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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颠覆华人海外奋斗的传统印象，呈现华人在南洋灿烂而悲壮的史诗，文明碰撞与民族复兴的珍贵史鉴。
1、 稀缺：国内罕见系统全面讲述东南亚华人建邦立国的专史；
2、 田野 历史：作者十几年来多次在印尼婆罗洲进行实地考察，利用中外文献、考古遗址、口述史等多种方式重建真实历史；
3、 前驱：华人海外建国的历史、社会、文化价值巨大，本书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同时本书还对华人政权的政治结构、治理手段、宗教文化、对外关系等等进行了综合考察， 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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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华人下南洋，在南海周边的东南亚地区进行移民和生活至少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为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其中18—19世纪在今天印尼的加里曼丹岛（婆罗洲）西部的华人社群更是开创了华人海外社会的新阶段。他们创立了自己的多个政权实体，包括兰芳公司、大港公司、三道沟公司，等等。
这些公司具有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功能，实际上已经相当于独立的政权，国内外也有一些研究者称之为国家。这些政权建立之后，不断受到西方殖民者的骚扰和侵蚀，最终被荷兰人逐个击破灭亡。
这些华人政权虽然已经在历史中消逝，但对于中国历史的价值却非常重要。梁启超将兰芳公司的创始人罗芳伯与美国国父华盛顿并称为当时的伟人，这些华人政权是中华文化非常珍贵的旁支和拓展，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消逝的海外华邦——西婆罗洲华人政权的兴亡》作者广泛吸收、综合了中外研究者的文献和成果，并且亲身到中国广东、印尼等地，对这些华人的故乡以及海外政权的遗存进行了实地考察，是对这一主题进行的迄今为止非常详实、全面、系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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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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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欣祥 1948年生于广东梅县。广东嘉应师专物理系毕业，曾任梅县白渡中学、梅州师范学校教师，涉外企业工程师、总经理、董事长等职务。退休后从事地方历史人物和海外华侨华人史研究，多次赴东南亚各国进行学术交流和田野考察，出版过《罗芳伯及东万律兰芳政权研究》《末代甲太刘阿生》《宋湘生平及作品研究》等著作。现为广东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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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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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引言ⅰ
第一章 西婆罗洲：赤道穿过的地区
一、 世界第三大岛
二、 足迹：土著民和早期华人
三、 三方杂处之地：马来人、荷兰人及华人矿工的到来
四、 华人矿工及其淘金工艺
五、 “贼头”与“姻亲”
六、 婆罗洲的马来人政权
七、 经营西婆罗洲的荷兰人
第二章 海外华邦：兴起、全盛与消亡
一、 西婆罗洲的“华人公司时代”
二、 罗芳伯：兰芳政权的缔造者
三、 兰芳公司：“曾经的共和国”
四、 兰芳荣衰的108年
五、 吴元盛和他的戴燕王国
六、 淘金时代：和顺联盟和“大港哥”
七、 末代甲太刘阿生
八、 风烛之光：华邦的消亡
第三章 华人公司的政权与治理
一、 最初的“公司”是什么？
二、 两级政权：从总厅到副厅
三、 便把他乡作故乡：异域之地的治理
四、 “华人公司”的性质之争
五、 中国式民主的海外实践
第四章 ?t望东西方：文化信仰与政治态度
一、 多如牛毛的“会”与“社”
二、 华人、公司与神?o
三、 如何对待清廷与荷属东印度殖民政府？
第五章 华邦遗响
一、 流风遗躅：华人公司的历史遗存
二、 离开家园：兰芳公司灭亡后的遗民
三、 义重千秋：“兰芳公司”领导人故乡及后裔近况
参考文献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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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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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华人矿工及其淘金工艺
除了头脑灵活和刻苦耐劳之外，华人矿工还掌握了一套先进的挖掘和水洗法淘金工艺，这是爪哇人、巽达人、马来人和达雅人都无法比拟的。潮州、嘉应州和惠州等粤东山区地下储藏有丰富的矿藏，据查《乾隆嘉应州志》，嘉应州前身程乡县自明代以来就有多地开采煤矿、银矿和铁矿的记载，许多农民都拥有寻找矿脉和挖掘矿窿的经验。
西婆罗洲沿海低地和东部山区都有不少金矿、银矿、锡矿和钻石矿脉，甚至在河床和两岸沙滩上也有天然矿石露头，华人矿工经过现场勘查很快就能从露头找到矿脉，然后凭借自身的经验判断矿脉走向，确定开挖地点。在试挖确认有开采价值之后，矿主会叫工人沿着矿脉挖掘，形成一个露天矿坑，叫作金湖，马来语称作吧沥(Palit)。又在旁边搭几个草棚，用于存放工具或供工人避雨休息和住宿，谓之砂寮，也叫吧沥屋。露天开矿一般采取人工挖掘的方式，顺着矿脉走向开挖山体，取出含有金砂(或银砂、锡泥) 成分的矿物粗料(山砂)，用肩挑到水洗池旁边备用。这个过程主要靠铁镐挖掘砂砾，有时也利用火药爆破拆解岩石。人数更多的挑夫，则用扁担和竹篾编织的畚箕或箩筐挑运山砂。如果碰到垂直或倾斜向下的矿脉，矿工们就要开挖竖井或者斜井才能将含有金子的矿砂取出。有时矿脉太小，工人们不得不将旁边的泥土或岩石也一起挖掉并运出，才能有足够大的空间开展挖掘工作，这会使挖掘工作量大大增加，而且涉及复杂的矿井支护和通风等技术，矿井旁边的废土石渣也会堆积如山。如果遇到井下有渗水，还需要用人力将积水提出井面，然后才能挖掘矿石，令开采难度大大增加，这些技术都是令马来人和达雅人望尘莫及的。
山砂采来之后下一步是水洗，就是用大量的水将山砂泡在池里，再用人力搅拌让泥沙溶进水里流走，剩下比较重的沙砾和金粒则会留在池里。第三步是用流水淘金，淘金的工具是一个木制有口的斗，两侧有耳状抓手，马来语称为由郎（Yulang）。操作者须站在水中，用铁制的短柄钅矍头(刮子) 把水中的少量山砂勾进由郎，然后弯腰用两手端着由郎左右振荡，借助摇摆和水流之力将粗沙粒淘走，谓之“洗由郎”。熟练工人往复操作后沙粒被淘净，如果运气好的话斗底会留下几粒闪亮的金砂。规模较大的金湖会用倾斜的多级木槽代替由郎，让流水带着山砂沿木槽缓慢往下流，工人则在旁边不断搅动山砂令其跟随水流下行，重量较大的金粒则逐渐下沉进入下端平置木槽。每天傍晚收工前把金粒收集起来，积少成多后再用火力将其融化，得到一坨粗金块，客家话称为金团，可以卖给金行进一步提纯，再制成金饰出卖。据荷兰学者书中记载，1851年前后在三发河流域由河婆、陆丰河惠州等地客家人开发的金湖就有三四十处。规模小的有一两百名工人，中等规模的有六百名左右工人，规模较大的金湖则有上千名工人。据荷兰学者记载，规模较大的金矿一般由两位“伙长” 监督管理，设有一至两名财库，一名簿记员、一名库房员和一名采办。另外大约有七八个工头和顶工(随时顶替缺人的工位，也是最有经验的采矿师傅)。西婆罗洲每年出产的黄金数以吨计，由此可以窥见当时西婆罗洲淘金业的盛况。
水洗淘金的方法效率较高，但需要消耗大量的水，因而水源是金湖的命脉。华人矿场的做法是先在金湖附近找到溪流， 然后在溪流上游的山谷里修筑土坝，把水储存在水库里，再用沟渠、木斗或竹管将水引进洗金池里，使之形成自然落差而流动不息。有些地方上游没有水源，则需在高处修建储水池，再用人力将低处的水提上储水池，以供水洗淘金之用。人力提水一般采用粤东古代传统的手摇(或脚踏) 龙骨水车，也有用简单的手动唧筒或戽斗接力把水提至高处。当时西婆罗洲华人公司之间为了水源和水库而几番争夺，甚至不惜动用武力牺牲人命进行战斗。2014年笔者在西婆罗洲进行田野考察时看到，东万律附近仍然有人使用上述方法淘金，不过据说收获甚少，主要是供游客参观和体验水洗淘金而已。
客家人在西婆罗洲淘金的这段苦难历史，现代人早已将它遗忘。不过读者仍可以从罗芳伯《游金山赋》中读到他在金湖做苦力的一段描述：
若夫地当热带，日气熏蒸。草木曾无春夏，人事自有旧新。黄金地产，宝藏山兴。欲求此中生活，须从苦里经营。虽云人力之当尽，实为造化之生成。至于名物称呼各异，唐番应答攸殊。沙寮依然茅屋，巴历原是金湖。或岩或山，上下设施一体；是担是荷，往来实繁有徒。嗟嗟，早夜披星，满眼之星霜几易；晨昏沐浴，周身之雨汗交流。由郎荡漾于怀中，乍分还合；刮子婆娑于水底，欲去仍留。幸黄金之获益，羡白镪之盈收。
华人先辈用朴实而文雅的诗句记录了一代华工在西婆罗洲的悲壮岁月。后人透过句中细致的描述可以体会到淘金工人的辛苦，在品味作者文学魅力的同时也能隐约感受到一丝无奈和辛酸。
西婆罗洲的金矿有两种不同的经营模式，一种是公司矿场，由公司投资和管理，收益归公司所有，类似现代的国有企业。例如东万律山心金湖、新港银矿和万那钻石矿就是兰芳公司的公营矿山。另一种是私人合股经营的份头矿山，比如九份头公司、十二份公司等等，是由几个股东按照出资比例合伙投资的。私营公司获得收益后，除了扣除伙食费、工人工资、材料消耗等费用，首先归还投资者本金。本金归还后再获得的收益，扣除各项费用之后再按股份平分。
关于矿工的收入，据荷兰学者范·瑞斯（Van Rees）记载，大约每年180荷兰盾。矿场一般都由某一个股东代表管理，称为伙长。工人们住在吧沥屋的草棚里，从早上４点钟起床工作至太阳下山才收工，每天要工作12小时。每天傍晚收工前在工头监督下收集当日洗净的金砂交给老板，夜间任何人不许进入金湖。一天中给工人供应五顿饭餐，包括早、中、晚的正餐和上午、下午各一次点心。早餐和点心一般是花生大米煮粥，正餐是米饭、鱼干和水煮青菜，通常一个月才可以吃到一次猪肉。工人们晚饭后早早睡觉，偶尔去酒馆喝酒，也去抽鸦片烟、赌博。有些矿场还提供烟草或少量鸦片，否则工人无法支持繁重的体力劳动。只有当月底黄金收入到账之后，老板会发放当月工钱，并买些肉和酒给大家打牙祭。
洗金是一项庄严而隆重的工作，开始洗水前有些老板会杀死一条狗，用狗血混入水里淘洗山砂，先做一个仪式后再正式淘金，据说这样就能驱除邪气而多产黄金。洗过一次的山砂会由矿工们的女眷再用木碗淘洗一遍，谓之洗砂尾，往往也能收获极少的黄金归自己所有， 有些达雅人则将二次洗过的砂尾再次淘洗，运气好的话也能得到一些极细微的“金尘”。数十年来西婆罗洲就在这种产业支撑下逐步发展，华人公司也进入了黄金时代。按照荷兰官员多比亚斯（Tobias）的说法，1822年西婆罗洲的黄金产量大约10万金衡盎司，折合价值400万荷兰盾。他还说二十年前的数字要高得多。另一位学者莱佛士（Raffles）对1810年西婆罗洲黄金产量的估算为35万金衡盎司，基本印证了前者的估算。旺盛的黄金产业吸引了许多华人南渡婆罗洲，开启了西婆罗洲的华人公司时代，也支撑了西婆罗洲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可惜好景不长，大约到1830年以后，各地的矿产资源渐渐枯竭。据莱佛士估算，到1840年西婆罗洲的黄金产量只有30000—40000金衡盎司,急剧下降了近90%。华人矿工纷纷另谋生路，大部分改为从事农业或进入沿海市镇经商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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