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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父辈的旗帜永不褪色，英雄的战歌依然嘹亮
他们是人民军队中闪耀的群星，他们也是平凡家庭中的父亲母亲。再现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展现老一辈革命者的家国大义与铁血柔情，镌刻子女对父辈深情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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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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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精选已出版的《我们的父亲母亲》（4、5、6）三本书中的多篇文章，以家庭亲情、家风家训为主题，讲述了老红军、老八路后代回忆父亲母亲戍边卫国、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以及家庭生活的点滴，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父母亲的真挚怀念，彰显了父辈对于家国的浓烈感情以及奉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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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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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梁凌，著有长篇纪实文学《秋风落叶——国共两党在大陆的最后一战》《共和国机构的改革与变迁》《二野名将--匡斌》《话说川商》《巴蜀商道》等，短篇纪实文学《老家人事》获2010年中国作家金秋笔会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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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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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接过父辈旗帜，传承红色基因◎陈知建 / 001
八一篇
刻在心上的“忠诚老实” / 003
◎张九九
信仰的力量 / 016
◎韩兢
从安源到延安 / 035
◎王太眉
铁肩担道义星火再燎原——父亲吴立人与中共冀中党组织的重建 / 063
◎吴.淳
父辈英姿寒梦去，功臣遗老布衣还 / 091
◎王晓川
但将“初心”付一生 / 098
◎杨越鸣
传奇女红军何姨 / 116
◎杨越鸣
父亲的“荣华富贵” / 122
◎胡志刚
父亲的“平江团” / 137
◎梁凌
独立自由篇
黄埔军校、延安抗大、国防大学，一生与军事教育有缘 / 166
◎王春茅
沿着父辈的足迹前进 / 194
◎马亚明 马亚伶 马亚平
八路军中父子兵 / 213
◎田野
从沂蒙山走来 / 225
◎马宁生
在革命征途上淬炼人生 / 246
◎史南 史晋 史东 史阳
不负韶华初心如磐 / 261
◎李国力
解放篇
集结太行山，浴血上甘岭 ——父亲和他的团队征战之路 / 271
◎任兵
父亲的小提琴 / 305
◎许江海
军旅比翼鸾凤和鸣 / 313
◎杜京 杜恺
黎明前夕——父亲王维彩与昆明市义勇自卫队 / 332
◎王励
革命者流血不流泪父母送儿女上战场 / 361
◎梁泽
两代人的军礼——烈士的遗孀遗孤和我们八一同学 / 369
◎高戈里
编后记 /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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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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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接过父辈旗帜，传承红色基因
◎陈知建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史学习教育，注重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他强调，要教育引导全党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这本内容为记叙革命前辈奋斗历史的《父辈的旗帜》（第二辑）的编辑出版，可谓正当其时。
《父辈的旗帜》（第二辑）中的主人公，都是建立新中国的亲历者，作者则是他们的儿女，怀着对父辈最真挚的亲情和崇高的责任感，收集整理各类资料，克服困难，字斟句酌，反复修改。从儿女书写父辈的独特角度，用朴实的语言和生动的描述，在党史军史的大背景中，通过回顾父辈革命经历的片段和细节，将历史现场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使读者能够体会到革命前辈们的艰辛历程，是同党和军队的奋斗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本书的这一特点，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性和可读性。相信对于加强革命历史的宣传以及为担当复兴大任的青年一代筑牢信念之基、补足精神之钙，将大有裨益。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如今，本书中的主人公绝大多数已经故去。但他们的经历和传奇，已经成为精神旗帜和红色基因。学习和继承党史军史，不能只是守着炉膛里的灰烬，需要让火焰照亮过去与未来。我们的责任和使命，就是要讲好从战火硝烟中淬炼而成的革命故事，接过父辈旗帜、传承红色基因，一代一代、生生不息！
刻在心上的“忠诚老实”
◎张九九
我的父亲张鼎丞（1898—1981），福建永定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并领导了龙岩、永定、上杭等县的农民武装暴动。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军区司令员，在山东工作期间，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组织委员会书记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第四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政法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第一副部长、代理部长。1954年至1975年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1975年至1980年9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父亲、邓发与“闽西肃社”
我父亲是土生土长的闽西佬，在大革命中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后，就义无反顾，奋勇前行，领导农民武装起义，创建了闽西革命根据地和闽西红军，1929年7月任闽西特委委员兼军事委员会书记，1930年9月任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12月兼任闽粤赣边红军学校政委（此前由毛泽东兼任，校长是萧劲光），1932年3月任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邓发是广东人，工人出身的革命领袖，省港大罢工的领导人之一，革命意志非常坚定。父亲与邓发是在闽西相识的，1930年10月邓发到闽西，12月任中共闽粤赣边区特委书记，1931年5月至7月任中共闽粤赣省委书记，1931年11月调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他们共事一年多，“闽西肃社”正是那一时期发生、发展并结束的。
“闽西肃社”是闽西苏区“肃清社会民主党”的简称。
此时正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开始泛滥之时。受此影响，中央通过派遣中央代表或新的领导干部，将错误路线推行到红军和各根据地中，进行肃反斗争严重扩大化，造成了“闽西肃社”“富田事件”“陕北肃反”“洪湖肃反”“湖西事件”等冤案，大批领导干部和战士遭到杀害，给红军和各根据地造成了严重损失。
1931年春节前夕，闽西红十二军在长汀县南阳龙田书院的操场上召开一个多数官兵闻所未闻、新鲜而又陌生的纪念大会——纪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先驱、德国共产党领袖李卜克内西、卢森堡。会后例行喊口号，对外国名词生疏的一位红军喊错了口号。闽西苏维埃肃反委员会主席林一株借此以“肃清社会民主党”为名在闽西红军中滥抓滥杀。对此，我父亲并不是一开始就认识清楚的，认为在当时国民党军队封锁围剿严酷的环境下，肃清混入根据地和红军中的反动派和投机分子是应该的。
1931年4月4日，王明把持下的中共中央从在上海发来的《中央给闽粤赣特委信——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做出了具体的指示：“闽西的社会民主党、江西的AB团及其他地方的改组派等，都是敌人积极地打入到党内和红军中来从事破坏活动的。从蒋介石到傅柏翠都有整个的联系和计划的，必须予以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闽西林一株变本加厉，喊出了“抓尽一切社党分子，杀尽一切社党头子”的口号。这时，我父亲和闽粤赣边区特委宣传部长郭滴人已察觉到运动被引入歧途，但因为是中央的指示，对党忠诚老实的父亲虽然心存异议，但也仍服从，在处决布告上签了名。
同年7月，心有疑义的父亲和郭滴人等人分别找新任特委书记卢德光反映“肃社党”的情况。卢德光听后又到各地察看，强烈感受到了大规模的“肃社党”活动给苏区带来的严重危机和灾难，于是立即报告中央。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指示，撤销了肃反委员会，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处；各县政治保卫局被要求今后不可随意处决“社党”人犯，不可再凭审讯口供抓人，抓人须经政治保卫处批准。8月下旬，中央又发来指示信，严厉批评了闽西的“肃社党”存在扩大化、简单的惩办主义和刑讯逼供三大错误。之后，个人品质恶劣、政治上野心勃勃、利用掌握肃反大权为非作歹的林一株被逮捕法办。
1931年11月，我父亲和郭滴人到瑞金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地拜望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毛泽东拉住两人的手问长问短，将心中挂记已久的事提出来：“听说闽西的‘肃社党’搞得蛮厉害，现在是怎么个样子？”
我父亲和郭滴人做了详细汇报。毛泽东听后不由得神色黯然，沉声而道：“太可怕了，这样搞不等敌人来打，我们自己就要垮台的。这样所谓的斗争要立刻停止，马上放出那些还在关押的人！”毛泽东批了500圆银洋给闽西，用于善后工作，抚恤被害同志的家属。
我父亲和郭滴人回到闽西后，在特委的支持下，以闽西苏维埃政府的名义下发文件，指示各县的政治保卫局，无条件释放所有被关押的“社党”嫌疑分子，坚决停止抓人。各级苏维埃政权要对被害人员的家属予以抚慰，挤出钱加以抚恤。随后，特委与闽西苏维埃政府联合组织了6个工作组，到各县督察落实。
闽西苏区对“肃社党”严重失误的自我纠偏，很快得到了前往瑞金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的支持。1932年2月下旬，周恩来在中共闽粤赣苏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传达了中央关于闽西“肃社党”的指示。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沉痛地承认“省委在指导‘肃社党’中犯了重大的指导性错误”。（见《中共闽粤赣苏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1932年3月14日）至此，闽西苏区“肃社”狂潮被遏制住了。其后，随着对这一事件展开的各种调查证明：所谓的社会民主党，在闽西苏区根本不存在，纯系子虚乌有！
闽西肃反冤案的及时制止和坚决纠正，重新赢得了军心民心。
1932年3月，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汀州召开，父亲再次当选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在他主持领导下，制定了各项法令、条例，建立了法制，健全了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制度。他身体力行，带动政府工作人员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为工农大众办事。1933年秋，父亲被调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任粮食部副部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12月，父亲被苏区分局派回福建，率刘永生、陈茂辉、范乐春等穿过国民党军的层层围堵，回到杭永边坚持游击斗争。第二年初夏，又和从江西突围出来的邓子恢、谭震林等汇合，共同召开在闽西南地区坚持游击斗争的党政军领导人联席会议，成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父亲被推选为主席。面对10多万国民党正规军和民团的残酷“围剿”，他和邓子恢、谭震林等遵照毛泽东制定的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之战略战术，依靠人民群众，坚持了3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在特别艰难的岁月里撑起一角红色天地。
1938年春，闽西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第二支队，我父亲任支队司令员，率部到皖南军部集中，待命抗日。
1939年5月，我父亲奉命赴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后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担任中央党校二部主任。1942年，延安开始了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中也有过抢救运动，有过头的事情。整风一开始，毛主席就一再强调，一个人不能杀，脑袋掉了是安不上的。整风期间，我父亲认真执行中央的整风指示，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坚决抵制了抢救运动中的严重错误，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表扬。
1944年春，在延安，党中央主持召开了各地区历史问题的座谈会。闽粤赣苏区座谈会由叶剑英、萧劲光和父亲召集主持。参加过闽西工作的同志提起“闽西肃社”，义愤填膺。邓发叔叔也参加了座谈会。虽然“闽西肃社”扩大化的责任不都是邓发的，但那时邓发是闽粤赣的主要领导人，所以与会者批斗了邓发。但光解气不能解决问题，在毛主席的指导下，与会同志读历史资料，看中央指定的《21个文件》，毛泽东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矛盾论》《实践论》等报告，统一思想。个别交换意见，小组讨论，大会发言交叉进行。按照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治病救人的原则，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批评、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取得一致，达到团结的目的。毛泽东特别指出，不要过分追究个人的责任，而是要总结历史经验，找到错误的根源，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取得新的胜利。
邓发在这次会议上，对自己做了多次深刻的剖析。他诚恳地说：“我刚到闽西，什么情况都不了解，就下车伊始……如果当时我好好地听取鼎丞等熟悉地方情况同志的意见，就不会造成那样严重的后果。”
经过这样的三个月，大家对闽西的问题，终于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向中央提出给错杀的同志彻底平反的建议。这项平反工作，从1931年9月发现错误开始，到1949年福建解放后，始终认真地进行，搞清楚一个平反一个，前后平反达6352人。“闽西肃社”问题虽然解决了，但我父亲一直心怀内疚，并在长期工作中以之为鉴戒，时时警示自己。
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的事业是艰难的，是一个在最底层受压迫的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过程，因此也是最复杂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方针路线的错误和执行者自己的思想局限，严重错误的事是一定会发生的。但共产党最伟大的是：自己错了，自己改。毛泽东说：失败和错误，教训了我们，才使我们的党成熟起来。错误丝毫不影响伟大。
共产党在闽西一个地区错杀了6000多人，但是闽西的群众仍然跟共产党走；即使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反动派那样残酷地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仍然能坚持下来；1928年建立的党组织、政权、分配的土地直到1949年都还存在着——真正的红旗不倒。这才是今天的人们应该认真思索的问题，也是今天的学者们应该研究、回答的。研究历史是为了今天和明天。
邓发20岁就领导了省港大罢工，25岁担任闽粤赣特委书记。因为没有经验，思想方法的片面性，犯下了伤害自己人的错误。“闽西肃社”是在邓发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前自我纠偏解决的。毛主席曾说过：“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1945年底，邓发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劳工大会。1946年4月8日，他满怀豪情地登上飞机，回延安汇报。同时登机的还有叶挺、博古、王若飞等17位同志。由于国民党特务对这架飞机仪表盘做了手脚，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这些牺牲的烈士，就是“四八烈士”。邓发牺牲了，那年他40岁。
1945年4月，父亲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次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国内战，华中地区首当其冲，他和邓子恢、粟裕、谭震林等指挥华中军民自卫反击，取得七战七捷的胜利，后转移山东。
父亲与福建审干
1949年7月，父亲与叶飞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南下解放福建，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政委，领导福建军民进行清剿土匪、土地改革、恢复革命老区生产。
1950年底，福建有关部门在接管工作中，发现一份敌伪档案。这份档案记载了闽南一个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被敌人逮捕后的详细情况，包括他的口供以及亲笔写的出狱后怎样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计划。这个事情上报到了华东局和党中央，上级指示省委采取紧急措施，迅速查清性质的关键问题。”
这个负责人在被敌人释放后是否执行了他在狱中写的破坏计划，以及他领导的这个地下组织究竟是党的组织，还是敌人的组织。
这个案件关系到上千人的政治生命，父亲非常重视。他立即主持召开省委会议，讨论党中央的指示，决定成立专门的审查委员会，并抽调得力干部组成了负责具体审查工作的办公室。父亲对这次审查头脑很清醒，对审干工作，他也是很有经验的。他对办公室的同志说：“你们一定要按照党的审干方针去做。要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严禁逼供信。党的历史经验证明，过去肃反工作犯错误，往往是逼供信造成的。所以审查时务必保持清醒的头脑。做结论一定要完全根据事实，绝对不能夹杂丝毫的主观因素。”
办公室的审干同志根据他的要求，开展了大规模的内查外调。在调查后，他们向我父亲汇报说：“我们发现这个地下党组织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建党建军路线上有不少问题：党员中，有些人政治历史上有问题；游击队中，有些原来是土匪和地主武装。”我父亲对此很冷静，说：“我们看问题不能脱离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这里的地下党组织长期远离中央，不能及时得到中央的指示，在工作中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不要随意把他们工作中的错误与这个党组织性质混淆起来。你们在审查中，要集中力量弄清这个地下党负责人在被敌人释放后究竟与敌人有没有联系，有没有执行他写的破坏地下党的计划。这是决定这个地下党组织。”
随后，办公室的同志围绕这个问题，反复进行调查研究，终于查清了这个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回来以后同敌人并没有联系，也没执行破坏计划，由此可以断定这个地下党组织还是党的组织。他们又向张鼎丞做了详细的汇报，我父亲说：“至于这个负责人投降变节，是属于他个人的问题，应当依法处理。党员中有政治历史问题，可以在今后审干中去解决。这个党组织工作中的错误，是属于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没有经验，不影响这个党组织的性质。”
最后，华东局和中央批准了这个案件的审查结论。当被审查的同志得知审查的结论以及审查的起因和过程后，个个心情激动，他们感谢党实事求是地弄清了问题。结果，他们虽然被审查了一年多，但对党毫无怨言，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工作岗位。
父亲与最高人民检察院
“高饶事件”之后，1954年初我父亲调任中组部代部长。党内情况复杂，国家政权建设，社会事业的发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中央组织部的工作非常繁重、复杂。这时中央提议由我父亲张鼎丞任中组部部长。我父亲立即向中央提出：“我仅对华东的情况比较熟悉，其他地区我不熟，还是由一位政治局委员挂帅，我做具体工作为妥。”这样邓小平同志担任了中央组织部部长，而我父亲任第一副部长。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开会前，我父亲正在北京医院住院。邓小平径直走进病房。“鼎丞同志，中央决定，你担任最高检察院检察长。”
父亲勉为其难地说：“小平同志，这么重的担子，我挑不起来啊！”
小平同志对曰：“你直接向少奇同志反映。”随即转身离开了病房。
父亲则立即赶回家中，接通少奇同志电话，少奇同志告曰：“中央已经确定，不要再提了！”
就这样，我父亲担任了最高检察院检察长。他是个认真的人，以“闽西肃社”和党内肃反敌我矛盾混淆，误伤同志的教训为鉴，坚持实事求是。
1957年秋，毛泽东的《1957年夏季的形势》发表后，9月4日，中央法律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就司法、检察、公安工作存在的问题和整风反右派斗争进行讨论。会上，有人“开炮”，对检察院、法院等提出指责，说检察部门有右倾，该批捕的不批捕，对监督干部违法强调得多，只监督干部违法，不问敌情如何，对共同打击敌人强调不够。结果，中央有人对高法、高检的反右派斗争不满意。随后，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公然提出取消检察机关的主张。我父亲说：“检察制度是宪法和检察院组织法明文规定的，除非中央做出决定国家修改宪法，否则，检察机关不能取消。”
1960年秋，国家机关进行精简，康生又一次公开提出取消检察机关，说：“过去没有检察机关，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也搞得很好吗？”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又刮起了对检察机关的“取消风”。10月中旬，谢富治主持召开中央政法小组会议，讨论精简政法机关时，决定将公、检、法三机关合署办公。但是，遭到我父亲的反对。他举出各种理由和实例，来反复阐明应该有检察机关。但是，谢富治根本听不进去。
几个月后，我父亲只好向刘少奇和彭真汇报。刘少奇听后，说：“要有检察制度和检察机关，这没有问题。现在检察机关不是削弱，而是要加强。”
彭真也说：“关于我国检察制度、检察机关有无实际存在必要的问题，中央从来没有讲过不要。”1961年1月24日，我父亲在中央政法小组会议上传达了刘少奇和彭真的讲话。经讨论，会议又撤销了“关于公、检、法三家合署办公”的决定。会上，谢富治做了自我批评。父亲据理力争，在“取消风”盛行时为保留检察系统，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代表大会上，父亲都当选为中央委员。在第四届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又连续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父亲身体不好，检察院的工作对他而言，拿起了放不下，且实在太繁重，着实吃力。第三届人大召开前，他想提出辞呈，却担心被误解为向党伸手，于是打消了请辞的念头。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80年8月，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父亲主动辞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职务，以实际行动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决定。
父亲要我做忠诚老实的人
父亲对我说得最多的话是“忠诚老实”，给我写信、题字，也都是“忠诚老实”，对国家、对党、对人民要忠诚老实。我刚懂事就是这句，我已经有了孩子，已经在冶金部担任基层领导，还是这句。
而我的确不是那种什么人的话都听的人。我对上级和单位的不正之风和党内的贪腐现象都会有不同意见，难道因此我就不忠诚老实吗？我一把火烧了父亲写给我的那中规中矩的颜体题字“忠诚老实”。
如今我终于懂得了，我的父亲和邓发叔叔都是坚守信念，把共产主义信仰刻到骨子里，把对党对人民忠诚老实融化到血液中的大写的人。他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忠诚老实地执行党的指示，襟怀坦白地自我纠错，实事求是地处理工作中的问题，是对党忠诚老实的模范，同时也是遵守纪律的模范。做一个对人民忠诚、严守纪律的真正的共产党员，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父亲宝贵的题字已经烧为灰烬，但是父亲对我“忠诚于人民，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的教导，刻在我的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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