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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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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集了著名经济学家珀金斯、克鲁格曼、阿莱西纳和钱纳里等在这个研究领域的十一篇重要论文，可以说，这些论文代表了该领域的学术前沿和蕞高研究水平。本书主要由四个主题组成，具体讨论国家规模和经济增长、规模经济和市场规模、国家规模和内外贸易、国家规模和工业化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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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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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集了著名经济学家珀金斯、克鲁格曼、阿莱西纳和钱纳里等在这个研究领域的十一篇重要论文，可以说，这些论文代表了该领域的学术前沿和蕞高研究水平。本书主要由四个主题组成，具体讨论国家规模和经济增长、规模经济和市场规模、国家规模和内外贸易、国家规模和工业化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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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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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怀特·帕金斯，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资深教授，曾任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院院长、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经济系主任，长期专注于研究经济史和经济发展，特别是中国、韩国、越南等东亚、东南亚国家的经济问题。保罗·克鲁格曼，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1991年获克拉克经济学奖，2008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危机与汇率变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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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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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大国：规模的影响 德怀特·珀金斯 莫什赫·赛尔昆 001
第2章报酬递增和经济地理 保罗·克鲁格曼 063
第3章增长、收益增长和市场范围的证据 阿尔伯托·F.阿德斯 爱德华·L.格莱泽 081
第4章引力、市场潜力与经济发展 基思·海德蒂 埃里·迈耶 105
第5章贸易、增长与国家规模 阿尔伯托·阿莱西纳 恩里科·斯波劳 雷罗曼·瓦齐亚格 124
第6章贸易、国内摩擦和规模效应 纳塔利娅·拉蒙多 安德烈斯·罗德里格斯·克莱尔 米拉格罗·萨博里奥·罗德里格斯 157
第7章大国、小国与贸易集团的扩大 亚历山德拉·卡塞拉 190
第8章具有市场势力的大国最优关税结构 小川贞友 217
第9章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大国的经验 霍利斯·B.钱纳里 233
第10章后发大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 德怀特·珀金斯 251
第11章国家规模的经济影响：50年来的回顾 埃洛伊·劳伦特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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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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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思想史上，直接讨论国家规模和经济增长的学术文献比较少。1957年国际经济协会海牙会议提出“国家规模的经济影响是一个值得更多关注的主题”之后，经济学家开始重视研究国家规模与经济增长以及贸易、工业化的关系。本书收集了著名经济学家珀金斯、克鲁格曼、钱纳里和阿莱西纳等在这个研究领域的十一篇重要论文，取书名为“国家规模、贸易和工业化”。可以说，这些论文代表了该领域的学术前沿和最高研究水平。
这部论文集主要由四个主题组成，具体讨论国家规模和经济增长、规模经济和市场规模、国家规模和内外贸易、国家规模和工业化等问题。第一个主题是对国家规模和经济增长关系的讨论，主要有两篇论文进行这种综合性研究。一篇是哈佛大学教授珀金斯和巴黎大学教授赛尔昆撰写的《大国：规模的影响》，刊载于爱思唯尔出版公司出版的《发展经济学手册》（第四卷）。作者分析了国家规模的衡量标准，认为人口数量和地理面积是衡量国家规模的主要标志，“将人口和地理的影响分离开来是特别困难的，因为这两个变量本身相互关联”。在说明以国家为分析单位的原则后，他们试图运用国际比较数据来论证关于国家规模影响经济表现的理论推测。从对外贸易在国家GDP中所占份额看，这种比率随着国家规模的扩大而降低，1970—1972年间的中国、印度和美国的贸易比率低于10%，在人口数量排前七位的国家中仅有印度尼西亚的外贸比率超过20%。关于大国外贸比率偏低的原因，作者从运输成本、政府政策、规模经济和矿产资源等方面进行解释，同时还分析了大国对外贸易的结构，认为制成品在大国对外贸易中所起的作用比在小国更大。然后，他们分析了国家规模与生产率的关系，发现大国在1960—1970年间和1976—1982年间的发展速度比小国要快，而且，根据国家规模排序的增长率差异主要是由生产率增长的差异造成的，而不是投入增长率之间的差异。最后，他们分析了国家规模和收入分配的关系，认为大国存在更大的地区收入差异，虽然地区差异不仅仅是国家规模的问题。
另一篇论文是巴黎政治大学高级研究员劳伦特撰写的《国家规模的经济影响：50年来的回顾》，该文系法国国家经贸观测中心发布的工作报告。作者围绕1957年国际经济协会海牙会议之后出版的论文集《国家规模的经济影响》，评估这些论文提出的分析框架和直觉是否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他认为库兹涅茨提出的许多假设是正确的，如开放的发达小国因全球化而能克服“小的弱点”，而大国依赖规模经济以逐步形成内生的国内增长，这两种战略都是成功的，从而使我们无法从经济表现上区分大国和小国。他在解释国家规模、增长战略与治理策略的框架的基础上，利用OECD国家的数据进行检验，发现1960年前后全球的国家数目激增。具体地看，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表现，源自国家规模的人均收入均值并无明显优势，国家规模与人均GDP、 GNI、 GNP这些指标之间没有相关性。关于国家规模与经济开放的关系，发现国家规模越小则人均对外贸易额占人均收入的比例越高，但同期的金融开放与国家规模的相关性弱且不显著；同时，发现国家规模与研发开支之间存在非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国家规模与政府规模之间存在强且显著的相关性。从治理策略看，由于小国对移民的开放度的加深，所以修正了小国有更多的同质性人口的假设；小国显示了比大国更好的治理表现，主要是由于小国拥有的制度可以更有效地实现社会调整，小国显示出更低水平的收入不平等，但是国家规模与民众的普遍信任和信心的相关性不明显。最后，作者探讨了与国家规模相关的新困惑，即微型国家、巨型国家和嵌入式国家现象。
第二个主题是对国家规模的经济影响的核心问题即规模经济和市场规模问题的深度研究，主要有三篇学术论文对这一主题进行深入探讨。麻省理工学院克鲁格曼教授撰写的《报酬递增和经济地理》，刊载于《政治经济学期刊》。作者提出一个简单的模型，用来解释为什么一般制造业最终可能集中在一个国家的一个或几个地区，而其余地区则扮演制造业“中心”的农业供应者这一“外围”的角色。从农业和制造业这两种生产方式看，农业生产的特点是规模收益固定和适宜土地的集约利用，制造业的特点是规模报酬递增和土地的适度利用，受规模经济的影响，制成品生产的首选地点将是那些附近需求相对较大的地点，因为在主要市场附近生产可以将运输成本降至最低。这就创造了一种明显的可能性，即制造业生产将倾向于集中在有大市场的地方，在制造业生产集中的地方市场将会很大。同时，他从短期和长期均衡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国内市场效应将影响劳动力的分配和转移，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大市场的工资率往往会更高；进而分析了生产集中化的必要条件，即这个区域的市场规模超过其他区域，而且实现较低的运输成本。
高盛公司经济学家阿德斯和哈佛大学教授格莱泽撰写的《增长、收益增长和市场范围的论据》，刊载于《经济学季刊》。作者认为如果经济增长依赖于市场范围，那么开放将减少初始收入与后期增长之间的联系。他们提出了一个关于开放和初始财富是互补还是替代的经验框架，当国内收入和需求之间有很强的联系，工业化与收入水平之间有很强的联系，国内需求更加缺乏弹性，以及世界价格并未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而加快上涨时，开放将加强工业化水平与后期增长之间的联系；当推动经济增长的弹性很大时，封闭经济体的初始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就会更加紧密。然后利用数据检验开放经济体和封闭经济体的初始收入是否存在更强的正效应，结果表明在较富裕的经济体中，开放实际增加了出口产品的范围，证实了生产范围更广的产品的国家往往增长更快。同时，通过检验封闭经济体的收益增加是否主要是因为市场规模增加劳动分工，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结果表明市场范围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创造更精细的分工发挥作用的。然而，市场范围变量的重要性仍然高于或超过劳动分工，因而更精细的劳动分工似乎只是市场范围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种手段。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海德教授和巴黎政治学院迈耶教授撰写的《引力、市场潜力与经济发展》，刊载于《经济地理杂志》。作者遵循市场潜力即某个国家的要素收入水平与其邻近大型市场程度相关的思路，利用1965—2003年的可得贸易数据评估世界各国的市场潜力，并将其与人均收入联系起来，结果表明市场潜力是人均收入增长的强大驱动力。他们运用引力方程分析市场潜力与人均收入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发现面积较大和位置较中心的经济体，比那些本地市场小、邻国少或者小的经济体富裕得多，并认为在大型或者中心市场将拥有更大的积累人力资本的动机；同时利用NEG模型预测了美国应该比它的两个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更富裕，因为它拥有巨大的内部需求，这使它成为企业更有利可图的地方。
第三个主题是对国家规模与国内外贸易关系的讨论，共有四篇论文分别研究国际贸易、国内贸易、贸易集团和关税结构等问题。哈佛大学阿莱西纳教授、塔夫斯大学斯波劳雷教授和斯坦福大学瓦齐亚格教授撰写的《贸易、增长与国家规模》，刊载于爱思唯尔出版公司出版的《经济增长手册》（第一卷）。作者讨论了经济层面最优和均衡的国家规模总体框架，并提出了一个重点研究国家规模影响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的模型，特别强调贸易的作用；认为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模型中，市场规模取决于国家规模和贸易开放度；利用1960—2000年的数据检验开放程度以及国家规模对市场规模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小国的开放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为0.51，大国仅为0.10；开放国家的国家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为0.11，封闭国家则为0.93，可见开放程度与国家规模是相互替代的，而且规模和增长之间的相关性随开放程度增加而下降。他们分析了为什么大国在既定贸易壁垒下可以通过贸易带来净经济收益，在自由贸易体制下小国也可以繁荣，而当存在贸易壁垒时国家规模对经济繁荣更重要，小国的同质性和大国的异质性都会给贸易带来某些好处，可以把贸易开放看作是规模成本和效益之间的权衡，较小的国家在坚持自由贸易方面有更大的利害关系。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拉蒙多副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克莱尔教授和哥斯达蒙加大学罗德里格斯助理教授撰写的《贸易、国内摩擦和规模效应》，刊载于《美国经济评论》。作者认为在新的贸易模型中随着国家规模的扩大，进口份额下降而相对收入水平急剧增加，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各国在国内完全一体化的标准假设造成的。为此，他们偏离通常的假设，并重新解释了Eaten和Kortum的贸易模型，进行了国内贸易成本和规模效应的修改，使其适用于地方经济或区域经济。在新的模型中，这些规模效应部分地被国内贸易成本的存在所抵消，由于大国由更多区域组成，各区域之间的贸易成本降低了国家规模优势，削弱了规模效应。通过使用287个大都市地区的人口和地理数据、26个OECD国家的国际贸易流量和美国国内贸易流量来校准模型，结果显示国内贸易成本使标准模型所暗示的生产率对于国家规模的弹性减少50%，可见国内贸易成本的存在使国际技术扩散在融合理论和数据方面不那么重要，但也并非无关紧要。简而言之，在没有国内贸易成本的模型中，国家层面的规模效应过于强烈，而增加国内成本因素之后，将更好地匹配观察到的国家规模和生产力、进口份额、相对收入水平和价格之间的关系。
哥伦比亚大学卡塞拉教授撰写的《大国、小国与贸易集团的扩大》，刊载于《欧洲经济评论》。作者试图探讨在规模效应很重要的情境下，贸易集团的扩大将会使小国还是大国获益更多的问题，认为成本差异取决于各企业相对容易进入的不同市场规模，从而更容易进入国外市场将削弱国内市场规模的重要性；由于小国企业的相对成本劣势下降，它将成为贸易成本扩大的主要受益者。假设各国国内市场规模不同，而且进入所有外国市场都存在一定的壁垒，刚开始大国企业可能处于有利地位；但是通过扩大所有企业都相对容易进入的市场规模，贸易集团的扩大将削弱国内市场的影响力而有利于小国。通过数值模拟总是得到相同的结果，即大国企业每个品种的销量和利润率总是更高，但增加属于贸易集团的市场的比例提高了小国的相对竞争力，并导致小国企业的相对销量和利润的增加。通过实证分析1986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入欧共体的情况，结果表明英国和法国失去了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市场份额，但德国和意大利的情况不同，小国是贸易集团扩大的受益者。
日本关西大学小川贞友教授撰写的《具有市场势力的大国最优关税结构》，刊载于《经济理论》杂志。作者从理论上分析大国国际贸易中的最优关税问题，通过两种以上贸易商品的模型，分析多种商品贸易大国的最优关税结构，结果表明：通常的最优进口关税是不统一的，最优进口关税率排名的依据是外国出口商品对外国进口商品价格的补偿超额需求弹性大小；但是随着外国出口商品的可替代性增加，最优关税税率趋向于统一。因此，最优进口关税结构是由两种作用决定的，它们分别使关税税率向统一关税靠拢或者离散。虽然研究的假设前提是不存在出口税或补贴，但是即使在存在出口税和补贴的条件下，以上所有结果仍然是合理的，而且所有结果也适用于最优出口税的排名。
第四个主题是关于大国工业化和结构转型的讨论，主要有两篇论文分析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转型发展。哈佛大学钱纳里教授撰写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大国的经验》，系世界银行工作论文。作者试图寻求大型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经验中的共同要素，并为评估中国经济表现提供一个比较框架。他根据发展中大国人口多、收入水平中等和工业化进程快的特点，确定16个大型的半工业化国家为一组对象，分析本组国家和其他组国家的结构改革模式的相似性以及与政府政策相关的制度性差异。他将总需求、生产结构、国际贸易以及资本和劳动力使用随国家收入水平增长的变化作为衡量经济转型的主要维度，分析了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国效应，即人口众多和自然资源多样化的国家，最重要的是国内大市场的存在，它使得在低收入阶段建立具有规模经济的产业更为经济，可以形成更大规模和更多样化的工业结构，政府政策刻意在制造业和农业方面偏向国内生产而非进口。这种转型阶段的工业化国家加速发展的趋势，主要取决于物质资本和技术资本积累速度加快，劳动力和资本转移到更能发挥效益的部门，以及经济结构的多样性使其不易受到贸易和需求转型变化所带来的损害。同时，他将中国与其他新兴国家进行比较，认为中国在提高积累速度上做得很成功，但是在将资源分配到生产率更高的部门方面做得不是很成功。
哈佛大学珀金斯教授撰写的《后发大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系在湖南师范大学至善讲坛所做演讲的文稿。作者首先分析很多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没有持续发展到高收入阶段的原因，即主要依靠自然资源的高价格的高速增长不可持续，采取不适当的发展战略影响产业转型升级，以及国家政局不稳定和经济政策失误导致经济停滞或者衰退；然后概括了发展成高收入经济体的东亚国家的特征，即在经济发展初期依靠发展制造业和加工出口，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政治稳定性和政策连续性以及良好的投资环境，健全的市场机制使经济发展具有活力；最后根据大国具有生产率较高和收入差距较大的特征，提出发挥生产率高的优势和抑制收入差距大的劣势的思路。特别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两难问题，一方面投资推动模式越来越不起作用，另一方面要切换到消费引领模式也非常困难，关键是应该维持5%的增长率，根本出路是继续进行充满活力的改革，落实完善市场体制的各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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