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发现的七份古卷
约翰·特莱沃(John Trever， 1915-2006)是最初看到死海古卷的学者之一。1948年，有人把古卷的文本带给他，他随即拍照，[4]并写了一部考察详尽、记录完整的历史，来讲述最初在昆兰发现的古卷。他所写的报告大部分是基于自己的经验和记录。根据他的记载，1947年冬天或春天(可能是1946年底，因为贝都因人自己是这样讲的)，三个贝都因牧羊人走到了死海的西北边叫作“昆兰”的地方。当时这里还在巴勒斯坦的英国托管当局的管辖范围内。这些牧羊人彼此是亲戚，都属于塔阿米莱(Ta’amireh)部落。当时他们正在放牧羊群。其中一个人名叫朱玛·穆罕默德·卡里尔(Jum’a Muhammad Khalil)，生平最喜欢洞穴探险。他闲来无事，为了消遣，就向昆兰平原西边山崖的一个洞穴扔石头。一块石头飞入了洞口，里面传出打碎东西的声音。当时他们三个人并没有进去看看是什么碎裂了。两天后，其中一个叫穆罕默德·艾德-吉卜(Muhammad ed-Dhib，真名是穆罕默德·阿赫迈德·艾尔-哈迈德Muhammad Ahmed el-Hamed)的牧羊人在同伴醒来之前就早早起床，找到洞穴并费力钻了进去。他在里面发现了十个罐子，每个大概两英尺高。让他很懊恼的是，十个罐子里面有八个是空的，只有两个罐子里有东西。一个装满了泥土，另一个装了三份卷子。其中两份卷子缠着麻布。后来这些书卷被确定为《圣经》的《以赛亚书》手抄本、“规训手册”(Manual of Dicipline，它为社团定下规章，后来就被称为“社团规章”)以及对《哈巴谷书》预言的诠释。后来，这个贝都因人又发现了四份卷子：“诗篇”或曰“圣诗集录”(被称为“感恩圣诗”或“圣诗卷子”，希伯来语Hodayot)、另一份不全的《以赛亚书》抄本、“战争卷子”或曰“战争规章”(这是一份末世论文本，描述“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的决战)和《创世记》外典(即《创世记》衍生出来的故事)。
1947年3月，这些卷子被带给一位名叫堪多(Kando)的古董商人，他的真名是卡里尔·伊斯坎达尔·沙欣(Khalil Iskandar Shahin，约1910-1993)。堪多是叙利亚正教教会的教友。他联系了另外一位名叫乔治·以赛亚(George Isaiah)的教友。然后，乔治·以赛亚跟耶路撒冷的圣·马可修道院的都主教(大主教)阿塔那修·耶书亚·撒母耳(Athanasius Yeshua Samuel， 1907-1995)谈及此事。我们应当注意，在这个时候，没有人知道新近发现的这些古卷的内容是什么，也不知道古卷使用的是何种语言，更不知道其身价几何。有人认为古卷上的文字可能是叙利亚文，所以古卷才被拿到了叙利亚教会的教友那里。他们之间显然达成了交易，不论堪多和乔治·以赛亚把这些书卷卖了多少钱，都要把其中的三分之二付给那位贝都因牧羊人。1947年的夏天，都主教撒母耳与贝都因人安排了一场会面。这个故事后来流传甚广：有一个修道士并不知道这一安排，所以当贝都因人来到圣·马可修道院敲门的时候，他竟然把这个穿着寒碜的人拒之门外，差一点错失了获得珍贵宝藏的机会。误会最终被消解，而都主教花了24英镑从堪多那里买了四份古卷，那时24英镑相当于大约100美元。都主教买下的古卷是大《以赛亚书》卷子、“规训手册”(“社团规章”)、《哈巴谷书》注释和《创世记》外典。
都主教询问了不同的专家，以获得新近买下的这些古卷的信息。其中一位专家是以利亚撒·苏克尼克教授(Eleazar Sukenik， 1889-1953)，他是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的考古学家。当时巴勒斯坦并不安全，英国托管当局的统治摇摇欲坠，暴力事件层出不穷，而联合国正在激烈讨论以巴分治。在这种情况下，长途旅行非常艰难，并且充满危险。尽管如此，当苏克尼克得知在伯利恒有一位古董商人正在卖古代的卷子，他还是冒险于1947年11月29日秘密来到伯利恒。就在当天，联合国通过了以巴分治的决议，使以色列得以建国。苏克尼克很清楚这一机遇意味着什么。他见到了都主教没有买下的那三份卷子。当他确定这些卷子确实年代久远之后，就将其买了下来。11月29日他买了两份，是“圣诗卷子”和“战争卷子”。12月他买了第三份，是第二张《以赛亚书》卷子。到了1月份，有一个名叫安东·基拉兹(Anton Kiraz)的熟人给他看了属于都主教的那四份古卷，还允许他暂且保管。他并不知道，这些卷子和他刚刚买到的卷子是出自同一个地方。他自然想全部买下来。但是，都主教撒母耳决定暂时先不卖。因此，在洞穴1发现的七份卷子就流落到两个地方，而卷子的内容也会由不同的人出版。
[8]在这个时候，已经有好几拨人认出了都主教撒母耳手里的大《以赛亚书》卷子。但是，苏克尼克似乎是第一个认定羊皮纸确实年代久远的人。不仅如此，他认为这些卷子很可能与古代文献中提到的爱色尼人有关。苏克尼克给出的理由是：罗马地理学家普林尼(Pliny 公元23-79年)曾经记载过一群爱色尼人，他们居住在死海岸边，与隐-基底(En-gedi)不远。而发现古卷的洞穴应该就在这一地区。我会在第三章分析普林尼著作的相关段落。
这时距离穆罕默德·艾德-吉卜发现古卷已经过了一年。很少有人知道古卷的存在，而即使是那些知道古卷的人，也不清楚它们究竟是什么。而且，只有那些与贝都因人单线联系的人，才知道发现古卷的洞穴具体在哪里。1948年2月，与苏克尼克打过交道之后，都主教主动联系了耶路撒冷的美国学院(American School in Jerusalem)。当时，威廉·布朗利(William Brownlee，1917-1983)和约翰·特莱沃正在那里值班。他们刚刚获得博士学位，还从美国东方研究学院总联(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拿到了年度资助。特莱沃不仅是学者，也是摄影师。他做了一番安排，把这些卷子拿到美国学院拍照。当时条件很糟糕，例如胶卷质量较差，供电常常中断，等等。但是，他还是成功拍摄了都主教拿来的文献。这是最早的文献照片，其中包括大《以赛亚书》卷子、“规训手册”(“社团规章”)和《哈巴谷书》注释。照片的效果好得出人意料，直到今日还是一个无价的珍贵记录，让我们能够看到古卷1948年2月的样子。很遗憾，现在这些羊皮纸已经变质了。当时美国学院的院长是耶鲁大学的米拉尔·巴罗斯教授(Millar Burrows， 1889-1980)，当古卷第一次被拿到学院的时候，他还在巴格达。学院的学者和巴罗斯院长花了很长时间研究特莱沃拍摄的文本。其中有一份让巴罗斯想起了循道宗的一种“规训”，于是这一文本第一次得了一个现代的名字：“规训手册”。2月份的时候，特莱沃写了一封信给威廉·福克斯威尔·奥尔布莱特教授(William Foxwell Albright， 1891-1971)。奥尔布莱特教授任教于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是最权威的犹太古文字专家。他在看到寄来的样品之后，马上认定这些卷子确实年代久远，并且回复说：“衷心祝贺你们，这是当代最了不起的手抄本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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