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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一套真正有故事的英格兰史，发扬史家的文学之魂，让历史更加鲜活具体
这是一套真正用心讲好故事的历史，在史学写作变得越来越专业化的今天，阿克罗伊德再次提醒我们注意，讲好故事是一门多么重要的史家技艺，文学技法仍旧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进入过去的世界。英格兰历史上令人惊叹不已的人物在书中轮番登场：为“离经叛道”的婚姻而得罪天主教会的亨利八世，盛极一时的维多利亚女王，运筹帷幄的温斯顿·丘吉尔……优秀的历史作品不仅仅包含准确的事实，精彩的叙事也会让历史暗流和时代精神变得更加鲜活具体。
2、传奇作家阿克罗伊德用一生筹备，凭一己之力写出真正英国味的历史
彼得·阿克罗伊德是英国文坛的代表性人物，深耕英国文化数十年，著有《伦敦传》《泰晤士河传》《阿尔比恩：英国想象的起源》《牛顿传》《莎士比亚传》《狄更斯传》等数十部关于英国及其伟人的历史著作。2003年，因卓越的文化贡献被授予大英帝国司令勋章，他也是《Time Out城市指南》眼中的新一代英国“国民史官”。他准备了整整一生，从2011年动笔书写“英格兰史六部曲”，历经十年，凭一己之力为他挚爱的国度写下了一整套辉煌的民族史诗。
3、风云变幻的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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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英格兰史六部曲”是历史作家彼得· 阿克罗伊德的代表作品，包含《帝国基业》《都铎王朝》《叛乱年代》《革命世纪》《君临天下》《革故鼎新》共六卷。它以恢弘的笔触书写出这个传奇国家所经历的历史进程：这个曾经封闭的岛国，如何借助宗教改革、议会制度、技术与思想的革命，以及贸易与殖民扩张，一步步成为一个领土遍布全球的日不落帝国；以及在帝国衰微的今天，它又如何重新在战后的新秩序中定位自己，并且继续影响着世界。阿克罗伊德的写作传达出他对这个曾在人类文明中居于顶点的国家的深刻眷恋，既铸就了一部大国崛起的奋斗史和创新史，也成就了一部辉煌的民族史诗。
《革故鼎新》是阿克罗伊德“英格兰史六部曲”收官之卷，随着维多利亚女王的驾崩和英军在第二次布尔战争中暴露出来的惨状，大英帝国衰亡论开始甚嚣尘上：它先后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为自身的战略失误付出惨痛的代价，又在民族独立的浪潮中失去了自己的殖民地。大英帝国似乎已经日薄西山。但随着20世纪的进展，英国依靠着自身的力量完成了工人阶级的崛起、妇女选举权的普及、福利国家的建设，它也见证了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繁荣、披头士的流行与殖民地人民的拥入。这个经历过兴盛与衰亡的古老国度，又将在21世纪的新秩序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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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彼得·阿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1949— ），英国历史作家和小说家，著有“英格兰史六部曲”、《伦敦传》和《莎士比亚传》等六十多部作品。1984年当选英国皇家文学学会成员，曾获毛姆文学奖、惠特布雷德传记奖和英国皇家文学学会的威廉·海涅曼奖，2003年因其在写作方面的卓越贡献被授予大英帝国司令勋章。
马睿，文学硕士，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签约译员，拥有20多年专业翻译经验，曾长期为主要国际机构和商业公司担任译员和术语编辑。已出版20多部译著，包括《冰雪王国》、《自由的流亡者》、《天鹅之舞》，以及多部 “牛津通识读本”系列文学和社科类作品。
朱邦芊，专职译员，拥有理工农等多学科背景和15年专业翻译经验，主要从事社科历史和科普类图书的翻译。已出版译著《最后的十字军东征》、《帝国边缘》和多部“牛津通识读本”系列自然科学类作品。译著《恐惧与自由》入选2020年“《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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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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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落帝国
2 温馨家园
3 当前形势
4 千头万绪
5 世上最强的战舰
6 改革的呼声
7 吸引眼球的二人组
8 士绅怎么了？
9 为车痴狂
10 套中之锤
11 橙色牌
12 黑 日
13 被迫参战
14 妇女兵团
15 时钟停摆
16 爱尔兰问题
17 纵情欢乐
18 工党登顶
19 势均力敌？
20 不进步就滚蛋
21 崩 盘
22 郊区的礼节
23 现在可以来点乐子了
24 救济金之国
25 法西斯
26 大 局
27 西班牙悲剧
28 真是糟透了
29 改弦更张
30 蚂蚁的行军
31 想吃洋葱吗？
32 经济紧缩之苦
33 残酷现实世界
34 旧世界
35 洗衣机
36 戏剧与演员
37 航道的骚乱
38 北方与南方
39 简版猫王
40 如此运动生涯
41 老妇与毒药
42 新粗野主义
43 抚慰人心的黑暗
44 扑灭和平
45 让他们都滚蛋吧
46 打响第一枪
47 希思垮台
48 角子机
49 我们将带来和谐
50 “铁娘子”来了
51 福克兰群岛冲突
52 大爆炸
53 布莱顿爆炸案
54 “铁娘子”永远正确吗？
55 钱，钱，钱
56 落 幕
57 英镑疲软
58 不如意的一年
59 要么参选，要么闭嘴
60 道德深渊
61 命运多舛
62 不祥之年
63 王妃离开了童话世界
英格兰君主世系
致 谢
参考文献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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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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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落帝国
第二次布尔战争最为惊人的不是旷日持久、血雨腥风的游击战，而是英国军队的惨状。士兵营养不良，体弱多病，士气低落。1902年战争结束后的一项调查显示，有16000名军人因口粮不足和体质虚弱而病死他乡。许多英国士兵都是因为贫穷而被迫入伍的，但大约60%的志愿者因不适合服役而遭到拒绝。这一发现促使人们进一步对“某些阶层的人口状况恶化”进行调查，只不过这些调查至少晚了50年。
对战争军事行动的调查同样令人不安。这场战争耗资2.5亿英镑，几乎征用了50万名英军才打败了与布莱顿人口规模大致相仿的布尔人。这些调查的公布促使政府成立了一个帝国防务委员会，协调军队的运作，并遏制英国的侵略主义浪潮。1900年，在战争的胜利开局阶段，帝国主义的热浪使得保守党和自由统一党的联盟在所谓“卡其色选举”中上了台。保守党主导的该联盟获得了压倒自由党的绝大多数席位，致使英国政治的“钟摆”定律失灵了。
随着战争的延续，从前那些有过帝国荣耀感的人开始感到失望和丢脸。工人阶级甚至声称自己对布尔叛军充满钦佩。“在我们的法庭上暗无天日之时，”一个伦敦人如此说道，“谈论日不落帝国又有何益处？”到那个十年结束之时，有关“大英帝国”的陈词滥调会引起一片大笑。
英国军队的种种缺陷标志着全国性的衰退吗？19世纪有很多人认为，英国人的进取与诚信曾给大英帝国的远方领土和各种文化带去了秩序；而在新世纪的肇始，他们不再相信这些自夸了。第二次布尔战争后，政客们惯于谈论现有殖民地、自治领和“经济势力范围”的“巩固”或“整合”。人们认为，面对德国、日本和美国的蓬勃发展，英格兰如果要作为一个大国生存下去，就必须加强帝国内部的政治和经济联系。
有些政客认为，由于英国军队能力有限，而在英国控制的领土上，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在帝国内建立一个“自治领”的制度是确保一统的唯一出路。19世纪末，受过教育的印度精英根据“国家代议制”的原则发展出种种政治理论。爱尔兰民众对“自治”的支持率也几十年来一直居高不下，反英情绪愈发强烈。
在英格兰也能听到类似的批评。英军烧毁了数千户布尔人的房屋和农场，并建造了8 000座“集中营”来安置被驱逐的布尔人，这一做法激起了公愤；而随着大约2万名妇孺死于集中营中，人们更是怒气上涌。随后又有消息传到英格兰，说政府竟然允许5万名中国劳工在南非矿区工作，工资微薄，生活条件恶劣。在野的自由党政客惊呼政府居然“奴役中国人”。英国将文明馈赠给了“原始”社会，一直是为帝国扩张的正当性辩护的理由。19世纪末，英国的印度总督曾吹嘘要向该国输入“正义的统治”以及“和平、秩序与善政”。但在第二次布尔战争之后，许多观察家认为英国的“文明使命”不过是一种剥削的借口。
进入20世纪后，英国人还不得不面对其国际经济地位的下降。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制造商主导了世界贸易。技术革新和廉价劳力的结合，使英国人能够以低廉的成本生产商品；帝国市场的存在和扩大，加上制海权，确保了商品能够安全销往世界各地。同时，英国各个殖民地利用从伦敦金融城借来的资金，委托英国公司建设复杂的工程项目。19世纪70年代，联合王国制造业总额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但在20世纪初，这一数字下降到10%。
英格兰再也不能自称“世界工厂”了—德美两国如今在争夺这个称号，这两个国家都因19世纪下半叶的统一而增强了实力，并在近来的战争中发展了现代生产方法。1900年，美国的煤铁产量超过了英格兰，而德国的采矿技术、电气工程和化工业则更有优势。英格兰的部分问题在于其工业化远远早于对手，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资本和劳工代表，都缺乏振兴制造业的远见与意愿。英格兰技术僵化，无法拓展帝国疆土，并且由于外国政府的关税而被许多国际市场拒之门外。铁、羊毛、船舶和煤炭等主要出口产业都已老朽不堪。而且英格兰还越来越依赖外国进口，更使出口额下降的问题雪上加霜。1900年后，英国出现了国际收支赤字，流出的钱比流入的多。在接下来的14年里，其经济增长减半。
1901年初，《年鉴》认为英格兰的前景令人“充满忧虑”。几周后的1月22日，维多利亚女王驾崩，国民的焦虑更加严重了。消息传遍全国，教堂敲响丧钟，人们纷纷拥上街头，剧场停演，交通中断。对于许多人来说，绝望中夹杂着茫然。外国观察家有时会说，君主制就是英国人的宗教，但绝非举国都是王室的信徒。小说家阿诺德·贝内特认为：“无论记者怎么说，［伦敦人］大体上没有受到很深的震动。”
不过，所有评论家都认为，女王的去世是这个国家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泰晤士报》宣布：“我们的地位不那么稳固了。”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的势头可能已经耗尽”。维多利亚女王驾崩后不久，有人预言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观也将一去不返。下议院保守党领袖阿瑟·詹姆斯·贝尔福在议会演说中宣布“一个伟大的时代结束了”。
改革的呼声
自由党在1906年的选举中以绝对优势赢得了胜利。统一党联合政府失去了其在下议院的400个席位中的一半以上，贝尔福和许多内阁成员都属败选之列。397名自由党人回到了下议院，比对手多出241个席位。这是保守党历史上席位相差最悬殊的失败之一；许多掌权长达20年的保守党人很难接受这样的结果。不过贝尔福倒是坚忍地接受了失败。选举结果出来后，他小声咕哝道：“这种事总要发生的。”
竞选期间，自由党对统一党联合政府的政绩，特别是对第二次布尔战争发起了抨击。他们还谴责张伯伦的保护主义计划，认为关税会提高进口食品的价格。选民们接受了这一论调，使得放任主义继续决定经济政策，哪怕这会损害急需重振的制造业也在所不惜。因此，1906年的选举是一张逆反票。选民不仅对统一联盟，而且对保守党和保守主义都作出了最严厉的判决。选民们认为，该党不适合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它所代表的“执政阶级”不配掌权。这意味着1906年下议院里的人有一半是新议员，其中来自地主士绅阶层的为数寥寥。
贝尔福的当务之急是重返下议院并巩固自己的地位。他通过稳操胜券的选区实现了第一个目标，但第二个目标却是三头两绪。许多保守党人将选举失败归咎于他的领导。右翼《国家评论》的主编利奥·马克西认为，贝尔福“在下议院之外已经名誉扫地”。让贝尔福更加焦头烂额的是，1906年回到下议院的保守党和自由联盟党议员中，绝大多数人都拥护保护主义。这样一来，他虽然领导着一个联盟，却并不完全支持该联盟的主要政策；张伯伦对领导权的挑战也让他腹背受敌。这位统一联盟的领头羊毕竟已是古稀老人，他终于放慢了脚步。选举结束后不久，张伯伦就因中风而被迫归隐。暂时无人能挑战贝尔福的领导地位。
贝尔福的无能领导和张伯伦的退休并不是保守党内悲观情绪的唯一原因。保守党枢密院顾问官詹姆斯·弗格森爵士在选举中被一个工人阶级工会成员击败，这样的失利似乎预示着艰难时刻即将到来。一位党内资深人士哀叹道：“老保守党一去不返了。”工党被认为是这次选举溃败的主要原因，也是未来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工党运动及其组织，”一位保守党的政治家评论说，“是当前最为迫在眉睫的危机。”贝尔福对此表示赞同，他在选举结果中听到了“对同一场革命运动的低声响应，而这场运动已经在圣彼得堡制造了大屠杀，在维也纳引起了暴动，在柏林产生了社会主义游行”。
工党的席位急剧增加，由2个增至29个。1903年自由党与工党的秘密协议是工党成功的一个促成因素，根据该协议，双方都允许对方的代表在特定选区参选时避免相互竞争。两党尽管在观点上有明显的差异，却都致力于自由贸易、社会改革和反军国主义。自由党渴望代表整个国家，而工党的目标则是推进工人阶级和工会的事业。与大多数自由党人相比，工党议员主张进行的社会改革涵盖面更为广泛。
通过1903年的协议，自由党在看似无望取得压倒性胜利的时刻赢得了一小群工党议员的支持。这一切事关工党的崛起，它将成为一支独立的议会力量，成为一个有朝一日可能垄断不太富裕的选民的选票的政党。“我们急切希望与工党的代表保持一致，”坎贝尔—班纳曼说，“他们在下议院的人数太少了。”这是短期的谋算，却产生了长期的后果。这份协议有助于工党将自己确立为一个主要政党，使之可以在进步的中产阶级中与自由党争夺反保守党的选票。然而风险并不只是在自由党一方。自由党的极端激进派所主张的社会改革观点与工党相似，工党也有失去其独特身份，最终被自由党所吸收的危险。
新晋的工党议员中有雄辩的苏格兰人拉姆齐·麦克唐纳，和有条不紊的约克人菲利普·斯诺登。这两位工人阶级政治家都曾与自由党有染，麦克唐纳还是自由党和工党盟约的主要设计师之一。虽然两人宣称支持社会主义，但那是一种议会式的、基督教式的、非革命式的社会主义。像大多数工党议员一样，他们属于读书识字的新一代工人和中下层人士。对他们的思想产生影响的是托马斯·卡莱尔、约翰·罗斯金和查尔斯·狄更斯等英国作家，而不是卡尔·马克思。麦克唐纳在确立自身的议会工党领袖地位后，决心将该党发展成为一个严肃的威斯敏斯特政党，而不是一个工会压力集团。他相信，该党有朝一日会取代自由党，成为保守党在选举中的主要对手。阿瑟·亨德森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卫理公会教徒，曾经是自由党的支持者，他与麦克唐纳、斯诺登和基尔·哈迪一起入选下议院。亨德森从著名的工会成员晋升为工党议员，体现了工党成功的关键因素：工会决定转向政治，以锁定他们已经取得的立法成果。
工党的新议员认真勤奋，往往滴酒不沾。然而，尽管他们本质上显然并非革命派，但他们在下议院的出现还是令正统的保守党人惊慌失措。爱德华国王在宣布议会开幕时，会如何看待他们的无礼亮相？先进的知识分子和乐观的改革家倒是欢迎新人的出现，这进一步证明了英格兰的文化鸿沟：一方是想要维持维多利亚时代体制稳固不倒的人，另一方是那些希望在其废墟上建立一个更平等国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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