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8名学者聚首于MIT举办的第一届机器翻译“国际”会议，布斯是唯一的非美国籍代表。随后，大约40名语言学者参加了同年在伦敦召开的国际语言学大会(International Linguistics Congress)。一年后，“机器翻译”首次出现在由布斯伉俪编写的学术教材《自动数字计算器》(Automatic Digital Calculators)(Booth and Booth，1953)中。该书的目标读者是计算机科学家，其中的一章《计算机器的一些应用》（“Some applications of computing machines”）详细地讨论了“机器翻译”这本书重印了两次，分别是在1956年和1965年，后于1957年翻译为俄文。1954年，一场大力宣传的展示会在IBM总部举办。展示会精选49句俄语样句、由250个选自不同领域的俄语单词及其对应的英语所组成的词汇表，以及6条句法规则。IBM的新闻稿上写道：“一个完全不懂苏联人语言的小女孩在IBM的卡片上打出了俄语信息。机器的‘大脑’飞速运作，以每秒两行半的速度在一台自动打印机上给出了对应的英文翻译”。 同年，哈佛大学的安东尼·奥廷格(Anthony Oettinger， b.1929)发表了世界上第一篇有关“机器翻译”的博士论文(Oettinger， 1954)，杂志《机器翻译》(Mechanical Translation)也首次登台亮相。
1955—1966年，领域内部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划分，例如划分为主攻字典、词典和语义问题的小组和主攻句法问题的小组；采用实践研究法的小组(主要在英国)和采用理论研究法的小组(主要在美国)；以及研究短期操作系统的小组和研究高质量长期操作系统的小组。这几年中，针对“机器翻译”开展了十几次重要的大会、聚会和研讨会，“机器翻译与计算语言学协会”(Association of Machine Translation and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AMTCL)也于1962年6月13日成立。除美国和英国外，保加利亚、加拿大、前捷克斯洛伐克、法国、以色列、日本、前苏联及后来成立的独立国家等都开展了相关研究。
虽然在1960年6月美国众议院科学和航天委员会编制的报告中，美国的资助机构已经对“机器翻译”之于“我国信息和科学领域的总体发展”的重要性表示了认可(Hutchins，1986， p.159)，但6年后一家在资助机构的要求下成立的独立咨询委员会所给出的结论，给美国对“机器翻译”的研究经费资助画上了句号。1966年出版的声名狼藉的ALPAC自动语言处理咨询委员会。报告《语言和机器：翻译和语言学中的计算机》(Language and Machines: Computers in Translation and Linguistics)对自动翻译的需求、成本和表现进行了批判，甚至提议说：既然英语是科学领域中的优势语言，那么与提供翻译服务相比，让俄语文章的重度使用者学会俄语会更划算。报告在最终建议中列出，应该将资金用于开发人工译员的辅助机器和“计算语言学”来提高翻译质量，而这已经超出了“机器翻译”的范畴。ALPAC的报告终结了对完美翻译的研究，并将自己的理想归于乌托邦的范围。对宏观意义上的语言学，尤其是“计算语言学和人文计算”来说，这份报告改变了人们对未来的语言研究项目的思考角度，或者用维克多·英格维(Victor Yngve)的话来说就是：
“机器翻译”在人文数据的电子处理中参与度极高。早期有关“机器翻译”的文章中提到，对索引、频率列表和词形还原的使用必不可少。按照安东尼奥·扎姆波利(Antonio Zampolli， 1937—2003)的话说，这些都是“词汇文本分析”(Lexical Text Analysis， LTA)的典型产品(Zampolli， 1989)。针对这一点，在“机器翻译”的相关书籍中找到有关“文学研究中的计算机”的文章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Booth，1967)。
迈克尔·列文森(Michael Levison)已经对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机器翻译”和“词汇文本分析”学者间的合作进行了报告。1958年，他以博士生的身份加入了布斯的实验室。虽然布斯在当时的以人文学为基础的工作基本上都属于“机器翻译”领域，但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人们对计算机在其他语言学中的应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Booth et al.，1958)。20世纪60年代早期出现了文本、文体学和索引制作的统计分析项目(Levison，1962)。1967年，列文森在《文学研究中的计算机》（“The Computer in Literary Studies”)一文中，对可以成功应用计算机的文学问题进行了分类描述：索引、术语表、作者判断、文体研究、相关年表、莎草纸的碎片问题，甚至还有数字图书馆的雏形——磁带柜。“络绎不绝的拜访者”都来“寻求文学和语言学问题上的帮助”(Lessard and Levison，1998，p.262)，他们频繁造访布斯的实验室，对上述文学问题进行研究，甚至有几位地质学家提议用模拟的方式研究是否可能对“波利尼西亚人漂流航行后的定居”作出解释(ibid)。
尽管布斯在这些项目取得成果前就离开了实验室，但毫无疑问是他的灵感和声誉促成了这些合作。甚至可能布斯的两位学生，莱昂纳多·布兰伍德(Leonard Brandwood)和乔治·克利夫(John Cleave)是首次将计算机应用于人文学科中非语言问题的博士生。布兰伍德主要研究柏拉图著作的年表和索引(Booth et al.，1958， pp.50-65)，而克利夫则负责布莱叶点字法(Braille)的机械转录(ibid， 1958，pp.97-109)。
虽然布萨在与IBM的密切合作中运用到了穿孔技术，但约翰W.埃里森(John W. Ellison)也利用雷明顿·兰德公司(Remington Rand)所提供的计算设施，即磁带技术和通用自动计算机第一代大型计算机(UNIVersal Automatic Computer)，完成了他的《修订标准版本圣经计算机索引》(Computerized Concordance to the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of the Bible)。故事大概是这样的：大约在1954年，布萨遇见了埃里森， 向他在计算研究中取得的成果道贺，然后回到IBM将穿孔卡片都转移到了磁带上，并在1957年《死海古卷》(Dead Sea Scrolls)项目的出版中使用了计算机技术和编程。对整本《托马斯著作索引》，布萨(2004b，p.xvii)用了1 800卷磁带，每一卷长2 400尺，总长达到1 500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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