大时代。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嵌进了那幅巨大的风景画，构成它的一个小小斑点。她像一叶扁舟，孤帆远渡重洋，去探寻那广阔的未知世界。她抱着殷切的求知渴望，怀着对哀鸿遍野的祖国的苦苦眷恋，对母亲大地上正在演出的惊天地的史剧的向往和疑虑，将她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悉数倾注给故乡的恋人。信的内容尽管芜杂零散，却是构成一个完整的历史瓷瓶的碎片。这不也就是某种类型的回忆录吗？ 同是往事的记录，书信与回忆录却有所不同。回忆录是透过今天的眼光看昨日，用现时的词语过去的时态追述往事，虽近，却远。书信则是以当时的思想当时的语言讲当时的事，用的是现在进行时态，虽远，却近。回忆录是经过刻意反思、筛选、过滤、提炼的精雕细琢的制品；书信是未经打磨加工的原始素材，粗糙、残缺、夹带泥沙却原汁原味的出土文物。回忆录是抱着出版的目的，为广大读者和后人写的；书信则是为抒发一己一时的思绪情怀，为某个特定的人写的，落笔无须瞻前顾后，信手书来，因而更真实，更本色。作为史料，书信自有它独具的价值。 我的信，记录了一个40年代留学生的足迹心迹。当今，随着国门洞开，留学大潮汹涌，以留学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大量上市，形成了文坛方兴未艾的一大景观。但就我所见，这类作品几乎清一色是近年的留学故事。有关老生代和中生代留学生的记述，则付阙如。这使得中国留学现象看似一簇无根之花。但正如钱宁先生在《留学美国》中所述，中国学子自先驱容闳以来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构成了一部时断时续时冷时热的曲折多变的历史，总的目的都是发愤图强振兴中华。它像一株树，一根藤，每一截都各有不同的特色和功能。如果有识者致力于编纂一套中国留学史萃，从而追溯百多年来各个时期留学生涯的沧桑变迁，应是值得一为的课题。如此，则我的这些信札，作为40年代留学生活点滴的写照，也可以凑个数，为这株大树添一片叶子。如果把当时的主客观情态，与今天作一比较，借以看到世态的嬗变，人们心态演化之一斑，不也是文化社会学的一个有趣课题吗？ 这些书信，是地地道道的“情书”。在爱情故事独领风骚无往而不胜的今日书肆，单只“情书”二字，就能引人驻足。在情书中，爱情有如一根红丝线，把原本游离散乱的贝壳，串成一条闪耀着生命华彩的项链。爱情是无坚不摧的强力软化剂，能把最硬性的话题浸润得温情脉脉，诗意盎然。这是情书比一般书信更具魅力之处。我在写这些信的时候，自然不会想到日后将它公之于众，因此在情感的表露、议论的抒发上，毫无约束和掩饰。倒回去一些年，若要向世人公开这些赤裸裸坦露心迹的文字，简直不可想象。但古稀之年的我，已不再为这些信的内容和情调脸红了。我仿佛跳出了往昔，作为旁观者，站在时间长河的远端，冷静客观地眺望半世纪前的一个年轻人，像观剧一般品评她在人生舞台上的表演，并让她接受观众的品评和检验。虽然我由她脱胎而出，但她不等同今天的我，她代表着一个时代一类知识青年，她不属于我个人，而属于社会，属于历史。尽管我不曾想到要公开这些信，但我确曾想到要用它做资料，将我的见闻观感记录在案，以备日后之用。对于一个初涉世事的年轻人，一颗海绵般多孔的心，那几年的经验是珍贵的，不能让它从指缝间漏过，必须努力捕捉、吸吮、存留。像一个勤奋敬业的摄影记者，我不放过每一个从眼前掠过的人物、景观、场面，以及自己的感触、体会、思考、认识，一一采撷摄取，固化为成文的图影。 信的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社会、宗教、教育、文学、音乐、校园生活、异国风情、景物素描等方面，从一个特定角度反映了一个特殊时代的历史面貌和一个特殊阶层知识青年的心态，可说是另一类型的“青春之歌”。这些信，其实已逾越了一般意义下的“情书”，具有了纪实文学的雏形。 好了，让我把镜头从遥远的过去拉回到眼前。 时代在变，世事在变，人心在变。现如今，想方设法出国，不遗余力弄张绿卡，永久居留海外，远离不尽人意的故土，已成为一部分年轻人的梦想。有些年轻朋友不解地问我：当时国内局势动荡不宁，前景迷茫，你如留在国外，也可能成为一位有成就的华人学者。能更好地报效祖国。可你偏要急着赶回来，结果落得半生坎坷。你不觉得亏吗？不后悔吗？倘若时光倒流，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你会怎样做？ 我回答：不后悔；如果再次选择，我还是选择回来。 那为什么？ 我试着解释，但似乎未能使对方明了。这大概就是“代沟”吧。时光迈过了50年的跨度，代沟是自然的。但我不大相信有不可消弭的隔阂。我试图隔着历史的河道，与现在的年轻人对话，交流，沟通。我希望，我的这些信能构成一架桥，帮助缩短不同代人的心理距离，或许比我期期讷讷的解释更明白易懂。我总以为，在世世代代中国人之间，除了差异，还有着亘古不易的本质上的共性。基于以上想法，我终于横下一条心，鼓足勇气，送出这叠信。像送一个孩子上路，送一艘航船出港，任它去顶风披浪，在茫茫书海中闯自己的生路。 20世纪即将退入人类史册。当此世纪尾端，空气中仿佛弥散着某种难以言说的怀旧气氛。人们似怀着依依惜别之情，再回首顾盼一眼那渐渐远去的岁月。从理性上，是为了总结过去，瞩望未来。这大概就是《老照片》之类的出版物深受青睐的原因所在吧。果真如此，但愿我的这批回信也能为读者奉上一枚小小的可供咀嚼回味的橄榄。 附带说明：这批信中出现的人名，除收信人“顾耕”是化名，余尽可能保留真名，以存历史的真实。这批信是单行线，有去无来。顾耕的150封信也同样保存完好，为了尊重他本人的意愿，没有收选。保存下来的我的全部信件共二十余万字，除少数外，选用了绝大部分。 为出版这批书信，我的一些外地和在京亲友，如朱正先生、俞润泉先生、戴文葆先生、沈昌文先生、成幼殊女士、张玲女士、胡钟达先生、朱馨远先生、左恺先生、胡连璋先生等等，都曾给过我热情的鼓励、支持和帮助，更蒙李辉先生不弃，将它列入他主编的“沧桑文丛”。对所有这些热心的朋友，我谨致以万分的感激。 1998年7月 No.62 1947年4月12、13日安阿伯——武昌 正好在4月1日接到No.87，接着就放春假了。没有爱人在旁的春假简直是讽刺。好在我有充足的睡眠，早上不到9点过后不起床。一天做三餐饭，吃得很好，比在外吃省钱。其余的时间就写写信，看看书，轻易不出大门。明天就可以回自己宿舍了，谢天谢地。可是想到跟着就来的考试，就烦得要命。有时我恨读书，见了书就害怕，怎么办？ 这几天寂寞的日子里幸亏有蒲书常来找我谈谈。我不喜欢和他外出，上馆子或看电影。我喜欢他来我们客厅里坐着谈。我们已相当熟，用不着什么拘束。当一个人生活在自己内心久了，找到另一个能交换意见的人实在是种快事。我常把平日存在心里的一些疑团去问他。他的回答有时虽不免错误，大多都能令人满意。这人的学术气有点儿像钟达，不过在人方面，他比钟达来得开朗，不使你感到沉重。他的话有时说得极通极聪明，他为人却有时免不了宝气与狂气。那天我们在League吃过饭，外面很冷，我穿得不够，就坐在League楼上谈了好一会。我随身带着几张我们的相片在皮夹子里，就拿出来给他看了。他什么也没说，只不在意地问问关于你的一些事。出来后，他送我回家，我实在觉得很冷，他看见了，就一把挽着我的臂，活泼地笑着跳着，甚至想抱住我。我没让他那样做，可是我不好意思甩开他挽着我的臂。幸亏路很近，我就忍受着一点。快到的时候，他半疯癫地唱着：“I am happy！Nothing can make me unhappy！”〔我真快活！什么也不能使我不快活！〕我只好搭讪着说：“快乐的哲学，是不是？”你觉得这情形是有某种心理关系吗？我想起在上海时同样因一张相片而起的风波。这里你看到一些微妙的心理变化。蒲书是面子硬的，你休想他向你承认什么。可是许多地方他也瞒不住啊！ 说起相片，我最近又演了一出大胆的闹剧。一夜某杨大夫请客，在座除我外全是医生，女客只有我和一位何大夫。饭后大家谈笑，那些大夫们除两人外都是有家室的，各人掏出夫人及小宝宝的相片来示人。我忽然想到这是个机会，就把我们的相片拿出来给大家看。这一来惹得他们大闹，有位王大夫是川佬，异常健谈，竟替我的“飞阳伞”〔未婚夫（fiancé）的笑称〕看起相来。他说得倒还不错：“这人个性很强，为人正直，很热情。”可是下面就不对了，“不过热情不会表现在外……”其余的人又起哄了：“你怎么晓得？”他从容不迫地说：“当然，我只就相而言，对不对杨小姐自己知道。”他们大笑，我也只笑笑。天晓得，还说不会表现！无论如何，我达到了目的，我所要的就是让大家都知道这回事，落得清静！当然他们有家的不成问题，但消息到他们中间不怕传不出去。这位杨小姐骇人吗？ 这一向美国正闹电话风潮，政府想用法律压制，可是电话工人坚强不屈，政府很感棘手。华莱士到英国宣传反对援助希、土，收音机里新闻报道说：“Not much harm will be done．”〔不会造成多大危害。〕汽车大王亨利·福特死了，全国轰动。底特律万人空巷去追悼这位“一代伟人”。一对父母对他们的婴儿说：“Remember！You have seen Henry Ford！”〔记住！你见过亨利·福特！〕这就是美国人民。这里的广播除了音乐外一无可取，全为广告所包办。这一星期我却充分享用了。你知道我怎样享受吗？夜里睡在床上把收音机搬到床边，转得轻轻的，在黑暗中听音乐。 今早搬回宿舍了。上午把东西理好，就睡了一阵。起来把带来的食物吃一点，看看她们也都在睡，不想做什么事。把你的旧信翻出来读。知道吗，那个大蓝夹子已差不多不够用了，我在外面再加一个大盒子。我把檀香扇放在旁边，于是每次打开盒子，就是一阵扑鼻的檀香。不要笑我傻啊！今天我以为回来会接到你的信，可是没有。其实只有一星期，我不要你写太多的信给我。在读你旧信时，我感到你的爱像温暖的水在包围着我。我常在字行中发现以前所忽略的意义。我好像更了解你了。你的语气有时像位温存的大哥的谆谆善诱。我想起你对待我的一切，觉得说不出的感动。顾耕，你是世界上除妈妈外真能爱我的人，而你与妈妈又是那么不同。 同走廊的女孩们回来了一半，下午坐在她们房里听各人说春假的生活。那位学数学性格刚硬得不像女孩的Marcia最健谈，我一点不喜欢她说话的神态，但我很注意听她说什么。她说起在纽约遇到的两位太太，听她们说去参加华盛顿的Vandenburg〔范登堡，密歇根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演讲的情况。说那天是盛况空前，华盛顿万人空巷去听这位巨头为援助希、土的演说。听说那是一篇极精彩的演说，博得一般好评。接着那两位太太又描写她们被邀请参加议员家属的筵席，吃了生平第一次最好的饭。Marcia在讲时，似乎也分得她们的快乐，你觉得她在手舞足蹈，虽然她并没有动。这就是美国人的语气，动不动就是生平第一遭，初来的人听到会以为他们每个人的一生都是奇迹砌起来的。她大谈纽约五马路的风光，说复活节那天天气特别暖，走在街上不能穿大衣。整个城市都挤满了上礼拜堂的人。她说：“我很不愿意提起，但这是事实，多半人在复活节到礼拜堂去都是为了炫耀他们的新春装！”她自己是个虔诚的基督徒，这话由她说更具一种讽刺性。这是实在的。有一天《下午报》上载一张人们穿工装去教堂的图片，原来那里的市长鉴于许多人为了没有新装而避免去教堂的苦，特地叫他们穿了工装去。这位市长倒是很有见解的。我们这条走廊里的女孩们我能欣赏的很少。她们都是上二十几岁的，有的做过几年事，所以都相当老成，独立，不像楼上那些本科女生的糊涂不懂事。但她们仍旧是美国女孩，除了那两位人类学学生外，都是没什么脑筋的。和她们相处，我常是听着，一句不开口，开口也不过说些无关痛痒的家常话，真没意思。 蒲书昨晚邀我去看了场电影，梅尔·奥伯朗主演的Temptation〔《诱惑》〕，演得很好，但没什么意思。看完回到宿舍，他坐在客厅里和我谈了很久，谈得很痛快。我们谈到中国文学。他对旧文学知道得也很不少。说到新文学，他首推鲁迅。说20世纪初期世界文艺巨匠在法国是罗曼·罗兰，在英国是萧伯纳，在中国就是鲁迅。他劝我一定要读古文学，要将中西交会，不然单学西洋文学是没有多大价值的。然后我们又谈到资本主义的自掘坟墓及其他。我告诉他我对×先生不甚满意，他满口理论说得头头是道，却不见他干什么。他说我论人不应过苛。“三代以后，论人之所不为。”我们应把人划分为几个圈子。积极行动的当然属于最内层，消极不为恶的就应放在外层。见人取其长处，只要他对于总的方向有小补，甚至无益也无大害，我们就应接受他。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我觉得他的话是对的。你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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