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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红色儿童文学经典
英雄少年成长史
青少年爱国教育经典读本
蓬勃的生命力量与爱国意志
版本优势：原作之外同时收录作者李心田的两篇创作自白，帮助孩子们更好地理解潘冬子所处的时代和他的人生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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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闪闪的红星》是一部红色儿童文学经典，作品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叙述了红军后代潘冬子的成长经历。冬子的父亲随红军长征北上抗日，母亲为了掩护同志壮烈牺牲。冬子在战争岁月里历经风雨，在革命先辈的引导下成长为一名英勇的红军战士。他带着父亲留给他的一颗红星，只身奔赴北方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为天下受苦受难的人去战斗。小说塑造了一位爱国、勇敢、机智的少年英雄形象，彰显了爱国主义与乐观主义精神。
同时收录作者李心田的创作自白，帮助孩子们更好地理解潘冬子所处的时代和他的人生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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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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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心田，当代军旅作家，国家一级编剧。1953年开始写作，发表过诗歌、剧本、小说、电影文学剧本等。儿童文学作品《闪闪的红星》《两个小八路》等或被拍成电影，或在全国少儿创作评奖中获奖，影响了几代人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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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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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闪闪的红星
附录
139 《闪闪的红星》的书外故事 李心田
151 含泪的微笑 李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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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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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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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闪的红星》的书外故事
李心田
1962年，我在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两个小八路》。责任编辑李小文同志约我再给孩子们写一本书。我答应了，于是便开始了《闪闪的红星》的创作。
写这本书，当时有这样几个依据：
一、我在部队文化速成中学当教员，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儿子许光、政治部主任鲍先志的儿子鲍声苏，都曾跟我学文化。他俩都是长征前留在家乡，全国解放后找到父亲的。
二、江西根据地有一位红军，长征时给家中留下一顶帽子，帽子里有他的名字。后来，这位红军的儿子拿着这顶帽子找到了他的父亲。帽子上那颗红星紧紧地吸引了我。
三、抗日战争期间，胶东地区有一个女青年，她十七岁便入了党。就在她入党的第二天，为了开辟新区，和敌人做了英勇斗争，后来被捕了。敌人把她吊在树上用火烧，她高喊口号，壮烈牺牲。虽然她只有一天的党龄，但她的生命却闪耀着共产主义
光辉。
四、在一本杂志上读到董必武同志对青年们的谈话，其中提到毛泽东同志原有三个孩子，长征时丢在白区，曾在上海流浪过，后来经过组织上的努力，三个孩子只找回两个，其中一个丢失了。
这一辈人的童年，充满着多少挣扎与苦斗啊，为了不忘记这一些，并把它告诉给后人，就是我写作《闪闪的红星》的初衷。
那时，我是部队文化速成中学的教员，在“高等教育教师进修班”教“文艺理论”和“中国古典诗歌”两门课，工作紧张而又吃力，业余时间极少，所以这本书稿一直写了两年多，到1964年才完成。稿子誊清后，题名《战斗的童年》，寄给了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当时，李小文同志不在社内，过了一段时间，由另一位同志给我写了封信，谈了修改意见。此时，我已调到军区前卫话剧团任编剧，被派到部队当兵，代职，一去就是九个月，也就无暇改稿。到了1965年，“文革”前夕，楼中风满，已是山雨欲来了，我考虑到我这部小说中有不少是写“人情”“人性”的，怕遭到批判，便连写两封信给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要求把稿子退还我。社里当时已很谨慎，便把稿子退还我了。
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当时文工团规定，所有人员的作品一律上交，不许私留一个字，违者受党纪处分。我面对自己的一堆书籍和手稿，很是惶恐，又十分爱惜自己花两年多时间写的《战斗的童年》。为两全计，在交这部稿子时，我把手稿交了，把誊清稿留了下来。那时兴烧书，我怕一把火烧了，几年的心血就化为灰烬了。
果然，交上去的稿子，连同别人的书籍、文字，在院子里堆成一堆，全烧了！烧时，我亲眼看到的，心中还说：“文章误我，我误青春”，以后再不写了！
“文革”期间，因我是新到话剧团的，又长期深入部队，革命群众对我意见不多，没受多大折磨。1970年，军区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任创作室副主任。初夏的一个上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谢永旺同志（后曾任《文艺报》主编）来约稿，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把劫后余生的《战斗的童年》交给了他。他当时在下榻的山东宾馆看了，第三天即明确地向我说，他个人认为可用，但要带回去研究。
研究的过程是痛苦的，时值“文革”当中，谁敢确定出一本书啊！首先要集体研究，除接受社内众多人的审查，还要请社外的权威人士看。李希凡同志曾被请审阅这部稿子。他说，稿子还可以，不过可出可不出。一位军代表的意见就厉害了，他说：“像
《鲁宾逊漂流记》，有什么意思？”谢永旺曾因“人性论”挨过批，不敢过于坚持己见，眼看这事就要“黄”了。幸亏当时在社里主持工作的王致远同志咬咬牙，顶住了，他当家，出了这本书。
1971年11月，我被人民文学出版社请到社内修改稿子，住在出版社的西院内。一天吃完早饭，我回到西院，见一位略长我几岁的人正用扫帚扫落叶。互问之后，才知道他就是社里负责人王致远同志。到了屋内，他很亲切地和我谈起了《战斗的童年》，并建议我把最后一章改掉，不要父子相见。大团圆就落套了，不如写一封意味深长的信作为结束，那会留下许多余味。
我接受了他的建议，把自己认为写得很动人的父子相见那一章去掉了，改为一封长信。可是这封信很不好写，三天写了三次，全不满意。这三天晚饭我都是到东四一家小餐馆吃的，要一杯白酒一瓶啤酒，喝得微带醉意，再回去写那封信。后来我想起了李密的《陈情表》，就用古文来写，写后再翻成白话。这封信写成之后，我和谢永旺都很兴奋。《冬子给他父亲的信》于1975年曾被选进中学课本。
谢永旺已着手编这部稿子了，他感到《战斗的童年》作书名太一般化，要我改个名字。我苦想了两天，提出了《闪闪的红星》。谢永旺马上拍手说好，但考虑“红星”苏联惯用，就说咱叫《闪闪的红五星》吧！虽说多了一个“五”字便减了神，我还是同意了。清样印出来时，封面上还是印《闪闪的红五星》，又是王致远同志硬着头皮把那个“五”字去掉，印出的书才是《闪闪的红星》。
书印出来了，但心中没有底。这是“文革”中最先出的为数很少的几本文学作品，会不会触犯什么人物啊？过了不久，报纸上发表了原北京市教育局长、儿童文学作家韩作黎的评论，称
《闪闪的红星》是对儿童教育的好教材。接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广播了这部小说。这就是说，被肯定了。那时候，肯定一本书多么不容易啊，全国有十八家出版社来要印书纸型，累计印数要在数百万册。
当时，我国的文学作品与外国交流极少，《闪闪的红星》很快被译成英、日、法、越等文字，介绍到国外。日文版由董辰生插图，很是精美。
在德文版的前言上，译者写道：“……还没有一部小说剖析过现代中国的奇特的生活方式和有意义的组织结构。回过头去注意一下一个小伙子的故事是令人新奇的。”那时候，我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尚未建交，这个德文译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奥地利大使馆与之签约的。
法国的丽阿夫人1974年翻译了《闪闪的红星》并获了奖。1980年夏天，我的一个熟人偕她的法国丈夫来华，看了奖状后，热情地要为我在法国讨版税。我笑笑说，算了，那时我们翻译人家的东西也是不给稿费的。不过，法国的“笔会”没有忘记我，粉碎“四人帮”后，传说我被“四人帮”迫害致死了，他们曾向我国拍来一份明码电报，要声援李心田。
小说流传开了，便有人找我拍电影。先和我订约的是八一厂导演郝光同志，他那时正准备拍我的一部同名话剧《再战孟良崮》，由我执笔改编。与此同时，他与我商定，下一部就拍《闪闪的红星》。可是他突然接到八一厂的电话，要他马上回去。他回去之后，厂里对他说，《闪闪的红星》要立刻上马，因为北影厂已向总政打招呼，如果部队不拍这部电影，北影厂就要开拍了。八一厂请郝光导演把《闪闪的红星》让出来。郝导演当时热心于《再战孟良崮》，只好把《闪闪的红星》让了出去。
过了几天，八一厂的文学部主任王汝俊同志来济南，与我商讨改编事宜。我问他，是八一厂搞，还是济南军区搞？他说，两家合着干，济南由原作者参加编剧，八一厂由王愿坚、陆柱国参加。他见我迟疑，又说，他们两个人前一段都被批过，估计这部电影能成功，借这个机会，就等于亮相了。听到这里，我十分爽快地说，好，我们合作。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带着《闪闪的红星》电影剧本详细提纲到了北京，住在总政招待所里。就在我住的房间里，开始了剧本的研究。参加的人员有王汝俊、王愿坚、陆柱国，还有陈亚厂和曹欣。最后以陆柱国的初稿为底本，一章章，一节节，反复研究，再由王愿坚统梳一遍定稿。其间，导演李俊，摄影蔡继渭同志也参与研究，在分镜头和画面上他们也胸有成竹，所以拍起来能得心应手。
在电影剧本的创作过程中，剧组已开始挑选演员。据说潘冬子这个角色有一百多个孩子候选。最后是偶尔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孩子很接近潘冬子，便跟踪查寻，找到那孩子家里，发现了九岁的祝新运。把祝新运请到了八一厂，给他试了装，导演们都很满意。为了征求我的意见，还把祝新运的照片及试装照寄给我看。这一套照片到现在还保存在我这里。
一天晚上，我到八一厂拍摄现场看拍戏，正拍火烧胡汉三那场，祝新运演得那么投入，在场的人都啧啧称赞。那场戏是王苹执导的，她向我说：“这孩子演戏太灵了，拍摄前你把规定情景给他讲了，他很快就能酝酿出情绪来，该哭的时候，眼泪自然就流出来了，根本就不用眼药水。”又说：“心田，你再给这孩子写部电影吧，有两部电影一撑，这个童星就亮了！”又说：“根据国内外经验来看，童星长大之后再做成人演员，很少有成功的。”我听了很感动，可是我向她说：“我下面正有一部儿童电影待拍，但那主角是个女孩——（《跳动的火焰》1979年在长影由林农导演），不能不说遗憾了。”（后来，祝新运参军留在八一厂，也演过几部电影，但影响不大。）
这部电影共有三位导演：李俊、李昂，还有王苹。这是八一厂最有实力的导演。拍了几场戏之后，发现演吴修竹和冬子母亲的两个成人演员不理想，中途换了两个人。后期制作，请了傅庚辰作曲，又请了李双江演唱，使得这部电影音乐与画面相得益彰。
电影拍出来了，片头的作者署名怎么办呢？王汝俊同志跟我说：“你的名字放在第一位——根据李心田同名小说——第二是集体创作——最后是执笔王愿坚、陆柱国。”我心想，即使我不参加进来，也要先写上“根据李心田同名小说”的，可是我还是很爽快地同意了。那时候也不给稿费，没有分稿费的麻烦。
“文革”期间兴大批判，据说片子还没拍出来，厂里就有人写了批判稿了，片子一出，迎头就给一棒。谁知片子送给江青审查，她很高兴，带头鼓了掌，并说：“如果时间许可，我还要再看一遍，值得我看两遍的片子还不多。”这使八一厂受宠若惊。
王汝俊同志代表八一厂带片子到济南来答谢。当时军区和省委的负责人都把这当一件大事来对待，人员全集中在军区电影站放映室，准备听江青指示。我当然也是要到场的。但因为夜间排队买蜂窝煤，心里不痛快，再加上没有汽车坐，便去得晚了。李荣德同志是和我一起骑自行车去的，到了大门口，门卫不让进，不进就不进吧，我也不着急，心想，我不进，你电影也放不
了！李荣德向门口的哨兵说：“他就是作者！”哨兵怕是冒充进去看电影的，还是不让进。这时，门内有个秘书焦急地探头向外望，一眼看见了我，说：“哎呀，全等着你啦！”我一笑，随他去了放映室。
电影公映后，受到各方好评。朱德委员长在看了影片后，第二天，为他的外孙女写了“闪闪红星”四个字。现在这幅手迹陈设在革命历史博物馆里。
原济南军区政委袁升平同志，被“四人帮”诬为“三反分子”，关押在监狱里，子女们去看他时，他说：“你们要像《闪闪的红星》中潘冬子那样，要坚持下去，坚持下去，一定会获得胜利。”粉碎“四人帮”后，我去医院看他，他向我说：“当初，我就是用《闪闪的红星》鼓励孩子们的，我们坚持下来，就胜利了嘛！”
北京作家刘厚明告诉我一个故事，1978年，他和一个代表团去坦桑尼亚，在一段铁路建设工地上，晚上放电影《闪闪的红星》。放完之后，群情激荡，热烈鼓掌。该工地负责人振臂高呼口号，工人们也都跟着喊。刘厚明问翻译，他们喊什么？翻译说，是“向潘冬子学习，把铁路建设好”。刘厚明笑着向我说：“你的作品已影响到国外了！”
电影拍得不错，江青就要插手，她指出了几个修改的地方，必须修改。（只要按她的旨意修改，就是经过她的关心之后有了质的提高的，就是她亲手抓出的，功劳全要归她了。）八一厂哪敢违抗，便由导演去添补些镜头。谁知这时演冬子的演员祝新运因病服用激素，把脸吃胖了，拍出的面部和原来拍出的镜头相差很大，实在无法接上。只好把这一情况报告江青，江青看了样片，也觉得悬殊太大，只好扫兴地说：“算了！”这样，《闪闪的红星》才得以保持原貌，才躲开了江青的插手。
影片获得各方好评，就要介绍改编的经验。这差事落到了王愿坚头上，他在好几个地方做了介绍。在那个历史情况下，就必须说“首先是江青同志的亲切关怀”，“是学习样板戏的结果”，还有当时的某些政治术语。尽管你说的话可能是违心的，但白纸黑字已记录在案了。以致1979年评“第二届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奖”时，有的评委坚决不同意评《闪闪的红星》。后来是评委主任康克清同志把创作的前后情况说清，才评了奖。（我的另一部自己改编的电影《两个小八路》顺利通过。）
关于小说《闪闪的红星》，我和责任编辑谢永旺同志都有点遗憾，即原稿中某些细腻的感情部分被删掉了，如冬子妈对丈夫的留恋，红军走后的失落感，以及对白军的恐惧等。（当然她都战胜了，并直接影响了冬子。）这些内容本来是很真实很感人的，但改稿时怕“不健康”，就删去了。另外，有些内容是不该加的却加上了，如读毛主席的书，以及毛主席在革命中的作用等，这对于一个年轻的妇女和儿童来说，是认识不到的。由于改稿时的情况，怕人家说“不忠于”，也就勉强地加上了。（而这些，在不少的评论文章中都充分加以肯定的。）但我和谢永旺同志是清醒的，小说该怎么写和不该怎么写，我们还是心中有数的。
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烟台召开小说创作座谈会，社长韦君宜在会上说：“‘文革’期间，社里出了几种书，《闪闪的红星》由于是‘文革’前写的稿子，受‘文革’风影响较少，那是一部按文学规律写出的小说。”
关于《闪闪的红星》，还有另一段故事。
1975年的初夏，突然通知我到南郊宾馆去参加一个座谈会，说是研究一部土改的样板戏。我问创作组的臧东升，去还是不去？去了，我怕缠进了剧组，一身不干净，不去，又怕得罪样板团。说话时，小汽车已经开来了，去吧！来接我的是样板团的一位熟人，他把我领进了南郊宾馆一个比较大的房间。此时房间里坐着一个我认识的搞评论的同志，还有三个穿灰色样板服的人坐在两张桌前。一开始比较沉闷，没有人说话。虽说很严肃，我并没想到有什么意外。后来就随便地说起话来，渐渐地就扯到《闪闪的红星》上了，让我谈创作经过。我这人比较老实，就把创作的“四个依据”说了。那三个穿样板服的人不说话，只是在本子上记，空气还是挺沉闷的。我的那位熟人问我对许世友印象如何？我说：“毛主席说，许世友是员战将，陈毅打仗，南靠粟裕，北靠许世友！”我很奇怪，他们怎么不问我那部土改新戏了？人家不问，我也不愿多讲，谈话就那么断断续续地说到了吃中午饭的时候。样板团的那位熟人用小汽车送我回来，到了家中，他十分神秘地向我说：“《闪闪的红星》出事了，你要如实地把创作经过讲出来，只要讲清了，与你这个作者没有关系。”我感到一点晕眩。他又说：“这件事是十分秘密的，你不能向军区任何一个人讲，讲了你要负责。”这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什么事情都能发生，我估计要有厄运来临。我向他说：“关于《闪闪的红星》，我有创作手记，那上面记得清清楚楚，你可以查看。”我就在抽屉里翻出那个厚厚的笔记本，递给他看。他说：“我把这个本子带回去吧！”我也不顾那本子上还记有别的什么啦，就点头同意，他带着那个本子就走了。
吃午饭的时候，我神情恍惚，我爱人问我怎么啦？我装得没事儿一样，说没什么。我不敢告诉她真情，怕她为我担心。可是我却随时准备着被带走。
半个月后，样板团的那位同志把“创作手记”还给了我，并说：“事情已经过去了。”嘱我不要向别人说起此事。后来是了解内情的王群生告诉我，原来有人状告到江青那里，说《闪闪的红星》写的是许世友的家世，是为许世友树碑立传的。那时江青正要打倒许世友，想利用《闪闪的红星》做一发炮弹。那三个穿样板服的人是拿着张春桥办公室介绍信来的。他们先找到鲍先志的儿子鲍声苏，小鲍口口声声说：“李心田是我的老师，《闪闪的红星》写的就是我们家里的事，我就是潘冬子。”他把账认下了。来调查的人，要求济南军区为鲍先志作出政治结论。（当时，幸亏许世友的儿子在青岛，若是先查问他，也许就是另一种结论了。）又过了一个多月，《人民日报》上发表一项消息：“罗马尼亚翻译我国小说《闪闪的红星》。”我从出版社了解到，那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与我国关系不好，罗马尼亚想与我国改善关系，提出两国各翻译对方一本书，并在中央一级报纸上发布消息，以示两国开始友好。这样，罗马尼亚就翻译了《闪闪的红星》。刚刚被暗中审查的《闪闪的红星》，又做了友好的使者，我的心也轻松了许多。据说，参与调查的人，在粉碎“四人帮”后，有的受到批判。不过，我觉得这些同志是些办事的人，还是比较公正的，并没加害于我。
因为国务院文化部有人写大字报揭露这件事，以致传到国外，法国的“笔会”给我国发来一份明码电报，要声援被迫害致死的李心田。
事情传到了总政文化部，他们向济南军区打听，回答说，李心田活着，没事儿。怎么把李心田生存的消息披露呢？就找来摄影记者吴云龙为李心田拍深入生活照，并很快把这些照片在《解放军画报》上整整发了一大版。
唉！说起来也真叫人后怕！一部文学作品会有这么曲折的命运，这不也正是那个时代的写照吗！
二十多年过去了，《闪闪的红星》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作为电影，它是百部爱国教育影片中的一部，不断与观众见面。作为小说，1982年3月4日《文学报》在《我国优秀文学作品走向世界》中报道，《闪闪的红星》有十种文版，是有译文的最多的一种。1998年，我的一位朋友去南非，他说在那儿见到西班牙文的
《闪闪的红星》，那就又添了一种译文。在国内，除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三种版本外，1991年江西的21世纪出版社的“红领巾书
架”印了两版。1996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一套“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闪闪的红星》也收入其中，已印了多次。1999年，建国五十周年的时候，《闪闪的红星》获“新中国建国五十周年山东省优秀儿童文学奖”特别奖（奖金五千元）。
为了向建国五十周年献礼，上海歌舞团将《闪闪的红星》改编成大型舞剧，由著名舞蹈家黄豆豆扮演潘冬子。国庆节期间，作为献礼节目在上海演出了数场，观众反映良好。为了使这部舞剧更臻完美，该剧组正进一步加工提高。不久，《闪闪的红星》将以另一种艺术形式出现在观众面前。
不论走到什么地方，四十岁左右的人都会向我说：“李老师，我们是看你的《闪闪的红星》长大的。”接着就说起读小说、听广播、看电影的情形，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这是对作者最大的奖励。每逢此时，我都由衷地说声：“谢谢！谢谢！”
1999年12月28日，济南
一
一九三四年，我七岁。
我生长在江西的一个山村里，庄名叫柳溪。我五岁那年，听大人们说，闹革命了。我爹也是个闹革命的，还是个队长。闹革命是什么意思呢？我人小，不大明白。一天，见我爹带着一些提着大刀和红缨枪的人到了地主胡汉三家里，把胡汉三抓了出来，给他糊了一个高高的纸帽子戴上，用绳子把他拴起来，拉着他游乡。后来又听大人说，把地主的田也分了，以后穷人有田种，可以吃饱饭了。噢，我当时知道闹革命就是把田分给穷人种，让地主戴高帽子游乡。
我爹的名字叫潘行义，个子不很高，但身体很结实。他会打拳，还会耍大刀。他耍起大刀来，嗖嗖的，大刀光一闪一闪，就好像几条哧哧放光的白带子把他裹起来一样。爹原来是个种田的庄稼人，他闹革命，是修竹哥指引的。
记得一天中午，我蹲在田头的树下看爹耕田，大路上走来了修竹哥。修竹哥姓吴，是在荆山教书的，他家就住在我们隔壁。他来到田头，见我爹累得满身大汗，便喊了声：“行义叔，歇歇吧！”爹说：“不行啊，牛是借人家的，吃饭前得赶着把田耕出来。”说着，又弓着腰，扶着犁向前耕。修竹哥说：“行义叔，你停停，我有事和你说。”爹听说有事，只好来到了田边：“什么
事呀？”
修竹哥说：“荆山那儿办起了一个农民夜校，你上那儿去上学吧！”
“嘿，上学！”爹连脚也没停，转身又往田里走；一边走，一边说：“都二十多岁的人了，还上学，我当什么事呢！”
修竹哥走过去拉住我爹：“行义叔，你听我说完呀，这个夜校，不光念书识字，还有人给我们讲天下大事哩！去听听吧，净讲些对种田人有好处的事。”
听了这些话，爹停下脚来关心地问：“能让种田人不再受罪吗？”
“就是为了让种田人不再受罪。”修竹哥说着把两只手翻动了一下，“要让种田的、做工的都起来，把天地变个样。”
“是要换个光景了。”爹直了直腰，擦擦额上的汗，“耕田没有牛，房子破了没钱修，不到五月里，地里的青谷就押给地主了，日子不能老这么过啊！”
“对呀！”修竹哥说，“毛委员派人到我们这边来了，我们这里也要跟山南边学，要打土豪，分田地了。晚上一定去啊！”
爹听说毛委员派人到这里来了，脸上露出高兴的神色，说：
“好，晚上我去。”说罢又耕田去了。
晚上，爹和修竹哥一起上农民夜校去了。从那以后，爹每天晚上都去，不久，就学会讲很多革命道理，还学会了耍大刀使快枪。又过了一阵子，便领着头在我们庄子里成立了赤卫队，当了赤卫队队长，领着头打土豪分田地了。
爹当了赤卫队队长之后，人变得更好了，不大声大气地向妈妈说话，也不大向别人发脾气了。爹本来是不爱说话的，现在要是左右邻居谁家里有了什么事，他也去说说劝劝。妈妈整天脸上带着笑，爹叫她去做这做那，她都高兴地去做，天天跑来跑去的，实在是忙哩。妈妈上哪去，我都要跟着，妈妈嫌我赘脚，就向我说：“莫跟着我，到隔壁找椿伢子玩去。”椿伢子是修竹哥的侄子，同我一样大，我俩常在一起玩的。
一天，妈妈又出去叫人做军鞋去了，我又去找椿伢子玩。我俩玩了一会儿，又唱起歌来，歌是跟大人们学的：
太阳出来红艳艳，
井冈山来了毛委员，
带领工农闹革命，
劳苦大众把身翻。
打倒土豪分田地，
家家户户笑开颜。
唱着唱着，我想起那天给地主胡汉三戴高帽子游乡的事情来了。歌里不是有“打倒土豪分田地”吗，我就向椿伢子说：“你当土豪，我来打你，把你拴起来游乡吧！”
“把你拴起来游乡！”椿伢子不愿意当土豪。
我说：“你当土豪，我拿绳子来拴你。”说着我真的到家里拿了根小绳子出来，抓住椿伢子的手要拴他。
“我不当土豪，我不当土豪！”椿伢子一个劲地摇晃着手，并且抓起绳子的一头来拴我。我见他不愿当土豪还要来拴我，就猛一推，把他推倒了。他哭了起来，爬起来就向家里走，大声地喊着：“妈妈！”我知道把事做错了，爹是不许我欺负人的。就在这会儿，我爹来了，他从地上把椿伢子抱起来，给他擦了擦眼泪，问他：“怎么把你摆弄哭了？”椿伢子说：“他叫我当土豪，我不当。”爹笑了起来，又问：“你为啥不当土豪哩？”椿伢子说：“土豪是坏种！”爹哈哈地笑起来，说：“对啦，土豪是坏种！”正在这时，修竹哥来了。他的脸色沉沉的，走到我爹跟前说：“胡汉三跑了！”
“跑了？”爹的眼瞪得老大，忙把椿伢子放下，抽出他腰间的盒子枪：“往哪跑去了？我把他追回来！”
修竹哥摇了摇头：“看样子是夜间跑的，说不定是跑县城去了。”
爹气得直跺脚，说：“早把他崩了就好了，他这跑了，可是个后患呀！”
爹说的意思我懂一些。听大人们说，胡汉三有好几百亩田，他家里的粮食，都是穷人从田里收的，够他家吃几十年都吃不完，他还有一个儿子在外当白狗子，是个最坏最坏的大土豪。要是上一回叫他游乡之后，把他一枪崩了多好，怎么叫他跑了
呢？我看看修竹哥，修竹哥对爹说：“唉，怨我们不小心，放走了一只狼。”爹拨弄了一下枪说：“不论他跑哪去，我一定要把他抓回来！”说着转身要走。修竹哥拉了他一下说：“现在顾不得抓他了，白鬼子进攻彭岗，上级要我们赤卫队到桂溪去牵制敌人。”说着他递给爹一张纸条。爹看了看纸条，说：“好吧，我们马上出动。”再没顾我和椿伢子，就直奔赤卫队队部去了。
在我们柳溪就能听到彭岗那边传来的枪声。我一听到一声枪响，就问妈妈：“这一枪是我爹放的吧？”妈点头说：“是的。”我听到这些枪声，心里很高兴，心想，爹一定能打死很多很多白狗子。妈这两天也特别忙，她和一些妇女们照顾那些从前方抬下来的受伤的红军叔叔，给他们喂饭呀，喂开水呀，夜里都不回家。
第三天早上，我和妈妈正在家里吃饭，忽然西院的吴三姑走来，在妈耳边小声说了些什么，妈丢下饭碗就向外走。我喊妈，妈也没理我。我也丢下饭碗跟着跑了出来。妈直奔胡家大院，我想，一定是有动手术的了，红军的医生就在那里。
我跟着妈妈跑进大院的东屋一看，见架起的门板上躺着一个人，那正是我爹。爹见我们来，一折身坐了起来，我见他一下子瘦了很多，眼睛显得更大了。妈急促地问：“你受伤了？”爹点点头：“没什么，左腿上钻进去个子弹。”说着他把身子翻了一下，把左腿向上搬了搬，这时我才见到他的左面裤腿全让血染红了。我哇的一声哭了起来。爹见我哭，有点烦，说：“哭什么，别哭，再哭就出去！”我想不哭，可是又止不住，便偎在妈妈的身边，嘤嘤地哭着，怕爹撵我出去。妈妈轻轻地卷起爹的裤腿，我见爹的小腿上缠着纱布，纱布也让血染红了。这时，一个红军医生走了进来。他和妈一起把爹腿上的纱布解下来，然后看了看受伤的地方，又摸了摸，向爹说：“潘队长，你腿里的这颗子弹要取出来呀！”爹说：“取嘛，在里面又不能生崽。”说着还笑了笑。医生让妈妈站开了点，他就动手给爹洗伤口，要取出那颗钻在腿里的子弹。我躲在妈妈的身后，又想看，又不敢看。
医生替爹洗干净了伤口，就要动手取子弹了。这时隔壁又抬来一个受伤的叔叔，接着就听那个叔叔叫了两声。替爹洗伤口的医生去隔壁看了下，又走了回来。爹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有个同志受了伤，就要动手术。爹说：“没有给他打麻药吗？”医生摇摇头说：“从救护队带来的麻药就剩下一针了……”说着拿起一小瓶药看了看，准备给爹打针。
爹一见几乎要站起来，摇着手说：“我的伤没什么！我不要用麻药，快把麻药拿给他用！”这时隔壁又传来一声叫痛声，医生犹豫了一下说：“潘队长，你手术时间要比他长，这针药还是给你用。”我爹大瞪着眼：“你这人好死板嘛，你不看我的身体多壮实，手术时间长点怕啥！快给送过去。”医生转脸看看我妈。我妈什么也没说，把脸转到一边去。爹瞪着眼向妈说：“喂，你说，叫他们把麻药拿过去。”妈看了看爹，向医生点了点头：“拿过去吧！”医生只好拿了麻药走到隔壁去。
麻药给了那个叔叔用了，没有多大会儿，那边的叔叔就不作声了。等医生再进到这边屋里来的时候，爹向妈说：“你带冬子出去吧。”妈妈拉着我的手，把我带出了屋子，就在院子里的一棵槐树下站着。停了一会儿，听到屋里有些动静，妈向我说：“冬子，你在这儿站着，我进去看看。”说着她又进了屋子。我不敢进屋子，可是又想看看，脚不由得就向屋子跟前挪了挪，慢慢地就挨近了屋门口。门是半开着的，正好看见医生从爹腿里向外取子弹。爹的腿上划了个大口子，血滴答滴答地流着，他的头上滚着大汗珠子，牙紧咬着，呼吸急促，但一声也不吭。我差一点又哭了出来，可是这时爹的眼睛正好瞧见了我。我不敢哭了，爹的眼睛中闪着两道光，那光是不准人哭的。他招招手，要我过去。我怯怯地往前走了走，忽然听到“当啷”一声，见一颗子弹头落在一个瓷盘子里。爹笑了，他问医生：“取出来啦？”
医生高兴地说：“取出来了！”他握起爹的手，“潘队长，你真行，一声都不响，一动都不动！”
爹说：“把那个子弹头给我吧。”
医生拿起瓷盘子里的子弹头，想擦去上面的血迹。爹忙说：
“别擦，我就要带血的。”医生就把那颗带血的子弹头递到爹的手上，然后替爹裹好了腿上的伤口，就出去了。
爹叫妈把我抱到床板上，坐在爹的身边。他把那颗子弹头放在我的手心里，说：“冬子，你知道这颗子弹头是哪里来的吗？”我说：“是白狗子打的。”爹点点头，又问：“隔壁那个叔叔的伤是怎么来的？”我说：“也是白狗子打的。”爹看了看那颗子弹头，又看了看我，说：“白狗子要我们流了这么多血，该怎么办他们呢？”我说：“也用枪来打，叫他们也淌血！”
“好！”爹拍了下我的头说，“记住，等你长大了，要是白狗子还没打完，你可要接着去打白狗子。”
我小心地捧着那颗子弹头，那上边的血鲜红鲜红的，这是我爹流的血啊！我仰头问爹：“刚才向外拿这个子弹头时，你不痛吗？”爹说：“痛啊。”我又问：“打了麻药还痛不痛？”爹说：“打了麻药就不大痛了。”我说：“为什么你不打，又让给那个叔叔呢？”爹说：“冬子，我和他是阶级兄弟，他身上痛就跟我身上痛一样。”爹的话我只能朦朦胧胧地懂一点。我又问爹：“刚才那么痛，你为啥不叫唤哩？”爹说：“我叫唤，它也是要痛的嘛，我硬是不叫，它就怕我哩，就不痛啦！”我听爹的话很有意思：痛的时候硬是不怕，痛就会怕你，也就不痛了！能真是这样吗？妈见我缠着爹只顾问这问那，便把我抱下来，说：“别东问西问的啦，让你爹歇歇吧。”这时修竹哥来了。修竹哥一来，爹就要下来，修竹哥忙拦住爹，问他：“你要干什么？”爹说：“子弹取出来了，我得上去！”修竹哥说：“你上哪去？”爹说：“打仗去呀！”修竹哥说：“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你别去了，你准备接受新的任务。”
爹问：“什么任务？”
修竹哥说：“红军要离开根据地！”
“为什么？”爹不大明白，问了一句。
修竹哥想继续说下去，见我和妈妈在一边，又不说了。爹让我和妈妈走开，接着就听他和修竹哥激烈地说起话来：
“有人不按毛主席的办法打，必然要打败仗！”
“是呀，按毛主席的办法打，敌人的四次‘围剿’都被我们打败了；可这一次打了好几个月，越打越糟！”
“我们都有意见！”
我问妈妈：“他们说什么呀？”妈妈不理我，拉着我走出院子。
爹养了一些日子的伤，能和平时一样走路了。又过了几天，任务来了。什么任务呢？原来爹要编到红军主力里去，随红军一起去打仗。
妈妈这几天显得特别忙碌。晚上，她一个劲地赶着做鞋，已经做了三双。白天，做早饭时，她总要煮上几个鸡蛋，等到第二天，看爹没走，就把鸡蛋给我吃了，到下顿饭时，她再煮上几个。这样，她已经煮上四次了。我呢，觉得很新鲜。心想爹这次要出去很远很远，打一个大仗吧，要不，妈妈为什么准备那么多鞋呢？
一天夜间，我已经睡熟了，忽被一阵说话声搅醒，我听是爹和妈的声音。爹已经有好几夜没回家睡了，这次回来是干什么的呢？就听妈说：“你这次出去，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
爹说：“很难说，听说要去和兄弟部队会师，也有的说要北上抗日，要等打完日本鬼子才能回来呢。”
“要是我去也能帮着做点事，”妈妈说，“我和冬子也跟着去吧！”
“不行，那是大部队长途行军，要天天打仗的。”
“你们走后，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像过去一样嘛，该支前还支前，该斗争还斗争。”爹问妈，
“你和那几家家属谈得怎么样？她们的思想都通了吧？”
妈说：“都通了。”
“往后更要很好地把大家都团结起来。”
妈说：“是的。你们红军在的时候，大家心里都踏实，如今你们一走，有的人觉得心里没着没落的。”
“红军走了，党组织还在，苏维埃政府还在，照样闹革命嘛！”爹稍停了下又说，“当然了，环境变了，革命的形式也要跟着变。”
妈说：“大家也都有准备了。”
停了一会儿，爹说：“你入党的事，我已经向修竹说了，他愿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修竹不走吗？”
“他不走，他负责我们这一片党的工作。”
“只要有党在，大家的心里还是会很踏实的。”妈又问爹，“你看我还有什么缺点？以后也好注意改。”
爹说：“以后斗争性要强些。红军北上了，斗争的环境可能要艰苦得多，残酷得多，你一定要更坚强一些才行。”
妈说：“我一定要刚强。一年多了，我一直想入党，总觉得不够条件，从小就是个绵性子。”
“入了党，就不能按一般人要求自己了。”爹的声音是那样的坚定，“等你成了党员之后，你就是我们无产阶级先锋队里的一个战士了。”
妈激动地说：“以后我是党的人了，党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还有冬子，”爹提到了我，“我很疼这孩子，以后怕要有很长时间看不到他，你得好好教育他。”
妈说：“这你就放心吧，我会教他好好成人的。”
“要是工农民主政府还存在，要是能念书，就送他上列宁小学。”爹说到这里，大概是挪了下油灯，照了照我，又轻声地向妈说：“等冬子长到我这么大的时候，也许要过上真正的好日子了。”爹的大手在我的脸上抚摸了一下，他的手是宽厚的，粗糙的，有力的，温暖的。然后爹又说：“我在冬子这么大的时候，连今天这样光景也没见过呀！今天有工农民主政权，有赤卫队，有共产党和红军。”
“是呀！”妈妈说，“你们要是不走，能保住这个光景，也就是个好日子了。”
“不，真正的好日子是社会主义。”爹说，“等到了共产主义，那日子就更好啦！”
“还能怎么个好法呀？”妈妈似乎不大明白。
爹深情地说：“到了那个时候呀，所有的土豪劣绅全打倒了，天下的穷人都解放了，再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种田的、做工的，全都为集体劳动。劳动人民都过上美好的生活。孩子全能上学……”妈妈轻轻地“嗯”了一声，爹又接着说：“好日子还要靠我们去战斗啊！”
我听着听着，又睡着了。好像我真背起书包上学去了，啊，那学校是青砖青瓦盖的，有多少和我一样的小学生啊，全穿着新衣裳……
早晨，我被锣鼓声惊醒。我睁开眼，见爹和妈都已经出去了。我忙穿好衣服向外跑，一看，啊，东头场上集着那么多人啊！锣鼓敲得震天响，还有人喊着口号。我挤到跟前一看，是欢送队伍的。我心想，这准是欢送红军的吧。我到处找爹，找不着，忽然，我被人拉了一下，我回身一看，是妈妈。妈说：“冬子，快回家，你爹就要走了。”我跟妈回到了家，见爹穿得整整齐齐的，身上背着干粮袋、斗笠，还有妈给他做的鞋。爹见我进来，一下子把我抱起来，亲了下我的腮帮，说：“冬子，爹要打白狗子去了，你在家要好好听妈妈的话。”我搂着爹的脖子，说：
“爹，你走吧，你去打白狗子，多多打白狗子！”爹笑笑，又亲亲我，把我放下。他从桌上拿过一本书放在我手里，说：“冬子，这是一本列宁小学课本，是我从学校里给你要来的。”
我看看课本，见封面上有个红五星，还有一把锤子和一把镰刀，上面的字我一个也不认得。我问爹：“我什么时候上学啊？”
爹说：“再开学的时候，妈妈送你去。”随后爹又低声和妈妈说了些什么，妈妈点点头，把她煮好的鸡蛋装在爹的挎包里，便和爹一起向外走。我一下子扯住爹的衣襟说：“爹，你打了胜仗就回来啊！”爹回头看了下我，把我的手拉起来，问我：“冬子，我上回给你的那个子弹头，你丢了没有？”我说：“放在床头上了，没丢。”爹想了一下，从他的挎包上撕下一个红五星，递给了我，说：“冬子，我再给你个红五星。”我接过红五星，问爹：“给我这个做什么呀？”爹说：“我这次出去时间很长，你要是想我了，你就看看这红五星，看见这红五星，就和看见我一样。”我把红五星紧紧地握在手里，又看看爹，爹说：“还有那个子弹头，你也别丢了，你见了它，就会想到红军、赤卫队为打白狗子流过血。长大了，你要去打白狗子！”说罢，爹又拍拍我的头，就向东场大步走去了。那边正响着锣鼓声和口号声。爹出发打白狗子去了，我跑着去送他，心想：爹打了胜仗就会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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