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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1.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周恩来总理作为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外交家,他的卓越政治智慧,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
2.作者小仓和夫先生一直以来对中日友好关系持积极态度,对已故周恩来总理充满敬意和正面评价。
3.本书既是周恩来早期留法求学的个人记录,也涉及毛泽东、朱德、邓小平、聂荣臻、蔡和森、向警予等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的早期革命生涯。可以看作是一部珍贵的20世纪早期革命史 。
4.本书集中在1920—1924年旅欧时期,奠定了周恩来理性务实沉稳的政治风格外交风格的基础。在有关周恩来的传记中,本书独具特色。
5.本书引用了大量资料,具有较高的学术含量,对于读者了解周恩来的成长、学习中国革命历史有较高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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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这是一部严肃的学术书,记录了周恩来早期革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1919年以后,在黑暗与光明的重叠里,中华民族开始觉醒,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周恩来也以满腔热情投入到为“中华腾飞世界”而奋斗的历程中。在这个历史背景下,1920年,周恩来赴法留学,直到1924年才回国。作者在巴黎实地探访周恩来的足迹,以严谨的态度和扎实的治学方法,基于大量资料和史料,考证了青年周恩来在法国巴黎留学期间的生活、学习经历,详细叙述了周恩来对中国革命和中国未来的思考,记录了他由此走向共产主义道路的历程。
本书将周恩来留法时期求学和革命思想的形成,置于整个20世纪20年代欧洲社会形势和国际共运的大背景下,说明中国革命道路选择的历史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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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著者小仓和夫,日本学者,外交官,1938年生。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系及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系。1962年进入外务省。历任日本文化交流部部长、经济局局长、外务审议官、驻越南大使、驻韩国大使、驻法国大使等。2003年10月至2011年9月任独立行政法人国际交流基金理事长。现任青山学院大学特聘教授。著作有《对全球主义的叛逆》(中央公论新社,2004年)等。
译者王冬,供职于中国外文局《人民中国》杂志社,从事编辑与翻译工作。日语专业毕业,曾留学日本,翻译、出版有著作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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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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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第一章 留学法国
光明与黑暗
理想
三个为什么
第二章 在巴黎的日子里
巴黎—伦敦—巴黎
分裂与统一,革命与反动
崩溃与新生
勤工俭学的梦想与现实
生活与勤俭
恋在欧洲
第三章 革命思想的形成
革命热情
马克思主义的洗礼
纠结与行动
里昂中法大学事件
斗争之后
第四章 客居柏林
柏林—— 1922 年
在柏林初遇朱德
德国的教训
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第五章 周恩来 :时代的骄子
邂逅邓小平
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
“欧洲先生”
回国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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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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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来自乡下的青年弗雷德里克偷偷恋上了阿尔娜夫人,因为在他的眼里,这位阿尔娜夫人怎么看怎么像浪漫书刊 里描绘的女人。
一方是来到大城市攻读法律的十八岁青年,一方是画商 的太太而且还有一个年幼的儿子。于是,小说《情感教育》以他们二人的恋爱经历为经线,以 19 世纪 40 年代的法国的社会变革为纬线,为我们展开了一幅法国的历史画卷。
1985 年前后,我在巴黎大约住了三年半,当时我突发奇想,试图在巴黎的大街小巷里,寻找那些以这座古老城 市为舞台的小说里的主人公,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和人生轨迹。于是,福楼拜的名著《情感教育》便成了我的首选。
这部小说的重头戏无疑是弗雷德里克与阿尔娜夫人幽会的情节。1848 年 2 月,从弗雷德里克第一次见到阿尔娜夫人时算起,这已经是第八个年头,他终于从阿尔娜夫人那里得到了约会的应允。幽会地点是巴黎市中心,从玛德莱娜广 场往北不足百米的“托伦舒大道与拉菲尔大道的街角”。
弗雷德里克在街上等候夫人的到来。约定的时间是下午两点到三点之间。三点、四点、五点,直到六点——街上的瓦斯灯都亮了,可阿尔娜夫人还没出现。
今天,如果你到这部小说里指定的“托伦舒大道与拉菲尔大道的街角”看看,那里是因经典风衣而出名的BURBERRY 时装店,浪漫的气息早已荡然无存。我觉得选在这种地方幽会,注定是不会成功的。
二人没能如愿以偿,小说里给出的原因是阿尔娜夫人的儿子突然发烧。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小说将二人约会的日子设计在整个巴黎被卷入二月革命的骚乱时刻。假如儿子没有生病,阿尔娜夫人还会走上因二月革命的起义而一片混乱的巴黎街头吗?答案是否定的。
说起来,弗雷德里克和阿尔娜夫人的恋情与汹涌澎湃的法国社会改革运动息息相关,而且是在二月革命的风口浪尖上。恋爱的高潮也是革命的高潮,恋爱的挫折又与革命的挫折同病相怜。
恋爱遭遇挫折以后,弗雷德里克彷徨在巴黎街头,在靠近意大利广场的地方被当局误认为革命青年抓进了警察局。
“该警察局位于戈布兰大街、奥皮塔勒大道、戈德弗鲁瓦大街和姆弗塔尔大街等数条街道汇集的圆形广场。” 于是我踏着弗雷德里克的足迹,从意大利广场拐进戈德弗 鲁瓦大街看了看。这条街宽约十米,又脏又乱。
马路右侧有一座灰白色的三层小楼,正门墙壁上写的 是“戈德弗鲁瓦旅馆”。窗框和墙皮破旧不堪,一看就是 一家档次不高的廉价旅馆。我上下打量着这座瘦高的建筑, 发现墙上似乎伸手可触的高处有一方牌匾,圆形的青铜板 上镶嵌着一幅侧面浮雕头像,是一位风华正茂的东亚青年。纪念牌的下方还有一段文字:
周恩来(1898—1976),1922—1924年在法国期间曾居住此地
正是这里——戈德弗鲁瓦大街 17 号的戈德弗鲁瓦旅馆,已故周恩来总理年轻时留学法国的住所。和《情感教育》里的主人公弗雷德里克一样,周恩来也是在二十来岁时第一次到的巴黎。弗雷德里克在巴黎经历了二月革命的暴风骤雨,周恩来也同样在这里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大地风雷激荡的社会主义革命。
还有一段恋情……
我探头朝旅馆里脏兮兮的前
恋在欧洲
有一种氛围总是萦绕在周恩来身旁,让他感受不到贫困的可悲。这种氛围或许是他待人的温情,或许是他坚毅的领导风范,又或许是他的人格魅力。
然而,周恩来的性情在一部分人看来却多少有些“小资”情调。尤其是再把周恩来在欧洲的留学生活联系在一起,有些故事里便出现了过分强调这种所谓“小资”情调的倾向。故事之一与周恩来的形象有关。据这个故事讲,周恩来喜欢照相,还把照片制成明信片,分送给家乡的父老兄弟,寄给了在日本留学时帮助过他的一位韩姓朋友。
周恩来称得上一表人才,明信片寄出的地点又是魅力 四溅的花都巴黎,加之明信片上巴黎的良辰美景,于是, 一些人借题发挥,把这件事用作证据,来证明巴黎的繁华让周恩来经常沉醉在小资产阶级的梦幻之中。
这件事散见于各种书籍里,我寻其根源,结果在一本书里找到了。这本书就是何长工的《勤工俭学生活回忆》。何长工在中共夺取政权之后担任过重工业部的一把手,他绝对不是那种故意抹黑周恩来的人,所以讲述这件事的时候不可能有夸张或歪曲的企图。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旧话重提,把党员出身与思想问题联系起来,歪曲这个故事的原意,上纲上线,到处宣扬。
周恩来把自己的照片制作成明信片寄给了家乡的亲戚朋友。这段往事如果心平气和地分析,它所要表现的无非是周恩来的思乡情绪。一个远在欧洲、独自生活的东方青年,没有沉溺于欧洲的梦想和诱惑之中,用这么个小游戏既哄自己开心,又把自己的心和养育自己的故乡紧紧拴在一起。
周恩来的心既没有让花都巴黎的生活搅起“小资”波澜,更没有让“小资”情绪泛滥成灾。他的心灵并没有重蹈许多东方青年的覆辙。在巴黎,周恩来离开了亲朋,离开了老师,离开了老乡们。他主动接近勤工俭学旗帜下艰苦奋斗的学生,与那些和学生一起干活的当地工友打成一片,而且还密切关注横在贫富差别背后的阶级、政治和经济问题。
周恩来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面对那些让感情 丰富的青年最容易陷入的社会圈套,周恩来无动于衷。是 什么力量唤醒了周恩来的阶级意识,让他下定决心为共产 主义使命贡献力量的呢?反过来说,答案之一就是因为他身上没有所谓的“小资”情调。纵观周恩来的人生道路,解读发生在那张照片里的故事,此时此刻,不必纠结于周恩来的“小资情调”,我们难道不应该把照片里的故事作为证据,永远记住周恩来为什么没有掉进欧洲的大染缸里, 又是如何为祖国献身的吗?
说到这里,欧洲的另一种诱惑又理所当然地冒了出来。这就是女性问题。
说起周恩来在法国留学期间与女性的关系,不免让一些好事者扫兴了。首先必须提到一位女性,她既不是法国人,也不是德国人,而是周恩来的老乡——邓颖超。
周恩来和邓颖超经常通信,而且似乎是半公开的。因为上文提到的何长工,还有周恩来在柏林逗留期间来旅馆看他的那位同事,似乎都知道他们两人互相写信的事。
但是,我之所以说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书信往来是半公开的,反过来说,至少可以说明他们俩当初还没有坠入情网。书信往来、时光流逝、遥远的距离,反而让他们俩的关系越来越深。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刚到法国的时候,邓颖超才十六岁,刚从师范学校毕业走上学校的讲台。与此同时,周恩来也正在努力让自己适应巴黎的生活。换句话说,周 恩来在欧洲步入了新的征途,此时此刻的邓颖超也在中国 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自强不息的青年志向,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更重要的是履行自己使命的思想觉悟,把天各一方的两个人紧紧联系在一起。
看过当时周恩来写给邓颖超的信,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对革命思想的认识。例如,周恩来在写给邓颖超的名为《德法问题与革命》报告中说:“资本主义一天不打倒……帝国主义的混战永不会消灭,欧乱方兴未艾,所可希望的只是俄国。”读这份报告,足以让人感受到周恩来特有的那份炽热情感,他将自己的经验教训毫无保留地告诉给挚友邓颖超,从而觅得自己的知音。还是在这一时期,同样是写给邓颖超的信,周恩来讲述了投身长沙大罢工后壮烈牺牲的黄爱。这封信还表现了周恩来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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