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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一直以来，中文学界的近代史书写比较重于史实探索，而轻于理论分析。王路曼凭借其国内外不同史学体系的严格训练，出色地将山西票号的兴衰历程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联系起来。她提出“中国内陆资本主义”的理论范式，一方面批评了“新自由主义”思想对于世界历史的资本主义单一路径发展的想象，破除口岸与内陆的二元对立，细致分析了山西票号在全球资本背景下的地方发展历史；另一方打破单一的营利经纪人的分析视角，展现了山西票号作为家庭共同体的多元面向，讨论了票号家族在金融经营之外的政治、学术活动，丰富了我们对于山西票号历史的理解。 內容簡介： 晋商与票号一直被视为中国近代金融史的传奇，他们曾经掌握清朝金融命脉，但却在历史巨变之中倏忽而逝。票号因何而起，又因何而败？在中国近代艰难的现代化转型中，传统的票号是否无可避免地要被现代银行取代？ 本书是英语世界首部全面研究清代山西票号的著作，力图超越长久以来西方学界抱持的刻板印象：“封闭的内陆”“帝制中国没有内生性资本主义”“传统金融机构不可避免地被现代银行替代”。作者利用大量一手材料，细致地刻画了山西票号的兴衰历史和它所身处的内外制度环境，摒弃了单一经济视角，考察了票号所具有的家庭、经济、文化复合性的多重面向，为我们思考近代中国社会打开了新思路。 關於作者： 王路曼，1983年生，上海科技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常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学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硕士，美国南加州大学历史系硕士、博士，曾任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校区历史系助理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金融史研究，曾在中英文期刊发表过多篇论文、书评，并在2015年以来担任美国Late Imperial China（《帝制晚期中国》）及Twentieth-Century China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期刊评审。 目錄： 导论 第一章 资本主义时代的中国银行业：票号、内陆与通商口岸 第二章 晚清时期中国汇兑业的机制与要素 第三章 国家视角下的山西票号：1850—1895年间的市场、省份与国家 第四章 国家财政集中化时代（1895—1911）的票号 第五章 家庭视角下的“中国内陆资本主义”：票号作为企业与家庭的历史 结语 附录 山西票号基本信息 参考书目 致谢 专家推荐意见一 杜博思 专家推荐意见二 燕红忠 內容試閱： “日新文库”意在成规模地出版有见地的新成果、新作品，为学界发掘和培养一批优秀的青年学者，更希望通过这套书领风气之先，提供新的学术出版方向。丛书专注收入海内外青年学者的优秀成果，反映重要学术问题、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新领域、跨学科的潮流。 哲学、历史学、文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教育学、艺术学等学科，兼及中外，笼括古今。 第三章 国家视角下的山西票号：1850—1895年间的市场、省份与国家 市场的胜利：汇解 票号之所以能以私营金融机构的身份参与公共金融以及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经历新一轮的资本主义扩张，其主要原因在于市场自由主义而非政治性的庇护。但这并不意味着市场完全战胜了国家。票号在为政府经营汇兑业务后，迅速成为全国性有着显赫地位的金融机构。这其实是一场涉及三方的政治经济斗争的结果。参与这场斗争的三方，分别是：朝廷、省级官员，以及作为私人金融机构的票号。 需要指出的是：从1862年清政府事实上允许省府官员使用汇解，到1905年中国第一家中央银行建立，清朝中央政府从未把使用私人信用票据视为递送税银的合法程序。相反，朝廷在1864、1876、1884、1899年分别采取行动，试图改变省级政府过度依赖私人金融机构处理税银的情况。但因为省级官僚的暗中抵抗，这些努力最终都付诸东流。 从19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清政府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翻了一番。与此同时，清政府奉行的松散的财政管理体系，愈发不能应对这种快速增长。考虑到这一情况，省府官员愈发理解票号颁发的汇票不仅遵循着市场的逻辑，以更好的手段调节各地银两的分配，更能以比政府的行政命令快得多的方式递送税银。 在19世纪60年代，省级官员作为中央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最为直接的中间人，要面对三种挑战。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清朝中央政府创立新的财政管理制度，否则唯一可行、能够确保准时递送各省税银的，只能是通过私人金融机构且依赖其发行的信用票据来进行的汇解。现在来谈谈方才说过的三种挑战。首先，随着清朝进入王朝衰落期，社会变得愈发不稳定起来。虽然清朝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平定了太平天国起义，但是捻军和西北内乱持续在全国范围内扰乱委解，大大增加了税银遭到抢劫或被迫延迟上交的风险。以浙江巡抚马新贻1867年的一份奏折为例：当时，朝廷第一次采取行动反对私人汇兑税银。马新贻在奏折中告诉朝廷，在捻军起义的情况下，地方官员陷入这样一种道德两难，即继续采用传统汇解还是通过汇兑实现税银的准时上缴。他写道：“臣查浙江距京较远，陆路应由江苏、山东、直隶行走。现在捻匪窜扰楚疆，北路已无可通行，本不能再行汇兑。第以委员一人赍银巨万，跋涉长途，殊难放心。况今届藩运二库同时起解京饷10余万两，为数不少，昭人耳目。传闻清江以北，伏莽尚多，纵或匪捻不来，而土寇亦甚堪虞，脱有事故，即将该委员严参治罪，于事亦属无济。臣再四思维，与其心存侥幸，熟若慎重在先。合无仰恳天恩俯念筹饷维艰，准将浙江省本年奉拨京饷银两，循旧暂行汇兑，以免疏虞。” 在众多省级官员中，并非只有马新贻一个人需要持续依赖私人金融机构来汇兑税银。譬如两广总督瑞麟、四川总督骆秉章在呈给朝廷的奏折中，也表达了相同的担心。具体说来，因为河南、山东、陕西等地叛乱频仍，所以相比于借陆路和海路实施的传统委解，通过票号递交京饷和其他官款，在事实上是最安全也是最经济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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