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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寻访现代主义地标性艺术聚集地,重现孤独艺术家的创意集会:以地点为线索,寻访现代主义极具标志性的酒馆、咖啡馆、个人工作室及艺术聚集地,展现了聚会的创造力。
★跨越时空,再现半个世纪先锋盛况:巴比松画派、布鲁姆斯伯里团体形成,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印象派渐次出现,本书截取片段,将不同艺术团体的故事汇聚成一幅现代主义繁盛图景。
★私人化视角结合一手资料与丰富史实,描绘现代主义艺术的黄金时代:故事本身连同故事发生地,都成为后世读者津津乐道的话题。
★抛弃艺术史的艰深,采用漫谈形式,收录200余幅珍贵老照片及艺术画作,全面展现时代风貌。
★全球重量级策展人、艺术馆及博物馆负责人推荐,《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称其“难以被超越”。
內容簡介:
毕加索×高更×马拉美×里尔克×马蒂斯×伍尔夫
花神咖啡馆 | 黑山学院 | 蓬塔旺 | 伏尔泰酒馆 | 威尼斯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中期,现代主义热潮兴起。从城市街道、自然村落到海岸岛屿,从私人住宅到公共咖啡馆,知名艺术聚集地及聚会场所激发了无数艺术家的创造力。
在本书中,资深学者玛丽·安·考斯流连于现代主义诞生之地。卡夫卡与爱因斯坦常去的布拉格咖啡馆,高更及众多艺术家流连的法国阿旺桥,毕加索在巴塞罗那的聚会地……我们看到一场“流动的盛宴”,现代主义大师依次登场,极具先锋色彩的时代图景展现在我们眼前。
關於作者:
玛丽·安·考斯(Mary Ann Caws),美国作家、艺术史学家、英法文学领域资深学者,1933年出生,1956年获得耶鲁大学硕士学位,1962年获得堪萨斯大学博士学位。曾撰写普鲁斯特、伍尔夫、毕加索、达利等人的传记,也曾翻译马拉美、布勒东、勒内·夏尔等多位重量级法国作家的作品。2004年10月,玛丽·安·考斯出版自传《到船屋去》,2019年以86岁高龄出版《现代主义群星闪耀》。
目錄 :
前言:一条聚集的线索
1 甘纳客栈与巴比松画派 | 巴比松
2 作家、艺术家的流亡之地 | 佛罗伦萨
3 亨利·詹姆斯与水边的艺术家 | 威尼斯
4 大放异彩的先锋艺术家 | 朱利安学院
5 美国画家的理想之地 | 旧莱姆
6 高更与蓬塔旺画家 | 布列塔尼
7 马拉美的聚会 | 巴黎
8 渔民小镇的英式艺术热潮 | 圣艾夫斯
9 里尔克与德国画家群体 | 沃普斯韦德
10 毕加索与四只猫咖啡馆 | 巴塞罗那
11 海边小镇上的绘画课 | 普罗温斯敦
12 马蒂斯与野兽派 | 科利乌尔
13 卡夫卡、阿波利奈尔的咖啡馆记忆 | 布拉格
14 达达主义与伏尔泰酒馆 | 苏黎世
15 超现实主义咖啡馆 | 巴黎
16 街道上的艺术工作室 | 布洛美街
17 伍尔夫与布鲁姆斯伯里团体 | 查尔斯顿农庄
18 影响一代人的艺术实验场 | 黑山学院
19 塞纳河左岸的传奇咖啡馆 | 蒙帕纳斯
注释
参考文献
致谢
图片来源
內容試閱 :
前言:一条聚集的线索
人们究竟是基于何种原则,选择把一些事物归聚到一起,尤其是事关聚集本身时?论及“聚集”时,我们应该如何称说如此多的艺术家和作家聚居地,还有遍地开花、逐年增长的画室、学校和书店?创意团体正是在这些地方聚集,围绕一张桌子或一个想法,相同或相异观点频频交会。我们又该如何绘制现代主义的地图?
至关重要的是,不同于那种艺术集群目录,比如经多人调研编纂而成的《艺术家及作家聚居地:创意工作者的隐居、静修与栖息之地》(Artists and Writers Colonies: Retreats, Residencies, and Respites for the Creative Mind , 2000),本书对于聚集的群落采取的是私人化的视角。大体而言,极具创造性的群体可以用一条集中的线索串联起来:一群数量不定,大致有相同话题、生活方式、工作甚至思维习惯的人,他们的聚集可能会赋予所有参与者全新的、不同于他们各自生存方式的想象力与决心。我对这一话题的最初想法与集会有关。集会可大可小,通常都围绕一张圆桌展开,目的是维系某种身体或精神上的需求。集会也许是出于习惯,也许是临时起意,但它必将涉及一种转移,即激动人心的对话从象征物质需求的桌面转移到画布、纸张或乐谱之上:从桌子到画面、文本等。
关于这些聚居地的叙述大不相同,而差异本身就足够吸引人。冲突——比如相互矛盾的报告——值得玩味,而非懊恼。聚集在一起的创意工作者之间紧张的人际关系,有时候会因艺术家的性格冲突而变得格外激烈,但这种关系毫无疑问是极其重要的。鉴于这份清单记录了19 世纪至今的社交模式,就必定需要一条穿引的线索。因此,我会重点强调那些我有过私人接触、回忆和联系的聚会地点。这些接触有的是基于家庭联结,有的是出于职业需要,有的是多年以来萦绕在我脑际的研究议题,还有的是对这个议题的回归。请允许我引用马丁·杜伯曼的一句话,他对黑山学院历史的描述方式同样适用于我:“我认为,是时候让历史学家把他们的性格和名字都写入书中了。”我很感激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向这些聚会场景致敬。关于这些场景的回忆常常涌上我的心头,而它们留在文化地图和文化历史上的影响如此之大,远非个人和群体兴趣所能及。这些聚会的影响将持续存在。
圆桌谈话
当然了,一段谈话,无论其形式或氛围如何,都是活跃和鼓舞艺术生命的核心:与其他创意生灵交流共事,正是这本书的关键——可惜这些场景无法再现,只能大致还原。这一限制在我看来却有着积极意义,我是一个想象主体,而非誊写员。这已经为我们的讨论涉及的内容设定了界限。我面临的诱惑很多,其中之一便是基于一生的印象,去描述发生在画室、书店、会议厅、研讨室、图书馆大厅,或那些同样重要的定期或临时集会场所中的种种场景。
请允许我暂不铺陈,仅举几个例子。说到巴黎的书店,我们可能首先会想到“书友之家”,这是阿德里安娜·莫尼耶于1915年在奥德翁路开设的图书馆兼书店。后来在1919 年,莫尼耶与她形影不离的伴侣西尔维娅·毕奇合并了生意,正是后者创办了大名鼎鼎的莎士比亚书店,并在1920 年将书店从迪皮特朗路8 号搬到了位于奥德翁路12 号的一块更大的地盘。好几代作家都受到了这二人的款待和滋养,包括米娜·罗伊、布莱尔(安妮·威妮弗雷德·埃勒曼)、希尔达·杜立特尔、珍妮特·弗兰纳、朱娜·巴恩斯,不用说,还有娜塔莉·巴尼。格特鲁德·斯坦因在这里待多久都不嫌够,她写信给弗朗西斯·斯泰洛夫——后者于1920 年创办了高谈书集书店,即纽约版的莎士比亚书店——信中说:“我们都在这儿,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至于我们想讨论的咖啡馆,恐怕要从格拉纳达彼时的阿拉梅达咖啡馆说起。从20 世纪20 年代开始的十五年间,诗人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就是在这里聚集起了年轻的文学团体“小角落”。他会选择角落里的一张桌子,大声朗读他的作品。或者我们可以从马德里的奇科特酒吧说起——路易斯·布努埃尔一生中曾多次回到这家酒吧拍摄电影。再或者,我们可以从庞波咖啡馆说起,早在学生时代,布努埃尔、达利和洛尔迦就常常在这里相聚。洛尔迦同样会在这里大声朗读他的戏剧,三个人不止一次地一致同意其中一幕“狗屁不通”。5 这些咖啡馆就是这样,而这也是我想赞美的精神。围绕圆桌展开的谈话活泼生动,丝毫没有学究气。
19 世纪60 年代的巴黎,克利希大街上的托尔托尼咖啡馆和盖尔波瓦咖啡馆十分红火。盖尔波瓦咖啡馆有两间长屋,刚好能容纳下巴迪侬团体的成员。这一团体的核心成员是爱德华·马奈,此外还包括亨利·方丹- 拉图尔画中的那些艺术家,他们常常选择周日和周四聚在咖啡馆。[我们还记得拉图尔画的那幅《致敬德拉克洛瓦》(Homage to Delacroix,1864),画中詹姆斯·惠斯勒正居中间,尽管这与画作标题并不相符。]这些聚会场地成了他们的大本营,至于聚会给他们带来的是恼怒还是自豪,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估计两者都有)。若能知晓,想必很有趣。比如马奈为盖尔波瓦的主人画了一幅画,名叫《好酒》(Le Bon Bock,1873),但不知道这幅画获得了怎样的回应。这一团体中其他著名人物包括皮埃尔- 奥古斯特·雷诺阿、弗雷德里克·巴齐耶、惠斯勒本人、莫奈、塞尚、摄影师纳达尔(本名加斯帕德- 费利克斯·图尔纳雄),还有作家埃米尔·左拉和西奥多·庞维勒。
三十年后,莫奈仍念念不忘这群神采奕奕的伙伴,写下了这一聚集的魔力:没有什么能比这些谈话更加有趣的了,他们的观点永远在碰撞。你的头脑会保持机警,你会想诚心诚意、不偏不倚地做调研,你被源源不断的激情包围,可以连续工作好几周,直到脑海中的那个项目确定成形。你离开咖啡馆的时候,觉得自己变得硬实,已经准备好应战,意志坚定,目标明确,头脑清晰。
位于皮加勒广场的新雅典咖啡馆,则聚集了许多印象派画家,包括马蒂斯、梵高和德加。德加的《苦艾酒》(L’Absinthe,1875—1876)正是取景于此。
埃里克·萨蒂(Erik Satie)——原名“Eric”,他名字里的字母“k”正反映了这位天才的古怪,他会一次性购买七件灯芯绒套装——在这家咖啡馆里弹钢琴,也正是在这里遇见了年轻的莫里斯·拉威尔。超现实主义者相聚在白色广场上的西哈诺咖啡馆,关于这家咖啡馆,后文还会详谈,但它的精神应在这里得到欢颂。
正如塞巴斯蒂安·斯密在《竞争的艺术》(The Art of Rivalry)中所说,每一个团体都有自己的等级秩序。马奈是巴迪侬团体的非正式领导,而年纪较小的德加则很少坐下来,总是在后面的台球厅里来回踱步,并且“喜欢突然从外面冲过来,扔下几句辛辣尖刻的评论,令人拍案叫绝”。读者只要对德加反犹、反对德雷福斯的故事有所耳闻,知道他既不喜欢孩子也无法忍受鲜花,就会立刻认出1919 年保尔·瓦莱里的《与泰斯特先生夜叙》(La Soirée avec Monsieur Teste)文中的那位反英雄人物。德加拒绝承认该作是题献给他的,可他明显就是标题里的那位“头先生”(Mr. Head)。他激辩说:“愚蠢不是我的特长。”这的确不是他的特长,但他还有不少别的显眼之处。
若利斯- 卡尔·于斯曼在他最近再版的文章《咖啡馆常客》(Les Habitués de Café)中,精彩地描述了那些经常光顾咖啡馆的人,也提到了他们常去闲荡的原因以及咖啡馆的布置:有一些酒饮在咖啡馆之外的任何地方饮用,都会失去酒饮本身的独特之处,失去它的味道和香气,失去它存在的意义。这些酒在自己家或者朋友家里会变得虚伪,几乎粗俗得令人厌恶……所有被酒毁坏肠胃的人都会承认,这些开胃酒的最终结果其实是倒人胃口,然而即便如此,对于那些曾经站在肮脏的大理石桌台前心不在焉饮酒的人,开胃酒却是必须的。
这些人每天都定时回来,灌酒下肚。当然,他们完全可以在任意一个酒商那里买到这些腐蚀性的液体,甚至价格更便宜,质量也更好;他们也完全可以坐在家里,用更舒适的方式品酒。但公共空间的魅力令他们着迷,而咖啡馆的神秘之处也就此展开……
这些咖啡馆仿佛来自另一个时空,即便是这个动荡的世纪也无法将它们撼动。它们坐落在巴黎,在塞纳河的左岸,这里的街区散发着神圣又亲昵、古老又温柔的气息。在第六行政区的边缘地带,聚集着牧师和图书装订工、书店和宗教画的商贩,而咖啡馆的常客聚集在这里,按自己的风格创造出了这些小餐馆,里面无人玩闹,几乎无人说话,在这里,人们的行为举止就像是身处一个老寡妇的陈旧客厅。
发展中的艺术聚集地
不同国籍的艺术家会涌向特定的艺术聚集地。我们知道在沃普斯韦德的艺术家大部分是美国人和英国人,当然也有德国人;圣艾夫斯和格雷有很多美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而聚集在蓬塔旺的是英国人、瑞典人和丹麦人,据称那里曾有四五十位不同国籍的画家。
当时,先锋派小众出版圈中的人士为了聚会或阅读,都会聚集在美术馆、沙龙和私人住所,例如阿尔弗雷德·克兰伯格在新泽西里奇菲尔德的住所,即著名的格兰特·伍德艺术聚集地,与杂志《里奇菲尔德一伙》(Ridgefield Gazook)有关的成员就在那里聚集;阿尔弗雷德·斯蒂格利茨的朋友喜欢聚在纽约的艺术画廊291;梅布尔·道奇的沙龙则聚集了《小评论》(Little Review)的妇女参政权论者、女权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位于西67 街33 号的艺术家工作室是沃尔特·艾伦斯伯格和路易丝·艾伦斯伯格的家,也是《盲人》(The Blind Man)杂志的大本营,在那里你随时可以找到如星光般璀璨的艺术家和诗人:米娜·罗伊、阿瑟·克拉凡、杜尚、“男爵夫人”艾莎·冯·弗雷塔格- 洛林霍文、查尔斯·德穆斯、曼·雷、莫顿·尚伯格、查尔斯·德穆斯、约瑟夫·斯特拉、马里厄·德·扎亚斯、让·克罗蒂、华莱士·史蒂文斯、朱丽叶特·若什、阿尔伯特·格列兹、弗朗西斯·毕卡比亚、加布丽尔·布菲- 毕卡比亚。
艺术聚集地通常会有一个主导力量,例如欧洲和美国的许多艺术聚集地都有著名的个人或小团体:巴比松和米勒相关,蓬塔旺先是和罗伯特·怀利有关,后来自然是与高更相关,普罗温斯敦则是和查尔斯·韦伯斯特·霍桑有关;20 世纪40 年代,亚利桑那州的塞多纳总是与马克斯·恩斯特和多萝西娅·坦宁联系在一起,许多艺术家从欧洲远道而来,比如亨利·卡蒂埃- 布列松和伊夫·唐吉;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彼得伯勒,爱德华·麦克道威尔的妻子玛丽安·麦克道威尔受到了罗马美国学院的启发,创办了“麦克道威尔艺术村”;康涅狄格州弗罗伦斯·格里斯沃德别墅的关键人物是贝丝·波特·凡诺和罗伯特·凡诺;1907 年的莱姆艺术村与托马斯·科尔、弗兰克·杜蒙德密不可分;20 世纪早期的圣菲艺术村与杰拉德·卡西迪相关;黑山学院则和查尔斯·奥尔森相关。
远离尘嚣之地对人们有巨大的吸引力,直到现在也是如此。最好的例子莫过于缅因州孟希根岛上的那个泥泞偏远的小渔村,那里是罗伯特·亨利、爱德华·霍普、乔治·贝洛斯和洛克威尔·肯特逗留的好去处。在美国和欧洲,沿海村庄艺术聚集地的数量迅速增加,人们热情追捧,不仅因为美景,也因为地处偏远。于是法国出现了翁弗勒尔、杜瓦讷内,还有牡蛎乱蹦的康卡勒;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傍水胜地则包括科斯科布和特鲁罗。
有桌之地
如我们所知,聚会之地多种多样,其间摆放的桌子也各不相同,有真实的也有假想的。一群人可能会定期或偶尔聚集在这些桌子周围,不管桌面上摆的是什么东西,是液体还是固体,艺术家都会从相聚中汲取能量,然后将其运用于其他水平或竖直的平面——不论是画架还是乐器、写字桌还是纸张,这种能量将成为创作的物质基础。
其他一些更具挑战性的聚会场所,虽然也保持着特定的仪式和等级秩序,参与者却是不断变动着的,比如纽约市那几个传说中的酒吧、餐厅和演出场所。过去有名的聚会场所包括马克斯的堪萨斯城俱乐部,安迪·沃霍尔曾在那里的里间举办过展览;聚集了抽象表现主义者和其他艺术家的雪松酒馆;还有最近的巴雷什尼科夫艺术中心和“红鱼”表演中心,那里有可以围坐的小桌子,还有各式表演者和节目。人们可以交流分享,也可以什么都不做。
2017 年,在“红鱼”,一群颇具修养的奥利维埃·梅西安爱好者,将日本钢琴家木川贵幸的演出票抢购一空。木川贵幸演奏了《鸟志》(Catalogue d’Oiseaux ,1956—1958)这一杰出作品,该乐曲阐释了77 种鸟叫声,也糅合了他对能听到鸟鸣的这些法国地区的理解,包括埃克兰山、布列塔尼菲尼斯泰尔省的一个小岛、普罗旺斯的莱博和阿尔皮勒山。环顾四周这些先锋音乐信徒,对他们很多人来说,来“红鱼”已经成为一种仪式,就像爵士乐爱好者相聚在“蓝色音符”一样。我不由得想起库尔特·施维特斯那同样让人望而生畏的乐章《原始奏鸣曲》(Ursonate ,1922—1932),完全是由对鸟声和其他声音的模仿写就的。在参加这场纪念梅西安的音乐会时,我发现与其说聆听是为了辨识出高山红嘴山鸦、金色黄鹂、黄褐色猫头鹰和森林云雀的叫声,不如说是为了倾心感受作曲家的诗意文本。七本乐章被逐次介绍,鹬鸟悲伤的啼鸣声在重复中隐去;紧接着,雾气之下的水流退去,发出阵阵溅水声,夜晚徐徐展开。这样的音乐聚会通常都杂糅了声音、视觉与回忆。
我们一再到访的地方,常常会留在记忆中被反复讲述,尽管这些记忆并不会在纸上以文本的形式清晰地呈现。例如,枫丹白露森林附近的巴比松旅馆、玛丽·亨利在普度旅馆(原先是别墅)附近的餐馆或咖啡馆,以及弗罗伦斯·格里斯沃德在旧莱姆的住宅——一群人在那里会面、作画、聊天。大大小小的人群围绕在一张桌子、多张桌子或壁炉和画架周围。在沙龙和画室里,这些群体将滋养不竭的艺术创造力,而这些精神养分与身体摄入的物质养分同等重要。食物大小各异,形状和材料各异,能够满足各种各样的目的。本书的灵感之一源于电影和小说中圆桌聚会的场景,比如《极乐大餐》(La Grande Bouffe ,1973)、《美食总动员》(Ratatouille,2007)和《巴贝特之宴》(Babette’s Feast,1987)。
这本书并未收录音乐聚会场所,比如德国的达姆施塔特。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60年代初期,达姆施塔特流派相聚在达姆施塔特国际新音乐夏季课程。这一课程由沃夫冈·斯坦纳克于1946年创办,滋养了许多音乐家,比如皮埃尔·布列兹、路易吉·诺诺、莫顿·费尔德曼、卡尔海因茨·斯托克豪森、大卫·图尔多、埃德加·瓦雷兹、捷尔吉·里盖蒂和伊阿尼斯·泽纳基斯的重要作品。时至今日,韦伯恩与梅赛因仍在此地发挥着深远的影响。
相聚“后工作室”
人们总是想象创造者在画室或书房独自工作。比如格伦·古尔德坐在他的矮椅上,弯着腰在键盘上弹奏;又如塞尚在普罗旺斯的房外独自摆弄着他的静物。这种浪漫的想法,有时候需要让位于那些自行组建或被邀成行的团体,比如罗马路上围绕着伟大诗人斯特芳·马拉美的聚会,又如在枫丹白露的美国音乐学院,年轻的钢琴家们围绕杰出的音乐教师娜迪亚·布朗热所形成的团体。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各种学院和机构都是极其重要的。比如朱利安学院设在巴黎的几个分支机构;辗转从德绍到柏林再到芝加哥,一路经历种种转变的包豪斯学院;又如19世纪70年代的格拉斯哥学院,学院培养了玛格丽特·麦克唐纳、弗朗西丝·麦克唐纳等格拉斯哥女孩,她们也是“四人组”的成员;再如1882 年成立的格拉斯哥女性艺术家协会,为女性艺术家聚会和展览提供了场地。格拉斯哥男孩则在威廉·约克·麦克格雷戈的工作室会面,他们受到日本版画、法国现实主义和詹姆斯·惠斯勒的影响。而惠斯勒在伦敦的家、切尔西工作室和巴黎巴克路10号的工作室,也成为艺术家、收藏家和他们的朋友们常常相聚的地方。
在这些地方,“后工作室运动”蓬勃发展,它延展了“艺术家是孤独的”这一概念,而本书也是这一概念的延伸。“后工作室”的模式是现代的,天才不再隐居于与世隔绝的单间,工作和谈话地点往往相邻或在同一公共区域,这样每个人都可以随意或在特定的时间见面,友好或敌对地相处,也会或多或少地进行交流。这种聚会的鼎盛时期无疑是在19 世纪末,以及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但这本书收录的聚会超越了这一时间限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