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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一位瑞典心理学家,
用三十余载的中国之行,
分享着照亮人们生活的心理学知识,
架起了东西方文化间的一座桥梁。
他将多年来对于心理治疗、沟通分析和中国文化的所学所思,
以及在中国从事培训工作的点滴经验,
都融会在这本书中。
慢慢来,细细品;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內容簡介:
瑞典心理学家托马斯·奥尔松在本书中对他40多年来学习和从事心理学研究和心理治疗的丰富经验,尤其是他个人对于沟通分析心理治疗的理解和理论探索,以及他30多年来在中国从事的培训实践,进行了回顾和总结。
本书的一大特色是,托马斯老师怀着对中国文化的热情与好奇,带着读者走进了他所看到的世界,一个中西方文化相互学习、相互交融的有趣的世界,讲述了一个西方理论与中国智慧交相辉映的沟通分析的故事。处在职业发展不同阶段的心理咨询师和治疗师,都可从托马斯老师诚挚的分享与传授中获益良多。
關於作者:
托马斯·奥尔松 (Thomas Ohlsson)
中文名是欧嘉瑞。瑞典执业心理治疗师和临床心理学家,其个人执业生涯始于1975年。他拥有心理学和心理治疗硕士学位,且在瑞典隆德大学获得了中文学士学位,并于2001年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他的研究方向是在治疗性社区中将沟通分析心理治疗运用于重度吸毒成瘾者。
在1964—1965年和1975年两度赴美深造后,他开始了作为一名沟通分析治疗师的先驱性工作。1984年,他正式成为国际沟通分析协会的沟通分析教师及督导师。1971年,婚后的托马斯成了一个马来西亚华裔家庭的一员,从此多了许多新身份—丈夫、父亲和祖父。在美国和中国的生活使得母语为瑞典语的他成为东西方文化间的一座桥梁。自1987年以来,他多次来到中国,将沟通分析作为一种治疗方法介绍到中文世界;这也让这位欧洲心理学家在中国文化中学习的时间远超他在美国文化中学习的时间。他认为,人类的心理在不同的文化中是相通的,世界各地的人们要过上美好的生活所需要的经历是相同的。他已经撰写了6本书,其中3本的简体中文版已经出版。
目錄 :
第1章 托马斯老师在中国讲的TA是什么?
一本TA的新作——为什么?
托马斯老师不讲哪种TA?
托马斯老师讲的是哪种TA?
中国的TA培训项目是如何建立的?
中国的TA培训项目概要
TA101课程—— 起点
TA的培训与考试制度
第二章 托马斯老师是谁?
脚本线索
成为心理学家
成为钟家的一员
选择TA
第三章 治疗:何为好的心理治疗?
何为好的心理治疗?关键是好的心理治疗师!
谁是好的TA治疗师?
TA心理治疗与TA其他领域有何不同?
第四章 理论:TA的新基础——心理人与科学发展
TA的基础
从北京直立人到心理人
TA中关于正常情绪的文献回顾
心理人
阿尔夫·尼尔森绘制的心理人的心理图
有关情绪(我们最重要的动力)的更多内容
情绪的正常发展
两条发展线路:情绪和认知
模拟化和数字化发展线路
第五章 治疗:治疗合约
合约的一般概念
框架合约和治疗目标合约
框架合约的一些问题
非暴力合约既是框架合约也是治疗目标合约
特殊的非暴力合约:不自杀合约
如何制定第1个治疗合约
基于有限的脚本信息制定第1个治疗合约的技术
个人合约、伴侣合约与团体合约在制定方面的差别
如何基于脚本制定治疗合约
关于合约的一些观察
伦理考量
第六章 理论:自我状态再审视
艾瑞克·伯恩的伟大发明:自我状态
在进行沟通分析时使用自我状态
那么什么是自我状态?
成人自我状态与父母自我状态或儿童自我状态的差异
心灵器官与自我状态
理解心灵器官与自我状态的新视角
棘手的问题:如何诊断与转换自我状态?
自我状态的良好使用与不良使用
成人自我状态的曼荼罗模型
第七章 理论:脚本与文化
生死之间
宗教
孝
儿童发展
孝是文化规范还是心理上的早年决定?
《三字经》与中国的应该脚本
男性与女性的脚本预设
第八章 治疗:再决定
早年决定与再决定
鲍勃·古尔丁和玛丽·古尔丁的伟大发明:再决定
进行回溯治疗
进行回溯治疗的两种基本方法
第九章 理论:愤怒的男性和女性、吸毒者与追求快乐者
情绪的性别差异
愤怒的男性
愤怒的女性
吸毒者
追求快乐者
第十章 治疗:给TA新手治疗师的建议
为心理治疗创造条件
激发信心和保守秘密
为自己和来访者提供安全保障
遵守约定的时间
获取报酬
不要给家人或朋友做治疗
自己接受治疗
训练你对此时此地的觉察,处于“过程中”
学会记住而不是尝试记住
既处理过程又处理内容
逐步了解来访者的脚本“丛林”
学习用两种方法做回溯工作
处理情绪
第十一章 理论:TA研究与TA的能量“黑洞”(TA的本质)
研究是什么?
研究的价值
TA研究
1963—2010年的TA研究
2010年后的TA研究
生活治疗研究所的博士论文:TA在戒毒工作中的应用
生活治疗研究所的博士论文:沟通分析心理治疗
对生活治疗研究所的研究贡献的一些看法
“黑洞”是什么?
第十二章 治疗:结束
完成合约时结束治疗
有关结束的一些难点
与结束有关的议题
附录一?生活治疗研究所和中国沟通分析协会2018年的培训项目
附录二?部分学员的TA项目
附录三?生活治疗研究所的脚本问卷
参考文献
內容試閱 :
译者序
在我写下译者序的这一天,已经与托马斯老师相识超过17载。作为他在中国最早且学习最久的学生,能够翻译他的个人著作实在是我的荣幸!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在17年前的课堂上,老师带给我的震撼。哦……原来我有时自信、有时自卑是这个原因,哦……原来学习的课堂可以这么有趣,哦……原来尊重学生是这样的表现……十几年来,托马斯老师始终如一地展现着他包容的胸襟、专业的态度和温暖有力又富有幽默感的人格,令我十分敬佩!在他身上,我看到了沟通分析理论与他的专业工作和个人生活的完美融合。工作时,他时刻展示着“我好—你好”的心理地位,灵活地使用着他的父母、成人和儿童自我状态,总是可以与工作伙伴和服务对象建立友好亲密的关系。在家庭中,他深爱着家人,与妻子莫琳幸福地携手度过了
50年的婚姻。除此之外,他还有着极强的好奇心,走访不同国家和地区、学中文、读中国古典名著、为他生活的小村子写书,等等。他早已成为我的人生榜样。不仅如此,我知道,他也是中国成百上千的沟通分析学员的榜样。
我时常想,如果没有遇到托马斯老师,我的人生会是怎样的。我想,如果没有认识他,我不会深入地理解沟通分析理论,更不会用这种理论来帮助自己和他人;我不会知道自己是一个重要且有价值、有能力的人;我也不会懂得如何在尊重他人的同时尊重自己……17年来,与老师的持续学习促使我的人生发生了巨大而积极的改变。老师也见证着我一路的成长:完成了硕士和博士学业,组建了幸福的家庭,生育了可爱的宝宝,通过了国际沟通分析协会的沟通分析师认证考试,获取了沟通分析教师及督导师的预备资质,翻译出版了重要的沟通分析书籍……每当我感到没有力量时,都会想起他在《人生脚本》的推荐序中对我说过的话:“谢谢你,周司丽,你为全世界的华人读者做出了重要贡献!”每当我感到挫败或困扰时,也会想起他直视着我的眼睛对我说:“你不必假装自己是谁,做你自己!”没有老师一次次掷地有声的支持与肯定,我不会成为今天的我。
如今,通过《慢慢来——托马斯老师讲沟通分析》这本书,你也将感受到我与老师学习时感受到的一切。托马斯老师是将沟通分析理论传播到中国的台湾和大陆地区的第1人,这本书总结了他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跨越近40年的教学和实践经验,凝聚了他一生的宝贵知识精华和丰富的人生阅历。老师用了1年多时间完成了全部书稿,我用了将近2年时间完成了全部翻译,出版社也用了将近1年时间才完成了全部审校和出版工作。这本书中凝结着我们所有人的心血和情感。因此,我希望亲爱的读者们能够细细品味,并从中收获知识、智慧和营养!
能够翻译本书,我感到无比骄傲与欣慰:能够把老师带给我的美好传递出去,我由衷地高兴!能够留下与老师共同工作的痕迹,我感到人生因此而圆满!
亲爱的读者,当你看到这些文字时,谢谢你给了我机会,与你分享这一切!
周司丽
2022年4月于北京
第1章 托马斯老师在中国讲的TA是什么?
一本TA的新作——为什么?
艾瑞克·伯恩(1910—1970),美籍加拿大人,精神科医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创立了沟通分析。他用四种方式定义了TA(Berne,1972,p.447):“(1)一种以分析治疗会谈中发生的单次沟通及一连串沟通为基础的、系统的心理疗法;(2)一种以研究特定的心理状态为基础的人格理论;(3)一种基于严格分析每次沟通,并依据其中涉及的自我状态,将沟通详尽分解为数量有限的类别的社会行为理论;(4)通过沟通示意图对单次沟通进行的分析,即沟通分析本身。”这一定义其实在伯恩去世的2年后才出版,它可以被看作沟通分析创始人对其作品的最后的观点。简而言之,伯恩认为TA首先是一种系统的心理疗法,其次是一种人格理论,以及以分析单次沟通为特定方法的社会行为理论。
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TA都在持续发展与成熟。如今,TA的官方定义是“一种人格与人类关系的理论,为个人成长与专业发展提供了系统的方法”。它被书写于每一期的《沟通分析杂志》(Transactional Analysis Journal)上。《沟通分析杂志》一年发行四期。当下,TA被应用于多个专业领域,如心理治疗、咨询、教育和组织发展,人们对TA的研究与应用也遍布全球。同时,TA也是一种被广泛应用的自助理论与方法,可以帮助人们改善与他人的关系,获得满足的人生。在全世界范围内也遍布或大或小的TA机构,负责组织TA的教育、会议、专业培训及考试。关于TA的文献(来自杂志、文章和书籍)数量巨大且语种众多。
那么,为什么还要在中国出版一本TA的新作呢?原因有很多:因为中国人对TA的兴趣增长得很快,但可以获得的中文著作数量相对较少;因为基于当代中国人生活经历的TA文献更少;因为像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很多普通的中国民众可以通过学习TA改善生活;因为心理学知识对和平地开展国际贸易、交流及普遍意义的共存来说日益重要;因为TA咨询与TA治疗可以对中国人的心理健康做出贡献;因为我历经多年,在中国开发了一套系统培训,获得了很多学生的认可。现在,我做好了准备,以书写的方式将我的TA培训项目传递下去。
对我来说,时机已经成熟。我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是一名沟通分析师,我从业的时间甚至比艾瑞克·伯恩本人使用自己的理论的时间长很多。现在,年过70岁,我不再只像鹦鹉一样重复其他TA教师的话。我一辈子都以TA治疗师、TA督导师以及TA教师为业。与我一起工作过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来访者、学生及专业人士多达几千人。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告诉过我,因为TA,他们过上了更幸福的生活。让我惊讶的是,不论这些人来自美国、欧洲还是亚洲,他们都告诉了我相同的信息。我了解到,即使各个地方的语言和习俗迥然不同,但让人们感到快乐或不快乐的事情都差不多,比如清洁的空气和水、充足的食物、有趣的工作、良好的关系、他人的欣赏以及归属感。简单地说,我了解到,人们的文化不同,但心理相通。现在,我已经准备好总结自己的TA知识,基于我的经验,用我自己的方式阐述,然后将其传递给新生代的读者。就我的人生来说,无论从专业角度,还是个人角度,我都发现TA是好的、有用的且重要的。因此,我想与你,我的读者,一起分享。我想,TA对你的生活来说,也可以是好的、有用的且重要的(甚至可能是必要的)。
在我的祖国瑞典,我也是TA先锋。1975年,我与朋友兼同事罗兰·约翰松一起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学习TA。同年,我们从瑞典南部的隆德大学毕业,获得了心理学家的身份。我们从巴黎飞往纽约,在曼哈顿买了一辆二手的大众牌汽车(蓝色,绑着绳子,用我外祖父的名字奥斯卡命名,他是管道系统的先驱),然后开着它从纽约时代广场出发,越过美国著名的“66号公路”,到达具有典型丘陵地形的旧金山……然后是加利福尼亚州的沃森维尔(Watsonville)(见图1.1)。这里是鲍勃·古尔丁(Bob Goulding)以及玛丽·古尔丁(Mary Goulding)的西部团体与家庭治疗研究所(Western Institute for Group and Family Therapy, WIGFT)的所在地。
一天晚上,古尔丁夫妇邀请所有学生参加一个派对,庆祝他们终于还完购买山上美丽农场的最后一笔贷款。这个农场最后变成了一个国际沟通分析培训机构。我们就在这个晚上成立了生活治疗研究所。这一天是1975年
11月30日(见图1.2)。
4个月后,我们回到家中,成了瑞典最了解TA的人。对TA感兴趣的人们开始找我们进行学习。
于是,我们从1975年开始了瑞典的TA培训。同年早些时候,我参与了欧洲沟通分析协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TA ,EATA)的创立。EATA创立于瑞士的维拉斯(Villars),是世界上现有的最大的TA组织。艾瑞克·伯恩于1962年创立的国际沟通分析协会仍旧是全球TA教育与考试的核心组织。我自1975年开始就一直是这两个组织的会员。
我之所以胆敢写一本中国的TA书,是由于我人生中五个方面重要的发展。
第1方面是我在瑞典隆德大学学习了5年心理学,然后又在这所大学学习了3年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治疗(非全日制)。基于这些学习经历,瑞典政府授予了我开展心理学与心理治疗工作的两个执照。我还在这所大学受训成了一名心理学研究者(哲学博士Ph.D,以非全日制的方式学习了很多年),并于2001年成功地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我的博士论文是将TA心理治疗运用于吸毒成瘾者的研究。在正式的大学教育体系之外,我还学习TA心理治疗,并于1977年通过国际考试,成为认证沟通分析师,并于1984年成为沟通分析教师及督导师。我认为,我在心理学及心理治疗方面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第二方面的发展是我一直在将心理学与心理治疗的知识应用于实践,特别是TA。我与同事罗兰·约翰松以及安妮卡·比约克在瑞典马尔默开办了生活治疗研究所,并通过在诊所与培训中心的工作来供养家庭。我有规律地接待短期和长期的心理治疗个案,并为来自医院、社会服务机构、吸毒成瘾者的治疗性社区、学校以及老年人和残疾人社会福利机构的专业人员提供督导。同时,我也为瑞典及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想学习TA的其他专业及非专业人士提供教学与培训。这就是我在瑞典长达40年的朝九晚五的常规工作。现在,我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治疗师、督导师与教师了。
第三方面的发展在时间上其实应该排在首位:1965年,我在美国遇到了我的妻子莫琳,当时我们都是交换生。她是一位娘惹,即在今天的马来西亚马六甲州出生的华人。她的祖先大约于250年前从福建厦门迁到那里。1970年,我第1次去马来西亚看她。除了再次爱上她之外,我还爱上了这里的华人的峇峇娘惹文化1。我们于1971年结婚,于是我也就成了保有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观和习俗的家庭中的一员。中国的新学员看到我用筷子吃饭时会很惊讶。因为他们通常都比我年轻很多,所以我常常会回答:“噢,我用筷子吃饭的时间比你还长呢!”莫琳自1971年就一直在瑞典生活,有时,我觉得她比我更像瑞典人,我比她更像中国人……你只有生活在这种文化中,才能学会这种文化。
第四方面发展是我在1987—2008年多次受邀到中国台湾教授TA。西丝儿·克奈博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在高雄生活与工作。她对TA很感兴趣。有一次,她在回挪威休假期间到我们在马尔默的生活治疗研究所,与我、罗兰和安妮卡开始了联络,表示想进一步学习TA。之后,她邀请我们每个人都去了一次中国台湾教授TA入门课程。因为我们在中国台湾的很多学生都想继续学习TA,所以他们之后多次邀请我们回去继续进行TA培训。在2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三人在瑞典和中国台湾之间往来了约90次,每次时间从2周到6周不等。我们的飞行路线曲折而漫长,从马尔默,先到阿姆斯特丹,再到曼谷,最后才能抵达目的地中国台湾;然后返程。我一共去了36次,在高雄、屏东、台南、台中、嘉义和台北都授过课。渐渐地,我爱上了中国台湾,从南部的鹅銮鼻灯塔到北部的基隆港,从西部的安平古堡到东部的花莲县。在空余的时间里,我还去了台北语文学院学习中文。
第五方面发展是在中国大陆,现在仍在发展中。2004年,北京举办了国际心理学大会。在会议开始前,我和妻子莫琳加入了一个由瑞典心理学家组成的旅行团。我们去了凤凰古城、张家界、西安、北戴河、山海关附近的西沟村,当然还有北京。我也爱上了中国大陆。在会议中,我报告了我的研究,即在治疗性社区中将TA心理治疗运用于吸毒成瘾者的研究。心理学领域的杨眉教授来听了我的报告,因为她当时正在撰写关于艾瑞克·伯恩和TA的内容,而我的报告是唯一一个与此有关的。
第三至第五方面的发展都与我融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中国文化有关。这些发展的长期性与我前两方面的专业发展齐肩。
我们的接触使我有机会在2005年4月受北京心理卫生协会的赵梅老师之邀来中国大陆开办第1个TA101课程。与之前在中国台湾的情况一样,大家的兴趣被点燃了。自第1次到中国大陆教学之后,我开始了50多次的往返于哥本哈根和北京的旅程。生活治疗研究所的另外两位老师安妮卡和罗兰也来过中国大陆授课。现在,我们的总旅程次数也超过了70次。
尽管从本质上说,我本是一个成长于瑞典最南端的省份斯科讷(Scania)的男孩,但我也在马来西亚以及中国的台湾和大陆地区的中华文化土壤中生活了很多年。我同时也在英美文化的土壤中度过了几年。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够至少熟悉三种文化传统:斯堪的纳维亚探索式的维京人传统、美国寻求自由的传统以及中国看重合作与和谐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