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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女人。”VS“女人？”
“去做这个。”VS“去做这个吗？”
乖顺、温柔、忠贞、贤惠
看似褒义的词汇，是赞美还是枷锁？
是时候从哲学的视角去重新思考“女性”身份了：
生而为女，请勇敢做回自己！
————————————————————————————*八位“非主流”女性的精彩哲思之旅
* 严锋、毛尖、王寅丽鼎力推荐 著名书评人维舟为本书作序
*一经推出，立刻高居马逊哲学、文化和社会类榜单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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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这是一本写给所有女性的自我觉醒之书！
她，是童话故事《睡美人》中的恶毒仙女，因诅咒了公主而家喻户晓；
她，是《权力的游戏》中流亡在外的前朝公主，是大草海的卡丽熙、锁链破除者、银发女王、龙母，让人又惊又怕；
在传统的神话和文学叙事中，“她们”都是故事中非正面的、不屑书写的角色，和对女性经典的赞美：温柔、乖顺、忠贞、贤惠背道而驰。然而，谁能看到潜藏在这些正面字眼背后的巨大的、被忽视的痛苦？
在对待女性的观念上，是时候以哲学的视角重新考量了：不再是“女人。”而是“女人？”，不再是“去做这个。”而是“去做这个吗?”，如此一来，从前被视为习以为常的观念和对女性的理解就需要重新诠释。
本书从八个耳熟能详的神话传说和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出发，通过对这八名人物的哲学思考，传递了一种在女性问题上的哲学批判思维：围绕在女性身边的各种理所当然的规范和要求是一种牢笼，然而对其的思考却能将生而为女需要面对的困难化为一个个宝贵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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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莫拉·甘奇塔诺 安德烈亚·克拉美第奇
意大利哲学家，哲学普及推广者，他们在意大利共同创立了Tlon哲学社区、出版社和戏剧书店，并在意大利和国外组织哲学研讨会，立志将哲学大众化。著有《不做乖女孩》《用哲学的眼光创造世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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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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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CONTENTS
001..—..当女人做回自己.维舟
001..—..无名的问题
009..—..赫拉.或放弃自我成就
029..—..玛琳菲森.或难以遏制的愤怒
045..—..海伦.或自为选择的责任
057..—..奥芙弗雷德.或行动的自由
077..—..美狄亚.或自我背叛
097..—..丹妮莉丝.或争取权力
121..—..摩根.或与世界冲突
137..—..底拿.或分担的需要
151..—..菲利普情结
163..—..讲述自己：作为一种解决方法
177..—..致女读者
183..—..感.谢
187..—..参考书目
200..—..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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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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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女人做回自己
维 舟
文学批评家夏志清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中曾指出一个耐人寻味的反差：水浒英雄有一种突出的厌女倾向，而在冰岛传奇《埃吉尔传》（Egil’s Saga）中，虽然女性也经常被描绘得诡计多端、傲慢自负，不断搬出各种似是而非的理由来挑拨男人投入仇杀，但这部史诗却“把妇女的这种反叛性与复仇心认作是人类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甚至对她们的泼辣和任性表示尊敬”，“没有表现出任何厌恶女性、决心与女人对抗的迹象”。
和中国一样，古代冰岛也是一个男权社会，史诗中的这种女性形象，毫无疑问也带有偏见，但这种反差至少表明一点：不同文化的男权话语很可能存在细微的差别，但却也共享一个基本特征，那就是它们更多反映的不是女性的真实，而是这种文化中的男性如何看待女性。
早就有研究者发现，在诸如《格林童话》这类西方传统民间故事中，女性多半显得愚蠢乃至活该受罚，逆来顺受几乎是童话女主角获得终生幸福的关键。用爱德华·萨依德的话说，“女性通常是男性权力幻想的产物。她们代表着无休无止的欲望，她们或多或少是愚蠢的，最重要的是，她们甘愿牺牲。”这透露出掌握着社会话语霸权的男性对现实生活中女性的期待：她们最值得赞美的不是进取心，而恰恰是放弃自己的主动性，耐心地等待王子的拯救——她是英雄之举的对象，而不是实施者。
这样，和男性相比，女性要“做自己”就得先反思、批判进而奋力挣脱这些话语的束缚。《阁楼上的疯女人》曾清楚地指出这一点：“对于女性作家来说，就像黑人一样，别人对他们所说的话要比他们对自己说的话管用得多。女性作家和黑人都像是在被夷为平地的建筑物的废墟之下寻找着自己的身体一样，不得不清理掉许多垃圾。她们只要想表达出任何一种新的观点，都会感觉到过去已有的各种观点的反驳——这就构成了一种重荷，影响了她们自主性的形成。”
让女性讲述自己的故事，事实上是确立自主性的关键一步。虽然女性占人类的半数，但我们回顾历史时却会发现，直到很晚近的时期，关于女性的绝大多数的文献记载都不是她们自己写下来的，因而也很少讲述她们自己，而是讲述她们如何作为男人的妻子、女儿、姐妹、母亲活着。有时候，这些女性形象之所以被记载下来，原本就是为了更好地控制女性，因为她们似乎提供了一系列可供效仿的榜样。
正因此，这本《不做乖女孩》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个新奇的视角：通过重新解读八个传奇故事中的女主角，代女性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当我们代入女性来看待那些老故事时，会忽然发现很多原本被遮蔽的隐秘话语，借用作者的话说，“所有先入为主的概念炸裂开来，意想不到和不曾看见的秘密通道将被打开”。
在希腊神话里，天后赫拉常被描绘得多疑而善妒，但从赫拉的角度来看，她这么做是完全正当合理的：主神宙斯作为她的弟弟和丈夫，风流成性，而她作为一个神性原本不亚于他的女神，却要以放弃自我成就来适应自己的新角色。神话作为人类生活的隐喻，赫拉的处境其实是无数女性的缩影，正如本书所言：“只有在她勇于发现自己与众不同，并且完全质疑的时候，她才有可能真正自我成就。只有脱去社会设定的角色，她才有可能重装上阵，脱胎换骨，意识清醒。”
这对我们当下尤为警醒，因为在两千年的儒家传统熏陶下，中国是一个“角色本位”的社会：就像我们在《红楼梦》里清楚看到的，决定一个女性在家族中地位和命运的，并不是其性别本身，而是她的社会角色——是老祖母、是小姐、是妻是妾，还是丫鬟。尽管男性也受自己的身份角色约束，但远不如女性所受的束缚大。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明白说来，就意味着女性无须才华横溢、自我实现，而只须“安守本分”，做一个好妻子、好女儿、好母亲。
在男权为中心的社会秩序中，事实上是男性来界定何为“好女人”和“坏女人”：“很多作家、作者、思想家看待和描写女性一直惯用的方式是：女人天性温柔和文静，强悍则是反常和有些病态的东西。”（本书第36页）在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期，这都有效地打消了女性的主体性和主动性，让她们屈从于社会的认可，不敢真正坚持自己的主张：“女人由于担心变成专横跋扈的人，可能耻于渴求权力，可能否定这种意愿。恰恰相反，她们应该培育这种意愿，因为它是人性的意愿。”（本书第116页）
之所以说这是“人性的意愿”，是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用否定、压抑自我的真实愿望来达到真正的自我实现。在电影《炮打双灯》中，女主角蔡春枝作为炮庄老板的独生女儿，从小被作为“少爷”抚养长大，她的举手投足长久以来也都男性化了，然而这一角色身份在爱情的冲击下土崩瓦解，她终于毅然换上女装，当着惶恐的炮庄伙计们的面大声宣布：“我宁可不做你们的少爷，也要做一个女人。”
当然，怎样“做女人”，这本身就经常遭到微妙的操控，但在这里重要的是，一个女性如何自主决定自己应该是什么样，而不用太在乎社会期望。这首先就需要勇于坚持自身正当的权利、肯定自己健康的欲望，自在地投入自我并找到自我。
为此，就有必要将女性看作是一个独立、自足的个体——她不是男性的附属物，当然也并不参照他来界定自身的价值，正如男性也不曾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因为没有子宫而有所缺陷的人。英国作家理查德·赫德1762年在《论骑士制度与罗曼司信札》中指出，不同类型的文化是两个完全自律的世界，不可以说其中一个优于另一个：“当一位建筑家用希腊的规则审察一个哥特式结构时，他只能发现畸形；但哥特建筑运用它自己的规则，用这些规则来审视它时，就可以看到，它跟希腊建筑一样有它的优点。”两性也是同理：当我们用女性自身的信念来理解她们时，才能发现其独特的内在之光。
现代女性权利诉求率先出现在第一个现代国家英国，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只有当现代化的曙光露出地平线，原本边缘化的个体才有可能重新发现自身的独特价值。英国思想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妇女的屈从地位》中明白指出了这一点：“现代世界的特点……那就是：人不再是生而即有其生活地位并不可改变地被钉在那个位置上，而是可以自由地运用其才能和有利的机会去获取他们最期望的命运。”女权先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将其主张浓缩为一句话：“我不希望她们有支配男人的力量，而是希望她们有力量支配自己。”
当我们开始把女性当作一个个独特的个体看待，而不再强调其整体性格时，关于女性的种种标签和神话就将被逐一摧毁。这是很好理解的事，就像《水浒》里的潘金莲看起来水性杨花、扈三娘则温顺沉默，这与其说是她们的个性，倒不如说代表了对某一类女性的偏见——不难想见，如果从她们个人的角度来述说自己，那肯定会是另一个故事。同样的，如果花木兰并不只是“替父从军”的“孝女”，而是把这看作是一个自主的选择，那我们对这个人物也会有全新的理解。
这就是重述女性传奇对我们的启发：当原先的沉默者发出自己的声音时，势必将产生一种颠覆性的效果。这甚至不需要知道多少后现代的理论，人们本能地就理解这一点。牛郎织女的传说一直被看作是传统的中国式婚恋故事，但有些地方流传的版本却说，牛郎织女分离一年才相聚，牛郎把一年来堆积的三百六十个锅碗都留给织女去洗——这种女性视角的微妙抱怨，可能让我们瞬间就感到无法直视这个故事了。
随着新一代女性权利意识的崛起，人们对“老故事”自然会产生质疑和全新的认识。网上已有不少人开始怀疑，像董永、牛郎这样偷看仙女洗澡并藏起其衣服，胁迫其与自己结婚，是否值得效仿。这有时或许出自戏谑，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故事流传了一两千年，以前似乎从未遭到这样的质疑。事实上，《不做乖女孩》的作者莫拉·甘奇塔诺也非常年轻（1985年生），而安德烈亚·克拉美第奇则是男性，如果说他们能写出这样一本书，代表着意大利新一代年轻人对传统的重新认识，并以此推动生活实践的改变，那么在我们这里也完全可以。
在这一意义上，我同意两位作者在末尾所说的，把“讲述自己”作为一种解决方法：只有站在女性的立场上，说出她们的心声，人类另一半的独特价值和人性之美才能得以绽放。这种讲述本身就是一个自我治愈和重新自我认识的过程，并最终通往自我解放，使她们能做回自己。英国诗人柯勒律治《古舟子咏》中的诗句就是这一幕的写照：
从此后这无比的痛苦，
时时出现，将我折磨：
我的心在剧痛中燃烧，
直到我把这故事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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