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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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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温州知名作家曹凌云先生主编的一部散文集。全书21万字，60余幅图片。《温州作家记忆》系温州市文联与中国作家网、温州日报社联合举办“温州作家记忆”“温州文学记忆”征文活动的作品汇编本。本书分上下篇，对近年来温州文学界的沿革、历史、杰出人物、重要事件等进行系统性的梳理，重点抒写新中国成立以来温籍作家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故事、经历、成就等，或写个体，或写群体，或写某个文学事件。旨在全面回顾和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温州市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进一步展示和宣传好温州作家群整体形象，切实推进温州文学再创辉煌，充分体现温州地域文化、人文情怀及家国情感，是一本可读性比较强的汇编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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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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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凌云，浙江温州人。现为温州市文联党组成员、秘书长，温州市网络作家协会主席，《温州文学》季刊主编。出版有个人散文集《纸上心情》《心灵说话》《乡尘》和长篇纪实散文《舅舅的半世纪》《走读瓯江》等。主编有各类文集《明人明事》《雁山瓯水》《一叶的怀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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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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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上 篇 温州作家记忆
003 郑振铎：如椽之笔抒写温州情
009 夏承焘：一代词宗
017 朱维之：从温州走出的文学大家
026 王季思：斯人已远，风范长存
035 董每戡：风雨中的文化精魂
045 赵超构：《延安一月》激风雷
051 赵瑞蕻：追问生命的意义
062 莫洛：诗国的“流浪汉”
067 琦君：找寻梦中的故乡
074 郑伯永：壮志未酬三尺剑
081 唐湜：幻美的旅者
103 黄宗江：性格独特的文化老人
111 金江：他的心中只有寓言
118 林斤澜：上下求索
125 杨奔：师之大者
130 黄宗英：“天马行空不拘一格”又何妨
136 彭文席：让小马过河
141 马允伦：一枝一叶总关情
147 何琼玮：艺术是他心中的永恒
152 尤文贵：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158 林冠夫：水到天边
166 叶永烈：“请到上海图书馆找我”
下 篇 温州文学记忆
177 当年温州笔会
183 全国作代会上的温州风
188 二十多年前的瑞安儿童文学
193 温州文学，让我不再是异乡人
198 来过温州的文学大咖们
205 一次文学讲座的意外收获
210 黄传会和张翎
——苍南文学的独特风景
217 一根火柴
——温州举办的“全国级”活动
223 诗人洛夫的温州之行
227 感恩《文学青年》
231 那时的文学如初恋
——《文学青年》函授班二三事
238 一个小县城的黄金时代
——文成县文学创作现象回眸
243 难忘那三场文学讲座
248 一个渔家女的文学缘
252 文学，从这里出发
——我与乐清文联
258 且借名家如椽笔 畅写百岛千般美
265 温州文学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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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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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记忆，时代的追忆
——《温州作家记忆》前言
曹凌云
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的2020年，温州市文联为了全面回顾和总结一百年来温州文学的发展历程，重新擦亮和深入挖掘温籍作家的文学经典，首先对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和广泛性的现当代温籍作家进行收集、梳理，与中国作家网、《温州日报》社联合，分别以“温州作家记忆”“温州文学记忆”为主题进行征稿，发动广大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忆往事、说文学、谈创作，于是，有了《温州作家记忆》这本书。
一
温州古为瓯地，亦称东瓯，公元323年建郡，为永嘉郡，公元675年始称温州。温州人自古崇文尚武，历代文化名人辈出，诗文佳作涌现，是名誉海内外的历史文化名城。如南宋诗人王十朋（1112—1171）、文学家叶适（1150—1223），南宋末年诗派永嘉四灵指南宋四位永嘉籍诗人徐照（字灵晖）、徐玑（号灵渊）、翁卷（字灵舒）、赵师秀（号灵秀），元末明初剧作家高则诚（1306—1368）等，他们的作品都成为封建时期的文学典范，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也使中国文学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在这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作为新文学运动倡导者之一的温籍作家郑振铎（1898—1958），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立下了赫赫功绩，也因此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自此开始，在一百多年的现当代文学发展历程中，特别在各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温籍作家从未缺席。他们以执着的信念、丰沛的热情和不懈的创作，成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革命者和写作者。
出生于温州市区的郑振铎，1918年考入北京铁路管理传习所（现北京交通大学）读书，他在学校里受到西方新思潮的影响，与挚友瞿秋白等人一起参加北京社会实进会，创办《新社会》旬刊，强调社会改造运动。在“五四”运动时，郑振铎与李大钊、陈独秀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新文学运动有了进一步发展，郑振铎与沈雁冰（茅盾）、周作人等十二人发起的“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这是我国现代最早的新文学团体，他们创办报刊，出版书籍，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研究和介绍世界文学。1926年郑振铎与叶绍钧、胡愈之等人发起并成立上海著作人公会，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的革命活动。1927年至1937年，郑振铎与王统照、巴金等一起主编出版了不少文艺杂志，其中《文学》《文学季刊》《文学月刊》影响最大，《文学》杂志获得鲁迅的高度好评。郑振铎还与鲁迅、刘半农、郭沫若等一道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介绍外国文学理论，为中国文学汇入世界先进国家的文学浪潮做着切实可行又必不可少的工作。1938年，郑振铎参与发起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在武汉成立，老舍主持协会日常工作，郑振铎为理事。“文协”的成立使中国作家、艺术家空前团结，开展了广泛而热烈的抗战文艺运动。抗战胜利后，郑振铎作为“文协”上海分会负责人，与李健吾一起主编《文艺复兴》月刊，有效巩固上海作为新文学“大本营”的地位，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毋庸置疑的引领作用。
“一代词宗”夏承焘（1900—1986），比郑振铎小两岁，两人曾是同窗好友，少时是要好的玩伴。在“五四”运动时期，夏承焘同样有着强烈的革新思想，为响应“五四”运动，在温州任桥小学组织学生成立“十人团”，到附近地区进行爱国宣传活动。1920年，夏承焘与温州一批爱好诗词的年轻人梅冷生、陈仲陶等，发起并成立了文学团体“慎社”“瓯社”，定期聚会，出版刊物。之后不久，夏承焘北上晋冀，西入长安，一路游历，面对国难家愁，写下一批忧时愤世的诗词。1930年前后，夏承焘把主要精力集中在词学研究上，写出了《唐宋词人年谱》《唐宋词论丛》等二十余种词学专著，成为现代词学的奠基人。
出生于温州苍南的朱维之（1905—1999），“五四”运动时期是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温州中学前身）的进步学生，与同学一起阅读进步书刊，上街游行，在老师朱自清引导下，走上文学的道路。他给上海的《青年进步》杂志写稿，其中《十年来的中国文学》一文，是我国较早评论五四前后新文学的论著。他中学毕业后，进入免费的金陵神学院学习，对基督教文学进行研究。1927年他投笔从戎，参加国民革命军，被委派为第三军宣传科长，上级是邓演达和郭沫若。革命失败后，他在上海工作，并开始小说写作。1930年朱维之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学和中央大学进修，从事日本文学与中国文艺思潮史的研究。1936年他开始在沪江大学任教，面对国内的战争动乱，写文章鼓励青年爱国自强。20世纪40年代，朱维之的学术专著《中国文艺思潮史略》《基督教与文学》《文艺宗教论集》等陆续出版，他还从事翻译工作，如翻译了弥尔顿的三大诗作《失乐园》《复乐园》和《斗士参孙》。
温州是宋元南戏的发源地，戏曲在温州民间繁衍兴盛，流行昆剧、瓯剧、越剧以及和剧、高腔、木偶戏等。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温州走出了两名戏曲史研究专家：王季思（1906—1996）和董每戡（1907—1980），他俩的人生之路也有许多相似之处。
王季思出生在温州老城东郊的上田村，董每戡出生在温州老城西郊的潘桥乡。他俩从小就爱看戏，戏班在村里演戏的日子，就是他们的节日。1925年，王季思考入南京东南大学，董每戡考入上海大学。王季思在四年的大学生涯里汲取了丰富的古典戏曲精华，大学毕业后一边教学一边研究中国古代戏曲。在上海大学中文系读书的董每戡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革命活动，1932年加入“左翼戏剧家联盟”，追随田汉工作，创作了多个剧本。1943年董每戡转入教学工作，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中国古典戏剧和戏剧史。1948年，王季思到中山大学任教，长达四十二年，从没停止过学术研究。五年后的1953年，董每戡也到中山大学任教，与王季思成了同事，几十载潜心钻研的学科也相近。
从温州文成走出来的新闻记者、作家赵超构（1910—1992），1928年在浙江省立第十中学读书时，汲取新文化、新思想，他领头闹学潮，上街喊口号、发传单、贴标语，因而收到学校的退学令。1934年，赵超构到南京任《朝报》编辑，后又到重庆任《新民报》主笔。1944年夏，赵超构作为《新民报》特派员，在陕甘宁边区共采访了四十三天，其中在延安有一个月，他写出了报告文学《延安一月》，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赞赏。访问延安，成为赵超构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最终成为“新闻史不可或缺的开拓者”（见2019年9月《新民周刊》中《赵超构与晚报：飞入百姓家，与民同喜忧》一文）。
赵瑞蕻（1915—1999）、莫洛（1916—2011）、唐湜（1920—2005）都是诗人。他们都出生在温州市区，都在温州中学读书，因学习成绩优异、热爱文学、意气相投，成为志同道合的同学。课余，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谈何其芳、冰心的作品，一起读巴金、茅盾的小说。温州中学是进步思潮的大本营，他们与同学一起成立野火读书会，关心民族兴亡，纵论天下大势，旗帜鲜明地宣传抗日救国。他们还参与发起并成立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以一种与国家民族同生死、共患难的英雄气概，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赵瑞蕻到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简称“临大”）文学院读书。1938年元旦后，因日寇南侵，兵荒马乱，包括赵瑞蕻在内的八百多名临大师生经过四十多天长途跋涉，最后汇集昆明，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知识分子集体大迁移。赵瑞蕻在大学里有幸得到吴宓、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钱钟书等教授的教诲，创作了不少现代诗，他还用散文化的笔调翻译了《红与黑》等多部文学名著，成了一名翻译家。1940年，莫洛受温州党组织的安排，到皖南（在安徽省，现已撤销行政区）参加新四军，他怀着一颗虔诚滚烫的心，随着队伍在疾步前进中不时萌发出创作的欲望，开始用诗歌进行生命存在意义的探寻，记录生活的真相与真情，写出了长诗《渡运河》等。
1938年，温州遭到日寇飞机的多次轰炸，许多房屋成了灰烬，无数生命遭受摧残。悲愤交加的唐湜想到火热的战场上，到战争的烽烟中去，他更渴望到延安与那些革命英雄进行心灵的对话和情感的沟通，以笔为武器进行战斗。1938年严冬和1939年炎夏，唐湜两赴延安，均没有成功。1943年深秋，回到温州的唐湜听取二舅王季思的建议，进入龙泉山中的浙江大学分校研读西方文学。这个选择，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他毅然决定“学剑不成先学书”，集中精力从事文学创作。1947年7月，还在浙大读书的唐湜收到臧克家和曹辛之的来信，说要创办诗刊《诗创造》和出版一套《创造诗丛》，约他参加，他欣然前往上海。1948年，唐湜在诗歌创作和诗刊编辑中，与同为诗人的曹辛之、辛笛、陈敬容、唐祈、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都有了较多的往来，他们以“接受了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采用欧美现代派的表现技巧，刻画了经过战争大动乱之后的社会现象”（艾青语）的艺术风格，逐渐形成并奠定了独具一格的“九叶诗派”。
有文友说女作家苏雪林（1897—1999），也可算温籍作家。苏雪林祖籍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原太平县），虽然出生于温州瑞安，但五六岁就离开了温州，尽管她一生写出六十多部作品，是一位博学而笃志的作家、学者，我们还是认为把她列入温籍作家太过勉强。
二
“天亮了，天亮了。”这是1949年5月7日温州和平解放，瓯江两岸民众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的，天亮了，漫长的黑夜过去了。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也庄严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
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中国人民跨进了改天换地的新纪元，我们党高度重视文学工作，1949年12月，成立了温州市文学工作者协会，温州的文学事业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唐湜作为一位天才的诗人、评论家和剧作家，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有诗集《飞扬的歌》《幻美之旅》、历史叙事诗集《海陵王》《划手周鹿之歌》、诗歌理论集《意度集》等问世。他的剧本《东窗记》《百花公主》等也被搬上了舞台。莫洛除了写作外，于1951年牵头成立了温州区（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担任主席。朱维之、王季思、董每戡、赵超构、赵瑞蕻以及鲁迅研究专家胡今虚（1915—2003）、诗人洛雨（1920—1999）、文学评论家张禹（1922—2011）、小说家洪禹平（1926—2005）等以宏阔的文化视野、诚挚的家国情怀，继续投身文学创作。文学新生力量涌现了小说家林斤澜（1923—2009）、寓言作家金江（1923—2014）、彭文席（1925—2009），剧作家何琼玮（1927—2016）、尤文贵（1930—2019）、沈国鋆（1939—2006），诗人吕人俊（1933—2015）、李岂林（1940—1994）、高崎（1945—2013）等，他们的作品闪烁着独特的光芒，映照着一个时代的美丽天空，也营造了温州良好的文化风气。
出生在温州市区的林斤澜，是赵瑞蕻、莫洛、唐湜的学弟，同样追求民主自由，参加野火读书会和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在政治上逐渐走向成熟。20世纪40年代，林斤澜在重庆远郊璧山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读书时，受到老师梁实秋、焦菊隐等的影响和指导，开始了文学写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作组从事专业写作，1951年调到北京市文联任文学创作组成员。1958年出版的小说集《春雷》，是他早期小说的代表作。
郑振铎：如椽之笔抒写温州情
紫 苏
瓯江晨曦，云雾缥缈，片片帆影，自远处迤逦而来。天色渐渐明朗，一个背着书包的少年，步伐坚定地行走在瓯江南岸华盖山的小道上。这位少年，就是后来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界“全才大师”的郑振铎。在文学、史学、艺术学、编辑学、文献学等众多领域，先生都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生于温州 长于温州
一百二十多年前，温州城是一个河网密布的水城，悠长的河道四通八达，低矮的房屋沿河而建，乌黑的小船穿行其间，犹如东方威尼斯。1898年12月19日，郑振铎就出生在温州城乘凉桥附近的老衙署“盐公堂”。郑振铎祖籍福建，“振铎”的名字是他在温州任盐官的祖父给起的，寓意摇铃发出号召，一呼百应，寄托了祖父对长孙未来成才的期盼。
郑振铎还有一个小名“木官”，这个名字和温州的山水一起伴随他度过了童年。郑振铎十一二岁时，父亲病故，没过几年祖父也去世了，家庭骤然变得贫困。兄妹三人加上年迈的祖母，一家五口生活的重担全落在郑振铎母亲的肩上。她日夜做针线活，靠微薄的收入和亲友的接济过活，度日如年。但不论生活如何艰苦，母亲一定要供郑振铎读书。郑振铎先是在一家私塾念书，后来转入三官殿巷永嘉第一高等小学就读，费用全靠母亲东挪西借。上小学时，因家境贫寒，冬天里郑振铎也只穿单薄的衣衫，因此长期受冻得了慢性鼻炎，时不时挂下两行鼻涕，受到同学的嘲笑，不爱与他玩耍，郑振铎于是常默默坐在学校的角落里读书。
当时永嘉第一高等小学校长黄小泉兼教学校的国文课。黄校长虽然是旧式科举出身，却思想开明，对学生非常爱护。郑振铎最喜欢上小泉老师的课，小泉老师也对聪敏好学的郑振铎格外关心。学校附近的积谷山、春草池、飞霞洞等都是温州名胜，小泉老师不仅会带着郑振铎等学生去游玩，还乐于把自己的书刊借给郑振铎阅读。如此教导下，郑振铎的国文进步很快，不久便开始尝试写新式作文。后来，郑振铎还写过一篇《记黄小泉先生》，其中有“我永远不能忘记黄小泉先生，他是那样的和蔼，忠厚，热心，善诱”“假如我对文章有什么一得之见的话，小泉先生便是我真正的启蒙先生，真正的指导者”等深情的句子。
今日之温州，高楼林立，商铺云集，大街小巷都是匆忙的行人和汽车。盐公堂和乘凉桥早已被拆除，郑振铎童年、少年活动的蝉街、沧河巷一带河道早已被填平，成了温州老城区的繁华地段。永嘉第一高等小学多次易名，校舍几经拆建，于1978年更名为温州市广场路小学至今。不过，乘凉桥作为温州市区的一个地名却保留了下来。2013年，温州有关部门根据郑振铎在“五四”时期永嘉新学会通信录的“住址”一栏中曾填写过“沧河巷”，便选择在沧河巷金宅建成郑振铎纪念馆，这距离郑振铎1958年10月17日因飞机失事遇难已过去了五十五年。
说温州话 吃温州菜 交温州友
温州蕴含着丰富的瓯越文化，衍生了“敢为人先，特别能创业”的温州人精神，也造就了郑振铎奔走四方、敢想敢干的性格。
1917年春，郑振铎从浙江省立第十中学（今温州中学）毕业，1918年1月考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今北京交通大学）学习。1921年春郑振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上海沪杭甬铁路管理局工作，同年5月，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不久便将母亲及家人接到上海生活，从此郑振铎便再没有回过温州。
喝着瓯江水长大的郑振铎熟悉温州话，也有一个“温州胃”。据郑振铎之子郑尔康回忆，无论在北京还是上海，凡家里有温州人来访，父亲总爱用温州话与他们交谈。与郑振铎常有往来的温州文化人中，有夏承焘、周予同、陈仲陶、夏鼐等。他们说着温州话，吃着温州菜，喝着杨梅酒，叙说着家乡事；他们的情谊像瓯江水，奔流不息，激起浪花朵朵。
被称为“一代词宗”“词学宗师”的夏承焘比郑振铎小两岁，两人曾是同窗好友，少时是要好的玩伴。1978年，夏承焘怀念已经亡故二十周年的郑振铎，写下了《减字木兰花?有怀西谛学兄》一词，回忆两人七八岁时一同就学的情景：“峥嵘头角，犹记儿时初放学。池塘飞霞，梦路还应绕永嘉……”
郑振铎与中国经学史专家、复旦大学教授周予同同龄，关系密切。在《回过头去》一文中他这样描写周予同：“予同，我们同伴中的翩翩少年，春二三月，穿了那件湖色的纺绸长衫，头发新理过，又香又光亮，和风吹着他那件绸衫，风度是多么清俊呀。”而周予同则这样描述郑振铎：“振铎是我们的朋友中生命力最充沛的一位”“概括地说，他的学术范围包括文学、史学和考古学……但他的精力异常充沛，好像溢满出来似的，学术部门实在圈不住他”。
郑振铎在浙江省立第十中学读书时，最要好的同班同学叫陈召南。陈召南的父亲陈寿宸是清末举人，博学多才，当时正在第十中学教习国文。郑振铎还认识陈召南的三哥陈仲陶，陈仲陶办过刊物，组织过诗社、词社，精通诗词，为南社诗人。郑振铎与陈家父子特别亲近，陈家有很多藏书，郑振铎经常前去看书，时常看到忘我的境地。“五四”运动之后，郑振铎从北京回到温州，与陈仲陶等人一起在华盖山资福寺创办《救国讲演周刊》，传播新文化、新思想。1951年，时任文化部文学研究所所长的郑振铎，邀请陈仲陶赴京校编《宋诗选》，后陈仲陶因病未能成行。
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夏鼐比郑振铎小十二岁。1949年11月，郑振铎担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兼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力邀正在浙江大学当教授的夏鼐到北京主持考古工作。1950年7月，夏鼐应邀北上，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此后两人共事八年，风雨同舟，情深谊厚。
如椽之笔抒写温州情
在温州，郑振铎度过了人生最初的二十年，后来，这二十年里的许多记忆幻化成了他笔下的文字，如小说《五老爹》《家庭的故事》，散文《宴之趣》《记黄小泉先生》等。
在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序言中他写道：“我写这些故事，当然未免有几分眷恋……他们并不是我自己的回忆录，其中或未免有几分是旧事，却绝不是旧事的纪实……”集子里的小说，有的写于“五四”运动后，表现知识分子家庭生活的困惑与情趣；有的写于1927年他旅居巴黎时，反映了旧中国封建大家庭的状况与困惑，小说里人物的原型也大都生活在温州。郑振铎的舅公也被他写进了小说，舅公经常说“三国”故事给“小木官”听，培育了郑振铎最初的文学素养。
郑振铎在散文诗《雁荡山之顶》中写道：“红的白的杜鹃花，随意在山径旁开着。我迎着淙淙的溪声，上了瀑布之顶——雁荡山之顶……”年少时游览温州雁荡山的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1932年10月，郑振铎在北京大学作学术报告时曾说：“回想儿时居乡，合村公请一盲者宣卷，远近咸至，返家竞相转述，当时情绪之激涨，今犹历历如在目前。”这反映了温州民间讲唱文学对郑振铎童年的诸多熏陶和影响。在他自己编著的《中国文学论集》序言中郑振铎还写道：“年十三四时，读《聊斋志异》，便习写狐鬼之事。记得尝作笔记盈半册，皆灯前月下闻之于前辈长者的记载。迄未敢出示友朋。人亦无知之者。几经播迁，皆荡为云烟矣。后随长者们作诗钟。方解平仄，乃亦喜赋咏物小词。随作随弃，也不复存稿。”所谓“随长者们”作诗钟，“长者”主要就是指陈寿宸先生。
郑振铎是中国文坛上的多面手，于文学艺术的许多门类都有杰出贡献。可以说，先生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奉献了一生，是后来者的楷模。
“小燕子带了它的剪刀似的尾巴，在阳光满地时，斜飞于旷亮无比的天空，唧的一声，已由这里的稻田上，飞到那边的高柳下了。另有几只却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横掠着，小燕子的翼尖或剪尾，偶尔沾了一下水面，那小圆晕便一圈一圈地荡漾开去……”这是郑振铎远离祖国，心中泛起乡愁时写下的传诵至今的经典文句。小燕子掠过波涛起伏的瓯江浪头，留下了永恒的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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